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出土汉代铜镜铭文类型学分析

宋 莹 莹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广西来宾 546199）

铜镜，是青铜艺术的一种体现，最初是用来作为祭祀的礼器，后来才逐步走向民间。根据资料记载，铜器铭文出现在战国末期，在广西出土的铜镜中年代最早的亦是战国时期，但这个时期铜镜铭文较少且以铜镜纹饰为主体。到了汉代，铜镜铭文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铜镜不仅纹饰复杂，而且铜镜上的铭文类型丰富。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的《广西铜镜》一书，在广西出土的汉代铜镜共计95 面，有铭文的共计47 面。这些铜镜历史悠久，有些文字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有些铜镜上的铭文多用通假字，有些文字还出现省笔的现象，如将“镜”字写作“竟”，将“祥”字写作“羊”。罗振玉先生认为：“制镜者转相传袭，至多沩文夺字，且有限于地位，任意截去数句或数字，或及句之半而止，至可怪也。”［1］这些特点是我们了解汉代的文字和制镜工匠的文化水平的依据。汉代铜镜铭文主题丰富，笔者整理了共计50 条铭文，在分类时发现有些铭文中包含了至少两个主题，所以在统计不同主题类型的数量时，按照其所属类型进行统计。其主题分类见表1。

表1 汉代铜镜铭文主题分类表

在这个表1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广西出土的汉代铜镜铭文涉及到的主题类型，铭文中不仅交代了制镜者和制镜工艺，而且显示出汉代人的理想追求和宗教信仰。

一、祈福辟邪类铭文

此类铜镜铭文所占的比例较大，不仅是汉代，在其他时期出土的铭文中也比较多，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共同美好愿望。铜镜从礼器变成人们的日常用品，这些铜镜上的纹饰和铭文都寄托了人们方方面面的追求。

（一）生活富贵

汉代的铜镜铭文中有的是寄托了当时人们对富贵生活的向往，如“日有憙，宜酒食，长贵富，乐无事”［2］52“家常贵富”等［2］81。这类铭文直接表达了人们的现实希望，对生活富足的追求。汉代国力增强，是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也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希望“长贵富”“乐无事”。

（二）高官厚禄

有的铭文是期盼高官厚禄，例如1978 年在昭平县北陀风清M2 出土的长宜高官变形四叶凤纹铜镜，四叶纹内的字铭合为“长宜高官”［2］121。1978 年在兴安县界首城东出土的铜镜上，边缘部分的铭文为“吾作明竟，幽湅三商，天王日月，上□东王父，西王母，山之子，高志□子，用者大吉，生如金石，位至三公，长乐未央，□□臣道，周□无□，象羊主阳，其师命长，宜子孙”［2］126。儒家推崇“学而优则仕”［3］，出仕做官是读书人的普遍追求。在汉朝的官职中，“三公”为最高官职。“长宜高官”符合读书人的心理愿望，“位至三公”更是他们的追求目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汉代文人的进取精神。

（三）延年益寿

有的铭文是希望长寿，如“延年益寿”“长保二亲得天力”“有此竟延寿未央兮”“寿如金石”等。这说明在两汉时期，人们开始关注生命问题，希望可以长寿康健。“长保二亲”在铜镜铭文中多次出现，反映了两汉时期对孝道的重视。汉代有“举孝廉”的选官制度，足以表明“孝”在汉代的重要性。不仅是孝道，尊师的风尚也在铭文中有所体现，如“吾作明镜，幽湅三商，其师命长”“象羊主阳，其师命长”等［2］126，希望师者也能长寿。

（四）祝福子孙

有的铭文是祝福子孙，如“长宜子孙”“八子八孙启高堂”“八子九孙治中央”“中国大宁宜孙子”等。子孙是一个家族的未来，受多子多福生育观念的影响，子孙繁衍历来被人们所重视，这些祈语符合子孙继嗣的传统观念。

（五）辟除不祥

有些铭文则是以辟邪为目的，如“辟不羊”“左□□辟不羊末”“用者吉羊”等。根据汉代铜镜铭文文字的写作特点和句意，这里的“羊”字为“祥”的通假字。古人认为铜镜有辟邪的作用，大概是他们认为“镜子的光芒来自日月光辉，而且镜面光洁，可以照容，既可以把鬼邪之气反射出去，也可使妖魔鬼怪原形毕露，唐代之后这类铜镜被称为‘照妖镜’”［4］。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这样写道：“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5］镜和宗教的联系密切，古人因此认为铜镜确有辟邪的功用，所以在房屋上、墓室里都会摆放镜子，乃至于现在也能发现个别地方的人们在房屋上面摆放镜子。

