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地青年的发展分化及应对

江维国，李晨晨，申 澳

(1，2，3.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长沙 410128)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近些年来户籍制度壁垒日益消融背景下人口流动加速局面的形成，我国社会阶层分层化和分群化趋势日趋明朗，一些传统社会组织面临挑战而解构，一些新型社会群体应时而生[1]。青年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群体内部呈现出发展分化重组的显著特征[2]。然而，群体发展分化、脱嵌引起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已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3]，特别是青年群体发展过度分化更将影响到国家兴盛和民族强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有研究表明，2020年底我国被征地农民总数量已经超过1亿[4]。按照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我国当前有近3000万被征地青年，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而且，被征地青年从农村搬迁到城市，开启被动市民化进程，面临着物理空间巨变、社会网络断裂与再构、乡城观念碰撞与交融等诸多可能影响人生成长轨迹的问题，其发展分化可能更严重，更需要关注。

一、研究进展与问题提出

青年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或民族的未来，因而国外学界与青年发展相关的研究比较多，从G.S.霍尔的“青春期危机”理论[5]到皮亚杰的“理性自我中心性”学说[6]，均与青年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了对青年发展问题的探索，形成了一些颇具影响的理论共识。艾楚君等基于青年生产生活经验不足、人际交往圈子较小、社会资源匮乏等现实制约而极力推崇“青年优先发展”思想[7]，邓志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蓝图和愿景是新时代青年发展的时空指向”的论断[8]，指明了新时代青年发展的总方向。受新迪尔凯姆主义以职业声望、职业地位区分社会阶层方法的影响，有关青年发展状况的测度开始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清单。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构建了包含8个一级指标、38个二级指标的当代中国青年发展状况测评量表[9]。在此基础上，杨守建提出了青年发展规划的监测评估模型及其实施机制[10]。具体到青年群体发展分化，廉思认为青年可以划分为杠杆、示范、边缘等八大分化类别[11]，陈占江等基于城乡自然、社会和文化“三元”空间的异质性探讨了城中村青年群体的二元发展分化与政策应对[12]。相对内涵日益深化的青年发展分化而言，有关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问题的专题研究则要滞后得多，依然停留在职业、社会融入等常规层面。林晶晶等、贾海刚等实证研究了城乡统筹中被征地青年的职业发展分化[13-14]，曾东霞等以人际压力为切入点探讨了被征地青年的社会融入、精神状态发展分化[15]。可见，有关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及对策响应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二、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测度模型建构

(一)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概念界定

从语义上看，分化通常是指性质相同的事物因内外因素的交融作用而演化成性质不同的事物，而发展分化则主要是从动态视角所定义的事物分化。青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但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广为认同的通用概念。联合国认为青年是15～24岁的人群，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16～44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认定为16～34岁。参照同类研究中其他学者的观点，本研究将青年的年龄界定为18～35岁[16]，其原因是：18岁已经具有独立民事行为与刑事责任能力，而年满35岁的个体思维已较成熟、发展格局大体定型。因而，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是指年龄介于18～35岁、具有传统农村户籍、土地被依法征收后集中安置需进行非农就业、开启城镇新生活的农民在人力资本积累、经济与社会地位获得等发展方面所出现的分化、分群现象。

(二)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测度模型建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基于自身对社会学的深刻理解，构建了著名的“三位一体”社会分层评价模型[17]。韦伯认为，在社会分层分析中，将财富作为分层标准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现实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一个多层面的统一体，除以财富衡量的经济地位之外，还存在两种具有突出影响的分层属性，即以声誉衡量的社会地位和以权力衡量的政治地位[18]。可见，韦伯模型的“三位”，实际上是指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一体”则强调的是“三位”之间相对独立但又彼此关联甚至相互转化的统一性。总体上看，韦伯对社会分层、分化持中立而非倾向性立场，并认为这种演变结果是社会日趋理性的重要表征，因为社会总会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结构形态。从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来看，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的评价思想影响了整个西方有关社会分层理论建构的后续走向，西方学界现代名目繁多的社会分层理论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其研究思路和分析范式。

