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圆圆曲》叙事艺术中的春秋笔法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合川 401524）

论《圆圆曲》叙事艺术中的春秋笔法

王艳梅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合川 401524）

“春秋笔法”是《春秋》记录历史所运用的书写方式，它以客观实录为核心原则，在史实叙写中寓以褒贬。吴伟业的《圆圆曲》承袭春秋笔法的叙事模式，既强调“秉笔直书”的实录原则，又在客观叙述中通过“一字见义”，含蓄委婉地表达作者的态度。春秋笔法的运用，使《圆圆曲》彰显出独特的历史功用。

《圆圆曲》；叙事艺术；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春秋》创作手法的概括，也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最早论及“春秋笔法”的是《左传》：“《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所谓“微而显”指言辞不多但意义显豁。“志而晦”指载录史实而意蕴幽深，“婉而成章”，表达婉转曲折却顺理成章。“尽而不污”谓直书其事而不加歪曲。四体之精在于尚简用晦，一字蕴褒贬。这种实录事迹而令褒贬自见的叙事方式，被称之为“春秋笔法”［1］。这种手法不仅被史家奉为圭臬，且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的代表作《圆圆曲》是首脍炙人口的叙事诗，被史学家称为信史。《圆圆曲》的文学成就得以突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春秋笔法”的运用。胡蔚元在《罗痕馆诗话》指出：“此诗用《春秋》笔法，作金石画，千古妙文。长庆诸老，无此深微高妙。一字千金，清韵俱胜。”［2］本文拟从“春秋笔法”入手，分析《圆圆曲》的叙事艺术，并对其体现的社会历史功用进行探讨。

一、秉笔直书的实录原则

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对历史据实记录。它要求史家全面把控材料，客观公正地看待业已存在的历史，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春秋》所开创的直书其事的客观叙述原则，在《圆圆曲》中得以生动体现。

作者吴伟业是史学家，在明清两代做过史官，深知秉笔直书，再现历史真相的重要性，并有史学著作《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传世。这些著作真实地记载明末清初的动乱战争，被认为是记录当时史实的重要典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正是有修史经历，吴伟业才会以史官意识来著史做诗，在诗歌选题和材料编排上，更是体现出其“史官”远见。“史”主要目的是叙事，其本质在“实”。在冠绝一时的《圆圆曲》创作上，吴伟业主张秉笔直书，坚持客观实录原则。陆次云谓：“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曰‘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刘健云：“惟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甲申事变，北京沦陷，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关外清兵、农民起义军与山海关明军呈三足鼎立之势，吴三桂的抉择在李自成与清兵之间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起初，清兵对他招降，他未首肯。李自成以其父吴襄作为人质，并叫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吴三桂无奈接受，并把山海关的防务交给李自成派来的部将。当吴三桂兵至滦州时，闻爱妾陈圆圆被夺，勃然大怒，做出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选择：向清兵剃发称臣，引清兵入关。

在记叙吴三桂降清这段史实时，吴伟业《鹿樵纪闻》中《西平乞师》载：

“三桂行之沙河，而京师陷，贼使诸降将以书招之，三桂犹豫未决……贼据京师，刘宗敏居（田）弘遇故第，因有誉二姬色之都技之绝者，宗敏于是系襄索圆。三桂闻之，即还兵据山海关，刑牲盟众，誓兴复明室”。

除了吴伟业，同时期的文人也有记载。彭孙贻《平寇志》云：

“闯贼入都，刘宗敏索陈沅于吴襄不得，收系襄，酷拷夹索。三桂闻之，益募兵，复收带甲七千人。”

毛奇龄《后鉴录》曰：

“贼将刘宗敏毒淫，知其事，亲围三桂宅，缚其父襄而拽陈沅去。三桂初闻变，已遣使入降在道，及得沅信，乃拒关，至是力战。”

彭孙贻、毛奇龄与吴伟业的说法在细节上虽亦有出入，然而其大致轮廓则基本相同。这段史实，《圆圆曲》又是如何体现的？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这段史实的高度概括。这不仅体现吴伟业春秋史笔之法的力道之深，同时把吴三桂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再看与吴伟业同时代谢四新的诗，可与《圆圆曲》互相印证：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悲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谢四新是吴三桂的旧相识，为洪承畴任蓟辽总督时的参军，明亡隐居不出。吴三桂起兵反清时，遣使至徽州礼聘谢四新出山相助，谢作此诗严正回绝。这首七律用典贴切，对仗工整，句句刺痛吴三桂的内心隐痛。其中“丹心已为红颜改”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吴三桂的丑恶嘴脸，与“冲冠一怒为红颜”有异曲同工之妙。

重视实录的史家笔法在吴诗中运用最精当、最为人叹服的应是《圆圆曲》中的“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3］二句。

