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桥”——《驯服明天者》中自我建构的拉康式解读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成长的“桥”
——《驯服明天者》中自我建构的拉康式解读

胡文思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加拿大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的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短篇小说《驯服明天者》讲述了十七岁的非洲少年科菲在参与欧洲架桥队伍的建桥工程后逐渐成长的故事。本文基于拉康的镜像理论，对主人公科菲的身心成长进行理论关照，旨在解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从冲突到逐渐融合的过程中，非洲殖民地上以科菲为代表成长的一代其自我建构的心理过程。

《驯服明天者》；镜像理论；自我建构

一、玛格丽特简介及研究概况

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1926-1987）是加拿大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曾两度摘走加拿大总督文学奖（Governor General’s Award for Fiction）桂冠，以其素有的文笔洗练优美，主题鲜明而享誉加拿大文坛，被批评界誉为“加拿大文学之母”。劳伦斯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她在非洲长达八年的生活经历为创作素材，第二阶段以她虚构的加拿大西部草原小镇马纳瓦卡为创作背景。第一阶段的作品有：译本《贫穷树》（A Tree for Poverty，1954），长篇小说《约旦河此岸》（This Side Jordan，1960），短篇小说集《驯服明天者》（The Tomorrow-Tamer，1963），游记《先知的驮铃》（The Prophet's Camel Bell，1963）。短篇小说集由十个短篇构成，其中一个短篇《驯服明天者》与小说集同名。短篇《驯服明天者》发生在非洲的一个叫“奥物亚苏”（Owurasu）的部落，人们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宁静却被欧洲城市来的架桥工人们打破。17岁男孩科菲（Kofi）带领着部落里的年轻男性加入外来者们的架桥工程中，最后在给大桥刷油漆时不幸坠入了奥物亚河中丧生。

由于玛格丽塔·劳伦斯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批评家们对其和其作品的研究一直不断，但对其不同阶段作品的研究数量却有差异。国内外学者对劳伦斯创作第二阶段的四部加拿大马纳瓦卡系列长篇小说关注较多，主要集中于作品中的加拿大女性形象研究；对其第一阶段的非洲作品研究则相对偏少。本人通过CNKI，Gale Literature，EBSCO，百链，Google学术搜索引擎，仅查阅到国外涉及《驯服明天者》的文献3篇（其中1篇为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作品中非洲化的节奏抒写［1］，以及作者贯穿在非洲与加拿大作品中的反帝国主义和女性主义［2］等。国内则查阅到2篇：2002年，傅琼［3］在其硕士论文《从丛林到荒原：论玛格丽特·劳伦斯的非洲作品对其加拿大作品的影响》中从主题、人物刻画和叙事手法方面，分析了劳伦斯的四部非洲作品对其加拿大作品的影响，使我们对劳伦斯的创作脉络和作品有了整体全面的了解。2011年，宋双［4］在其硕士论文《寻求杂糅的第三空间——评玛格丽特·劳伦斯的两部非洲作品》中运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霍米巴巴的“杂糅”及“第三空间”理论，分析了劳伦斯的《约旦这一边》和《驯服明天者》两部非洲作品中作者对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命运的关注和考量。基于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驯服明天者》中独具特色的非洲殖民文化背景。这启发笔者关注在非洲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碰撞中，年轻一代的自我构建过程。在《驯服明天者》中，意象“桥”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线索贯穿了整个故事。伴随着“桥”的逐渐建成，主人公科菲的自我逐渐形成，同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也从冲突变为逐渐融合。本文基于拉康的镜像理论和主体三界说理论，研究短篇《驯服明天者》中主人公非洲少年科菲的成长历程，旨在揭示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的非洲殖民地上，以科菲为代表成长的一代其自我建构的心理过程。希望对年轻一代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全球化的生存环境有所启发。

