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许 娟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的重要成就以及新的奋斗征程上发展与建设的重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疑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学界针对这一主题从不同侧面展开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而关于道路特征的问题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大多从静态视角切入,针对某一方面特征如实践特征、时空特征、共同富裕等进行聚焦阐释,或从综合角度对其特征进行多方面的概括与总结,为我们更加清晰、全面地认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重要基础。但总体来看,鲜有文献从动态发展视角进行集中研究与探讨,也即以中国探索实现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过程为考察背景,分析与探究中国如何在人口规模巨大、经济文化条件相对落后、可供借鉴经验极少的情况下充分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总结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与思路,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以明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在何方以及缘何而来,为新的奋斗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增加信心与勇气。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437在发展过程中,中国致力于“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21。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生成过程中充分彰显出高度的理论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广阔的经验镜鉴,于古今中外多维度、宽领域、广视角中努力吸收科学思想精华,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精髓,以此为基、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16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立场、原理与方法为方向指引、行动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直接建立起关于“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体系,但他们对这一历史趋势的产生、存在问题、发展方向与实现方式等都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成为我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要思想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捕捉到现代化的萌生,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传统社会中“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3]402-403打破,促进现代社会产生的现象,并依据对现实的触摸和理性分析,肯定了这一现象向全球蔓延的发展趋势,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8。资本的流动、生产力的提高、交通的便利、交往的深化等,使得人类历史从民族史向世界史过渡,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现代化的成果、影响也在此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渗及全球各处。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而从本质上来看,正是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不断打破地理空间拘囿从而赋予现代化这一全球性、普遍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还透析到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饱含的掠夺本性以及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为此,他们倡导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东方落后国家另辟蹊径,认为不同国家应当根据所处历史环境探索合适的更加文明的道路或方式。而在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做法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关注美国赶超西欧成为强国的现实,肯定了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善于发挥本国资源优势、主动融入世界、夯实民族产业、注重系统创新等举措[5]。这些思想、观点不仅为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还提供了建设思路的启发,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有着科学、深厚的理论根基。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打破传统束缚,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共生共处关系的过程,但它并非意味着完全推翻过往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传统文化精神的浸润、熏陶中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跃迁。毛泽东曾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534。作为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个人成长的智慧与理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深厚土壤。一方面,中华文化内蕴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与实践方法。新道路的探索是具有开创性意蕴的崭新事业,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经验少等诸多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敢为人先、勇开先锋的决心和毅力。中华文化自古内含“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的革新精神,这种精神的延续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崭新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巨大的勇气和动力。“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礼”(《周易·系辞下》)的忧患意识、“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的辩证学习态度、“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等对于现代化实现过程中问题与矛盾的解决具有极大启发性、指导性作用。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治理智慧、处事原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色的重要内核。安民、乐民、爱民、为民与敬民的价值传统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坚定的人民立场;对“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等价值取向的贯彻与坚持,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根深蒂固的“和合”(《墨子·尚同中》)理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包容精神以及“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世界情怀孕育了新道路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与胸襟;而“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资治通鉴》)的思想与境界形塑了新道路崇尚绿色发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等等。可以说,这些历史文化中流淌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基因,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及自身的良好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引作用,也因此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鲜明特色的内在支撑。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4]9邓小平曾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7]133。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既有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共性,也存在适合本国国情的特殊个性。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外源型、后发式,起步晚、底子薄,在探索进程中,以谦逊的学习态度、强大的包容心态汲取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效经验,在结合时代条件、实践诉求的基础上进行思维的转化与利用,以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上实现追赶和超越。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分析与鉴察。资本主义现代化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方式。虽然制度基础、价值旨趣、建构路径不同,但其经验总结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我国提供思路的启发。