论萧红的“出走意识”及其文学表现

余登燕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社会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论萧红的“出走意识”及其文学表现

余登燕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社会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出走意识”是萧红人生之路与文学之路的精神基因，对其文学创作的内容选择和审美风格形成影响深远。萧红以“出走意识”为基点，融合其一生漂泊的悲怆、苦难与辛酸经历，在作品中热切关注社会最底层妇女的命运；她把自己的不幸与苦难、不堪忍受与希望写进作品，通过描画愚昧麻木、软弱忍耐的女性形象，以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倾诉女性的悲哀。“出走意识”还呈现为萧红作品的漂泊感、抒情风格和语言的诗化特征。

萧红；出走意识；女性形象；文学表现

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曾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父系社会制度形成以来，男性成为社会权力的掌控者，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权。男性是第一性，女性是第二性，次序的差别构成权力的等级关系，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与被凌辱的地位。女性是男权社会的被压迫者，是男性的顺从者和依附者。启蒙时代的到来，性别等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女性觉醒后，要求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力，她们开始反抗男权专制，追求自由和平等，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因此，她们必须在男权文化的压迫下选择背叛和出走。

出走是社会行为，也是思想意识；它是对当下的疏离和背叛，也是主体性的追求和寻找。萧红短暂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出走：从故乡出走，半世漂泊；从婚恋中出走，屡遭情变；从文学范式中出走，迭造佳作。她从故乡出走而表现为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在婚恋中出走呈现为女性主体性的追求，由文学范式中出走而创造出抒情歌谣般的文学。萧红用女性的细腻、柔弱、坚强和创造凝结了思想的结晶——“出走意识”。“出走意识”是追求和寻找，包含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目标，而追求经济上的独立是前提和基础，追求精神上的平等、自由和独立则是其根本动力。萧红在“出走意识”的促使下，为了寻找爱与自由，渴望得到爱的依靠，获得人格上的独立，她开始了漂泊生涯，从故乡到异乡，从故土到异域，辗转飘零，历尽人生风霜，饱尝情感挫折，饱览乱世万象，这丰富了作家的人生体验。她的“出走”意识，让其在文学写作上独具特色，这笔宝贵财富激发着她的创作动力。在她不平凡的一生中，经历过逃亡、饥饿，不幸和困苦，但这些已成为她笔下真实描绘的人生冷暖和人性尊严的生命意义。她喜欢用一种细致而平静的笔调，突出生命的痛苦和悲哀，萧红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2］著称，她以东北农村为舞台，为寒冷的北国谱写了凄美的歌谣。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萧红“出走”与其文学表现的关联展开论述，进而把握她的创作个性，剖析萧红对人心荒凉、对生命意识麻木的揭示和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情心理，论述“出走”对其文学创作的题材、风格、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一、萧红“出走”意识的生成

童年是“出走”意识的生发期。萧红从小生活在呼兰，小时候的萧红在家庭中过得并不自在和幸福。她的父亲在家庭中是个“暴君”，对萧红的管制也很严厉，她从未感到父亲的关爱。父爱的缺失，使萧红的性格变得很倔强和任性。“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在寂寞的童年里，祖父的爱令萧红忘却了父亲的冷漠和继母的刁难，让她感到一些人间温情。她依恋祖父，和祖父之间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可以说是祖父让萧红尝到家庭长辈的关爱，也促使她一生都在追求着这种爱与温暖。萧红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3］“出走”是童年萧红追求爱与自由的必然选择，此时，离开呼兰的念头也已经在她的心中茁壮成长。

萧红“出走”意识在漂泊生涯中日渐成熟。萧红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远行北平，萧红飘零的一生由此开始。萧红逃婚为了躲避父权的压制，但命运却使她终究没能走出男权主义的阴影。在家庭的压力和经济的压迫下，萧红与表哥陆振舜私奔后无法维持生活，表哥丢弃萧红于北平。“萧红心里明白，回头走只能是一条死路”，而此时“萧红也一定责备了自己的：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相信了一个男人？”［4］312未婚夫王恩甲的抛弃使萧红被困阁楼，看不到丝毫的阳光。在饥寒交迫的困窘之时，遇到了作家萧军。萧军点燃了萧红的生命之火，他对萧红的欣赏、影响，也开启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靠着两个人的努力和勤奋，1933年他们的小说合集《跋涉》出版了，共同的事业追求成了沟通二人情感世界的精神桥梁，使他们度过了一段虽贫苦但快乐的美好时光。萧军是出身行伍，是一位典型的男权主义者，萧红对男性为中心的权力体制深感不满，她在爱情中渴望能建立起平等的关系，萧红再次选择了“出走”。对于女性来说，真正的出走便是获得人格上的尊重和独立。萧红走上了反抗之路，为爱与自由奔走，即使换来的是一次次的痛苦与失望。萧红自从反抗包办婚姻，二十岁从东北的家逃出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端木蕻良在危难中的离弃，让她心灰意冷，由此结束了痛苦挣扎的一生，黯然去世。