（六）社会安定

还有的铭文则是以记叙时事的方式，寄托对社会安定的理想，如1978 年在贵港市出土的李氏六子禽兽纹铜镜，背面外区铭文为“李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2］91。这是一面东汉时期的铜镜，“胡虏”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匈奴一直盘踞在北方，对汉代的统治造成威胁，从西汉开始，对匈奴采取和亲、战争等方式。一直到了东汉时期，在漠北匈奴危局中果断联合其他少数民族迫使匈奴西迁，解决了其对汉朝统治的威胁。1958 年在梧州市出土的铜镜，铭文为“元和三年，天下太平，风雨时节，百□□□，□□□□，□□□□，尚方造竟，在于民间，有此竟延寿未央兮”［2］95。此铜镜也属于东汉时期，“元和”是东汉章帝刘炟的年号，元和三年即公元86年。但笔者发现，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所编的《广西铜镜》一书中，写道：“按‘元和’为东汉章帝刘烜的年号，三年即公元78 年。”［2］95此处疑似有两个错误，暂且不讨论。

二、相思毋忘类铭文

广西出土的汉代相思类铭文，如1992年贵港市铁路新村出土的昭明重圈铭带纹铜镜，其铭文为“洁清白而事君，志□之□明，作玄而泽流，恐疏而日忘，美人外承可兑，毋思而□绝而”［2］57。1984 年合浦县凸鬼岭饲料厂M201 出土的日光圈带铭带纹铜镜，其铭文为“见日之光，长毋相忘”［2］58。1956年贵港市粮食仓库东汉M15 出土的相思四叶蟠螭纹铜镜，上面的铭文为“相思愿毋绝，愁思悲，顾怨，君不说”［2］67。铜镜精巧，形状多为圆形，比较符合古人的审美，所以男女双方会作为礼物赠送，以镜传情，上面的铭文代表着相思之情。

三、十二地支类铭文

1988 年钟山县公安镇里太墓群出土的西汉的新有八子十二孙博局纹铜镜上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铭［2］62。1986 年贵港市机耕队出土的东汉的八子十二孙博局纹铜镜上也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铭［2］112。这两面铜镜上的十二地支铭文虽不是同一时期，但均是饰在十二个孙纹间。十二地支和十二个孙纹在数量上相同。

四、材质介绍类铭文

汉代的一些铜镜铭文有涉及到铜镜材质构成的内容，如“湅治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2］53，“新有善铜出丹阳，湅治银锡清而明”［2］18，“辛有善同出丹阳，□□□竟青且明”［2］82，“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而明”［2］109，“汉有善铜出丹阳，和已银锡青且明”［2］110。根据这些铭文上的介绍，汉代的铜镜由铜、银、锡等金属做成。根据考古研究表明，“银”并不是真正的银，而是“铅”。在汉代时，这三者在铸镜的比例运用的比较好，所以造出来的镜子镜面光亮，才有了将其和日月相比的说法。

五、宣传介绍类铭文

广西出土的汉代铭文中还有一些类似广告宣传，如“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2］101，“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2］102等。尚方，在秦代初设，是制办和掌管宫廷饮食器物的宫署。这些铭文中提到“尚方”，代表这些铜镜是由官方设计制造的。有些铭文则表明该铜镜是由私人制造的，如“李氏作竟四夷服”“吕氏作竟真大巧”“张氏作竟大毋伤”“吕氏作竟自有纪”“朱氏作竟四夷服”“三羊作竟自有制”等，这些铭文中提到的“李氏”“吕氏”“张氏”“朱氏”“三羊”应该是当时制镜的工匠将其名号写入铭文中，不仅告诉购买者此镜是何人所制，更主要的是起到宣传的目的，形成品牌效应。在广西出土的汉代铜镜中，最大直径是23.8 厘米，和铭文中的“大”相符合。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汉代的铜镜依然做工精巧，纹饰多样且精致，我们从铭文中的“大”和“巧”也可以看出汉代人的审美追求，有些铜镜铭文中重点强调铜镜的质量，宣传其品质特点是“清”“明”，如1978 年在贵港市大圩路口三角地M1 出土的昭明连弧铭带纹铜镜，上面的铭文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而象夫日月，心忽而忠不泄已”［2］54。1955年贵港市出土的昭明连弧铭带纹铜镜，铭文为“内而清而以昭而明光而象夫日而月心忽而不泄乎”［2］118。古代社会中，农业为主体，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所以日、月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出土的两汉铜镜铭文中多次提到日、月，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他们认为日、月是光明的来源，借此表明制镜的工艺水平高。这是从实用角度宣传铜镜，并且把铜镜的光亮程度和日月相比，意在引起当时人们的购买欲望。