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和汲取资本主义文明在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引入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丰厚的资金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和零和博弈的发展思维昭示了其终将被替代和超越的历史宿命,因此,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极力地规避其矛盾和弊端。另一方面,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省思与镜鉴。苏联率先开启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先河,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夯实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强调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注重人才选拔及推进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经验,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我国吸收和借鉴。但其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僵化教条、过度模仿西方而忽视本国实际的发展思路终究葬送了前程,成为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这些正反两面的历史财富为重要奠基石,在从笼统学习、照抄照搬到理性审视、合理镜鉴的态度转变中汲取现代化建设的内在推动力量。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凸显出浓厚的民本底色,“人民”始终是现代化发展、建设的核心与重点。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端于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历史境遇,推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契合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向,始终以人民不断增长和扩大的需求为内在动力,以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为实现方式和衡量指标。
美好生活是人民永恒的向往和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过程中始终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2。由于实践条件、社会矛盾、需求层次等因素影响,人们在不同时期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样态有所侧重、存在差异。中国在现代化道路探索进程中以各历史阶段人民追求的生活样态为内在主线,始终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需求、实现人民期待。近代中国,实现人民所渴望的独立生活成为现代化起始阶段的奋斗目标。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势力的压迫,使人民遭遇内外双重困境,生活受苦受难。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让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独立权、选择权及“经营”权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爱国分子、仁人志士奋起抗争,变被动融入为主动探索,一次次的摸索与尝试,在勇于实践与教训总结中开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寻求改变困境的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实现人民期待的富裕生活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面对近代社会内外交战造成的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窘迫境况,迅速夯实经济基础、尽快提升文化生活水平等成为紧急需要完成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及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现代化的建设围绕构建富裕生活的目标,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促进精神文化建设,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与水平,深切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等时代课题。新时代以来,构建人民满意的富强生活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导向。伴随社会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方面文明程度的提升,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认知更加深刻和多元,人民日益增长、扩大、递升的多样化、多层次、多领域需要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之间的矛盾亟待化解。为此,现代化建设聚焦时代问题,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8,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奋力于实现人民祈盼的富强美好生活,为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营造良好环境、创造保障条件。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8]594一方面,现代化是包含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各层次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型的全面发展过程,其中人的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人是现代化实现进程中最为核心与根本的要素,个人在态度、价值、行为模式等方面具备现代性素质是“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带进具有保持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家的行列”[9]454的必需、先决条件和基本因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的现代化为重心和基石,既重视人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也注重为实现人的现代化创造制度、环境等条件。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人思想、行为的现代化。英格尔斯曾对现代人应具有的素质进行总结,即对革新持开放态度、思想活跃、着眼现在与未来、讲求效率、具有计划性和组织性、具有信任感、敢于挑战、接受正规教育和科学知识、重视技术、尊重与自尊等[10]22-36,这对人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设立成人教育等集中教育的方式提高更多人的科学文化水平,通过媒体宣传、娱乐活动等多样化方式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道德素质,通过鼓励自主创新、集成创新等提高人的创新思维、意识与能力,在公民素质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环境与制度条件的现代化。一方面,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汲取西方工业文明的经验教训,注重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1]的发展理念,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23,为人的现代化提供舒适、干净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注重维护公平、正义、客观、公正的社会秩序,倡导以和平方式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为人的现代化营造和谐、安全的国内外社会环境。除此之外,中国式现代化还致力于从制度层面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保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等体系,为人民有效政治参与、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各种义务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石。
人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者与推动者,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建设者与实现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共享者与检验者。与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资本增殖而无视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以发展成果是否惠及每个人民为检验成效的准绳。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12]、“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13],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14],其精髓要义和内在本质即共享发展。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现代化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全面性。一方面,强调成果共享主体的全面性,即由“全体”人民而非“部分”人民共享。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受总体发展水平、自然与社会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存在发展差距,但中国式现代化矢志追求共享发展成果,专注于实现全方位均衡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15]86为标杆,避免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16]的现象,致力于通过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更科学的统筹规划,更有力地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及困难群众倾斜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1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地域空间广、发展基础参差不齐,我们所追求的绝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7],而是“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18]。