萧红从他者身上所找到的爱都是短暂的，她渴求男性的包容与关爱，但又不愿牺牲自我的主体性，爱情便无处可寻。“这寂寞的来由，对于萧红，首先是爱情的幻灭，是同居者的冷漠，自己的无助，相互间的交流已经趋于枯竭!”［4］62在男权主义社会中，萧红的“出走”意识使其选择了孤僻、矜持和反抗，做一个独立、自由、真正的人。

二、“出走”意识与文学形象的塑造

萧红的“出走”意识本质上是对女性当下生存状态的反抗，也是对当下生活的疏离和背叛，她的这种疏离和背叛让其走上了一条对女性存在状况的反思和考察之路。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下，女性属于无助的群体，歧视、制约、压迫让大多数女性逆来顺受，无力抗争。萧红选择了“出走”，为着寻求自由。在漂泊的一生中，萧红经历了悲怆，苦难与辛酸，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有深刻的同情，她从自身经验出发，描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妇女的命运，对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考察，她把自己的不幸与苦难、不堪忍受与自己的希望写进作品，分析了女性在男权社会被压迫的生存境遇，借此批判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控诉社会的罪恶。

萧红笔下不乏愚昧麻木的女性。黑土地上的村妇们长期处于无目的、无追求的境地，过着苦苦挣扎的生活，处于奴隶的不自觉状态。“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子们扰烦她时，她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斗争，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5］物质的缺失，生存环境的艰苦，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度麻木，也没有想要追求幸福的自觉性，生存与糊口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胡风评议道：“蚁子似的生活着，糊里糊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6］死去的已丧失意识，活着的却对自己的生无法掌控，甚至对他人的死也冷酷到麻木不仁，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在这里没有太大的界限。马克思曾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的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是有意识的。”［7］黑土地上的村妇们丧失了生命的自我意识，在男权暴君般的统治下，卑微地如动物般生存，是无意识地存在。萧红在她们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哀痛，她有意与时代的战争拉开距离，强烈地关切大地上苟活的村妇，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愚昧麻木在行为上表现为软弱忍耐。男权主义的压制下，女性没有地位，她们恪守男尊女卑的思想，为当一个“合格”的男人奴隶的女人，她们遵循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为男人传宗接代，女性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在男权社会的统治下，男性总是能有机会、有权利去奴役女人，无论这个男人在社会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女性都可以被合情合理地折磨、虐待，男权社会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有统治压迫女人的天生权利，作为女性，只有默默承受这一切。萧红刻画了底层女性的软弱忍耐，揭露女性被男性奴役、迫害的事实。《生死场》中的金枝、月英，《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等，这些可怜女性一生都在忍受着男人的蹂躏，令人心痛且无辜的女人，她们的存在像是天生要来承受男人的奴役与伤害。金枝渴望爱情和家庭的依靠，然而她始终在心理与灵魂上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归属。金枝没有那种顽强反抗的意识，封建社会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观念促使她有这种自责的心理。贫困的生活，让女性长期处于无助的状态，养成了自甘牺牲的软弱性。软弱忍耐使女性不思反抗，也无力反抗，无知和软弱让她成为金钱和自己的奴隶。也许萧红想要通过金枝这个形象告诉我们，女性要认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人，女性需要真正的独立，当在社会中一旦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勇敢“出走”，便不会在生存环境和男权文化下到处挣扎，灵魂无处安放。

在沉默的大多数之外，萧红笔下的女性已经有了反抗者形象，尽管这类形象为数寥寥。《生死场》中的王婆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她选择改嫁，大胆与封建男权专制相对，这一行为迫于生命的本能，但在不经意间已经形成了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她参加了抗日的洪流，帮助抗日队伍转移文件。王婆参加革命的动机在于对死去的儿女的同情，她尚没有民族和阶级意识，但即使如此，她的身上仍然散发出生的坚强与活的勇气。在社会转折的动荡时期，既有对生命处于麻木的，愚昧的女性；也有处在新旧转换之际，敢于反抗，勇敢地追寻生存权利的人物。王婆活下去的坚强与勇气，是掀开黑土地上蒙蔽女性铁幕的利器，为匍匐在黑暗中的女性带去了光。

三、“出走”构建了独特的文学风格

萧红在“出走”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品尝到人生的寂寞和孤独，但对萧红来说，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痛苦地追寻自我价值是十分有意义的。她在“出走”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在女性寻求自我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在文学创作中，萧红疏离了既定的文学范式，她没有遵循大多数的左翼作家的足迹，她对写作抱着宗教般的虔诚，为了追求纯粹的个人写作，在战争动荡的时代，萧红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漂泊感是萧红作品的显著特征。漂泊意识的生成是被动和无奈的结果，而萧红的“出走”意识则表现为主动寻求的精神。萧红没有被苦难所压倒，反而在被动的环境中寻求主动，选择放逐。在萧红的一生中，坎坷的经历，漂泊的人生体验，“出走”意识始终伴随着她。年轻的萧红，勇敢地离开了故乡。正如易卜生戏剧中的娜拉一样，彻底“出走”。回顾萧红短暂的一生，她不停地“出走”，在饥寒、战火的煎迫中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在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武汉、重庆、香港间“跋涉”。她的“出走”意识经由文学创作过程中复杂的艺术转化而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这些地名串起了她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日子，她在这些地方辗转，致使作品中有着浓厚的漂泊感。在小说《跋涉》里，仅从题目我们就能对其“出走”的主题有所了悟。《跋涉》这部小说合集正是萧红与萧军描写他们逃离哈尔滨的经历，“一生都在艰难的跋涉”，这种书写的漂泊感显而易见。