为了吸引购买者，铜镜铭文中往往是一些吉祥的语言，如1978 年在贵港市木材加工厂M1 出土的尚方七子九孙禽兽纹铜镜，上面的铭文为“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由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2］101。受官方制镜铭文的影响，那些民间制镜工匠也喜欢沿用这些吉祥用语，如“吕氏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2］93，“张氏作竟大毋伤，长保二亲乐未央，八子八孙启高堂，多吏宜王”［2］96等，说明这些吉祥用语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欢迎，几乎成为固定的宣传用语模式。

六、宗教信仰类铭文

（一）道教影响

汉代是道教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土生土长的道家文化的影响，求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在一些建筑、漆器和玉器上都能看到人们对神仙的向往。根据记载，汉武帝也痴迷神仙之说，宠信方士李少君。李少君曾经对汉武帝说：“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6］上行下效，当时的贵族、地主阶级等皆有求仙之举。

在广西出土的铜镜铭文上也能发现汉代人们的求仙愿望。1976 年在梧州市钱鉴路九中出土的大驾登龙七子八孙纹铜镜上有八字铭文“大驾登龙亲浮□上”。1955 年在贵港市风流岭M26 出土的上大山简化博局纹铜镜，其铭文为“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口泉，驾交龙，乘浮云，□子”［2］116。前面提到的官方和私人所制的铜镜中，“上有仙人不知老”这类语言经常被运用在铭文中。1978 年在兴安县界首城东出土的吾作六子神人禽兽纹铜镜边缘的铭文中出现了“东王父”、“西王母”等，这些是属于道教中的神仙人物。不仅是在铭文中有求仙的记载，在装饰铜镜的纹饰上也多采用和求仙、升仙有关的纹饰，最特别的是1978 年在贵港市出土的李氏六子禽兽纹铜镜上，不仅有瑞兽、朱雀，还有一组羽人，纹饰中的羽人单腿跪地，弯腰从炉中取丸，很明显是受到道教的影响。在广西的铜鼓纹饰和壮锦图案中，均有头插羽翎的“羽人”形象，而汉代的铜镜上也有羽人图案，说明汉代广西制造的铜镜中已经加入了当地的文化元素。

李少君曾说见到仙人安期生，并且吃到了仙人赠送的大枣，在出土的汉代铜镜上有关于“食枣”的记录，如1978 年在贵港市木材加工厂M1 出土的尚方七子九孙禽兽纹铜镜、1973 年在兴安县石马坪征集的尚方八子博局四神纹铜镜、1976 年钟山县公安镇里太M3 出土的青盖龙虎对峙纹铜镜等，均出现了“渴饮玉泉饥食枣”，说明在汉代，人们相信李少君见到了仙人安期生，并且希望自己也能有此奇遇。

（二）佛教影响

1979 年在梧州市郊扶典出土的王兮三鸟铭带纹铜镜上的铭文是“王兮三羊卿重见佛□”［2］141九个字，提到了“佛”。这是一面东汉时期的铜镜，当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在铜镜上写有“佛”字，可以起到宣传佛教的目的。况且佛教和铜镜二者并不违和，在佛教的经籍中有“镜”出现，在《西游记》中也有用照妖镜使妖怪现原形的情节。在法门寺地宫内等地方，均有铜镜出土。1965 年在贵港市深钉岭东汉M1 出土的变形四叶龙纹银盖铜镜，上面的纹饰以钮为中心，向外伸出十字形端部都向右旋转成“卍”字，“卍”这个符号是佛教中的吉祥标志，将其巧妙运用到铜镜的纹饰中，一方面是用其吉祥寓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佛教文化的影响。

七、结语

从广西出土的汉代铜镜数量来看，说明广西在汉代使用铜镜的人数比之前大为增加。从这些内容丰富的铜镜铭文中，我们可以了解汉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状况。在这些祈福辟邪类铭文中，可以反映出两汉时期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社会心理。人们通过铜镜传情，寄托相思，这使得铜镜的内涵增加。铜镜的材质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制造工艺和对金属的认识、使用情况。在类似于广告宣传的铭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官方制镜和私人制镜的情况。从这些铭文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汉代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对广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