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经济改革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基于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思考

闫远凤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十月革命后，列宁和苏维埃政权面临两个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即如何保卫新生政权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17-1921年春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希望由此进入共产主义。1921年春季“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事件发生后，列宁对“如何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发生了重要转变，并领导苏俄进入一个虽短暂却十分重要的社会改革时期。“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的方向性调整，而且是列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内启动的对经济社会、阶级关系、对外政策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性调整，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真正基于国情、聚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改革实践。

一、列宁经济改革思想的现实基础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21年春，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镇压反革命和反对外国干涉进行了三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加上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连年消耗，苏俄经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社会矛盾积累十分尖锐。异常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使苏俄国内阶级关系极为敏感，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如何“管理俄国以从事经济建设”[1]28成为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从军事斗争转向治国理政面临的首要问题。

首先，战争和经济困难使苏俄工人阶级人数急剧减少，国家经济生产组织难度加大。“1913年俄国工人阶级总数是253.64万人，1920年为122.28万人，相当于1913年水平的47%。其中，矿业工人、纺织工人、化学工人和冶金工人人数分别只相当于1913年的15%，28%，37%和43%。”[2]28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是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基础，而“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经过七年战争之后，工人——他们作出了空前的牺牲——和农民群众都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3]61，工厂人数不足、工农疲敝让国家许多工业领域的生产组织工作面临空前挑战，不改变现行政策将无力扭转国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的颓势。

其次，各种社会不满持续累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难以为继。“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俄在十月革命后为了赢得战争、保卫政权实行的以“一刀切”的方式禁绝贸易、强制义务劳动、无偿征收大多数社会产品、强制实行工业国有化的一种特殊做法。但是在政策执行中，苏俄各级官员为保证前线军事需要而强制征用农民粮食，甚至剥夺农民口粮的做法，使得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持续累积。各农业区农民暴动、减产减耕等对抗行动深刻地影响了军人、工人和市民阶层。1920年12月，苏俄红军对白卫军的国内战事结束，数百万红军士兵面临退役，然而彼时农村疲敝、农民饥饿，城市萧条、工人失业，城乡均没有能力养活和接纳更多人口。苏俄种种社会矛盾开始集聚爆发，农民起义、工人罢工在全国各农业区和工业城市时有发生。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 ，数万红军战士以最激烈的方式向苏维埃政策表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丧失民心、已经难以为继。

最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想失去现实支撑。列宁和苏俄高层原本希望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强制变革生产关系，以更快地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但实践证明这种直接过渡的方式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极大损害了工农联盟的基础。列宁承认，连年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旱灾导致的粮食歉收，使得原本已极度贫困的农民处境更加困难，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4]575-576列宁认识到，不顾生产力发展现状而以行政命令调整生产关系是行不通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需要解决发展生产力的紧迫任务，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和调整旧的经济政策。

二、列宁经济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新经济政策”转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标志着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发生转变，列宁开始转向从俄国经济社会现实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宝贵探索，此后列宁对苏俄农业、工业、科技、外贸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

(一)以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农业经济改革

布尔什维克在成功夺取政权后，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基于国情的变化正确认识农业问题是其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受教条主义影响，当时苏俄高层大多人认为农民在生产中仍然是私有者，他们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买卖粮食的心理和习惯，是骨子里的小生产者和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按照列宁关于国家电气化和消灭阶级的社会改造设想，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首先消灭小农经济和私有制。列宁曾多次表示，农民在苏俄除了支持工人阶级已无路可走。因此，农业应该最大程度地支持工业，农民利益应该暂时让位于国家军事、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当时苏俄高层的共识。直到1920年12月，列宁依然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4]354，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尽管旱年已使农民的贫困和苦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但没有粮食国家政权就等于零。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农民阶级不可避免地成为被剥夺、被牺牲的阶级，工农联盟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激起社会强烈不满后，列宁开始重新思考农民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并着手推动农业经济改革。1921年3月15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从政治高度重新论述工农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作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3]60。列宁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所以遭到农民的极力反对，是因为它损害了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利益。社会主义运动是曲折向前的，而俄共(布)九大做出“直线前进”的决策却忽略了这一原则。现在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3]53