二、拉康的镜像理论关照下科菲的自我建构

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发表于1949年苏黎世第16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上的著名论文“镜像阶段”（全称：“来自于精神分析经验的作为‘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像阶段”）历来受到批评家的重视。正如拉康的文章标题全称所表明的，镜像阶段讲的是关于自我的构成与本质以及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这一阶段不仅对人们理解婴幼儿自我形成过程中形象与想像的重要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对人们认识在人类生活过程中主体的发展有持续的影响［5］。我们只需将镜子阶段理解成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过程，即主体在认定一个镜像之后自身所起的变化［6］。

短篇小说《驯服明天者》聚焦于非洲乡村男孩科菲的家乡，一个名为“奥物亚苏”的部落。它沦为欧洲殖民地，不仅自然环境受到破坏，同时当地文化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入侵。在动荡的生活环境下，科菲从一个没有“自我”的少年逐渐成长为部落里的“佼佼者”。在这种成长过程中，有三种变化同时进行着，即其在部落里身份的变化，在架桥队伍中的身份变化以及科菲对自我认同的变化。而欧洲现代文明的入侵是这一切变化的导火索。在外在环境的变化中，科菲的内心也跟随着发生变化。他积极地接受新的思想，使得自己逐渐适应不稳定的环境。镜象不只在婴儿时期发挥作用，作为“他者”，它对自我的塑造功能贯穿于人生的始终。由于自我本质上的内在空虚性，它需要外在的他者不断充实和确认自己［7］23。在主体科菲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着多个“他者”——阿库（Akua），制铁工人首领以马内利（Emmanuel）等。科菲以这些“他者”为镜像，将自我不断与其认同。在不断认同到断裂的动态过程中，科菲追逐着理想中的完整自我。他从抛弃本土文化的大他者——自然法则，转而认同外来文化的“大他者”——城市文明。然而城市文明与自然法则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菲最终成为平衡两者的牺牲品。

（一）对传统文化的想象认同与受到压抑的自我

在拉康的理论中，“自我是一种对自我的意识，产生于他人的承认。所谓欲望是对他人欲望的欲望，是对他人要求的满足”［7］21。不同于笛卡尔的思维主体，康德的先验主体以及佛洛依德晚期的本我或“伊德”，拉康认为：“自我首先是一种‘不在’或‘零度’存在，只是由于后天与他者求同才获得一种关于存在的感觉和心理意识。”［7］21故事开篇，“the young man”科菲看到一群在阳光下飞奔的孩子，仿佛找到了同伴立即兴奋地加入其中跟着奔跑，一直跟随孩子们来到村中的商店门口。在十七岁科菲的认知中，自己与这群孩子是一样的，对即将到来的新事物感到莫名的兴奋。酒吧店主邓奎洋洋得意地向科菲炫耀自己之前的猜测。邓奎是村里唯一连接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桥梁”，不同于科菲的父亲和村庄里的长者们。他把科菲当成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对象，下意识地询问科菲是否也这样认为。科菲却只是咧着嘴笑，“How did I know?I will ask my father，who will ask Nana Ayensu.”［8］80。此时，科菲对自我的定位是模糊的，是拉康理论中“不在”或“零度”存在。

春心萌动的科菲进入拉康主体建构中的镜像阶段。婴儿对镜中的完美影像产生了虚幻的误认和认同，并在“他者”的参照对应下形成了自我意识［9］122-123。性本能驱使着科菲产生对除母亲外其他异性的渴望。女孩阿库是推动科菲建构自我的他者形象。在其参照对应下，科菲产生了具有男性特征的自我意识。“He thought of Akua as she had looked this morning，early，coming back from the river with the water jar on her head，and walking carefully，because the vessel was heavy，but managing also to sway her plump buttocks a little more than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8］82科菲注意到镜像里阿库散发着的女性特征，感受到差异和缺失，同时意识到了自己对女性的本能需求。性欲力比多驱动着科菲通过歌声表达自己对阿库的欲望。阿库作为女性的镜像，引导阿库打破之前与村里“男孩”为伍的自我认知，朝着想象界中的“男性”成长。