所谓“十度霜”，当从陈圆圆被人从苏州劫走算起。据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记载:“至壬午（崇祯十五年）仲春，……因便过吴门慰陈姬。盖残冬屡趋余，皆未及答案。至则十日前复为窦霍门下客，以势逼去。”此处“陈姬”者，即指陈圆圆。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春，陈圆圆被贵戚掠买入京到顺治八年秋，江乡的乌桕正好经霜十度红。顺治八年秋这个时间，和诗中描述吴三桂驻军汉中，备极宠荣的时间、情节完全吻合。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吴三桂便告别秦川、汉水，进入四川，由此能断定此诗作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诗人一般在作诗时遇到数字往往会为调和韵律而采用虚数，而吴伟业不但调和韵律，而且在这样细枝末节之处都如此地尊重史实、重视实录，这样的史家笔法精神真是令人叹服。

二、“一字见义”的曲笔原则

春秋笔法既强调“据事迹实录”，又要在客观叙述中寓以褒贬。孔子在编写《春秋》时，对于历史人物事件并不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通过一字之差，含蓄委婉地传达作者的态度。正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幼学琼林》）。这种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在《圆圆曲》中比比皆是。

《圆圆曲》开篇营造声势，交待崇祯之死和清军入关，接着铺扬吴三桂“破敌收京”、“电扫黄巾”的赫赫武功，然后叙述其与陈圆圆相见并定情的经过:“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通侯少年”吴三桂风流倜傥，怜香惜玉，要将“娇鸟”陈圆圆救出“樊笼”，这似乎是对吴三桂多情的褒扬。除此外，吴三桂在诗中还被称为“壮士”、“英雄”，甚至还比作周瑜，极尽“赞美”之能事。正是诸多褒扬之语，以致于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曲英雄美人的赞歌。其实只要纵观全诗，稍加斟酌，就会发现作者的弦外之音，所有的褒语乃是一种反语。通过曲笔回护的反讽方式，大大增强作品的评判力度。除了采用曲笔原则外，作者还通过“一字见义”寓褒贬表明自己的态度。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两句乃统掣全诗的点睛之笔。明都沦陷，崇祯自缢，明朝“六军”将士为失去家国痛哭不已，但总帅吴三桂胸中灼灼的却是失去红颜之怒火，“六军恸哭”与“冲冠一怒”的对比显示出吴三桂的感情天平是倾向于“红颜”［4］。通过“俱缟素”和“一红颜”的白红对照得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替明朝皇帝复仇是假，报爱妾陈圆圆被俘私仇为真。对于吴三桂献关降清这一历史事件，作者没作过多言论，一句话就彻底揭穿吴三桂的本质，褒贬态度不言自明。

要了解吴伟业对吴三桂的态度，首先得了解吴伟业对崇祯皇帝的态度。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吴伟业会试第一，殿试一甲榜眼，有人提出异议，崇祯皇帝亲自御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一锤定音，物议平息。知遇赏识之恩没齿难忘。得知崇祯自尽消息，吴伟业“痛欲自缢”，但“为家人所觉，而未成。”由此可见，吴伟业对崇祯的感情之深。吴三桂作为崇祯帝所倚重的守关重将，是大明存亡所系的中坚人物。在危急关头，却将大明皇帝置于“红颜”之外，甚至为了夺回“娥眉”，不惜全师将士出动，浴血奋战。这一点，吴伟业是愤斥的。“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娥眉匹马还”，表面上看这两句议论可有可无，实际隐含了诗人强烈的爱憎。这一句暗示着陈圆圆的回归是全师壮士浴血拼杀换回来的，使“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诗更加具体化，把吴三桂为了陈圆圆不惜引清兵入关、俯首称臣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为了红颜失节叛国，此等劣行，可谓千夫所指！

“尝闻倾城与倾国，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此句巧妙地运用颜色对照、典故对比手法。一是三国显赫一时的周瑜与守关边将吴三桂对比。当年周瑜奠定三国鼎立格局，为吴国立下汗马功劳。吴三桂为明朝总督，却投降异族，葬送大明基业。二是南宋丞相文天祥，坚守民族气节，“留取丹心照汗青”。吴三桂不惜弃大节人伦于不顾，惨烈付出全家三十八口人命，引狼入室，换取一位“红妆”。尤其“英雄无奈是多情”一句，“无奈多情”似有解脱“英雄”之意，实际是讽刺吴三桂将爱欲凌驾于国家大计上，为了“妻子”，可以卖国、毁家，甚至变节。“无奈”一词入木三分，使这位打着“报君父之仇”的幌子实则不忠不孝的民族罪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在诗句中无一字体现褒贬，但褒贬自在其中。

三、春秋笔法彰显的独特历史功用

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饮誉当时，蜚声后世，使中国古典叙事诗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峰。明清诗人吴伟业《圆圆曲》，更是直追白作，成为古典叙事诗难以逾越的又一座高峰。