解决了对农民阶级的理论再认识问题之后，列宁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改革举措发展农业经济，这些举措包括：第一，通过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迅速改善农民极度贫苦的生活状况，保护农民耕地种粮的积极性；第二，允许农民在交完粮食税后，自由支配手中的“余粮”或用自己的手工业产品换取一定的工业产品，即放开一定程度的地方流转和个体商品的自由交换，这样既能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又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第三，通过完善农业合作社机构，在国家监督下切实将成千上万的农民联合起来参与合作经济，由国家对合作社给予经常性的财政支持，采取措施奖励积极参加合作社流转的农民，在农村实施可控的小商品经济；第四，在农民中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列宁将教育农民、促进农民的合作化当作同改造国家机关同等重要的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指出“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4]773。农业经济的上述政策调整，得益于列宁关于“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4]582的全新认识。后来的实践发展也证明，农业经济发展不仅可以为工业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还能重新巩固工农关系，维护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的工业化改革

列宁在稳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总体改革策略。1921年春，列宁在分析苏俄当时的经济状况时说，“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4]492。列宁不仅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能离开资本的帮助，甚至相当超前地提出“用别人的手建设经济”的理念。1922年，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4]682，他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也要走共产党员的道路。在这种思想调整下，苏俄开始主动吸引外资，通过先拿出一部分社会财富和资源用于吸引国内外资本家的投资来达到活跃工业经济的目的。列宁认为，资本不仅能帮助国家搞活经济，而且是关系苏俄政权生存的关键要素，“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3]61，而为了获得资本以发展经济，尽快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甚至可以暂时不必考虑高昂的利息。

列宁规划的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可以总结为，实现工业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实现电气化(重工业化)是国家工业化的前提，技术与资本是实现电气化(重工业化)的前提，而放开部分贸易限制，实施租让制、合作制则是国家获取资本投资和技术的主要手段。列宁认为，“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3]301-302。1895—1899年，列宁在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从国内不同区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的对比中发现，俄国乌拉尔地区作为传统矿区由于没有迅速拥抱大机器工业，被后起的、大量使用蒸汽动力机械的南俄挤占了发展优势。由于南俄大量使用蒸浮动力机械，所以它在城市规模、人口、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更大的发展优势。列宁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特别是重工业水平不仅是关键的经济问题，也是决定国家独立及其在全球地位的战略性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5]286列宁认为，国家通过租让制将暂时无法恢复生产的大企业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通过合作制盘活社会消费产品的生产和商品供应，这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都能够快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新的资金积累。如果将列宁的工业经济发展思想和他的农业经济改革思想相结合我们发现：1921年后，列宁已经在苏俄国家治理实践中创造性地达到了将发展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结合的理论高度。

(三)围绕工业化目标展开的人才科技体制改革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为标志，德国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试图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把实现电气化作为俄国工业化的重中之重。1920年12月，苏俄国家电气化计划获得批准。随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结束，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列宁人才科技发展思想推向实践。列宁认为，实现电气化可以帮助苏俄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恢复国民经济、提高劳动者素质，帮助苏维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把全俄电气化计划提到俄共 (布) “第二个党纲”的高度，就是希望把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在新的技术和生产力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俄开始设立各种科学委员会和科研机构，解决社会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瓶颈，高度重视文化普及和国民教育工作，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胆使用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家，为苏联时期科技教育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列宁为促进苏俄科技发展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设立科技管理机构，比如在科学院体系下分设研究基础科学的各种专业委员会，发展广泛的基础科学研究；第二，要求全党和一切领导机关“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4]628，要求在全社会形成使用专家、尊重专家、保障专家的氛围；第三，提高全民科技素养，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国民教育，有步骤地在城乡扫除文盲、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号召“把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6]184，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国家开始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并扩大高等教育，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了持续而强大的人才支撑。

