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他者”的逃离: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

汪 佳，王美萍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双重“他者”的逃离: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

汪 佳，王美萍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的短篇小说《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来自第三世界贫苦家庭的桑蓓莉卡女郎迫于家庭生计来到第一世界，她们深受男权中心和白人中心文化下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在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探讨桑蓓莉卡女郎在帝国主义主流文化中双重“他者”的生存困境，揭示出了第三世界妇女对双重“他者”身份的逃离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后殖民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妇女；他者；觉醒

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2013年出版的小说集《十二月十日》在同年获得美国短篇小说奖和英国首届弗里欧文学奖（Flio Prize），他自己称之为“最令人心绪难平的作品”［1］。其中《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桑德斯花了很长时间创作也是最有感情的一篇，故事以一个白人中年男子的日记形式展开叙述。该男子为了让女儿拥有难忘的生日，他不惜花大价钱买来中产阶级家庭流行的装饰品桑蓓莉卡女郎（Semplica Girls，以下简称SGs）。SGs是被绳索穿起来挂在前院里、作为活生生会呼吸的草坪装饰物的白袍女郎。在这个故事里，SGs最后在该男子小女儿伊娃的帮助下，逃跑了。这些SGs都来自贫苦的第三世界家庭，她们迫于家庭生计来到遥远的美国，与经纪公司签约，通过手术在大脑中植入芯片，被微索穿过大脑挂在院子里，显示院子主人的财富和地位，并以此谋生和供养家庭。在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SGs的遭遇显现了第三世界妇女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艰难命运。

“在很长的时间里，第三世界妇女都是理论话语中的一个盲区，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是白人女性，而后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是第三世界男性，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特征则被忽略了。她们即使在话语中得到体现，也是一种歪曲的呈现。”［2］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通过着眼于第三世界妇女的压迫与声音而弥补了后殖民理论中性别视角的缺席。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莫汉蒂强调，应该把女性问题放在政治、民族、殖民、经济利益及性别中来探讨，并指出第三世界妇女主义共同的特点和共同关注的问题，即“都处于反对种族和性别交织的权利机制中，并以此为基础重写历史”［3］。后殖民女性主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对抗性，致力于揭示和反抗帝国与殖民以及男性霸权，反对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不再主张以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的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发掘主流叙事中的霸权倾向，揭示其权利机制，形成一个更加多元和平等的对话空间”［4］14，它站在第三世界妇女主义立场，是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再发现和再认识。

后殖民女性主义关注各种压迫形式，认为不存在单独的性别或者是阶级压迫。它关注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权中心文化和白人中心文化话语中面临的关于性别、种族的双重压迫，致力于反抗文化上的霸权统治，改变自己作为“他者”的文化身份，发出属于自己真正的声音。《日记》中来自第三世界的SGs的遭遇正是双重“他者”身份的第三世界妇女在帝国主义主流文化霸权下艰难生存的真实写照。

一、双重“他者”所受的双重压迫

博埃默指出：“后殖民理论家们将殖民地的人民称之为‘殖民地的他者’，或径直称为‘他者’”［5］，西方的殖民者则被称为自我。在他看来，“他者”的概念主要是根据黑格尔和萨特的定义：“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它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的能力的结果。”［5］西方将自己看作这个主导性的主体，将第三世界看作“他者”。《日记》中的叙述者40岁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和他的白人妻女们分别代表了男权中心文化和西方白人女性中心文化，来自第三世界的SGs作为草坪装饰物呈现在他们的话语中。SGs的生存境况充分揭示了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妇女所遭受到的性别与种族的双重压迫。

（一）男权中心文化的压迫

首先，SGs表现为男权中心文化压迫下的“他者”。她们不仅受制于本土父权家庭文化的压迫，而且由于第三世界的“他者”身份更加黯然失色。SGs在国内外男权中心文化的压迫下均表现为静默、商品化以及被命名、被刻板书写。

