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富裕”概念

杨竞业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教学部，广州 510430)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奋斗目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科学真理、探索中国道路，坚持理论创新、推进建设改革，坚持以民为本、创造美好生活，形成“共同富裕”概念。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189这就说明，“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和作用。从基本内涵来看，它是一种自我意识、发展理念、政策制度、治国思想和国家话语。从文化意蕴来看，它展现中华文化和谐伦理，彰显中华文化天下境界凸显创新时代共享特征。从发展作用来看，它能够和合中国式现代化，和解中西文化，和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看，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制度、文化和实践的总体成果。深刻认识“共同富裕”概念，对于推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共同富裕”概念的发展演进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一条走向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的胜利道路，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的话语和概念，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制度、文化成果。“共同富裕”概念是众多中国化实践成果的重要范例之一，其丰富内涵的发展演进可以从不同维度去理解认识。

(一)作为自我意识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首先是一种自我意识。因为意识总是被意识到了的意识，这就是自我意识。一个相对贫困的个体人没有意识到自我需要改变经济地位，实现经济独立，走向共同富裕，那么其自我意识的深处显然没有形成改变现实生活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2全国各地的思政课教师和驻村扶贫干部自觉肩负教化育人的使命，他们始终以坚定的信心去讲解、提醒处于社会生活底层的人们，要想尽办法去改变贫困面貌和落后现实，这项使命至今仍未全部完成。众多希望改变贫困面貌和落后现实的人仍然怀抱诸如等、靠、要的期待，仍然尚未形成积极致富的自我意识。其所以如此，是由相对贫困的个体人的现有生活状况决定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73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推进，大多数相对贫困的个体人理解了党的富民政策，接受了政府的正确指引，形成了追求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自我意识；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个体人形成并巩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意识，与相对贫困的个体人一起追求共同富裕，那么人们此时的意识就是积极进取、包容发展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将会积累性发展，逐步形成一种高远非凡的超越意识。这种超越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个体人开始懂得超越自我的内在局限，去健全完善一个新的自我，并以自我意识的多种形式去影响外部世界，改变相对贫困的现实。

(二)作为发展理念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先进的发展理念。理念是意识的较高级形式，也是自我意识的较成熟形态。个体人的自我意识进展到理念阶段能够使其精神获得高一级的层次，以致这种理念也成为促进其自身发展的精神原动力，这是因为理念是自我意识的沉淀、积聚，是新的发展意识的有机生成。一个理念的形成包含着对已有的自我意识的反思或否定，这种辩证的自我否定会形成一个突破自我的意识，由此产生新发展的意欲。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首先，从理论创造来看。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最先提出“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3]187的表述，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指出，“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3]197。这个表述和建设一个富裕、民主和文明的新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这个论述把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进入新时代，***指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之间的矛盾，准确理解新发展理念，稳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其次，从实践创新来看。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5]222，目的是让先富带后富，让经济发达地区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进一步加快发展，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国家一方面注重提高经济效率，一方面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提出“限高保中提低”原则，着力缩小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推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通过改革给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6]103，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整生产结构、改革经济结构、畅通交换结构、完善分配结构，把“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的重大动员手段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起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三)作为政策制度的共同富裕

政策制度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这就是说，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建立共同富裕的政策和制度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共同富裕是总体、全体，政策和制度是侧面、支撑。这个“总体”融入党的宗旨理念、人民的愿望、社会的期待，也含括党的富民政策、国家的卫生医疗制度、企业的生产安全制度、社会的保障救济制度等。而这个“侧面”“支撑”之所以突出，乃是因为政策和制度作为一种行动规则对推动和实现共同富裕发生直接作用和持久影响。首先，为什么要推动共同富裕的问题由党的宗旨理念来解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党的宗旨性质决定了党所做的一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丰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新时代新阶段，就是为全体人民谋划、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其次，从哪些方面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由党的战略决策来解决。对此，党中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总思路，即“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7]最后，怎么样保障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问题由国家的制度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但是好的制度结构不等于完全公正的社会现实。因为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更在于实施所产生的实际效应。诚如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无论是多么好的制度，都不应认为其根本上是好的，而应以其能否实现可接受的或出色的社会成就来判别其好坏。”[8]75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既要使那些经过共同致富实践检验是成功的做法，成为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把它定型化，上升为制度，使共同富裕行动具有制度保障，又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7]，尤其要完善分配制度，做到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使共同富裕行动具有制度遵循和可操作性。

