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时代价值

蔡文秀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我国慈善事业纳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更高意义上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一系列会议的召开及政策文件的出台充分表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将“慈善事业”作为与“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相关联的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赋予了慈善事业在新时代更高的时代地位与历史使命。上善若水、大爱无疆。***对慈善以及慈善事业有着一以贯之的思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出发，围绕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的时代定位、价值意义以如何推进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思路、新论断，为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面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时刻，系统梳理***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准确领会其核心要义、深刻把握其时代价值，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慈善事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任何思想理论的出场都有其理论渊源、生成基础与现实回应。我们需要系统梳理***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形成发展的过程，准确把握其理论内涵与精神旨归。

(一)理论原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慈善观的理论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问题的论述数量很少，从字面意义上来看，绝大多数论述是否定性、批判性的。只有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才能科学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否定性论述，进而把握其精神实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慈善有统治阶级的慈善和劳动人民的慈善之分：资产阶级的慈善是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是“虚伪”慈善；而广大劳动人民的慈善体现着劳动人民的善良与仁慈，是“真正”的慈善。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慈善。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阶级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的著作中所否定和批判的“慈善”并非所有的慈善，而是特别针对资产阶级的“虚假慈善”行为以及资产阶级披着“慈善”的外衣用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特定功能。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1]566。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目的是“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2]292，最终让劳动人民“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进而变得“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1]527。另一方面，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慈善观放入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去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慈善的否定与批判是站在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和“现实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判断依据，并贯穿在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与批判之中。由于资产阶级慈善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1]501，才能揭露资产阶级“慈善”背后的剥削本质，才能从深处唤起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斗志，使无产阶级彻底认识到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进而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中去争取自身解放。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褒扬了劳动人民的“真正”慈善。慈善不是富人、财阀、资产者的特权，劳动人民之间以解囊相助、好善乐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慈善历史更悠久。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慈善因阶级对抗和压迫造成的普遍苦难和贫穷而逐渐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人民之间的慈善体现着劳动人民之间相互扶持的社会亲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乞丐几乎专门靠工人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而且他们自己也随时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1]371。所以工人“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1]568，并且“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1]568。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人民的慈善体现着劳动人民热诚善良、慷慨仁慈的道德品质。劳动人民是“比较和蔼可亲的”，他们行善的表现形式是“令人愉快的”，因为 “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1]411。而资产阶级“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1]565。资产阶级的“善行”是自私虚伪的，“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1]56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依互助才体现了慈善的原初意义，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契合人的本质的、促进人的发展的真正慈善。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只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慈善，而并非一般的慈善行为；否定的只是资产阶级借“慈善”之名行“维护统治”之实这一特定功能，而并非慈善济贫帮困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实现“现实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追求的幸福是无差等的全人类的幸福，他们的慈善观蕴涵在他们对广大劳苦大众命运的深刻关切之中。***多次强调慈善事业是一种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并将慈善事业的发展与民生建设、社会治理等联系起来，这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慈善理论价值本质的继承和运用。

(二)思想赓续：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慈善观的创新发展

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每一步都厚植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人民情怀，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宏观指导。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始终在为增进人民福祉而不懈奋斗，并形成了具有时代印记的慈善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斗争形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慈善”是统治阶级用以缓和阶级矛盾进而笼络人心的手段和方式，是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隐蔽伎俩，甚至是帝国主义借机侵略的精神武器。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着人民的福利和社会救济问题。在《经济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3]467这一时期，党对国民政府开办的各种救济院取缔、解散、关闭，同时对民间社会各界人士兴办的慈善机构进行接收、改组。民间慈善救助被逐渐纳入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之中，民间慈善机构不复存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政府主导的“福利救济事业”代替传统的“慈善事业”，以区别西方传教士、中国官宦士绅经办的旧式慈善事业，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福利思想引导社会救助活动，发展了一系列福利救助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突破了传统慈善观念的束缚，围绕“先富带后富”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基本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4]364，并提倡“先富带后富”，鼓励先富裕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群体致富，鼓励富人“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4]111。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其关于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理论观点内蕴于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弘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认识。江泽民十分重视民间慈善事业建设，鼓励社会各界尤其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将个人致富融入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中，“致富思源，富而思进”[5]206。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时代特点和内在要求，更加重视慈善事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04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将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一同纳入社会保障体系[6]287，首次将慈善事业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作为增进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强调要建立以慈善事业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7]642，这一规定正式表明慈善事业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慈善及慈善事业的相关论述为***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理论遵循。