静默是第三世界妇女受到第一世界男权压迫而呈现的失语状态。《日记》中作为草坪装饰物的SGs分别来自老挝、摩尔多瓦、索马里和菲律宾，这些国家正是莫汉蒂所强调的第三世界国家。身穿白色工作服的SGs，面带微笑在微风中摇曳，她们安静地在草坪上，装饰着第一世界的院子，默默地注视着院子中举办的欢乐的宴会和聚会。叙述者没有一处对SGs话语的正面描写，她们安静地悬挂着，或低声叹息，或说着含糊不清的异邦言语，她们唯一的发声是被狗叫吓到而发出的尖叫，除此以外，她们是沉默的，被动地接受白人叙述者的书写。没有对SGs的话语描写和内心刻画，表现了第三世界妇女的失语状态，她们在第一世界男性话语权的独占中失去话语权，在国际事务中边缘化、无地位，成为男权神话的附庸。当多愁善感的小女儿伊娃表现出对SGs的担忧时，父亲安抚道：“她们并不觉得疼，也不伤心，而且考虑到她们以前的境况，现在她们是很幸福的：这是她们自己做出的选择了，她们很高兴。……这样做有助于她们照顾自己所关爱的人。”［6］108-124但是，SGs内心究竟有什么想法，她们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有何认识，她们在这里工作是否是自愿而且乐意的，小说都没有展现，叙述者的一面之词正是第一世界男性权力意志的表现。斯皮瓦克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中指出第一世界女性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对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的建构无疑体现了一种帝国的话语霸权，她认为：“第三世界被看作一种遥远的文化，既是被剥削的对象，又拥有着需要发现和阐释的丰富完整的文化遗产。”［7］日记作为这一男权中心思维的载体，将SGs在无形压迫下的无声、静默有形化，在捍卫第一世界男性神话的同时，将第三世界女性身份边缘化。

同样，在国内，SGs也因父权中心的压迫而呈现失语状态。贝蒂来自菲律宾，家里为了支付擅长电脑的弟弟上高中的费用牺牲了她受教育的机会。“信来了，全家人都在庆贺，这些姑娘流着眼泪，毅然地准备行装，她们心想，必须要去，因为自己是家里的唯一希望。”［6］158男尊女卑的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根深蒂固，他们将女性看成客体，不需要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只需要满足最基本的需求，而男性则被当作主体，有自我实现的权力。正因为这种认识，把发展的机会提供给男性成为他们奉行的准则，而女性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失去话语权，牺牲自己，扮演伍尔夫笔下的“家里的天使”的角色。“每天她都在牺牲自己，如果餐桌上有一只鸡，她拿的是脚，如果屋里有穿堂风，她准坐在那儿挡着。简而言之，她是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愿望，别人的见解和意愿她总是更愿意赞同。”［8］本土父权制和白人叙述者所代表的男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话语霸权，给SGs“他者”身份贴上了失语者的标签，加深了她们在多重压迫下的边缘化处境。

商品化和被命名是第三世界妇女受压迫的又一因数。“一个女人的全部生命都是属于男人的，从出生起她就从属于某人，被卖以后，又属于新的主人，长大后，她的主人在她身上花过钱，他有权控制她……而她必须服从他说的一切。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9］在本土家中，SGs因家庭经济困境被迫做出牺牲：来自老挝的塔米有两个姐妹因家贫不得已卖身，来自摩尔多瓦的格温准备到德国当清洁工人，但却被骗到科威特当性奴。她们从属于家庭，为了家庭生计牺牲自己，身体被商品化为挣钱的工具。从第三世界国家来到美国，SGs与经纪公司签约，通过手术在大脑中植入芯片，成为白人家庭活生生的草坪装饰物，并以此谋生和供养家庭。SGs被迫卖身给经纪公司物化为商品，被任意地买卖和租赁，她们听从白人的管制和安排，是白人家庭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工具，是帝国主义的玩物。白人公司在她们大脑中植入芯片，是对她们进行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控制。与此同时，名字这一身份的象征也被剥夺了，SGs在工作中使用的名字是经纪公司为她们取的艺名，这些艺名都是普通的西方名字，不具特殊意义，她们真正的名字被隐藏，这是男权和帝国霸权对后殖民女性的控制。在拉康心理学中，主体性和性别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自然和发展进化的结果，“父亲的权威把不同性别的男孩和女孩都导向了象征秩序，儿童就在社会象征秩序内有了一个位置，一个名字，一个说话的立场”［10］。命名体现了帝国霸权，是对第三世界女性在种族、性别和阶级限制下扭曲和压制的“客体化”的“他者”形象的渴望。SGs真实名字的丢失以及再命名，是帝国文化对SGs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妇女身份的控制以及在帝国文化话语霸权下第三世界妇女身份的失落。在男性中心文化霸权的压制下，SGs的物化和身份的失落使她们丧失主体性。