(四)作为治国思想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治国安邦的思想。治国安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中国历史上开明的君王都懂得裕民于政、富民安民是实现天下顺治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作为奋斗目标。历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为消除贫困、改善生活、走向富裕而奋斗担当。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一切人民，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安危、财产收入、根本福祉放在最重要位置。追求共同富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关联、内在统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反映，是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9]这个重要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夯实了思想基础，也指明了前进方向。

(五)作为国家话语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国家话语和文化名片。党的十九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共同富裕”与“美丽中国”“民族复兴”“党史教育”“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等词语一样，成为国家话语。作为国家话语，它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在民间叙事中，共同富裕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它是人们形成兴趣的原点、促进交流的中心，也是汇聚民意、凝聚民心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国家战略中，共同富裕是事关人民幸福、国家兴盛的发展主题，它既是党中央高瞻远瞩去思考并高屋建瓴去部署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各级地方党委必须去制定可行措施并完成使命任务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外交往中，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名片，它不仅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能够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能。从这些意义来看，共同富裕就从民间交流叙事的焦点转变为社会精神激励的重点，从人民群众追求的理想生活转变为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顶层设计转变为中国的国家文化名片。

总而言之，“共同富裕”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它具有多维度的丰富内涵，它涵容积极的包容意识和高远的超越意识，涵摄奋进新征程和建功新时代的发展理念，涵蕴使民不争和促民富庶的行动规则，涵盖裕民于政和富民强国的执政思想，涵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名片。理解和把握了“共同富裕”概念的基本内涵，就需要进一步探讨、挖掘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中华文化底蕴。

二、共同富裕具有中华文化底蕴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担当使命，始终坚守理想、胸怀天下，矢志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为世界谋大同。在推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集中展现了中华文化和合伦理，彰显了中华文化天下境界，凸显了创新时代共享特征，整体呈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大党敢于担当作为、善于建功立业的形象。

(一)共同富裕展现中华文化和合伦理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具有底蕴深厚的和合伦理精神，它揭示了追求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个体主体既自利又利他的和谐意蕴，体现了追求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体同心合力、共建共享的和睦意蕴，澄明了追求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人类共同体命运与共、同舟共济的和平意蕴。因此，个体主体之间的和谐、集体主体之间的和睦、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和合伦理。

1.共同富裕涵摄个体主体自利利他的和谐意蕴

共同富裕首先指向现实的个人或家庭。个人或家庭对待共同富裕的精神心性体现和合伦理。“你有、我也有”是共有，“你好、我也好”是共富，这是个体主体的积极的自我意识。由你和我的“有”和“好”去成全他者的“有”和“好”，这是由自利而利他的伦理。从“有”的层面来看，个体主体从有存粮、存货，发展到有存款、投资，资产获得增值，这是对丰富多样的物的占有，也是对潜在增值的物的占有。从“好”的层面来看，个体主体的物质资产和精神财富从“有”发展到“多”且“优”，是对物的丰富的超越，既体现了个体主体拥有丰富的资产和财富，又体现了个体主体拥有充实的精神和涵养。个体主体在获得自我的“有”且“好”的资产的增值、财富的增长之基础上，能够看到他者生活和发展的需要，看到由你和我共同助力其获得“有”、实现“好”的目标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个体主体包容他者的心理价值和共同致富的伦理价值一并显现。个体主体的心理价值在于自我因为拥有财产和财富的“心安理得”，在于帮助他者获得财产和财富而变得更好的“助人为乐”；个体主体的伦理价值在于获得自我实现的“自利利他”，也在于帮助他者致富向好的“成人之美”，这种价值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则是走向“共享发展”。可见，把你、我、他者之“有”和“好”放置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审视，既等同看待、又共同拥有，这是中华文化“安富养民”“务利贫人”的和合伦理，也是建构和实现个体主体之间和谐的意识基础。

2.共同富裕涵容集体主体同心合力的和睦意蕴

共同富裕植根于国家主体、政府主体和企业主体的共同创造。国家主体、政府主体和企业主体都是集体主体，它们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不同的行动结构作用。其中：国家主体发挥组织结构的作用，政府主体发挥分配结构的作用，企业主体发挥生产结构的作用。正是这个三位一体的集体主体及其行动结构共同推进、保障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体现了集体主体同心合力、共建共享的和睦意蕴。

国家是代表人民意志和民族利益的主权主体。“国家是最正规的公共组织。”[10]77它具有一个理性使命，就是促进国内的所有公民实现共同利益。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在统一有序的国家内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民族也是一个整体，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和谐的整体，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在团结互助的民族共同体内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从国家到民族，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再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发挥。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天下一家的整体意识，自觉肩负富裕人民的神圣使命，才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够担当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主心骨，才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强大组织保障力量。