另一方面,强调发展成果的全面性,即“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15]731。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归根到底是物质与精神两个层次的内容。恩格斯曾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9]1002,物质生活的富裕终究只是低层次的、满足人基本生存的基础性需要,而精神生活的富裕是更高层级的、关系人全面发展的发展性需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为“根本要求”[1]22,致力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23,“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0]。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突显出坚强领导核心的中坚力量。作为具有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习型政党、服务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各方面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7。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22,在其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同行,在实践中摸索建设方法、发掘建设规律、总结建设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引方向、统筹规划、汇聚力量。
西方列强以“破门而入”之势将世界浩浩荡荡的现代化浪潮涌入中国,面对众多仁人志士探索中国未来发展出路未果之时,十月革命为改变中国历史送来了福音。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浸润与继承中诞生,成为领导核心,成为“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1]26,带领中国人民踏上科学救国路、探索中国未来走向何方。第一,在要不要进行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势的考察中毅然决然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近代社会交战中中西双方力量悬殊的冲击、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快速蔓延趋势,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这一趋势的不可阻挡性。为改变中国在经济与科技等方面的落伍状况,改变处于世界边缘的孤立状态,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思想与行动上主动融入世界发展趋势,开启在中国的国情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第二,在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将其罪恶的魔爪伸向中国之时已充分彰显了其路径的弊端,中国绝不走“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1]23,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探索新路径、挖掘新内涵、发现新规律、提升新境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7]163。第三,在如何建设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出学习、镜鉴与创新相结合的方式与方法。面对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尝试“走别人的路”,学习他国的经验与方法,但在实践中认识到他国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合理之处,而不同国家在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历史传统、文化底蕴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也决定了盲目学习、照抄照搬绝非明智之举,要在批判性学习、镜鉴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发展创新。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1]2-3的发展思路。第四,在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何方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为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的历史目标与方向定位。中国共产党始终胸怀天下,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1]21,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建构的过程中,不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且聚焦于美好世界的建构,不断为解决发展难题、化解国际矛盾、推动文明进步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现代化的实现是宏伟事业。虽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环境复杂等重重困难,但中国共产党以高瞻远瞩的整体思维、大局意识与战略眼光,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与局部重心、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一步步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重要思路参考和方法借鉴。其一,关于现代化发展内容与布局的思考。早期,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22]1245,这时,以工业化指代现代化是我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而后,这种认知扩大到“四个现代化”,并由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23]132逐步调整为农业、工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3]412。此后,邓小平曾对现代化的全面性作出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强调思想政治、民主等方面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7]164、175。在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现代化的布局逐步从“三位一体”完善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此过程中,伴随对现代化的认知从未知到熟知、从浅表到深层、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总体、从平面到立体,中国共产党逐步赋予现代化以丰富的时代性内涵,构建起现代化建设的多层次、立体化格局。其二,关于现代化建设目标与步骤的规划。在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现实目标与远景规划相结合,从“全面小康”到“现代化强国”的升级,从“富强、民主、文明”到“和谐、美丽”的拓展,现代化建设目标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深化,呈现出多层次、递升性与全面性等特征。而对现代化建设步骤的规划则先后经历了1964年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走”方略;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新三步走”中第二步进行进一步界定;***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两个阶段”新部署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等。可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根据实际情况与发展需求,制定相应的发展目标与计划,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前,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胜利。
“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8]70人民群众的团结参与、勤劳奉献是实现现代化这一长期性历史任务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以其始终“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3]411的使命坚守、对先进性的不懈追求及自我革命精神的恒久保持等,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致力于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最大程度地汇聚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注重团结革命力量。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与整合工、农、妇、青等阶层的力量,寻求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团结合作,通过建立革命统一阵营,确立不同阶段相应的统一战线,注重提升民众的革命素养等,团结革命力量[24],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政治前提与基础。在和平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重视汇聚建设力量。一方面,党自身的领导能力与水平切实关系到凝心聚力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致力于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1]15,增强凝聚共识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注重通过舆论引导、宣传教育等方式树立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信仰,普及国家政策方针的深层意涵,引导人民深刻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增强对中华文化精髓的认同感,以“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1]27,“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1]26。可以说,在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最大程度凝聚价值共识、激发创造活力、发挥主体力量,带领人民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创造幸福生活,才得以“在收入、就业、教育、社保、医保、医药卫生、住房等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25]。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过程中彰显出宽广、宏大的历史逻辑与建构视野。与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受内在力量驱动成为自然演变过程不同,中国深受外部力量冲击,现代化的实现是内外双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背景之下,在中国与世界的多重互动关系之中,才能理清来路、明晰定位、找准方向。也因此,在现代化探索进程中,中国致力于横向与纵向的双重延展,始终在中国发展大历史、世界变化大格局、人类发展大潮流中汲取力量、把握规律、熔铸特色。