(三)文化润养：中华优秀传统慈善文化的智慧汲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中国立历朝历代都有救助贫病困疾、鳏寡孤独的举措，这无不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礼记·礼云》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8]161，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公有、平等、互助的观念。《周易·谦》记载，“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9]117，即要求公平分配社会的物质财富，处于高层的人应该谦虚地对待下层的民众，富裕者应该主动帮助贫困者。《礼记·大学》记载，“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认为人的善良美德要达到至善境界，必须要“仁爱”，并倡导将心比心、与人为善的利他风尚。《论语·雍也》记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0]248，一个“博”字体现了惠民的广泛性，“济众”更多体现了对社会底层贫穷民众的关注。《孟子·丑章句上》记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即人们都有慈悲之心、同情之心、怜悯之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表达了社会共享思想。《道德经》中老子主张“上善若水”[11]138，大爱应该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认为崇德向善是天道。《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倡导 “爱无差等”[12]404，要求不分人我、不辨亲疏、不分地域，同等地爱一切人。这些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思想源泉，为***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提供了历史文化和思想理论素材。

(四)实践体悟：个人从政经历及对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总结

***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离不开其个人成长及其从政经历的经验体悟，更离不开新时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实践。从陕北梁家河到河北正定，从福建到浙江、上海、北京，再到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路走来，***始终扎根人民、情系人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对发展慈善事业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认知。七年知青经历让青年***对贫困劳动人民生活窘迫的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尤其是在成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总是尽其所能为村里的群众提供帮助。他曾把自己的口粮来接济村里的困难群众，把自己干活时带的白面馍分给在地里劳作的妇女，将自己的所学无私贡献给梁家河及村里的人民。***在担任福建省长时，面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需求，他指出要“开展多种形式社会救助，协助政府发展慈善公益事业”[13]。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发表《在慈善中积累道德》一文，认为慈善活动和慈善事业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发展慈善事业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14]252。 2007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来到华东师范大学调研，特意到学校的慈善爱心屋了解其运作模式，并以个人名义捐款400元。这些地方工作经历为***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最切近的实践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我国慈善事业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面对我国慈善领域还存在的诸多问题，***指出要“借鉴其他国家成功做法，创新我国慈善事业制度”[15]230。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身体力行，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并高度赞扬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出努力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及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广大慈善机构。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全面开启，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的历史阶段。为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分配制度层面将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二、***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慈善以及慈善事业的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我国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可以从时代定位、价值意义以及推进路径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把握。

(一)系统阐明了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的时代定位

新时代推进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搞清楚我国慈善事业的时代定位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新时代发展慈善事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深刻理解***对新时代慈善事业时代定位的思考，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时代机遇，明晰我国慈善事业的初心使命。

第一，慈善事业是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的重要部分。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性质的重要体现，关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次分配理论认为，在第一次分配市场调节和第二次分配政府调节之后，还存在以道德力量调节而进行的“第三次分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16]39，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第三次分配，并通过最高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慈善事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17]146，明确将我国慈善事业纳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18]，进一步表述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19]47。这既符合新发展阶段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也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诉求。新时代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正在成为建设更有优势的分配制度、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可见，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慈善事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赋予了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更高的定位与新的历史使命，为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进一步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指明了方向。

第二，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扶贫济困、养老哺幼、助残恤病、救灾助学、服务社会等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主体内容，这与我国法定社会保障在内容与功能上具有基本一致性。慈善医疗、慈善助老、慈善扶贫、慈善教育、慈善服务等也逐渐成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重要内容。政府实施的社会保障可以兜底但不可能满足不同阶层群体的全部需求，这一定意义上为慈善事业进一步发挥作用敞开了空间。来自社会的慈善资源能够弥补政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资源的不足，慈善服务、志愿服务等可以满足救助需求者的个性化需要。早在福建省慈善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强调要通过组织慈善活动，动员社会力量，筹集社会资金，开展多种形式社会救助，协助政府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更好地推进社会保障化，维护社会的稳定[1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20]47。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视下，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已经涵盖扶老救孤、助弱恤病、扶贫济困等诸多领域，这对进一步拓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织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网、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着的极为重要作用。

第三，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慈善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治理现代化是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慈善事业联结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民生制度、联结着社会日常治理与突发事件应对、联结着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其通过“自愿”共享的价值理念以一种柔性互动的重要方式发挥着对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调节作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秩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高度重视我国慈善事业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17]15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层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充分表明，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在助力脱贫攻坚、突发公共危机应对、提供社会服务、开展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我国政府治理功能的有益补充。