在当今时代，人们的追求目标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日益丰富多姿，价值取向也受时代变迁和全球化程度深化的影响而不断变化，这实际上营造了社会阶层分化、分层的宏观环境[19]。先天禀赋、后天努力和可用资源差异的客观存在，加上市场竞争丛林法则无处不在的作用，则会从微观环境上酝酿新的社会群体不断衍生和形塑的土壤。在影响环境动态化、复杂化和分化结果多样化的语境下，作为对社会群体演化规律总结和演化趋势探索的社会分层研究学说，无疑需要运用动态思维、采用多维视角。因而，从该角度看，尽管“三位一体”模型奠定了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石，但同样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且，“三位一体”模型考量的视角是整个社会，对社会中群体内部的微观发展演变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比如说，对尚处在不断发展变化、具有较大可塑空间的青年群体而言，过分强调政治地位的发展分化，无疑使得该模型因不“接地气”而缺乏说服力、解释力。因而，本研究尝试运用动态思维并从多维视角，对被征地青年这个特定群体的发展分化展开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于个体身上、可用于产品生产或者服务供给的知识文化、技能技术与健康状况等的集合[20]。无数研究结论均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是导致社会个体发展分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而对正处发展阶段的被征地青年来说，人力资本显然是一个衡量其发展分化的重要变量。自古至今，较强的经济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一直是促使人们不断努力的内驱动力[21]，因而作为对个体发展状态的一种评价，这两个指标被广泛认为是社会群体分化、分层的重要标尺，在评价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时，也没有任何理由舍弃这两个指标。价值取向是个体在面对和处理社会事务时所表现的基本价值判断与价值立场[22]。***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曾说过：“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23]可见，在探讨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时，价值取向同样是一个极为重要衡量标准。人无精神不立，业无精神不兴。对个体的全面和充分发展而言，精神状态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却肯定是万万不能的。“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24]，青年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因而，精神状态理应纳入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的评价体系。而且，与其他青年群体不一样，被征地青年还面临着以职业身份转变、生活空间转移以及文化调适与角色内涵转型等为表征的“再社会化”或“市民化”改造，但在市民化进程中，部分个体可能出现“路径异化”或“内卷化”[25]等状态，因而市民化程度理应是考量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的内嵌性指标。

基于此，本研究借鉴韦伯“三位一体”模型，以人力资本、经济能力、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精神状态和市民化程度6大指标为测度依据，构建了既能体现青年共性也能彰显群体特性的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The Land-expropriated Youth’s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iation，简写为LeDD)测度模型(图1)。当然，人力资本、经济能力等指标本身内涵丰富、口径较宽，宽口径下的直接量化操作是不现实的，因而在实际操作时需使用具体、可量化的指标替代。结合被征地青年群体的内涵特征，本研究分别用“受教育年限”“月均劳动收入”“当前职业”“近两年参加社区活动时长”“近两年参加公益活动次数”和“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对上述6大指标作替代处理。原因主要是：“受教育年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知识、技能技术的存储，其差异能较为全面地说明被征地青年发展中人力资本积累的发展分化[26]；“月均劳动收入”是经济收入水平的直观表现，能说明经济能力的发展区别；职业是衡量个体社会身份最有效的判别标准，“当前职业”也就能标识被征地青年社会地位的不同；参加社区活动是一种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自觉行为，体现着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与团队意识，无疑能说明价值取向的发展差异；参加公益活动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自然能较为充分地反映精神状态的发展悬殊；“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呈现了个体生活空间与社交边界，用其彰显市民化程度差异当然具有较强说服力。特别是，“近两年参加社区活动时长”和“近两年参加公益活动次数”具有历时性，能动态地映射被征地青年的价值取向、精神状态方面的发展分化，符合本研究倡导的“动态思维”。

图1 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的LeDD测度模型

三、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为收集此次研究所需数据，课题组分为3个小组，于2021年2月至3月分赴广东、湖南、云南三个不同区位且经济发展水平梯次分布的省份，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对18～35岁、具有传统农村户籍、土地被依法征收后集中安置的被征地青年群体发展分化情况进行入户面对面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涉及6个市(区)、12个乡(镇)、42个安置区。共计发放问卷520份，回收497份，剔除存在奇异值、缺失值的问卷16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81份，回收率、有效率分别为95.58%和92.50%。调查中，“受教育年限”“月均劳动收入”“近两年参加社区活动时长”和“近两年参加公益活动次数”均记录实际值，“当前职业”分为“失业”“纯体力劳动者”“服务业人员”(含外卖快递从业者)“营销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含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灵活就业者)和“管理人员”共7类[27]，“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分为“自我”(即自我封闭)“家人”“原朋友同学”“现社区人”“原/现同事”以及“城镇其他人”共6类[28]。调查样本年龄均值为26.32岁；女性略多于男性，占比为53.61%；反映人力资本发展的受教育年限均值为10.17年；反映经济能力发展的月均劳动收入均值为2582.12元；反映社会地位发展的当前职业分布较为分散，其中失业者占22.66%，纯体力劳动者占27.44%，服务业人员占16.42%，营销人员占12.06%，专业技术人员占5.20%，个体工商户占9.56%，管理人员占6.66%；反映市民化发展程度的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具体分布为：自我占23.49%，家人占25.16%，原朋友同学占18.30%，现社区人占10.81%，原/现同事占13.51%，城镇其他人占8.73%；反映精神状态发展的近两年参加公益活动次数和反映价值取向的近两年参加社区活动时长均值分别为2.62和2.74。