见出知入,观往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重从历史中走向未来。现代化不仅是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与世界异质文明的接轨。这一过程的实现,除了要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与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历史中固有思维的局限,在对历史的省察与反思中探索、总结发展建设的规律。其一,在历史局限的突围中把握现代化发展走向。现代化的真正实现始于打破中国古代、近代诸多思维模式的拘囿。一方面,打破传统中国对“天下”的狭隘认知,在对“世界体系”的客观认知中奠定走向现代化的观念前提。中国历史上以诸侯国构成有着严格等级秩序的“天下”,并无主权国家、世界体系等概念。“晚清的对外关系史激发了我们本来不存在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从天下一统的意识中走出来”[26]15,以更加理性的思维审视东西方文化体系与世界格局,在此过程中,民族存续意识、忧患意识、抗争意识逐渐被唤醒。另一方面,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孤傲态度,在主动加强联系、融入世界中探索走向现代化的立场与方式。中国曾在一段时期内以自我为中心,以中国为世界中心,视西方为落后的服从中国朝贡体系的朝贡国,并以自给自足为由不屑与他国进行深入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直到西方列强瓜分、侵占中国的领土与主权,才逐渐改变对西方国家的认识以及对外交往的态度,并逐步走上学习经验、追赶西方现代化之路。其二,在历史比较中挖掘现代化建设规律。对社会运动、发展规律的探索和掌握虽无法改变其“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却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4]10。现代化的实现以社会制度为基石,不同社会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与方式差异较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起步早、时间跨度大,但它在实现物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显现出社会性问题。社会主义五百年的探索,以超越、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与弊端,构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明形态为宗旨。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两种社会制度文明的对比中,不断捕捉真正契合人类发展需求的方式与路径,以人民逻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全面发展实现对资本逻辑、霸权思维、零和博弈、片面发展的摈弃、突破与超越,开创了更为科学、合理且遵循规律的现代化实现方式。
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开拓等,“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404。中国在现代化实现进程中深刻把握人类历史从民族史向世界史发展演进的历程与特征,在与世界的多重互动中淬砺特色。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开放性发展中熔铸道路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建设有着宏大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以不可抵挡之势给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不断带来革命性变化,贸易、生产、资本、金融、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化不仅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昭示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面对复杂的时代境遇,中国以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与联系,对外关系由以相同社会制度为纽带到不以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区别为标准决定亲疏与好恶,由经济领域的合作扩展至文化、生态等领域的交流,由国家、政党之间的往来发展至各民众群体之间的人文交流,在同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提高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中华文明成果走向世界,赋予现代化以开放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包容性发展中推动文明进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排他性的强权思维构建了极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与格局,不但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成全自己的利润野心,而且试图将其价值观念与发展模式作为世界性标准强加给别国。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始终秉持尊重各民族发展个性、遵循世界现代化基本规律的立场和观点,贯彻合作共赢、和平共处、共享发展的原则与理念,主张东西方文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及各种发展道路之间互相尊重,非但“无意满世界推销自己的道路,相反我们一直鼓励各国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27],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鼓励发展模式多样化、坚决维护世界多样性,充分彰显了包容性的道路特色。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荣损相依。作为世界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只有确保世界总体呈稳定发展态势,中国自身才有可能实现持续性发展与进步。为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以促进人类社会总体发展、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构建美好世界为重要导向,既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世界进步,也致力于引领世界朝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极力成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与国际秩序维护者。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利用外部力量发展自身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需要的国家施以援手。受战争、经济文化条件落后等因素影响,现代化的早期探索困难重重,我们曾接受诸多国家资金、技术、人才、智力及经验等方面的援助与支持。在现代化全面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中,中国各方面实力迅速增强,开始致力于支持和帮助国际社会上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从增加对民生福利项目、社会公共设施、自主发展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扩大到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防灾减灾、环境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减贫等领域的支持和帮助;从资金、技术方面的援助发展到“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方面咨询培训”[28]。在此过程中,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逐步延展、方式渐进完善、结构逐渐优化,实现了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身份过渡。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旨在为消解人类发展面临的矛盾提出中国方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致力于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29]472;而且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规则制定,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的建议和主张;还在危及、困扰人类生命、生活、生产安全与健康的世界性问题上,勇于、积极承担责任,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逐步实现从世界潮流“追赶者”向人类发展“引领者”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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