政府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及其现实利益的行政主体。《周礼·天官冢宰》论述了官府的六项职务，其中第六项是事职，即“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11]127。新时代的人民政府也具有类似的“事职”，即制定和实施富民强国政策，建立和健全经济法律监督，培养和增强政治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显现和发挥政府机关的职能、效能，体现和提升政府的行动力、改造力。各级政府是贯彻落实党的脱贫攻坚政策、乡村振兴战略，肩负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任务的责任主体，也是建立完善经济分配结构的主导者、公证人。由政府所主持建立的经济分配结构要体现出目的正义、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因为它决定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俗话常说，老区要致富，主要靠政府；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这句话强调各级政府和基层党组织，要增强使命担当意识，提升清正廉洁精神，高效建设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工程。***指出：“要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市场监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12]262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因此，各级政府和党组织要坚持依法行政、裕民于政，做到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推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企业是与国家和人民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主体。企业强则中国强，企业富则中国富。在中国，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都是国家物质财富和社会经济利益的主要创造者，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科技层面，企业是先进科技的创发者；在文化层面，企业是商道文化的推进者；在市场层面，企业是要素市场的建设者；在人才层面，企业是复合人才的培养者。在税收层面，企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贡献者。质言之，从公有制经济到非公有制经济，从实体经济到数字经济，企业是国家和人民的现实利益的主要生产者。***强调指出，企业家们要弘扬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精神，要聚焦实业、做精主业，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12]268。有了大量做强做优的企业，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能较快建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能较快实现。

应当说，共同富裕是三位一体的集体主体共同组织和科学引导全体人民生产出来的现实成果。在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国家主体、政府主体、企业主体分别发挥着组织生产、治理生产、资财生产的作用，这与三个主体的结构功能是相互适应的，每一个结构都贯穿促进人民“兼有”“都好”、实现人民“惠益”“共赢”的行动伦理，这是一个引导集体主体和人民主体同心勠力、团结进取，以最高效率和最大公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和睦伦理。

3.共同富裕涵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的和平意蕴

“共同富裕”概念，狭义上看，它是指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充实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要让人民成为国家政策红利的分享者、社会普遍福利的获得者、市场经济机遇的把握者，从而使共同富裕在人民中间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从广义上看，它是指中国同周边国家乃至更多与中国一同追求合作共赢的国家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充实的统一。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始终秉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原则，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共同推进经济贸易、基础建设、人文交流、抗灾抗疫、减贫致富等事业。进入新时代，中国倡议建设大家一起发展的“一带一路”，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欧命运共同体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6]524，建成和平之路、开放之路、繁荣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因此，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是一条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共享”的道路，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共同富裕道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和平发展的道路。

(二)共同富裕彰显中华文化天下境界

共同富裕和中华文化内在关联，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3]201。共同富裕是一种历经现代实践建构、深受中华文化滋养而造就的崇高境界。这种崇高境界体现为富裕起来的个体主体从“小我生存”“小富即安”转向“大我共存”“共富恒安”，体现为发达起来的集体主体从“顺应天道”“向道而行”走向“俯仰天下”“天下为公”。

1.共同富裕指向富裕空间的整体发展

“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性发展的概念，它包含“四海一家、万物并育、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从地域空间上看，共同富裕要求在国家主权范围的地域内实现整体性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内，中国大陆、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四海一家”，都是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地域空间。当下，深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上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区建设，海南推进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河北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等等，它们都是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创新建设。从发展特征上看，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要求贯彻“万物并育”“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财富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中，正确处理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发展关系，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惠及14亿多人民的幸福社会。