(二)聚类及结果解读

在当前有关群体分化的研究工具中，常用的主要是聚类分析法，而聚类分析法有层次聚类、K-means聚类、系统聚类等方法，但K-means聚类、系统聚类对变量类型均具有连续性要求[29]，因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既有连续型变量，也有分类变量，且在聚类分析前并不能确定具体的分群数量，故采用具备自动探索分群数量能力的层次聚类分析法对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情况进行聚类。运行SPSS25.0软件，选择二阶聚类作探索性分析，对“受教育年限”“月均劳动收入”“近两年参加社区活动时长”以及“近两年参加公益活动次数”4个连续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当前职业”和“日常主要交往对象”选入软件的分类变量框，系统自动将481个样本聚为3类群族。二阶聚类的平均轮廓系数约为0.5，处于聚类效果“好”的区域(0.5～1.0之间)。其中，第1类群族的样本数为149个，占比为30.98%；第2类群族的样本数为212个，占比为44.07%；第3类群族的样本数为120个，占比为24.95%。从样本分布来看，将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分为3类的橄榄形结构聚类结果是符合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形态基本特征的。各变量在各群族中的均值或最频繁的类别如表1。

表1 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的二阶聚类概要表

从表1可知：从第1类到第3类，彰显人力资本的“受教育年限”均值、衡量经济能力的“月均劳动收入”均值、表征价值取向的“近两年参加社区活动时长”均值、代表精神状态的“近两年参加公益活动次数”均值都具有由小到大的特征；度量社会地位的“当前职业”在第1类中是“1”，也就是失业者最多，第二类中是“2”，也就是“纯体力劳动者”居多，第3类中是“5”，也就是“专业技术人员”居多；揭示市民化程度的“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在第1类中是“2”，即“家人”，第2类中是“3”，即“原朋友同学”，第3类中是“5”，即“原/现同事”。显然，因为所有度量指标的聚类结果在不同类别中均具有显著差异，这无疑表明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极为明显。换而言之，根据LeDD测度模型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被征地青年已经发展分化为三个层次或者说三个群族。

(三)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后的分类群体特征

为进一步洞察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情况，接下来利用软件新生成的“聚类成员变量”与原各变量做交叉分析，以探索各变量在各类别中的具体分布。需要指出的是，在实地调查时，受教育年限、月均劳动收入等连续型变量值的分布非常分散，在图表中不便直观观察，现将其做分段处理：“受教育年限”分为“6年及以下”“7～9年”“10～12年”和“13年及以上”；“月均劳动收入”分为“1500元及以下”“1501～3000元”“3001～4500元”和“4501元及以上”；“近两年参加社区活动时长”分为“2小时及以下”“3～4小时”“5～6小时”和“7小时及以上”；“近两年参加公益活动次数”分为“2次及以下”“3～4次”“5～6次”和“7次及以上”。图2至图7分别为被征地青年人力资本、经济能力、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精神状态、市民化程度在各群族中的分布概况柱状图。

在反映人力资本分布概况的图2中，第1类被征地青年群族中的“受教育年限”为“6年及以下”的样本占总样本的70%，“7～9年”占52.59%，“10～12年”占15.15%，“13年及以上”为0，可见此群族的低学历特征较显著。第3群族的“受教育年限”恰好与第1群族相反，“13年及以上”占59.57%，“10～12年”占31.52%，“7～9年”占1.72%，“6年及以下”为0，可见此群族的高学历特征较明显。第2类被征地青年群族的“受教育年限”占比最大的为53.33%的“10～12年”，最少的为30.00%的“6年及以下”，但各年限段的样本均有分布，未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当然，从总体上看还是不难发现，低学历被征地青年倾向于聚在第1类群族中，中等学历倾向于聚在第2类群族，而高学历倾向于聚在第3类群族。