身份的刻板书写是第三世界妇女压迫的重要表征，SGs承受着日记叙述者代表的帝国殖民定式的凝视与歧视。白人中产阶级父亲俨然将自己视为SGs的救世主，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她们，“桑蓓莉卡女郎们的生活跟我们完全不同。她们以前的生活是残酷的、艰辛的、没有前途的，而那些在我们看来吓人、很不愉快的事情，在她们看来可能并不太吓人或不愉快，也就是说，她们见过比这更糟的”［6］132。在SGs逃跑后，父亲的反应是“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水，被迫藏身于森林或沼泽地，而且还像糖葫芦似的被微索连在一起？”［6］146帝国主义优越感使他们将SGs的生活悲惨化，认为他们是SGs的救世主，SGs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手中的，离开了他们的帮助，SGs的生命和安全就会受到多方的威胁。正如莫汉蒂所说“不产生出第三世界的霸权话语，也就不会有（独一无二的优越的）第一世界”［3］，SGs的身份是在白人男性的凝视下被书写的。

来自第三世界的SGs，在帝国男权中心和本土父权制的压迫下失去话语权力、被商品化和重新命名以及被刻板书写，成为捍卫男权神话的牺牲品，她们被边缘化的处境显示了她们艰难的生存境况。

（二）白人女性中心文化的压迫

其次，SGs是白人女性中心话语中的“他者”。除了男权中心文化的压迫，白人妇女本身也造成了第三世界妇女的边缘化。第三世界妇女的身体“不仅是‘性别化’的身体，还是‘种族化’的身体”，是一种“双重铭刻”［11］195。SGs遭受的第二重压迫主要体现在白人妻女们所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关于种族差异的压迫。

“第三世界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深陷于阶级、种族、国家以及经济、社会制度等盘根错节的罗网中。而白人妇女所处的霸权社会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对全球资源分配重新结构的结果，对第三世界处于弱势的妇女情境形成更微妙与复杂的影响。”［11］186SGs正是在白人妻女们所代表的西方女性文化的影响下孤独地存在，妻女们的行为对SGs的命运有着微妙且直接的影响。表现最明显的是母亲帕梅拉，她始终与父亲站在同一立场，秉承利己原则。她羡慕莉莉朋友莱斯丽的生日派对：庭院中来自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SGs、从中国空运过来的东方式样的红色木头桥、莱斯丽母亲身上的印尼纱笼、宴会上产自缅甸的调味料和刚从危地马拉空运来的新鲜旗鱼，并惊呼道：“难道你不想吗？你不喜欢住在这里？”［6］这是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对物质的贪欲，对霸权的欲望。帕梅拉非常满意SGs，认为SGs装饰过的院子可以为孩子们带来欢乐，可以显示家庭的财富和地位。在这个第一世界白人妇女眼中，来自第三世界的SGs只是无声的、没有生命的物品。