2.共同富裕指向致富方式的梯次发展

“共同富裕”是一个层次性发展的概念，它包含“有先有后、争先促后、优先带后”的辩证原则。不同的国家，国情各不相同；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区情也不同。这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的现实状况有差异，人们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和现实也有距离。这个距离是主体意识和建构意识的间距。作为执政主体、施策主体、生产主体，其中任何一个有责任和敢担当的主体，都有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意识，但具体到任何一个主体、个体都可能存在心力不到位、体力不到位、举措不到位的情况，也就是出现建构意识不足、不强，甚至出现心力、人力、举措皆有缺失的情况。为了避免这些不良情况出现，中国首先需要完善顶层设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范和调节过高收入，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7]。其次，要推进致富政策创新，建立梯次发展格局，不能搞“限时令”“一刀切”“模板印”，而要允许有先富和后富，鼓励先富促后富，激励富而思进，不断增强创新优势，引导先富带后富，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让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3.共同富裕指向富裕水平的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是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它澄明“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生活价值。共同富裕不仅是可能生活，而且是现实生活。可能的富裕生活是有待创造的，值得期待或向往的生活。现实的富裕生活是归于创造的，直接为人们所把握、享受的生活。“你好、我也好”的富裕生活可能是地区性、局部性的美好生活，“大家好”的富裕生活必然是全国性的、整体性的美好生活。中国正在建设、推进和必将成为现实的共同富裕，是从“你好、我也好”的富裕生活发展到“大家好”的富裕生活。而“大家好”的富裕生活是由高质量发展而成就的、为全体人民共享的美好生活。***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12]239其“好”的意义，就在于共同富裕具有全体人民性、自觉提升性、安全保障性、持续发展性。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意味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发展；对中国人民而言，意味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同增值；对中华民族而言，意味着中华文化创造和中华文明创新的协调发展。

4.共同富裕指向致富路径的多元化发展

“共同富裕”是一个功能耦合的概念，它启迪“多管齐下、文化先行、共建共荣”的科学思路。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过程，它指向致富、走向共富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以勤劳节俭、产业开拓、财产继承等方式致富，或以知识创造、技术转让和管理服务等方式致富，或以风险投资、国际贸易、大额理财、科技创新等方式致富，不胜枚举。在国家层面，要做好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和组织保障；在政府层面，要做好共同富裕的政策布施和分配公正；在企业层面，要做好共同富裕的生产积累和物资储备。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它要求国家、政府、企业以及社会中间组织齐抓共管，更加要求文化先行，重视相对贫困家庭、低收入群体日益获得致富的文化和能力。最为要紧的是，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升每一个体人的就业创业能力，以及改变自我现实的创造能力，从而增强致富本领。这就是***多次强调要让中国“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1]191的原因。因此，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更加重视和培养低收入阶层的文化力、创造力，要使之融入国家的组织结构、政府的分配结构和企业的生产结构中去，也要使之与整个社会生产力结构对接、耦合。

应当指出，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和实现手段是有距离的，这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间距。追求共同富裕，不是一时一地、一蹴而就就能够实现的目标，也不是相对贫困个体人、整个低收入阶层都一齐达到富裕目标，它是一个逐步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状况、积累拓展实现的过程。只要坚持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理念、辩证原则、生活价值和科学思路，就一定能够在创新和共享中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三)共同富裕凸显创新时代共享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创新共享的时代，也是全体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而接续奋斗的新时代。创新是经济、科技、制度、文化、治理等方面的创新，其本质是生产力的创新。共享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基础上的成果分享，也是实现全体人民美好生活的促进机制。创新为共享提供物质基础，共享为创新提供精神动力，创新和共享融汇于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全过程。

1.物的全面丰富是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

丰衣足食是几千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由物质的丰裕所带来的生活满足，由财富的增长所带来的价值富足，正是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丰裕的衣食住用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全面丰富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9-80。而怎样生产才能实现物的全面丰富，这不仅关系到生产的结构形式，也关系到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在中国语境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就能够实现物质生产与供给的全面丰富。***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12]238这个论断说明了，高质量发展即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安全发展、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物质生产与供给全面丰富的时代，也是生产力和创新力高度发达的时代。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共同富裕才能变成为人们把握的直接现实。

2.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精神条件

共同富裕是个体主体富裕和现实家庭富裕的统一，这个“统一”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把坚持人民至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精神条件。由于追求共同富裕的个体主体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实践有距离，这是个体主体的文化力与其实践转化力的间距。个体主体间的文化力是有差异的，它表现为人们的理解力和领悟力、接受力和改造力、生产力和创新力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在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即便是相对贫困的个体人，其文化力仍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二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贫困的个体人，其文化力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三是在中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相对贫困的个体人，其文化力处于中等水平。这只是一个宏观的或者相对宽泛的认识，具体关涉到发达地区、相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的某些相对贫困的个体人，尽管他们会出现文化力水平的一定反差，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这就意味着，同一个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度和指导方案在不同地区实施，对不同地区的贫困个体人、低收入阶层发生的作用与影响往往大有不同。因此，要使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度和方案发挥预期功效，实现长效发展，就要推进个体主体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发展其再生产能力，发展其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促使“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4]487。这样就把提升个体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与提升其文化力、创新力、交往力、生产力统一起来。这一点对于促进相对贫困个体人、低收入阶层实现脱贫致富、走向共同富裕具有根本意义。

