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新世纪诗歌发展问题研究

莫 付 欢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人事处，广西来宾 546199）

广西当代诗坛的发展动态及其在国内诗坛的地位一直受到诗界和学界的关注。谭五昌认为：“广西当代诗歌一直以一种沉静的姿态在参与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性发展……广西当代诗歌的存在价值，在于其维护了中国当代诗歌版图的完整性。”［1］关于广西当代诗歌的发展态势，诗人罗小凤赞同河池青年学者陈代云的“隐秘的上升”之说［2］，她认为，广西当代诗歌“一直是处于动态发展螺旋前进之中”［3］29，在丰富而热闹的景象中呈现出一些典型而可贵的诗学倾向，如生态诗学倾向、智性书写倾向等，这些诗学倾向“形成了广西诗歌值得肯定的一些诗歌质素”；但另一方面广西的诗歌发展亦存在诸多发展困境，没有解决好“冷与热”“多与少”“轻与重”“新与旧”的矛盾［4］。黄晓娟认为，新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发展“多元共生齐头并进”［5］。笔者认为，这几位学者对广西当代诗歌和新世纪以来诗歌创作的把脉是比较客观、准确的。广西当代诗歌曾有过“百鸟衣”和文化寻根时代的辉煌，也曾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间以其自发的民间力量在大中国的边地默默地顽强生存着，更在新世纪中借力新媒体尽情地展现其“多元共生”的景象与热闹；但是，若将其放置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中，新世纪以来，能在中国诗坛发声的广西诗人却凤毛麟角。从含金量较高的诗坛奖项来看，广西仅刘春和陆辉艳二人获得过“华文青年诗人奖”，其他奖项至今尚无人获得；从学界研究的角度看，张清华于2014 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未出现广西民刊或诗人，孙晓娅于2017 年发表在《文艺报》的论文《在丰富活跃中开拓诗艺空间——近五年诗歌创作概述》提及的广西诗人只有20 世纪60 年代出生的诗人杨克。因此，广西新世纪诗歌若想成为中国新世纪诗歌版图的“重要部分”，还需进一步总结自身发展的问题，探寻突围困境的方法，开创新的诗学视域。本文尝试以新世纪以来广西代表性诗人诗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的方法，走进诗歌的内里，走出诗歌的表象，总结其发展中的问题，探索其发展的新可能。

一、反映社会生活与精神建构的问题

诗人不仅是民族物质文明的见证者，更是民族的精神史学家，肩负着建构民族精神史的使命。这就要求诗人不仅要具有形而下的对所见“他者”的叙述能力，更要有形而上的对“自我”及社会的深层审视与建构能力。

新世纪诗歌已进入第20 个年头，在时间的流逝中，广西的诗人们用辛苦锤炼的诗句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和边地少数民族的精神成长，印证着时代对诗歌的需求。在新世纪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的裂变催生出诸多之前未曾出现过的精神新质。作为时代精神史的创建者之一，诗人毋庸置疑要承担起发现、透析、阐释、建构这种精神新质的责任。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如何将这种形而上的精神新质落实到形而下的具体书写中，使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对诗人而言是一个不易攻克的难题。

新世纪以来，广西诗人对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个体生命经历的书写热度有增无减，这使得广西新世纪诗歌具有很强的生活现场感。以当前仍然活跃于诗坛的广西诗歌民刊来说，首府南宁的《自行车》堪称代表。“自行车”诗人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广西“先锋”诗人群的代表，他们的诗作在诗歌的形式创新上带有鲜明的“实验性”，他们倡导诗歌在表现形式上不被既定形式拘束的“自行”。然而，“自行车”诗人挣脱了僵化的旧形式后，将“自行”在何处呢？“诗，就是我们直接经历的生活，场所，生活所遭遇到的一切”，“迁流的瞬间作为一个事件凝固下来，抽象的时间成为一个现场、一个当场，或场所，生命在此处发出具体的颤动”，“诗即生活，生活即诗”［6］。自行车诗人强调诗歌的日常生活化，强调诗歌的生存现场感和个体生命的现实体验性，强调一种热衷于书写生活琐事的形而下写作姿态。以“自行车”诗人的领军人物非亚的诗作为例，其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忠于生活的“记录”，例如这首《每天的一些记录》［7］57：

刷牙4 次／洗脸3 次，去卫生间／8 次，坐电梯／6次，打电话9 次／想念一个人3 次／躺到床上2 次／坐下来8 次，喝水5 次／在窗口眺望1 次，上楼梯／3次，看报纸1 次／因一件事自卑1 次／在纸上，写写画画／5 次，听音乐3 次，洗澡／1 次，跑步1 次／抱儿子5 次，吃饭／3 次，深夜脱掉衣服，做爱／1 次，在床上／和自己探讨／死亡1次

