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核心议题与深化方向——基于CNKI统计的知识图谱分析

施冠男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00)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它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抉择。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外交政策宗旨的题中之义和“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自党的十八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始，就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梳理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状况，呈现研究的核心议题，对冷静思考这一热门话题有着重大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图谱与研究概况

本文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知网)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核心期刊进行检索与分析，通过对比研究得出目前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从2013年而始。故本文将检索主题与关键词设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时间限制在2013—2022年，限定期刊类别为CSSCI与核心期刊进行检索，经人工剔除非相关内容与非学术论文，得出文献数量为3404篇。以此为数据基础进行发文量与发文机构的统计分析，并使用CiteSpace与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得出国内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一)时间分布与发文趋势

通过CNKI文献检索发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文献于2013年开始出现，其CSSCI与核心期刊的发文量为，2013年3篇、2014年6篇、2015年18篇、2016年69篇，2017年研究成果破百并达到了315篇，2018年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到了681篇，2019年稳中有升达到了715篇，2020年则稳定在了687篇，2021年648篇，其趋势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始，国内学界展开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2013—2017年作为相关论文数量不断增长的阶段，也是相关研究不断发展与充实的阶段，2018年至今论文数量基本保持在650篇以上，是相关研究稳定发展的阶段。

图1 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期刊发文量与发文趋势图(2013—2021)

(二)作者状况与研究机构

为了更好地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状况，在整理核心期刊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将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形成了作者与研究机构的合作共线图，具体见图2和图3，其中连线越多表示合作关系越多。由图可见，国内学者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经历了从相对独立到逐步合作的转变。同时，由作者的研究机构共线图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已形成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为核心的合作关系，吉林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浙江大学等也是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主要机构。

图2 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期刊作者共线图(2013—2021)

图3 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机构合作共线图(2013—2021)

(三)研究阵地与关键词聚类

通过对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期刊数据进一步整理，可以看出刊发“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的刊物较多，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多个栏目，其中《探索与争鸣》是最为重要的理论阵地(发文量占13.19%)，《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也是重要的阵地，详见图4。

图4 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理论阵地分布图(2013—2021)

同时，将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得出了2013—2021年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详见图5。由图可见，关键词主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中国智慧、马克思，这些聚类关键词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图5 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关键词聚类图(2013—2021)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与内涵梳理

清晰地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是我们认知、接纳这一理念的前提和基础，学者们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详尽的论述。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和内涵梳理中，我们既要准确抓住世界各国和世界人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以明确共同体得以确立的前提，又要牢牢把握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而普遍的利益诉求以抓住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根本要件，还要充分重视和密切关注国际合作组织及其作用以为共同体保驾护航[2]。以此为基础，学者们分别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论解说。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价值理念”