父母的言行深刻地影响到了孩子，资本主义对物质的渴求侵蚀了孩子天真的心灵，污染了她们的纯真。首先是13岁的大女儿莉莉，她渴望拥有一个大场面的生日派对，为家庭经济原因办不起派对，家里院子小和没有SGs而伤心自卑，“至于生日派对，莉莉说她宁愿不要办，她说不为什么。我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的院子和房子？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房子小，院子也光秃秃的，所以你担心派对可能会无聊或尴尬？……听我这么说，她掉下了眼泪”［6］112-113。后来因为父亲中奖而有令伙伴们羡慕的漂亮的院子、SGs而开心和感激，“当莉莉从汽车里出来之后，她看到全新的院子里满是她学校里的朋友……还有那四个排成一列的桑蓓莉卡女郎。莉莉当场就因为过于快乐而落下了泪水！”［6］123她采访SGs，了解她们的背景和真实名字，但依然称她们为“我最喜爱的东西”，把SGs当作不平等的非人看待，显示了对SGs占有的欲望，视SGs为家庭地位的象征，以利己为原则满足自身的虚荣心，体现第一世界对物质的欲望。母亲和莉莉的态度表明西方女性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压迫是固然存在的，同时还倡导和传播白人女性中心话语霸权。

其次是8岁的小女儿伊娃，因为年纪小，更多地表现出儿童的纯真和善良。伊娃一开始对SGs充满同情，她时刻关注SGs的感受，建议父亲直接给她们钱，让她们回到自己家去。伊娃与SGs共情，在她的眼中，SGs是悲伤的。莱斯丽生日派对后，伊娃在“画板上用蜡笔画着成排成行的桑蓓莉卡女郎，她们都显得很悲伤”，“眉毛耷拉得简直像傅满州的胡子，眼泪成串地划成弧线滴落下来”［6］108；伊娃上课的艺术作品中SGs眉头紧锁，脸上滚着泪珠，思绪的泡泡中写道：“哎哟！这可真疼啊。……假如我要是你们的女儿呢？”［6］131在伊娃看来，SGs的生活不是她们想要的，她们是迫于家庭生计，而父亲却一再向她强调这是SGs自己的决定，她们是开心的，他开车载着伊娃一路数有SGs装饰的院子来说服她，但伊娃反噎道：“就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这么做就是对的。”［6］132善良的伊娃解开了SGs两端的微索。“白人女性主义认为天下女人就应该因为面对同一个问题而团结在一起，反对父权制，于是提出了建立‘姐妹情谊’的观念。”［4］108如莫汉蒂所建议的，女性主义的差异可以融在一个“想象社群”的概念里，而且“所有肤色的妇女（包括白人妇女）都有彼此联合在此想象社群中以及参与之的潜在性”［11］205。

然而，即使是“想象社群”，即所谓的“姐妹情谊”，它忽略了妇女之间由于种族、阶级、民族不同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当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西方女性话语的优先地位立即显现，西方妇女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也同样对第三世界妇女复制了西方男性对她们的压迫，第三世界妇女再度沦为西方女性主义的“他者”。虽然伊娃还小，但是她同样受到了父母对第三世界歧视的影响。在她的画中，也有白人中心的优越感：“（温格）用瘦瘦的长手指着房子：‘这全要感谢你们，主人。’”［6］131当伊娃得知放走SGs会让家庭失去房子时，她为此哭泣，此刻的伊娃“像一位为青春逝去而伤心欲绝的老太太”［6］131。她后悔自己的行为，同情SGs已不是单一的共情问题，而是关系到家庭的经济以及放走SGs可能面临的法律上的惩罚，伊娃态度的转变最能体现第一世界妇女与第三世界妇女的分歧。“在姐妹情之外，仍然存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4］39当白人女性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姐妹情谊”是不存在的，她们之间的情谊是虚假的、利己的。

伊娃一开始对SGs充满同情，但在家庭及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抛开“姐妹情谊”遵循利己原则；莉莉深受父母影响，从利己原则出发将SGs作为身份、家庭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虚假的“姐妹情谊”和极度利己主义揭示了白人中心主义欲望和贪婪的本质。西方女性主义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造成了第三世界妇女的边缘化地位，作为西方妇女种族的“他者”，第三世界妇女被压迫的困境更加深刻。

二、双重“他者”的发声和逃离

第三世界妇女想要获得与男性和白人女性同等的权利，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她们只有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它途。”［12］SGs的集体逃离就是她们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与男权中心和白人中心文化抗衡，确立自己的身份的表现。