又如《变化》［7］57：

昨天下午窗外出了几个小时太阳／今天又变回了阴天／中午我带儿子睡觉／晚上有个器官在医院／等待废除堆积一日的脂肪

这种“记录体”诗歌是非亚诗作的多数。这种形而下的写作方式把生活和诗歌“雅”“美”的形式外衣全部褪掉，以赤裸裸的方式还原生活最粗粝的原态。在这种纯粹日常性的生活“记录”中，诗人让诗歌自然地呈现“事实诗意”，往往用生活或情绪的某个“瞬间”来“定格”个体生活或生命时间长流中的某个意义和价值。非亚式的先锋诗歌代表着广西新世纪诗歌“否定式”的自我革命，这类诗歌以“向下”的姿态反抗僵化和陈旧的诗歌模式，探索新的诗学理念，是广西新世纪诗歌自身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20 世纪90 年代至今，以非亚为代表的“自行车”诗人在这种先锋探索中前进的步伐有待加快，对先锋写作文本的普世性价值的挖掘尚需进一步加强。“自行车”诗人的作品相对而言比较平面化，稍欠一种深度的形而上的精神追问，诗人对历史、宇宙、生死的思考尚缺乏一定程度的生命热度。就此而言，“自行车”诗人或许还需进一步加强自我经验世界的精神提炼，还需在诗歌形式的先锋探索中致力于诗歌形而上的精神建构。

相对以非亚为代表的《自行车》诗人，以刘春为代表的《扬子鳄》诗人具有更自觉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从诗歌的题材而言，刘春的诗歌大多数也是取材于生活中的平凡琐碎之物，诗歌文本传递出来的平民性和生活气息很浓郁，例如这首《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8］：

青草，黄花，在黑夜里飞起的纸片

冬天的最后一滴雪……

我写下它们，表情平静，心中却无限感伤

那一年，我写下“青草”

邻家的少女远嫁到了广东

我写下“黄花”

秋风送来楼上老妇人咳嗽的声音

而有人看到我笔下的纸片，就哭了

或许他想起了失散已久的亲人

或许他的命运比纸片更惯于漂泊

在这座小小的城市

我这个新闻单位的小职员

干着最普通的工作

却见过太多注定要被忽略的事情

比如今天，一个长得很像我父亲的老人

冲进我的办公室

起初他茫然四顾，然后开始哭泣

（5） 煮胶。用小火煮胶，加热过程中不断搅拌，直到沸腾，保持微沸状态约5 min，直至完全溶解，用100目滤布过滤备用。

后来自然而然地跪了下去

他穿得太少了，同事赶紧去调空调的温度

在那一瞬，我的眼睛被热风击中

冬天最后的那一滴雪

从眼角流淌出来

“青草”“少女”“黄花”“老妇人”“老人”都是生活中极平常的物与人，但诗人却自觉地以反思的姿态从对这些平凡的物与人的描述中呈现诗歌艺术创作的复杂性、生活的多面性以及精神的复杂性。这种日常化的生活场景的描述看似一种“记录”，然而却是一种将生活经过艺术化加工后富有深度哲思的呈现。诗人用极简的文字把“青草”“少女”与中国工业时代的代表省份“广东”联系起来，“少女”远嫁“广东”，实际上是诗人对农耕文明日渐消散的失落与感伤。秋风中“黄花”与“老妇人”的“咳嗽”，是诗人对城市化进程的焦灼与恐惧。象征着华夏民族根基的农耕文明的消散，使人在坚硬冰冷的钢筋水泥的工业化、商业化社会中犹如飘飞的“纸片”，没有精神的归宿之地。接着，诗人化身为一个小城市中新闻单位的小职员，犹如一个城市的守夜者，在城市的一隅见证着许多比钢筋水泥还坚硬冰冷的“注定要被忽略的事情”，目睹了“像我父亲的老人”的“哭泣”与“下跪”，眼泪像融化的冬雪从眼角流出。刘春的其他诗作，如《一个俗人的早晨》《请允许我做一个怯懦的人》《月光》《草民》等，均有鲜明的生活化写作特征。诗人将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赋予了反思性的精神之思，使日常的人、事、物带上了巨大的精神能量，这种能量像一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更真实的现实。刘春用一种充满生活原态的形而下叙事使我们窥见了新世纪中国大地上推土机建造的城市森林日益膨胀的欲望和日渐萎靡的精神，使我们更清楚地目睹了时代的精神病灶和那个渐行渐远的精神故乡。在新世纪的广西诗人中，能将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和形而上的精神内核较好交融在诗作中的诗人并不多。就这点而言，刘春的诗歌是广西新世纪诗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刘春的诗歌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这种“看见”如能减少一些二元对立的冲动，没有在“歧路村”与“广东”、个体与“群体”、“懦弱”与挣扎之间设置一分为二的鸿沟和立场，多一些沉潜内心的冷静与融合，或许，诗歌的语言会更有张力。此外，在“看见”之后，除了“从眼角流淌出来”的眼泪以及我的“懦弱”之外，如能更进一步深潜人的内面向度，更深入地探索时代精神病灶的病源，并能对人的内面向度的精神建构提供独特的广西诗歌方案，从而使诗歌具有更“硬核”的诗性，或许，这是广西新世纪诗歌突围发展困境的一种可能。

