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极化”研究综述

周宇东，韦邦荣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一、国外劳动力“极化”的研究现状

20 世纪90 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出现对劳动力“升级”现象成因的讨论。Autor et.al（1997）通过对美国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就业状况的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都呈现上升态势［1］。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增加以及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相对工资差距扩大的劳动力“升级”现象。Berman et.al（1998）Ktaz 和Autor（1999）基于这一现象，进一步将“升级”现象的成因归结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并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对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升级”现象展开实证研究［2］［3］。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边际产出和就业需求，从而导致了其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上涨。不过，在近10 年来的劳动力市场上，却出现了不同于正常劳动力“升级”的“极化”趋势，这与一般的劳动力“升级”的表现类似。但不同的是，劳动力“极化”不仅表现为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就业和工资的显著增加，还表现为中低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分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两端上升和中间塌陷的进一步分化趋势。Autor et.al（2006）通过对美国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趋势变化的分析发现，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上涨明显快于中等技能劳动力，证实了美国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真实存在［4］。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在劳动力分化问题上确实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却无法就劳动力“极化”中存在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就业和工资上涨现象给出合理的理论支撑。为此，Autor et.al（2003）则从技能替代性技术进步的角度寻求解释，并提出“常规性”模型，将工作任务按照所需技能水平的不同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级［5］。研究发现，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完成“常规性”任务的成本大为降低，这就使得仅由中等技能劳动力完成的常规性工作需求减少。而由高技能劳动力完成的较强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以及由低技能劳动力完成的非常规性的一般体力任务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小。传统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虽然能够解释“升级”现象，但却无法解释“极化”现象。有鉴于此，学术界在原先“升级”现象成因的解释基础上，对“极化”的成因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并由此产生了三种认识。第一种观点依旧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并在此理论下进一步提出技术进步的“常规性”模型；第二种观点则从贸易开放和生产外包的角度寻找解释。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生产专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也是导致就业结构分化的一个原因。

二、中国劳动力“极化”的研究综述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能够通过与设备机器等物质资本相结合，作用于以高技能劳动力为载体的人力资本，从而产生互补性，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的生产效应。技术、资本和技能三者的有机结合是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工资上涨的真实原因。宋冬林利用1978—200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结果，证实了中国同样存在因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报酬分化趋势［6］。目前，有研究者从技术进步和技能溢价的关系出发，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市场和社会效应加以分析，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侵蚀效应

李静研究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通过促进技能溢价上涨、人力资本过时、技术锁定与依赖等中间机制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侵蚀效应”［7］。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侵蚀”作用要远大于高技能劳动力。“侵蚀效应”的存在使得技术进步更加具有技能偏向性，这也是偏向性技术进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兰从教育成本的角度探讨了“侵蚀效应”的测度问题以及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减少劳动力受教育成本，实现技术进步和劳动者技能提升之间的有效结合［8］。

（二）替代效应

赵渊博通过对我国劳动力“极化”问题的分析，提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并不总是会造成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就业和工资分化［9］。事实上，当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过多时，会造成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反而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变得短缺，这会增加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率，限制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对劳动力分化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三）市场规模效应

传统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影响劳动力市场就业差异和工资不平等的外部力量。技能偏向性的形成也是企业和劳动者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市场规模效应会引导企业将生产要素自主地投向技术创新领域，从而激励企业不断提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率，同时也扩大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导致技能溢价的进一步上涨，对劳动力分化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也是影响劳动力“极化”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企业或行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现代教育的完善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又会产生倒逼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领域升级。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普遍向高技能倾向而导致的低技能劳动力“用工荒”现象，会通过替代效应刺激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就业和工资上涨。江永红、郝楠（2016）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对东中西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10］。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凭借着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高技能偏向性特征；中部地区承接东部落后产业，从而带动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和工资上涨；西部地区由于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实力落后，人才外流严重，产业结构转型受到了严重制约。

三、国内外有关劳动力“极化”研究的价值和启示

（一）劳动力“极化”对发达国家的意义

基于传统的H-O 理论研究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分化的关系，一般认为，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而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任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导致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和工资上涨，以及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和工资上涨。但事实上，Feenstra & Hanson（1996）通过对美国对外贸易的研究发现，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的低技能劳动在发展中国家却表现为“高技能劳动”［11］。因而国际分工会同时提高双方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劳动力极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的非中性，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不仅具有替代非技能劳动的一面，也有互补和增加技能劳动的一面。二是技术的偏向性进步，新的技术进步方向具有技能偏向性，并能通过互补性增加技能需求。三是产生技能溢价，即技能需求的提高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此时对低技能需求降低，从而导致技能劳动的教育回报和技能溢价上升。由于存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影响，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存在着抑制高技能劳动力增长的现象，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市场调控失灵。

（二）劳动力“极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刺激作用孰大孰小，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以中国来说，王中华、马风涛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垂直分工总体上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12］［13］。陈仲常认为，中国承接国际外包任务，多以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为主要方式的低技能倾向为主，从发达国家承接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任务在中国也同样是劳动密集倾向，因而国际分工主要还是刺激了中国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14］。笔者认为，实际的影响效果可能取决于分工的类型差异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情况。如果接收的分包任务本身具有很强的低技能倾向或者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具备吸收消化再创新的适应能力，则贸易开放就很难对技术进步和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促进作用。例如，罗军、陈建国（2014）就认为，FDI的技术外溢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15］。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处于极低端的环节，就会导致其无法与承接来的技术资本品相匹配，从而不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推动高技能劳动力就业。

（三）政策建议

一定程度的工资差距有利于激发劳动者提高自身知识和技能水平以适应市场需求，对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如果工资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则不仅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秩序建立，甚至有可能危害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由此，笔者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

1.加大以自主创新、大众创新为主导的中性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引发劳动力市场分化的主要因素，然而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式则以引进设备和技术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为主，中性技术进步所占比例则严重不足［16］。因此，如何激发大众创新能力，提高以自主式创新为依托的技术进步比例，是当前缩减工资和收入差距，维持劳动力市场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2.改善教育环境，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与素质。低技能劳动者受“侵蚀效应”影响大，在市场化背景下，会逐渐拉大与高技能劳动者的差距，从而导致严重的技能劳动力两极化趋势，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公正有序发展。由此，国家必须进一步改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设施，完善相关教育政策，提高教育覆盖面，减少劳动者的受教育成本，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与素质，避免劳动者因技能差异造成两极分化现象。

3.充分发挥贸易开放的劳动力吸纳作用。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要继续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吸纳城乡剩余劳动力进入外贸企业，为中低技能劳动者营造更加健康持续的就业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引导外贸企业发挥自身创新能力，增强对具有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的掌控力度，推动我国劳动力向管理类、创新类人才转变，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获得在国际竞争中的更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