图2 被征地青年人力资本分布概况

在反映经济能力分布概况的图3中，“月均劳动收入”为“1500元及以下”的样本分布从第1类群族到第3类群族呈现出由高到低的阶梯状，“4501元及以上”的分布则呈现出由低到高的阶梯状。在第1类群族中，没有“3001～4500元”和“4501元及以上”的样本分布。在第3类群族中，没有“1500元及以下”的样本落入且“1501～3000元”样本的分布比

图3 被征地青年经济能力分布概况

重也只有2.94%。“1501～3000元”的样本中有96.08%归于第2类群族。显而易见，低月均劳动收入被征地青年倾向于聚在第1类群族中，中等偏下月均劳动收入倾向于聚在第2类群族，而较高月均劳动收入则倾向于聚在第3类群族。

在反映社会地位分布概况的图4中，“失业”者全部归于第1类群族，“纯体力劳动者”中有97.95%归于第2类群族，且“失业”和“纯体力劳动者”这两类样本全部归于第1、2类群族。“服务业人员”和“营销人员”在三类群族中均有分布，但分别有72.55%和56.76%比重被归于第2类群族。86.21%、80.00%和59.09%的分布比重表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个体工商户”是第3类群族的三大主力军。可见，“失业者”容易沦为第1类群族，“纯体力劳动者”“服务业人员”和“营销人员”倾向于聚集在第2类群族，“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以及“管理人员”容易聚集在第3类群族。

图4 被征地青年社会地位分布概况

在反映价值取向分布概况的图5中，“7小时及以上”和“5～6小时”的“近两年参加社区活动时长”的样本分别有90.91%和77.55%的比重落在第3类被征地青年群族中，且该群族中“2小时及以下”

图5 被征地青年价值取向分布概况

的分布比重只有0.75%。“2小时及以下”和“3～4小时”的“近两年参加社区活动时长”的样本主要分布在第2类群族中，分布比重分别为51.49%和61.70%，但此群族中“7小时及以上”的分布比重只有4.55%。第1类群族中，“3～4小时”“5～6小时”和“7小时及以上”的分布比重均非常低，其中“7小时及以上”的分布比重只有4.55%。从上述分布规律不难发现，低社区活动参与度的被征地青年倾向于聚在第1类群族，中等社区活动参与度者倾向于聚在第2类群族，而高社区活动参与度者则倾向于聚在第3类群族。

在反映精神状态分布概况的图6中，“7次及以上”和“5～6次”的“近两年参加公益活动次数”中分别有73.33%和84.85%的比重落在第3类被征地青年群族中，该群族中“2小时及以下”的分布比重只有0.76%，“3～4次”的比重也只有22.92%。在第1类群族中，“2次及以下”的分布比重最多，为48.67%，其他次数的分布比重均比较低。在第2类群族中，“3～4次”的分布比重最多，为70.83%，“2次及以下”的分布也达到了50.52%，甚至还多于第1类群族。这表明，低公益活动参与度的被征地青年倾向于聚在第1类群族中，中等公益活动参与度者倾向于聚在第2类群族，而高公益活动参与度者则倾向于聚在第3类群族。

图6 被征地青年精神状态分布概况

在反映市民化程度分布概况的图7中，“日常主要交往对象”为“自我”和“家人”的分别有86.96%、67.02%分布在第1类群族。“原朋友同学”和“现社区人”的样本分别有79.52%、65.12%分布在第2类群族。“原/现同事”和“城镇其他人”的样本分别有86.75%、73.91%分布在第3类群族。尽管在各类群族中，“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均存在一定的离散现象，如第2类群族中“家人”的分布比重达到了30.85%，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聚类轮廓。

图7 被征地青年市民化程度分布概况

总体上看，基于LeDD测度模型的聚类结果显示，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较为明显，各群族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或者说各群族之间具有显著的发展分化现象(见表2)。