二、诗意与诗艺的问题

伴随着新诗的百年积淀，广西的新世纪诗歌在诗艺的探索上也日趋进步，但整体而言，与同时代的其他省份诗人相比，广西诗人在诗艺实践上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对比山东青年诗人孙悟的《小水库》［9］，我们试图寻找两地诗人在诗艺上的差距。

小伙伴们洗完澡，就在旁边的水沟

堆水堑，造泥枪，然后谁也不认识谁

分成红军和蓝军，打泥仗

就这样直到放学，直到夕阳落下

直到我走向县城，他们走向比水库更新的日子

直到午夜的暴雨响起，我还披衣而坐

孙悟的这首小诗看似很简单，但却富有诗性，其所带来的诗美愉悦远远超出了读者阅读的审美期待，这种审美经验是小说、散文等文体无法带来的。孙悟的叙事能力极强，虽只用寥寥六行字，但却在情真意切的故乡童年遥想的叙述中极其自然地链接了历史的想象和人生的思考，诗意真切而开阔。诗歌巧妙地用三个“直到”超越了小水库的时间维度与空间视域，在童年与现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长河中，让深刻的哲思伴随在最自然的生存形态中。在这里，“小伙伴”与“我”、“小水库”与“县城”、“比水库更新的日子”与“午夜的暴雨”并没有截然的对立，只是，当“我走向县城”后，就注定了要在“午夜的暴雨”中孤独地“披衣而坐”，童年和故乡只能是一种遥远的怀想，在精神的长途跋涉中，只留下诗人午夜暴雨中孤独的身影。一种对理想的精神家园和自然的生存形态的消失而发出的长长的叹息充盈在诗歌的字里行间，语言与存在之间获得高度统一，共同栖居在诗意的家园中。

新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土机也不可避免地开到了南国边陲的广西，传统的农耕文明和遥远的农村童趣在机器的轰隆声中与现代城市和工业文明在激越地碰撞。广西的诗人也和孙悟一样在敏锐地关注、捕捉着这两种文明的碰撞与妥协，用诗句追寻着农耕时代的幻象。刘频的《中国，请转过脸来看看我的故乡》《废弃的火柴厂》《橘子园，在规划红线里睡熟》，刘春的《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干草剁》《远方》，盘妙彬的《鱼不知道》《小白船》等，都是这类诗歌的代表。在故乡的精神地理构建上，刘频的《中国，请转过脸来看看我的故乡》与孙悟的重返“崮山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刘频看来，故乡是“一坛被工业酒精勾兑过的乡愁。……被一个农村合作银行的账号一棍打昏，和一叠钱一起被塞进麻袋，沉入渐行渐远的乡音和籍贯里。……我的故乡是一株转基因玉米，在农药横流、谷雨败坏的春天，有谁还会用一把21 世纪豁嘴的锄头去挖出在一丛野蕨菜根部喘息的神灵。……在推土机扩张的地图里，一条草鱼也从农业向非农业户口暗自过渡，城市反包围农村，只有族谱里的乡绅在蝇头小楷里悄然闪避。……现在，连麻雀也随风改了姓，留给我的是一块被征用了的晚稻田，是那个最后的稻草人，只有它还在用飘零的枯草，想搂紧一个故人”①刘频：《麻雀诗刊》，柳州铁路天元印务印制，2016总第十六期，第30页。。在这首诗中，刘频对农耕时代的“野蕨菜根部喘息的神灵”“晚稻田”和“稻草人”的崇尚与留恋，对工业时代的“酒精”“农药”“推土机”对故乡与人类心灵的掠夺与侵占的痛楚跃然纸上。这种痛彻心扉的绝然表达是一种语言的线性表意。这种线性表意使诗人的姿态纯粹而独立，也使读者更易与之相通相融，但是，在诗与思的时空建构上，这首诗歌尚缺少一种拓扑学意义上的更多面和复杂的美学内涵。相比之下，孙悟的《小水库》诗句虽更简短，但他却用一种双线叙事打通时空的限度，在散漫和瞬时、过去和此在的转换中让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同时并存，和平共处，从而使诗歌有限的语言生发的诗意更具超越性。这既是一种诗艺的修为，更是一种诗意的历史洞见和人性的终极关怀。就这点而言，不管是刘频、刘春、盘妙彬，还是广西其他诗人都需要更加努力地去追赶。