针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各种危机的状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力图建构一个全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祸福相依、生死与共的和谐世界。王泽应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规定，即它不仅是“建构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3]的理论基石，还为人类和平发展、互助共赢、合作进步提供了精深支援，还凸显着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智慧和精深。杨胜荣和郭强则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包含有“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和“解决当下国际社会安全和发展难题的秩序理念”，包含着基于共同价值理念的身份认同、治理体系的认同和基本价值原则的认同[4]。潘忠宇和于兰从全球文化和价值冲突入手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他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价值独断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有力驳斥，强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至上性、价值目标的超越性、价值结构的关联性、价值取向和建构的自愿自觉性、行为主体的交流互鉴性、治理问题上的协调性[5]。安东尼·吉登斯也持有类似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适应全球化新浪潮的同时，也为人们去揭示共同的文明价值观、坚持团结合作提供了价值观的基础[6]3-4。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文明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表征，它是基于人类历史命运作出的一项文明工程。陈金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又蕴含着丰富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世界交往规则”和“文明交流互鉴原则”[7]。袁航在批判普世的世界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这种文明内涵主要体现在用“整体性”的视域来消解、克服普世主义的“还原论”思维模式，继而凸显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尊重多元文明的举措和中国智慧的包容[8]。苗翠翠从存在论层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面貌，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关乎人的“实际生命”的一种哲学理念。在与资本逻辑主宰的西方个人主义取向的比对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为旨归、以共同利益为关照点、以共同价值规范为行动指南，继而“塑造和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文明的新形态”[9]。 田江太则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展开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析，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批判和超越，开创了一种“新型全球性文明”。这种新的文明类型坚持“人类主体优先”、坚持“非零和的互利共赢原则”和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最终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发展和引领了人类文明进程[10]。美国智库席勒研究所布莱恩·兰兹研究员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吞并、取代另一种文明，而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历史和不同文明的基础上，坚持利益与共、权利共享、责任同担的原则，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11]。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外交手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一直也被视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外交手段和外交战略，从外交层面对其加以解读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王义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的重大转变——“从表达自己(和平崛起)到表达世界(和谐世界)后的再次升华”，是对西方普世价值和霸权外交的颠覆，它在实现对国际关系的“理念引领”“原则引领”和“实践引领”层面功不可没，是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外交策略[12]。韩震撰文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体现的“中国外交价值观”，他认为，我们所提倡的和谐世界的建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都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共谋发展的战略定力和责任担当，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休戚与共”的外交价值观[13]。左凤荣分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外交担当，即我们始终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致力于“发展与世界不同国家的伙伴关系”，继而竭力“谋求各国的共同利益”，为“发展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外交方案[14]。提摩·维基马基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谋求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外交策略，它从根本上是异质于“冷战思维”的[15]421-447。帕拉戴斯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包含着中国外交智慧的科学价值观，将共同体思维和和谐理念贯彻到外交实践中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并有助于推动新型和谐关系建构[16]149-175。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论体系”

***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一个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它有着严密而完整的逻辑结构。石云霞从七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即从“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和特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理念”“一带一路建设”“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和“重大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17]。彭冰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包囊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生态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政治共同体”“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共同体”“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经济共同体”“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共同体”“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共同体”[18]。左秋明和任丑则从程序伦理的视角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问题，即“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理念体系、“权责一致、包容发展”的原则体系、“互利不害、互惠共荣”的价值体系和“合作共商、共建共当”的路径体系[19]。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与理论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文化根基。深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顺这一理念的科学根基，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间的理论逻辑。大体说来，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理论等入手展开了分析与阐释。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展开，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田鹏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实现自由王国和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重大战略[20]。汪信砚和冷蓉基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而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问题，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接”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一种“在思想深处”的“互动和对话”。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在当代实践中立足并发展壮大，成为批判、反驳经济危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有力武器[21]。徐斌和巩永丹深入分析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人类社会从“本源形式的‘自然共同体’”到“抽象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发展序列，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是在扬弃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基础上的新创造，它充分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诉求并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真正共同体”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和实践[22]。刘润为则确认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3]。 贺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并在“类哲学”的思维视域中展开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梳理。他认为，马克思通过赋予“类”概念的全新内涵而表达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的价值关怀，这一思路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道路[24]。张水华和查明辉立足于唯物史观而深刻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问题，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人类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一转变的产物[25]。安德烈·卡托内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类解放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石，它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马克思国际主义在21世纪的当代体现”[26]。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