(四)以利用外资为目的的外贸政策调整

允许商品贸易、实行租让制、合作制，都是列宁为国家找到的获取外部资本和技术的手段。列宁总结到，“贸易关系和对外联系=我国大工业的振兴”[7]525，列宁把商品贸易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并且把“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4]615当作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理应做到的工作，要求共产党员不应受到本能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列宁“国家调节商业”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决定利用丰富的矿产、油气、森林、土地等资源，走出国内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为了用资源换资本，苏俄开始积极进行外交斡旋。1921年3月，苏俄首先与英国签订《英苏贸易协定》，而后与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纷纷签订贸易协定，使国家得以暂时摆脱被资本主义国家孤立、围堵的状态。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以独立、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同资本主义国家缔结一系列发展互惠互利经济关系的协定，是列宁领导苏维埃取得的重要外交胜利。1922年11月，列宁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银行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开始盈利都是好事，有利于使国家能够筹集到少量支援重工业的资金，“这一切都证明俄国不是在倒退，而是在前进”[4]710。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2年，列宁就非常明确反对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他在反驳布哈林的相关建议时，非常敏锐地指出实施关税保护政策“无非是使俄国工业完全失去保护”[4]741的错误做法。列宁认为，只要工业国对输入俄国的被征收高额关税的货物给予出口补贴，工业国仍然能轻松摧毁俄国的工业，而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切实有效的关税政策都谈不上”[4]741。对此，列宁指出改善苏俄对外贸易的两条原则：一是国家采取对外贸易垄断，二是成立合营公司，后者能够创造条件让外国商人和俄国商人一起工作，俄国可以利用合营公司对商业和贸易进行长期地认真学习，以帮助国家恢复工业。列宁从苏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国家资源优势，提出国家垄断外贸、反对关税保护和成立合营公司等商业经济改革举措，是苏俄“对外开放”的伟大尝试，对后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走出自我封闭、拥抱开放，主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金、技术、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启示。列宁关于关税、对外贸易的上述思想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洞察力。欧美等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使用关税壁垒、产业补贴、汇率操控等贸易保护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基础工业的冲击仍然是十分现实的问题。

然而，列宁经历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实践的时间太短，让他不能深刻研究和总结“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怎样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列宁以极大魄力推动的经济改革进程，在斯大林执政后被逐渐废止。同时，列宁突破陈规、排除万难的改革精神也没有在苏共领导层得到有效继承，这也是导致苏联后来长期陷入体制僵化、思想僵化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列宁推动经济改革的逻辑转变

(一) 从教条主义转向实事求是

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需要通过“不断革命”，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里为止，不过他们并没有阐明将“生产力集中在无产者手中”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列宁曾经认为，已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俄国可以通过直接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向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过渡，但他忽视了苏俄作为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生产力水平落后国家的国情基础和现实条件。苏俄建设社会主义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到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若干原则奉为教条。比如十月革命后，苏俄高层曾长期排斥货币，他们认为由于货币会转化为资本，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消灭资本就应消灭货币，才能进入没有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完全可以用“结算券”取代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列宁本人也曾多次阐释商品交换和分配不需要货币参与的理论意见。1920年1月，苏俄国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甚至决定取消货币，大力发展实物结算。随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尚有数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国家，完全禁止非公有制经济、私人交换、商品贸易、货币和小资本是不可能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4]504。在此思想转变下，1921年苏俄决定成立国家银行，并于次年正式发行具有稳定流通和支付职能的国家货币切尔文券。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所体现的经济改革思路转变，正是列宁领导苏俄从教条主义向尊重国情、尊重现实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的回归。

(二)从消灭小农经济转向尊重人民的现实利益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初心是直接改造生产关系以消灭私利，特别是要消灭小商业、小生产和小农经济。但实践证明，在生产力低下的苏俄，光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手段不能迅速恢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苏俄的工业化，国家意志必须要同工人、农民的私利结合起来。国家意志同农民私利相结合，苏俄取消了余粮收集制，改行对农民相对友好的实物税，恢复传统的集市贸易，改造农村的合作社机制等；同企业主、工人的私利相结合，苏俄允许小企业主少量雇佣工人，在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让劳动者多劳多得，允许工人调动劳动岗位，赋予工会在保障和提高工人物质待遇方面的必要职能等。由于列宁上述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经济改革政策突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若干基本原则的教条化理解，所以“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面临党内外、国内外的巨大舆论压力。反对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资本主义的屈服，是在俄国培育新的资本主义，苏俄会从社会主义重新蜕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对此多次予以反驳。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具有强大的经济修复能力，1921—1922年苏俄工业和农业经济得到恢复，轻工业生产有所增长，工人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农业税改革后的粮食征收任务几乎百分之百完成，俄国商品市场得到一定恢复发展，已经完全摆脱了1921年春季的被动局面。列宁从消灭小农经济到尊重个人私利的逻辑转变不是向资本主义的退缩，其真正内涵是让生产关系的调整让位于生产力的提升，从而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的根本原则。