SGs在静默中装饰着白人的院子，成为他们显示自己身份、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她们的身份由白人赋予和言说，而她们自己只是被动地接受，她们对生命的体验是在白人的注释中体现的。在男权中心和白人中心文化的压迫下，SGs一夜之间集体逃跑就是她们反抗的声音，她们用行动发声，用静默来打破静默，这种有声的静默实际上是从她们所处的边缘向主流社会发出反抗的强音。

SGs的逃离是对第一世界和白人女性双重压迫的挑战。穿过大脑的微索象征着帝国和男权中心思想的禁锢，虽然头上的微索还在，她们依然处在这两种压迫之中，但是她们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SGs的逃跑给白人家庭留下了巨大的债务，私自放走SGs将会给他们带来法律的制裁，使这个家庭因此陷入困境，这也正是处于边缘他者地位的SGs在争取主体地位时发出声音的力量所在。与此同时，逃跑的SGs失去了供给她们生存的职业，等待她们的可能是一系列的不幸和冒险，在白人看来，“只要微索还在，就更容易找到那些女郎，因为微索会限制她们走路的速度。当她们一起逃走的时候，每个人的头部都还被微索连在一起，从而步子不可能迈得太大否则就会有人太落后或太领先别人，把微索拽紧，而被拽的那个人可能会伤及大脑”［6］142。她们的逃离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头上的微索依然存在，以及可能的后患暗示她们争取个人权利的道路还很艰辛和漫长，但是她们已经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虽然西方一些妇女组织和个人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帮助无疑有助于第三世界妇女的解放，但是她们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她们自身长期受到的男尊女卑观念的灌输，如何摆脱头上的微索，走向各自广阔多彩的人生才是根本所在。

善良的小伊娃解开了SGs头上的微索，虽然在父母的恐吓和利己原则的影响下她感到后悔，但是她内心纯真的火种没有熄灭。“女性解救组织”、“经济平等公民”、“桑蓓莉卡下地狱”等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帮助，使SGs逃离的道路会越来越远、越来越宽广，争取个人权利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梦想不会遥远。

三、结语

来自第三世界的SGs是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表，作为男权中心文化和白人女性中心文化中的双重“他者”，她们在帝国男权中心、本土父权制和西方女性话语霸权的压迫下失去话语权力、被商品化以及重新命名、被刻板书写，处在性别和种族的边缘，成为男性神话和白人神话的牺牲品。她们逃跑是为了摆脱这双重压迫，她们想要争取个人权利和实现自我价值。头上微索的存在可能会给她们带来不幸，但是由于善良的小伊娃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她们争取个人权利的梦想不会遥远。正如桑德斯本人所言：“孩子还是会掉下悬崖，但可能是落在灌木丛里。”［1］SGs的逃离暗含了桑德斯对种族和谐的希望，善良纯洁的年轻一代和社会互助力量就是希望所在。

［1］Treisman，Deborah.On“Tenth of December”:An Interview with George Saunders［EB/OL］.2013-01-24［2016-10-15］.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books/2013/01/ on-tenth-of-december-an-interview-with-george-saunders. html.

［2］Smith，Barbara.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M］. New York:The Feminist Press，1982：159.

［3］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C］//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15-442.

［4］肖丽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5］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2．

［6］乔治·桑德斯.十二月十日［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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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2008：112.

［10］黄汉平.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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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70.

The Escape of Double“Other”:“The Semplica Girl Diaries”from Post-colonial Feminist Perspective

WANG Jia1,WANG Meiping2

（1.2.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6 China）

In American novelist George Saunders’“The Semplica Girl Diaries”,Semplica girls are from poor families in the third world,and are caught between the double oppression of racism and sexism under the patriarchy-centered and white-centered system.A post-colonial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Semplica Girl Diaries will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 women’s living conditions as double“Other”in the patriarchal and white-dominated culture.The Semplica Girls’escape reveals their subversion of the double“Oth⁃er”identity and their awaken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post-colonial feminism;the third world women;the“Other”;awakening

I14

： A

： 2096-2126（2016）06-0092-05

（责任编辑：雷凯）

2016-10-06

汪佳（1994—），女，湖北仙桃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王美萍（1973—），女，湖南临武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