吴伟业《圆圆曲》和白居易《长恨歌》皆为旷世杰作，一样的曲折跌宕，一样的哀感婉艳。所不同者，《长恨歌》虚实结合，《圆圆曲》“事俱征实”善恶褒贬一寓其中，具有杜甫“诗史”的力量。后人慨叹曰：“梅村诗，史之董狐也哉！”（《清代轶闻》）

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故事，历来说法不一，存在不少分歧。《圆圆曲》在艺术构思方面独具匠心，在诗歌创作上“事俱征实”。作者与吴三桂为同时代人，作此诗时，离甲申之变仅仅七年，诗中所写吴三桂陈圆圆全为实事，诗中所咏，并无穿凿附会、捕风捉影之词。正是如此，嘲骂谴责如此尖锐、诛心之论如此深刻，吴三桂亦无可奈何。据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记载“当日梅村诗出，三桂大惭，厚赂求毁板，梅村不许。三桂虽横，卒无如何也”。刘健的父亲刘昆曾任云南府同知，著有《吴三桂传》等，但手稿遗失。刘健追忆往日父亲所谈成《庭闻录》，其记载可信度是相当高的。正是击中吴三桂的要害，才使得吴三桂羞愧难当，坐卧不宁。

众所周知，《长恨歌》以国事沉浮为背景，根据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曲折动人传说，融合作者的情感投射和丰富想象而成。诗中所叙写的事实与历史记载出入颇大。且不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所云世界是虚无缥缈的，就连诗歌主要人物的爱情故事也并非事实。如杨玉环进宫之前，曾被册封为寿王李瑁的妃子，并不是“养在深闺无人识”，“一朝选在君王侧。”况且，天宝四载杨玉环被册封贵妃时仅二十七岁，唐玄宗已经六十三岁，两人之间是否有真爱难以确知，但诗中却将他们的爱情写的缠绵悱恻，哀感动人。

《长恨歌》为情而作，内容不乏虚无缥缈的想象，所言及的海上、仙山更是子虚乌有。《圆圆曲》却事事有据，句句不空。此诗一出，陈圆圆之事遂成定论。陆次云的《圆圆传》、《明史·李自成传》关于吴三桂降清经过的叙述、《清史稿·吴三桂传》等都是根据《圆圆曲》而写成的。这些说明了史学家们对《圆圆曲》所写史实真实性的信任与尊重。严荣《吴梅村诗集笺注》评论“指事类情，无愧诗史”。正是这现实针对性，《圆圆曲》问世便获得了强烈的社会意义。都是描写爱情，《长恨歌》对李杨更多是同情与惋惜，而《圆圆曲》则是讽刺和谴责。吴梅村在史实的基础上，采用“英雄”美人戏剧性的遇合情事关系国家兴亡的基本构思来统摄全诗。这一构思，不仅树立了讽刺鞭挞吴三桂的主旨，而且借以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杨际昌《国朝诗话》云：

“世称杜少陵为诗史，学杜者不许袭其貌，正须识此意耳。吴梅村歌行大抵发于感怆，可歌可泣。余尤服膺《圆圆曲》前幅云：‘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后幅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代红妆照汗青。’使吴逆无地自容。体则元、白，可为史则已如杜也。”

此段评论一语中的，道出了梅村体叙事诗与元白叙事诗的本质差别。《圆圆曲》体格虽似元、白长庆体，但在精神上实则承袭杜甫诗史的风骨，不杜撰，不虚构，处处遵循“实录”原则。正是“春秋笔法”的精妙运用，《圆圆曲》才被誉为一代“诗史”，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得到突显，社会历史作用亦得到极大彰显。

［1］石昌渝.春秋笔法与《红楼梦》的叙事方略［J］.红楼梦学刊，2004（1）：154.

［2］吴梅村.吴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0.

［3］崔思朋，胡博文.史书体例及史笔手法在吴伟业诗歌中的体现［J］.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05（1）：142.

［4］陈书录.“一与多”的思路和《圆圆曲》的主旨［J］.名作欣赏，2006（8）：74.

Discussion the Styl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Yuanyuan Qu’s Artistic Narration

WANG Yanmei

（Chongqi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Hechuan,Chognqing,410524 China）

The styl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s the writing method to record the history us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hich takes the objective recording as the core principle and comments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Yuanyuan Qu inherited 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styl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which emphasizes the record principle:writing the truth and expressing the author’s atti⁃tudes.It is through the usag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at Yuanyuan Qu shows a unique historical function.

Yuanyuan Qu;artistic narration;styl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207.22

A

2096-2126（2016）05-0048-04

（责任编辑：刘婧）

2016-09-12

王艳梅（1984—），女(瑶族)，湖南永州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古代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