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就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27]XIII。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以发展壮大的本土智慧支援，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张立文作为“和合学”的研究大家，他深刻指出，“和合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化解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良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伙伴观、仁爱观、和合观、发展观交感联通、智能相应”[28]。韩震着重指出，“天下大同”的理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源泉”、“协和万邦”的追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以借鉴的路径”、“和而不同”的方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本规范”、“万国咸宁”的天下图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希冀的愿景”[29]。严文波从中国传统“和合学”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系入手谈及了相关问题，他认为，“和合学”所强调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合作共赢”理念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又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处世之道、价值追求和民族性格，是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与价值支撑”[30]。陆卫明和孙喜红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着的传统文化智慧，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义利合一的利益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传统精神智慧[31]。郭瑞则聚焦于儒家思想的“天下观”展开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的梳理，他认为，儒家的“天下观”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直在坚守的优秀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在合理继承和弘扬这一思想基础上的理论创造[32]。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他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世界人民所普遍接受，自然是在文化或思想层面能够产生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吸收人类文明智慧的基础上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推进。蒋昌建和潘忠歧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吸收了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关系、全球治理的主要价值指向和多元安全共同体等思想来建构一个“共享”的世界新秩序[33]。肖玉飞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滕尼斯的共同体(Gemeinshaft)、社会(Gesellsehaft)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康德的“永久和平”、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之间的扬弃关系[34]。米歇尔·考克斯从全球协商理念——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利益关切、协商共治——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与“超国家”行政机构有着本质差别的[35]213-222。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与风险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项科学理念，还是一种现实的实践运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目的就在于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理念。当然，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风险和挑战。学者们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和与之相关的挑战进行了详细分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展开了不同的探讨。刘同舫就深刻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使命”，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到实处，稳扎稳打、循序渐进[36]。一是从宏观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谋划策。丁工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起源的分析基础上阐释了践行这一理念的实践路径问题，即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维护和使用战略机遇期”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要通过“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全球治理观”来妥善引领和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要积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巩固共同体建设[37]。毛维准从责任与共同体的共生逻辑出发，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维系和深化的具体路径”[38]。梁昊光从三个层面分析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实工作，即要通过深化区域合作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形象来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多边合作并积极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科学理念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中落地生根、以“五大发展理念”积极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39]。李丹和李凌羽则分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要以中国梦为“基石”，要以周边共同体为“支撑”，要依靠“一带一路”为“平台”，要以金砖合作为“支点”，要以中非合作为“样板”来积极推进[40]。阮建平和林一斋在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的基础上，详细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问题——促进世界各国的“深度交融”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和不断凝聚和扩大“共同意识”[41]。二是从微观层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献计献策。何绍辉从经济角度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建设更加健康的世界经济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扫清障碍、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以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42]。张宜强和段钢则从意识形态层面展开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析，针对西方思潮主导下的全球化思想和话语霸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尤其是要打破西方意识形态壁垒而建立合作共赢的沟通机制，在求同存异的指导下凝聚共识，以建立属于整个人类的美好格局[43]。黄义灵和汪信砚则从“一带一路”和“文化互通”的视角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问题，他们认为文化互通要达到化解差异、凝聚共识的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举措也是为了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供的科学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在文化互通、文化互鉴、文化交流方面多下功夫[44]。苏伊希罗·阿基拉[45]1-25、沈大伟[46]99-107则从文化软实力角度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对中国的这一举措进行了解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风险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经提出就遭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比如拉里·哈瑙尔和莱尔·莫里斯则直接声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深受“新殖民主义的影响”[47]74。学界在总结人类命运共同体遭受的风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一是认同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是对这一基本理念的认同，认同是实践的前提和基础。陈睿和胡健从语言身份认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遭遇到的挑战问题，语言身份有助于社会整合，语言、语言身份之间的及时沟通和有效交流又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民有着不同的语言、语言身份，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要构建全球性的语言身份，这是促进人类和谐、优化生产、凸显人类世界核心价值的关键所在，需要汇聚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语言身份“合力”[48]。 张治江从国际认同层面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有效指南，而要真正贯彻实行这一理念则首先要得到国际社会和全世界人民的认可。这就需要我们在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处理国际事件的实践中不断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知度”“国际认可度”和“国际认同度”[49]。 二是传播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面临着传播以扩大影响的问题，在实践中也会存在传播困境。刘同舫撰文指出，由启蒙理性所开创的“现代世界体系”存在诸多的矛盾和祸端，是资本辖制的“虚幻共同体”和抽象价值体系，人类社会面临着普遍的生存危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与实施过程中，不仅面临着由“陌生人”所构成的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的病态关系而对这一科学理念的消解[50]，还面临着治理失灵和发展失衡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统治”困窘[51]，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理论智慧来克服困难并贯彻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方案。陈鑫从国际传播的视角来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传播困境，我们所提倡的现代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受到了“国内羸弱话语能力的束缚”，即缺乏丰富的话语主体、缺乏有效的话语内容、缺乏过硬的话语平台和缺乏灵活的话语方式。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要受到国际上的“抹黑”和“猜忌”，这严重消解了对该理念的国际认同[52]。三是其他挑战和困境。学界还从其他方面综合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诸多挑战。骆郁廷和张蓓从文化向度分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挑战，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着文化民族主义、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和文化霸权主义等的冲击，为此我们必须要积极应对以做到有的放矢[53]。刘英杰和徐菲分从国际传播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入手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他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两重解释方案——“作为发展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作为治理工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者由于意识形态间的互斥性容易遭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误解和阻击”[54]。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特点与历史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项重要思想成果，在理论提炼和实践推进的过程中彰显着自身的理论特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逐渐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进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它的理论价值和历史贡献也得以凸显。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特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劳动共同体等有着本质性差异的共同体，它是马克思语境中的“真正共同体”。总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兼具“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批判性”于一身。“实践性”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其深厚的实践根基(当代全球人类实践)，“社会性”旨在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于人类社会、主张以社会性的方式来阐释各种复杂的关系、“历史性”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和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批判性”则充分显示了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现代性原则的批判[21]。陈明琨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特征，即以“平等性”建构各国平等相待和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以“互利性”开创开放创新和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以“互鉴性”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互鉴融合”的文明交流，以“共建性”推进公道正义和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以“可持续性”打造尊崇自然和绿色可持续的生态体系[55]。刘建飞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辩证特质，即这一思想是“应然”和“实然”的统一。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强调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以经济全球化为其经济基础[56]。王金玉从方法论层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大辩证特征，即“现实原则”与“价值原则”、“中国智慧”与“时代共识”、“科学构想”与“实践品格”的有机统一[57]。刘方平认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涵盖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安全、政治、文化、生态和经济等领域，它具有“务实性”“系统性”“包容性”“普适性”等特点[58]。周俊武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涵盖内容广泛，是对“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系统概括和理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特色”，它与“中国崛起”的现实、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性质密切相关[59]。屈亚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它不仅内涵极其丰富、意义极其重大，还在科学性和实践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继承性和创新性这三个维度上实现了统一[60]。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路向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理论命题”与“伟大构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的表现。刘同舫深刻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具体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带来了强大理论效应，即“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实现了自身的理论目标和价值追求，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61]。不仅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路与举措也“澄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世界交往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62]，为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共识与契机。曾志诚分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积极寻求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必然结果、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有效克服和消解资本主义发展弊病的有效手段、促成中西合作共赢的有力举措，它充分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63]。史宏波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整体和全体利益，重在凸显共同体的意义，其意义在于通过对“类本质”的强调而积极应对全球生态困境，通过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注而凝聚共识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积极应对国际关系以保证实现利益共赢和成果共享的和谐关系[64]。欧庭宇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态势而作出的科学决断，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升华，是极具代表性的标志性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为在“理论价值”层面丰富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在“价值理念”层面建构了世界各国共识的新型价值观，在“国际话语权”层面不断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65]。修丽和李涛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反映了当下国际关系的现实，又弘扬了人类共同体价值和中华优秀传统，是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进程的“鲜明旗帜”[66]。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对于这一理念也不乏褒奖之辞。彼得·汤姆森高度赞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它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67]。当然，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了有失偏颇的评论。比如以梅勒妮·哈特和布莱恩·约翰逊等人提出了“中国野心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背离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绝不当头”“韬光养晦”的思想而暴露了中国力图建构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68]；詹姆斯·马蒂斯则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污蔑为新殖民主义，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措施在建构一个朝贡体系并转嫁各种危机[69]。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存在问题与深化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世界形势和国家发展状况而提出的科学理念。学界围绕这一命题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思想渊源、理论特点、实践路径和当代意义等问题展开了详实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传播和践行有着重大意义。当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暴露出我们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也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明确的深化方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存在的问题