第四，慈善事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20]42我国慈善事业所蕴含的慈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本源、价值追求和现实需求上具有高度的契合度，二者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仁爱至善的优良精神品格，都蕴含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情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都顺应了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对标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多次将乐善好施、爱心善举等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在给“郭明义爱心团队”的回信中，***表达了对广大志愿者以及爱心人士的敬意，并鼓励他们要“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1]。在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上，***高度赞扬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助残活动所做的贡献，并指出 “乐善好施的高尚品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22]。可见，将发展慈善事业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充分彰显了***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鲜明时代性与深厚人民性。

(二)精辟阐释了新时代发展慈善事业的价值意义

关于新时代发展慈善事业的价值意义，可以从个人境界的提升、传统美德的弘扬、公平正义的维护和中外交往的增进四个维度来理解***对新时代发展慈善事业的独特思考。

第一，增强责任担当，提高人生境界。慈善闪耀着人性光辉，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彰显的是一种人生境界。***多次谈到慈善服务、志愿服务活动与人生境界、责任担当、理想信念等之间的关系。2013年，***在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中高度赞扬了他们“坚持高扬理想”，“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行动 。2019年，在给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的贺信中，***表扬了广大志愿服务工作者在社区、乡村为基层民众送温暖的实际行动，指出他们的善行“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善意、责任担当”[23]。***将慈善与理想信念、人生境界及社会责任融为一体，赋予了新时代慈善服务、志愿服务更深厚的时代内涵。

第二，传承传统美德，提升社会文明。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时代变迁中逐渐积淀在中华儿女的思维模式以及行为方式之中，成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优秀道德品质。“善是道德的积累。”***多次将参与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进社会文明相联系。在《在慈善中积累道德》一文中，***认为不论任何人、任何组织参与慈善活动，只要积极参与其中，“就开始了道德积累”，这种道德积累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切实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14]252。2015年，***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强调：“守望相助、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5]2302018年，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高度肯定了公益慈善帮扶活动在助力贫困村和困难群众脱贫致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美德与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国家战略联系起来，赋予了中华民族 “守望相助”“扶危济困”等传统美德更高意义、更深层次上的时代内涵。

第三，助力改善民生，维护公平正义。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对于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在多个场合肯定了慈善组织、慈善事业助力精准脱贫，以及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重要作用。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利用社会慈善资源，促进善源向贫困户和贫困村流动，实现慈善资源与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15]230-231。对于慈善如何扶贫的问题，***强调慈善救济不是养懒汉，要充分调动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依靠双手创造美好生活。2015年，***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进一步强调要推进医保政策与社会慈善政策的衔接配合[24]。2016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对促进老龄政策制度与扶助老年人慈善支持政策等各种政策制度的衔接、发展为老年人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等作出了进一步指示[25]。2018年，在接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高度赞扬了港澳同胞对内地科教文卫等公益慈善事业所作的贡献，点名表扬了邵逸夫先生、田家炳先生、香港“爱心义工”黄福荣先生等人的善行善举，充分肯定了港澳慈善人士与内地守望相助、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26]。

第四，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往。慈善无国界。慈善在本质上代表了一种无私给予与奉献的全球价值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慈善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体现，可以跨越不同的种族、肤色、信仰，甚至是文化，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幸福。***曾在多个外交场合阐述中国慈善文化中“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重友谊、负责任、讲信义的民族品质。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中国人民历来重友谊、负责任、讲信义，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27]7222020年，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强调了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进全球抗疫合作，并表示中国愿意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医疗、疫苗等援助，帮助其克服困难[28]525-528。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传播中华慈善文化、发展慈善事业置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宏大的理念和行动下加以考量，用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诠释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

(三)深刻指明了新时代发展慈善事业的推进路径

***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蕴含着推进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思路与方法，为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第一，坚持改革创新，坚定为国为民初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向善、科技向善、商业向善蓬勃发展。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为民造福、为国奉献是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进步的鲜明特色，也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包括慈善事业在内的民政事业工作的殷切希望。在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勉励红十字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深化改革创新，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29]。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高效运转”[28]444，确保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及时得到落实。在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基金会4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绩，表达了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为进一步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的殷切希望[30]。这些重要论述为我国慈善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二，坚持依法治善，完善慈善制度体系。制度建设是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研究借鉴其他国家成功做法，创新我国慈善事业制度”[15]230。***高度重视我国慈善法律制度建设，对依法治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6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上***听取了关于慈善法案的说明，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修订完善作出重要指示，随后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慈善法》是一部我国慈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依法行善、依法治善”时代的开启，为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2021年，***在《求是》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指出“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回报社会”[3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19]47。这进一步明确了慈善制度的完善关系着我国慈善事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关系着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慈善事业新使命的践行。