周小仪认为，镜象只是其中的一种、其它事物也可以具有镜象的功能。比如母亲的关注，父亲的权威，家庭中的角色，社会中的地位，语言中的“我”，都可以起到塑造自我的作用，都为主体提供了一个心理的生存空间［7］21-25。父亲的权威和在部落里的地位压制着科菲自我的形成——几乎失语“clearly had no opinion”［8］80的存在。故事中共描述了4次科菲与父亲相处的情景。第一次科菲按捺住兴奋想要向父亲证实村里将会架桥的消息。科菲去找父亲，见他正忧愁地边喝棕榈酒边向母亲抱怨庄稼的收成减少。母亲则一边忙碌着准备晚饭一边象征性地回应父亲。科菲就静静地呆在一边，直到父亲情绪平复后才敢和他讲话。当父亲对他带来的消息不屑一顾，独断轻蔑地否定在“奥物亚苏”会修建桥梁，“How could it be true?”［8］83。在科菲面前，父亲是掌握一切的主宰者。象征着权威的父亲打破了科菲对新奇事物的幻想，他失望地重拾象征本土文化的扁斧、弯刀。这些让他“no one in particular”［8］81的普通工具，使他永远无法摆脱父亲的压制，得不到父亲的认同。自此以后，科菲在父亲面前变成了一个“失语者”。欧洲架桥队伍来到“奥物亚苏”的那晚，父亲要他去河边的神圣树林，科菲赶走睡意便沉默地跟着父亲。当父亲斥责科菲让村庄蒙羞，他一言不发。最后，当父亲支开其他人讲述自己对“奥物亚苏”的外来担忧时，科菲竟一言不发地走开。

李雪娇指出，“象征界”是拉康提出的主体发生和发展的三维世界中的第三阶段［10］34。“这个阶段是幼儿在大约三四岁左右，随着语言的获得，经过‘父亲之名’的规训而进入象征界，获得主体性，开始了社会文化的存在‘父亲之名’代指父亲法规和父亲的权威”［11］。在科菲的自我认知成长中，父亲的权威是一直存在着的一个“他者”。科菲的欲望一直被“父亲之名”压制着，阻断他对母亲的强烈渴望。然而，“这里的‘父亲’不仅仅指现实生活中真实地父亲，它还代表一个位置或一种功能，比如说社会制度、法律和传统道德规范等等［9］123-124。本土文化这个“大他者”使科菲畏惧自己对“桥”的渴望将会亵渎神灵。欲望是拉康主体性理论的中心概念。科菲寻求着一个释放自己欲望的机遇，而欧洲架桥队的到来给了他希望。

当推土机开始摧毁河边神圣的树林，科菲看着一颗颗椰子树被连根拔起、树干被折断，他感觉自己的骨头被折断，心脏被切割的疼痛。家园遭到破坏激起科菲潜意识中对本土文化的想象认同。象征着神灵之地一直保佑着村民们的树林顷刻间消失了，村里的男孩们都很恐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面对未知的恐惧，科菲愤怒地跑开，只有蜷缩在母亲怀中寻求安慰、安全感。母亲经河水洗过泛黄的衣服，巨大的乳房和臀部，让科菲重获整体感和统一感的幻觉——回到现实界与母亲身体合一。

科菲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酒吧与架桥工人度过，甚至忘记了去看望奶奶。他在认同欧洲外来文化的同时开始慢慢遗忘了原来的自我。当妻子阿库不满地质问，“Why do you go there so much?”［8］96，为何频繁地去酒吧时，科菲只是简单地搪塞妻子，“It is not for you to say.”［8］96认为这不是女人该问的。在父亲权威的长期压制下，科菲潜意识里对部落女性似“隐形人”的身份认同由此表现出来。他离开母亲的想象界进入认同“父亲”的象征界——传统思想的文化法则。父亲对科菲的“背叛”——接受欧洲人的行为感到耻辱，尽管科菲带去自己赚的钱。他不知所以地如同失语者般应对父亲的斥责，只有从妻子阿库的晚饭中寻求安全感。只有在女性面前重获的传统身份认同才能给予科菲重回酒吧、架桥工程的力量。