总之，共同富裕具有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它展现了中华文化“和谐共生”“和睦共享”“和平共荣”的和合伦理，彰显了中华文化“天下一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天下境界，突显了新时代创新与共享联动发展的鲜明特征，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生活的崇高精神。

三、共同富裕澄明人类美好未来

人类自古以来就追求一个共同的未来，并把它作为一个美好愿景诉诸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西方，有以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提出的“乌托邦”、康帕内拉提出的“太阳城”、欧文设计的“新和谐劳动公社联合体”等构想为代表。在东方，有以中国先人提出的“小康社会”“至德之世”“大同社会”等构想为代表。自春秋时代以降，中国先贤提出的“万物并育”“天下一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不断发育发展，“兴天下之利”“裕民于政”“务利贫人”等理念接续传承，成为影响后世、滋育新人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共同富裕的思想来源。因此，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奋斗目标，它能够和合中国式现代化、和解中西文化、和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其内在的共同价值澄明人类的美好未来。

(一)共同富裕和合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概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和合。和合，其表象是指琴瑟和鸣、笙磐同音，其本质是指事物的和衷共济、适应契合。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理想与现实、物质和精神、价值与工具、空间与时间等多个维度展现其和合之美。首先，共同富裕是美好生活理想和中国发展现实的结合。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美好理想，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发展现实，二者在理想与现实维度上是和合的。其次，共同富裕是个人家庭幸福与国家民族强盛的联合。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落脚于14亿多人民及其家庭，植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因此，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建设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和精神维度上是和合的。再次，共同富裕是党的富民政策与精准发展行动的接合。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贯穿一条主线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实现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离不开科学精准的发展行动，离不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科技现代化建设。因此，二者在价值与工具维度上是和合的。最后，共同富裕是国内建设成就与国际重大机遇的契合。没有国内的巨大建设成就，就不可能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样，没有党对国际重大机遇的把握与运用，也不可能有全体人民高质量的共同富裕生活。而要取得国内建设和国际交往的双向成功，就要勇于探索和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时势下，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探索、新成就。因此，二者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也是和合的。这样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奋斗目标的结晶体，是中国人民的富裕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新福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里程碑，是真正建成了的高质量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此，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6]344，而是具有中国发展特色又具有中华文化和合之美的现代化新样态。

(二)共同富裕和解中西文化

建设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和解中西文化矛盾。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互为异文化，不可否认，异文化之间对理解现代化问题存在矛盾。西方发达国家探索和建设现代化，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它们一直坚持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导世界现代化发展方向，并以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探索形成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在“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的问题上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从而打破了西方国家独断性的现代化论调。新中国成立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四个现代化”，推进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形成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和科学理论，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产生的科学思想正在引领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的魅力所在，也是参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现实根据。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形成了与世界对话的“中国话语”，内涵共同富裕精神的中华文化开始走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当下，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建设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上与西方国家展开文明对话，在平等对话中发现文化连带感，在“各美其美”中交流互鉴，在“美人之美”中实现会通，从而消解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矛盾，实现异文化和解共进。在这种新的现实条件下，就会“展示出一种逾越‘文化对立’和‘文明冲突论’的可能性”[15]153，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早已预见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276。这就是说，由建设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所造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成为真正意义的共建共享的世界文明。

(三)共同富裕和美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富裕的精神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基本价值相互适应、融通耦合。要使共同富裕从精神变成物质、从理念变成财富、从顶层设计变成现实行动，就要使追求共同富裕的现实的人自觉融入共同体之中，在共同体中成为“联合起来的个人”，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2]121置于共同体的控制之下，不断消除生产与交往的自发性，增强自我创新意识，提升社会创造能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119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论及的“共同体”，就是消灭阶级对立之后的不同阶层联合起来的人类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将占有全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并把它用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同时扩大共同体成员占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数量。其结果，就必然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人既自由自觉参与创造，又自主自愿分享成果，成为共同富裕的生产者、获得者和享受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高峰，是促进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分种族团结合作、共存共生、共建共享、和平发展的创新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参与世界交往、破解世界难题、走向世界大同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本身就蕴含着建造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的深厚底蕴。正如中国学者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下的美好生活即是“世界大同的生活”[16]。

总之，“共同富裕”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整体性概念。这个概念把个人的自我意识、国家的发展理念、政府的政策制度、党的治国思想和新时代的国家话语内在地统一起来，能够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和合，与中西文化同和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和美，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和谐伦理，彰显了中华文化天下境界，凸显了创新时代共享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制度、文化和实践的总体成果。从唯物史观来看，推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同一个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