纵然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思路清晰、研究视域广阔，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宏观研究较多而微观分析不足。学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分析该理念的科学性及其价值意义，比如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下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学理性等问题，在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视域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境遇、现实挑战等问题，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框架中剖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逻辑、理论得失等问题，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由此而产生的系列研究成果通过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深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西方文明发展范式而使得“论证”和“说理”都十分恰当和完整，但这样的论述显然是宏观叙事，对于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分析还有所欠缺。二是学科分布失衡且跨学科分析不足。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研究视域和研究范式。目前研究成果虽然集中在政治学、哲学、文化学、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理论经济学、语言学、法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公共管理学、文学、社会学、体育学、民族学等学科，但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占61.74%，哲学的研究成果占5.01%，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占4.98%、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占4.92%、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占2.98%、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占2.88%、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占1.88%。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学科分布不均衡，而且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三是解读成果众多而原创作品欠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项理念，又是一种实践进程。它是立足时代潮流和反映时代声音的理论创造，诠释好这一思想、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学者们的重要任务。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经提出，学者们就展开了对这一思想的解读。既有围绕“一带一路”“大国外交”“抗击疫情”等重大事件的深度阐释，又有围绕“命运与共”“共享共赢”“持续发展”等基本理论的科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报》《学习时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社会科学报》《人民政协报》《科技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等纷纷刊载了一系列解读性的通俗文稿，《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政治学研究》等期刊杂志也纷纷组建“专栏”刊发理论性文章。这些成果呈现出解读有余而精深分析不足的状况。四是理论分析有余而批判研究不足。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学者们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展开了对该命题的全面分析和理论阐释，充分展现了对于虚幻共同体的批判和对真正共同体的期待。然而，西方学界和政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实践的理解还存在诸多重大误解，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学者纷纷抛出“新殖民主义”“中国野心论”“对立论”“扩张论”“威胁论”等论调。这些论调显然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刻意歪曲，也是对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意污蔑，目前学界对于这些错误论调的批判成果相对较少。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深化的方向