（二）对现代文明的想象认同与逐渐成长的自我

归根究底，科菲对现代文明的认同趋向源自于其寻求父亲与部落长老的认同，外来文化的到来带给他一个改变平凡自我的机会。欧洲架桥队的到来扰乱了传统的“大他者”。长久的压抑驱使科菲很快便认同了现代文明并加入到架桥工程中。科菲对欧洲外来文化的向往和认同主要可以从他效仿白人的行为中看出。村庄里的年轻男子为架桥队伍修建住所，并第一次赚得大量现金。十分有经济头脑的酒吧店主邓奎，立即在店铺里摆出了一大箱色彩艳丽的新衬衣。来酒吧喝酒的年轻男子们都被这些闪闪发光的衬衣吸引着。科菲也被吸引很快地便决定买一件。在欧洲架桥队伍到来之前，科菲穿着代表本土文化的缠腰布。对比传统的缠腰布，衬衣代表着欧洲的外来文化。购买衬衣便代表了科菲对欧洲外来文化认同的开始。村民们渐渐习惯了没有树林的河岸。科菲也渐渐地忘记了它长满棕榈树的样子，忘记了对欧洲人带来的架桥机器的恐惧。甚至难以分辨的欧洲人也变得熟悉起来。这表明科菲和村民对欧洲人的身份认同。科菲再一次从邓奎那里买了一只铁制锅。在日常生活里，人们都是使用泥土做的器皿。铁制锅象征着欧洲现代文明，而科菲认同了其优越性。

架桥队伍中的另一个“他者”制铁工队长以马内利对科菲的自我建构起着很大作用，他像耶稣基督样拯救科菲受到压抑的自我。他经常与科菲聊天，讲述曾经去过的地方、看见过的事物、梦想——购买自己的汽车，宣称自己以一名制铁工人为骄傲。科菲感受到以马内利是一个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的完整个体。他开始以以马内利这个“他者”为镜，用他的话语和形象理想化地规约自己，渴望自己也成为一名骄傲的架桥工人。科菲在镜中看到的以马内利是统一的、完整的形态——自由自在，充满抱负、勇气与力量，无所畏惧。科菲把自己与镜中的形象等同起来，逐渐开始建立起新的自我意识。他期望像以马内利那样无所畏惧，并得到部落里代表权威的长老们的认可。科菲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想象的控制能力，开始有所期待，期待个性的成熟，期待他人的认同。然而这个意识到的“自我”一开始就不是真实的，不过是一个虚幻“镜像”。在架桥队伍的职务不过是现代社会给每个人贴上的虚拟标签。

自然遭受现代文明的破坏，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当桥终于成形，以一个具体的事物出现在人们眼中。人们担心大自然会怎么对待这个新冒出来的事物。桥的身上赋予了什么样的神灵？灾难接连发生了——河下游发生洪涝，两条独木舟消失不见，小孩被栖息在河边的鳄鱼捕食，三个在下游工作的捕鱼高手被急流中黑蝇感染患上河盲症。村里的年长男性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这些连续的不幸事件。此时的科菲得到村里其他年轻男性的尊敬，不再是那个躲在一旁的“小男孩”。科菲的自我也认同了自己就是村里年轻男性的“首领”。因此，科菲也被邀请加入。在会议上，科菲冷静地发言，“something is dwelling in——something strong as Owura himself.”［8］99为现代文明的产物“桥”正名，成了桥的“代言人”。然而，传统文化中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已经深深植根于科菲的观念中。他认为自己应该成为桥的守护者，像河的祭司奥福里（Ofori）一样。而来自城市的以马内利嘲笑着告诉他桥是不需要祭司的。科菲想象中对自我的认同再一次被打碎。他再一次陷入迷茫中，求助于一直追随的以马内利，“What will I do?What Will I do now?”［8］101然而，镜像中完美的以马内利却告诉他，“the bridge did not need a priest”［8］101。科菲意识到自己所认为的美好未来，不过是泡沫瞬间就破灭。至此，科菲的完美自我——桥的守护者，即镜中之像再次破灭。