第三，厚植慈善文化，激发全民慈善热情。***指出：“慈善事业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必须充分激发全民的爱心、调动全社会的热情，使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32]向上向善的慈善文化作为慈善事业的“灵魂”，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文化根基，对于激发全社会慈善参与的热情具有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厚的慈善道德资源，是涵养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优厚文化沃土。***十分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慈善文化中汲取发展慈善事业的智慧。早在江浙慈善大会上，***就强调，“要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32]。培育和弘扬慈善文化，可以提升全社会对善行善举以及对慈善参与和慈善事业的认知，对进一步消除社会中存在的炫富、藏富、仇富的心理，进一步纠正为富不仁、有钱任性、肆意挥霍的财富观，让更多人放下行善的包袱，营造健康、理性的慈善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发挥榜样作用，尊重行善自愿原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中，***也非常重视慈善榜样模范的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慈善活动中榜样作用的发挥。201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强调民营企业家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并鼓励“广大民营企业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致富思源、义利兼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33]。这为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榜样作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指明了方向。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慈善参与，都必须尊重自愿原则。自愿原则是推进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则。2022年，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要引导并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但不能搞道德绑架式“逼捐”[34]。发展慈善事业必须尊重自愿原则，如果违背了慈善的自愿原则，慈善就被异化成了摊派与行政募捐，将对慈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三、***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9]18***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的产物，又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丰富与完善。这些重要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的时代内涵，明确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人民立场，彰显了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制度优势。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用以指导行动的指南。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民间慈善事业并不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论述的精神内核。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了我国现代慈善文化。因此，重视发展慈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范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眼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实国情，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慈善事业的时代定位、价值意义以及推进路径等问题，将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内涵从传统的扶弱济困救灾助学等扩展到涵盖助力脱贫攻坚、完善社会治理、调节收入分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公共服务等功能的全面发挥，推动慈善事业跃升为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新蓝图。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的时代内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新境界。

(二)明确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人民立场

慈善的价值立场问题是慈善事业的首要问题，也就是慈善事业“为什么人”的问题。“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35]252只有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出发，才能正确定位慈善的价值立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慈善事业，决定了它是为资产阶级、富人、大财阀进一步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其实质是商业逻辑在社会领域的延伸，改变不了资本主义慈善事业背后对中产阶级以及基层民众剥削的本质，改变不了大资产阶级、富豪通过基金会逃避税收从而进一步加剧财富分配不公的事实。中国式的现代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基础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慈善事业是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始终恪守着慈善事业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价值立场。一方面，人民群众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大格局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善心、善行力量来推动构建。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慈善事业终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原点与价值归宿。新时代慈善帮扶不仅强调“物质慈善”的“授人以鱼”，通过款物捐赠帮助困难群体解决燃眉之急；更注重“精神慈善”或“技术慈善”的“授人以渔”，通过善物给予、心灵关怀以及公益技能培训等来丰富弱势群体的生存手段，提升人的发展潜力。慈善服务对象不仅涵盖了社会弱势群体，更是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在文化公益、艺术公益、科技公益、环保公益、体育公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的利益需求。“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一条逻辑主线，贯穿在新时代推进慈善活动、完善慈善制度、创新慈善模式等各个环节，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价值立场。

(三)彰显了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制度优势

《资治通鉴》载：“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方面的优势，但“党的领导”是诸多方面显著优势中的“最大优势”。***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36]43党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全面领导，是协调各方慈善力量、激发慈善事业发展潜力、汇聚多元慈善参与主体合力、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经过长期努力，我国慈善事业逐渐形成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推动、社会实施、公众参与、专业运作的发展模式。区别于西方慈善事业发展模式强调个人主义、个体化且相互独立的方案，我国现代慈善事业能从根本上克服管理碎片化以及权力空心化的多元分治模式的弊端。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已经不再是零星的、传统的慈心善意，而是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结构变化的现实需求，不断成就的有规模、专业化的社会资源分配行为。另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政府、慈善组织还是其他慈善参与主体都有着“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的共同价值目标。多元慈善参与主体之间在充分沟通与合作的基础上可以达成力量整合，进而从整体上形成向善向上的巨大向心力与整合力。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下，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不仅涵盖了扶弱济困救灾等传统领域，而且涵盖了教科文卫、环境保护、志愿服务、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慈善工作的重点始终对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以及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也集中体现了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这在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四、结语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关于慈善事业重要论述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慈善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寄托着***总书记对包括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殷切希望，是对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组织和慈善从业人员的巨大鼓舞和精神激励。这些重要论述从根本上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道路、方针、原则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标志着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发展达到了新高度。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道路、推进中华传统慈善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