虽然我们的研究也存在系列问题，但问题就是行动的导向，就是今后研究所要深化的方向。总体来说，今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要实现宏观研究和微观分析的有机统一、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推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展开批判性研究以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真义。第一，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度理论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有其深厚的理论背景和渊源的，深入到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根觅迹，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思想渊源、历史逻辑是当代学人的重要研究任务。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然，除了阐释这种“继承”和“赓续”关系外，还要着重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以体现其“创造性”或“创新性”。今后的研究应该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具有深度的学理阐释，并产出一系列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第二，切实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普及宣传。针对一系列不怀好意的歪曲、误读和攻击，当代学人要在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学理阐释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探索宣传这一科学理念的方法和策略。要有针对性地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攻击展开有力回击，有理有据地展开理论诠释和理论回应，继而瓦解这些“攻击言论”和“歪曲做法”。同时，还要利用各种渠道、各种平台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通俗化解读，使这一思想可以迅速深入人们的头脑之中，为广泛传播这一理念做好铺垫和准备。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宣传好中国政策、展示好中国风采是当代学人努力的课题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三，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进程。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也要在实践中才成丰富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们的一种普遍期待和理想，这一思想不能滞留在“口号”层面，必须要落地生根。在当前的研究中，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在实践推进层面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当代学人要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完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阐释，要依托于我们的一系列具体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比如“一带一路”“多边外交”等)来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充实、巩固和提高。随着实践的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将更加丰富，这一思想也必将为世界人民所普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