(三)从市场和计划的相互对立转向相互协调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重新启动市场机制，利用贸易和商品经济连接小生产者、工业、农业和国内外要素资源，利用市场把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融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使它们共同服务于实现工业化、提升生产力的总目标。1921年秋季，列宁向党员干部发出“学会经商”的要求，要他们善于在市场基础上同私人资本进行残酷斗争，善于从市场规律出发学会管理经济。同年12月，列宁强调，“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8]137。至此，商品、货币、资本和市场不再被简单地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经济要素，而成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列宁的这一探索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

在积极利用市场原则的同时，列宁并没有放弃计划的手段，更没有将市场和计划对立起来。“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在这一时期，苏俄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了各项中长期建设计划，如国家电气化计划、运输计划、粮食计划、燃料计划、财政计划和货币发行计划等。在列宁看来，市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得到积极利用的手段，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国家计划使之变得更加科学的基础上，市场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完成计划。列宁不仅将商品、货币、资本和市场等要素都当作经济发展手段，而且把它们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分离的认识已经相当接近邓小平“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9]95的精辟论述，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

四、列宁经济改革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应始终秉持突破陈规、排除万难的改革精神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出的利用商品、货币、市场要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成功打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对立，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意义。由于列宁对市场、商品、货币等要素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并未彻底厘清，也未能在俄共(布)高层形成统一认识，加之当时政府对私人商业、市场交换的管控漏洞被一些投机分子利用广受诟病，列宁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曾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不得不将“新经济政策”当作一种“暂时性的退却”和权宜之计。然而，正是因为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循，列宁展示出一个伟大的改革者所拥有的突破陈规、排除万难的政治勇气和灵活性。他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第一次将改革引入社会主义制度范畴，改变了苏俄建国初期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路线；他第一次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理念，为社会主义大胆利用市场经济要素改革进行了首创性实践；他把提高生产力当作苏俄最紧迫的基本任务，将实现电气化当作俄共(布)的第二个党纲，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这种认识已经非常接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高度。

列宁经济改革思想虽然在苏联时期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但它最终激励和启迪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也曾面临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面对的党内外、国内外压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9]370。但是，邓小平比列宁更加主动、坚决地推动改革，并且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布局以及先富带动后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问题有了更为清晰、深刻的理解。***总书记曾这样评价，“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0]30。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问题的交织相互交织、越错综复杂，就越需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综合的手段去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就越需要这种突破陈规、排除万难的改革精神。

(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要始终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

社会主义必须积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总和，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表现。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时曾经认为，解放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力，剥夺剥夺者会使人类社会生产力得到蓬勃发展。1921年后，列宁的这一认识发生转变，他认为必须通过同个人利益和经济核算相联系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座桥梁，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通向社会主义。在施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牢牢抓住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原则，淡化计划和市场的观念对立，大胆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所用，让商品、货币、贸易、市场这些原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内容成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工具”。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苏俄未能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列宁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中应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9]254，并据此提出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任务，是贯彻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长期性，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直到社会主义完全取得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绝对优势。为此，我国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加强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开放、交流、包容、互鉴，吸纳一切人类文明中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科技、思想等一切文明成果，绝不能因为一些暂时的挫折再回到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旧路上。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要始终重视农民利益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虽然提出要尊重农民作为小块土地私有者的利益，但受限于当时的时代条件未能将这个认识提高到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原则的高度，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普遍受工业优先农业、重工业优先轻工业、工人优先农民等教条主义观念影响，时常回到压制和排挤农业资本和小农业生产的立场上，均未能从理论高度完成对工业和农业之间唇齿相依、接续发展、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为苏联中后期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直至国家解体埋下隐患。虽然列宁的经济改革实践非常短暂，但他的有益探索却足以证明：重视农民的利益，处理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

列宁的经济改革思想及其实践经验对我国现阶段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在处理农村土地管理、土地流转、环境整治、农民工就业等具体工作中，应该始终将维护农民利益放在首位，我们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民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清醒的认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从现实层面去考察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会发现它们非常具体地体现在城市与乡村、工商业与农业、东部与中西部、市民与农民之间发展水平和发展成果占有等诸多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的现状，明确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发展要求。然而，以我国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发展面貌并非一日之功，只有始终坚持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理念，大胆使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的要素资源条件，才能促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21这一中心任务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