三、外在活动与内质积淀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在网络与新媒体的催生下，中国新诗迎来了狂欢式的春天，诗歌的生产、传播、活动忽如一夜春风来遍布大江南北。尽管处在边地，但广西诗歌也不甘寂寞，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了这场热闹的狂欢。从诗歌的生产和传播方面看，新世纪后，随着《扬子鳄》《自行车》《漆》《麻雀》等诗歌民间期刊的复刊、创刊以及《南楼丹霞》《相思湖诗群》等校园诗刊的出现，《广西文学》《红豆》《南方文学》等官刊的助力，加之“扬子鳄论坛”“三个A”“诗想者”等诗歌网络平台的出现，广西诗歌生产的平台搭建“线上线下”双线齐建，毫不逊色于其他诗歌大省。这些诗歌平台的搭建为广西诗歌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舞台和阵地，老诗新诗都得以在各大诗刊、网站“话诗论剑”。在各大诗歌传播平台的催生下，新世纪以来广西诗歌的产量较之过去呈倍增之势。

从诗歌活动方面讲，更是一派热闹景象。如果说2006 年在广西北流市举办的“第一届广西青年诗会”是新世纪广西诗人和评论家的首次大相聚，那么2010年由刘春在桂林发起、已连续举办十届的“桂林诗会”则是新世纪区内外诗人和评论家的“桂林式狂欢”，由广西文联、广西作家协会连续主办三届的“广西花山诗会”更是广西诗歌活动的浓彩重笔，这些诗歌活动的开展为广西诗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验总结和发展形势研判；各大诗歌民间期刊的周年诗会如《麻雀》诗刊于2015 年秋在广西来宾召开的“成立五周年诗会”，为广西诗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在动力；自治区图书馆举办的“悦心读书会”以及广西各地市、各高校举办的各类读书会、诗歌朗诵会，为广西诗歌提供了一种走入寻常百姓家的交流平台。各种诗歌活动借势媒体的传播后，所形成的效应极大地改善了新世纪广西诗歌发展的“边缘化”“小众化”的生存境遇，形成一种全新的回暖之势，呈现一派热闹、繁荣的发展景象。

与这种热闹、繁荣的外部形态相比，新世纪广西诗人诗作获得国内大奖或入选各大重要诗歌选本的却屈指可数，冷清至极。回顾新世纪广西诗歌发展的20 年，诗人们热衷于诗歌的外部狂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身建设，诗歌的语言、修辞、体式、精神、情感等内质问题鲜有被专题研讨。诗歌的活动或活动中的诗歌都无法代替诗人的真实底色和诗歌发展的真实水平，唯有深入内质生成诗人的主体意识、诗歌精神，反复锤炼诗歌的语言和修辞艺术，勇于探索诗歌的新方向和新手法，广西诗歌的新发展才成为可能。这要求广西诗人首先要有对自身和广西诗歌总体水平的清醒认识和客观评估，从而形成群体上的反思和焦虑，促使内在的觉醒和内部革命的形成。其次，广西诗人应预留更多的耐心和精力来打磨诗艺，使诗歌文本成为唯一而独特的“这一个”。最后，在关注、反思历史与现实中提升个体格局，使诗歌既有落点又具超越性。这应该也是广西新世纪诗歌突围发展困境的一种可能。

四、结语

广西的风物人情是广西诗人的创作土壤，也是广西诗人的精神原乡。广西诗歌想要以独立的姿态屹立在中国诗歌版图的重要位置，广西诗人就要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在勤奋笔耕的同时需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研判，深入探索诗歌在反映社会生活与精神建构、诗意与诗艺的处理、外部活动与内质积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发现问题中进行自我革命，从而寻找到诗歌突围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