科菲勇敢地做出决定——自愿为高塔顶端的横梁刷漆，这个没人敢做的危险工作。在两百英尺的高空，科菲俯视着整个村庄，幻想着公路有一天延伸到自己的家乡。他打破自己大桥祭司的自我认同之镜，感觉自己终于摆脱了落后的传统文化。但这一切不过是科菲建立起虚幻的想象自我。他站在桥上为自己狂喜，看到镜像中的自我——无所畏惧、无所不能，像以马内利一样的架桥工人。这成为他自恋的最好证明，即他的完美自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科菲像一片无根的树叶，欲望驱使他忘记人类的局限性从而做出疯狂的举动，最终滑倒掉入河中。科菲的自我随着物质存在的消失而消失殆尽。而他的死促使大桥终于被人们所接受，真正成为“奥物亚苏”的一部分，象征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科菲也终于得到了父亲与村民的身份认同——“a man consumed by the gods lives forever.”［8］104

三、结语

《驯服明天者》中“奥物亚苏”的大桥，它由土著人与外来者们共同修建，连通且平衡着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它最终凌驾于奥物亚河之上，但也依附它而存在。而科菲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思想的碰撞中，虽然通过不断地认同“他者”建构起独立、无畏的自我，但他却没有平衡好这两个复杂的“大他者”，最终“摔倒”走向极端。本文解读了以科菲为代表成长的一代的自我建构过程，希望能够启发人们思考面对日益复杂的“大他者”，人类该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全球化的生存环境。

［1］Davis，Laura Katherine Strong.Writing Africa，writing Canada: Anti-imper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work of Margaret Laurence［D］.UniversityofAlberta（Canada），2006.

［2］James Harrison.The Rhythms of ritual in Margaret Laurence's the tomorrow-tamer［J］.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1987，27（2）:245-252.

［3］傅琼.从丛林到荒原：论玛格丽特·劳伦斯的非洲作品对其加拿大作品的影响［D］.大连外国语学院，2002．

［4］宋双.寻求杂糅的第三空间——评玛格丽特·劳伦斯的两部非洲作品［D］.南京财经大学，2011.

［5］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J］.学术交流，2006（7）：24-27.

［6］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3.

［7］周小仪.拉康的早期思想及其“镜象理论”［J］.国外文学，1996（3）.

［8］MargareLaurence.TheTomorrow-Tamer［M］.London:Macmillan &Co.Ltd.，1963.

［9］邓瑶.从拉康的镜像理论解读电影《追风筝的人》［J］.电影文学，2014（20）.

［10］李雪娇.在性别转变中重拾自我——运用拉康主体建构理论解读《奥兰多》的主人公奥兰多［J］.金田，2014（10）.

［11］马云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79.

The Growing“Bridge”——Lacanian Interpretation of Self-construction in The Tomorrow-Tamer

HU Wensi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6 China）

Margaret Laurence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Canada,known as“a founding mother of Canadi⁃an literature”.Her short story The Tomorrow-Tamer tells a story about the growth of a young African man Kofi,who joined the bridge con⁃struction of a European building company.On the basis of Jacque Lacan’s“Mirror”theo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growth of the protagonist Kofi,trying to interpret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the generation’s self-construction in African colonies repre⁃sented by Kofi during the change from conflict to gradual integration between foreign culture and native culture.

The Tomorrow-Tamer；“mirror”theory;self-construction

I106.4

A

2096-2126（2016）05-0054-04

（责任编辑：刘婧）

2016-07-29

胡文思（1991—），女，湖北咸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