强烈的抒情性是萧红作品的又一特色。“出走”意识与萧红的抒情风格呈现出紧密的关联，“出走”意识是作家的心理品质和精神特征，它时刻注重对自我生活经验的反思，对个体生命的感悟。萧红的写作沉浸在自己的主体世界中，内省式的写作突出了主体内在情绪的表达，心灵世界的敞开，创作主体的情绪——她的感伤、怜悯、同情，流淌在字里行间，加之她是一位有着独特感受和敏感气质的女性，对情感世界会有特意的注重和描写，她把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强烈的感情融入到叙述中，萧红的作品因而呈现出浓郁的抒情特征。萧红的感情是寂寞且悲凉的，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萧红把情感带入自然景观中，描绘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采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8］。作品以呼兰河这个小城为中心，从各个方面记叙了它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没有多少故事的纵向发展，只是一个个环境场面的排列，一个个生活镜头的组合。然而，正是这一幅幅画面的写意传神，深刻而生动地传达了作者灵魂的创伤和寂寞的情感。

萧红“出走意识”形成了作品语言的天然脱俗、清新流丽。《王阿嫂的死》这篇作品中语言具有诗化意味。她在文章的开始就描写道：“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当王阿嫂被张地主踢坏后，七岁的小环出去给妈妈借米时，作者便用了这样的语言：“小环捧着瓦盆爬上坡，小辫在脖子上摔搭地走向山后去了。山上的虫子在野花间，叫着憔悴的声音啊。”有诗的节奏，抑扬错落；有诗的想象，清新自然，形成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出走”目的是女性主体性的获得，是萧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有对完美生活的向往，所以才觉得现在的生活是残缺的。在萧红的意识当中，残缺和完美是矛盾性的，现实中的残缺和理想中的不完美形成二律背反，萧红选择从现实世界中去“出走”，要向未知的、完美的、未来生活去出发，但在生活中她遇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残缺。这反而激发了她对故乡的诗意书写。萧红出走的起点是她的故乡，在异乡的土地上，故乡成为她精神的栖息地。《呼兰河传》的语言颇有意境的：“在朝露里，那样嫩弱的须蔓的梢头，好象淡绿色的玻璃抽成的，不敢去触，一触非断不可的样子。同时一边结着果子，一边攀着窗棂往高处伸张，好象它们彼此学着样，一个跟一个都爬上窗子来了。到六月，窗子就被封满了，而且就在窗棂上挂着滴滴嘟嘟的大黄瓜、小黄瓜；瘦黄瓜、胖黄瓜，还有最小的小黄瓜纽儿，头顶上还正在顶着一朵黄花还没有落呢。”萧红对家乡的怀念之情通过对后花园的赞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萧红小说的诗情画意之美，在其小说中充分表现。葛浩文如此评价萧红：“叙述性强，且有着象诗样美的词章，以及扣人心弦的情节。”［9］

萧红是个传奇作家，身上蕴藏着非同一般的创作力量和强烈的“出走”意识，她是一个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大时代里东奔西走，用自身经验书写女性悲惨生存状态，并为之寻求出路的作家。“出走”意识则是她在精神上对男权专制文化的反叛和逃离，她用漂泊而短暂的一生审视并建构女性生命的存在方式。对女性来说，真正的“出走”，是人格、精神、价值独立的追求。时至今日，这种思考仍然不乏启迪意义。

［1］（法）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2］鲁迅.鲁迅全集［M］.第2卷.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1081.

［3］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散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45.

［4］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修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5］萧红.萧红文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5.

［6］王观泉.怀念萧红［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15.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8］茅盾.茅盾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48.

［9］（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32.

On Xiao Hong’s“Escape Consciousness”and Its Literary Expression

Yu Dengyan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ety,Yili Normal University,Yili,Xinjiang,835000 China）

“Escape consciousness”is the spiritual gene of Xiao Hong’s road of life and literature.It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ontent and aesthetic style of her literary creation.Based on the“escape consciousness”and mixed with sorrow,suffering and bitterness of her life,Xiao Hong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women’s fat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She wrote their misery and suffering,their intolerance and hope into the works,depicting the numb,weak,patient images of women to suppress the critique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Escape con⁃sciousness”also shows Xiao Hong’s sense of drift,lyric style and poetic language in her works.

Xiao Hong;“escape consciousness”;female image;literary performance

I106.4

： A

： 2096-2126（2016）06-0070-04

（责任编辑：刘婧）

2016-10-26

余登燕（1992—），女，安徽六安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