第一，第1类群族的基本特征。202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年，7.63年的受教育年限无疑表明该被征地青年群族属于人力资本积累匮乏型。因主要分布样本处于无业状态，该群族也就基本上没有劳动收入，经济能力是困难型，社会地位处于社会末端。该群族对社区活动、公益活动的参与度均非常低，深度访谈中不少此类青年都表现出“这类事与我有什么关系”的消极态度，其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可归为“利己型”和“颓废型”。自我封闭或以家人为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家里蹲”或“在家宅”现象，说明该群族的再社会化进程出现了“梗塞”而中断，市民化程度也就属于“钝化”型。此群族基本特征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征地时地方政府未与用地单位签订就业岗位安置协议，征地后未制定激励用人单位雇用被征地青年就业的优惠政策，导致低人力资本低积累型的被征地青年很难就业，长期待业使其上进心被反噬，与此相关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就被固化于社会底层；基层党组织、社区等没有很好地履行精神文明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等职责，使得责任心、荣誉感不强的被征地青年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难免被扭曲，甚至有心理承受力不强者开始接受“丧文化”和“宿命论”，产生奋斗无意义的荒谬逻辑。

表2 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后分类群体的基本特征

第二，第2类群族的基本特征。10.4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明该被征地青年群族属于人力资本中等积累型群族。2387.05元的月均劳动收入比2021年全国城镇居民3951.00元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低一大截，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有工作的穷人”，这表明该群族经济能力不强，属于生存型。“纯体力劳动者”“服务业人员”和“营销人员”为主的职业身份，体现了临时、非正规的岗位特征，说明该群族的社会地位同样处于中下层。访谈中发现，该群族中不少青年对社区活动、公益活动的参与大都是“被社区指派”或“单位统一组织”式的被动参与，这说明其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分别表现为“实用型”和“躺平型”。以家人、原同学、原朋友等熟人为日常主要交往对象的社交特征，表明其再社会化进程的社会融入度较为浅化，市民化程度属于“内卷”型。此群族基本特征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地方政府就业培训保障政策不到位，导致部分被征地青年通过技能技术培训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就业质量和劳动收入的通道堵塞，只能扎堆于临时、非正规性的岗位，经济与社会地位只能定植于中下层水平；社区未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致使部分有志向但先天禀赋不足的被征地青年很难获得成功同龄人的指导与正能量的激励；未针对被征地青年制定社会适应性公共政策，对其市民化进程缺乏有效保护与促进，导致部分被征地青年尽管努力习得城镇生存规训但市民化程度却极为浅化，最终成为游离在城市边缘的特殊一族。

第三，第3类群族的基本特征。13.4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明该被征地青年群族人力资本属于较高积累型。较大幅度高于202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的月均劳动收入说明其经济能力较为突出。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为主的职业，具有高技术、高知识和较高资本的特性，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已达到中等偏上的层次。访谈情况表明，该群族中有部分青年是社区活动、公益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能主动、积极参与此类活动，展现了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较好的精神风貌，说明该群族的行为所渗透的价值指向和精神追求分别展现出“利他型”和“健康型”特征。以“原/现同事”和“城镇其他人”为主的日常交往对象，符合现代城市业缘、趣缘型为主的人际互动特征，说明其已内嵌于城镇体系，市民化程度理应是“融入”型。此群族基本特征形成的原因可能有：通过接受人人平等的教育以及家庭、个人努力获得了较高人力资本积累的那部分被征地青年，通过上升通道进入了社会中上层，价值观和精神面貌成为了时代青年的楷模和引领者，真正完成了职业、身份、观念等全方位的市民化发展。

四、被征地青年发展分化的应对策略

群体的适度分化，有利于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激发被征地青年的潜能并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然而，一旦发展分化过度，造成不平衡发展“极化”，就不利于被征地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稳定。从群体视角来看，发展过度分化意味着有部分被征地青年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当前面临的糟糕境遇，容易对城镇化建设等社会事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和抵触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必然会挫伤其勤奋工作、参与城镇建设的积极性，甚至躺平和失去生活信心，而这显然与“以人为核心”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精神严重背离。从社会角度来看，发展分化“极化”不仅意味着部分被征地青年经济方面的抗风险能力弱，而且也昭示着其政治参与效能低、阻碍大，久而久之会形塑一个新的相对贫困群体。此时，如果情绪怨言或利益诉求合理表达渠道缺乏或梗塞，这部分被征地青年有可能寻求非理性的制度外渠道表达诉求，影响社会秩序，冲击社会稳定。这无论对个体、群体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将是巨大的损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应对策略。

第一，精准识别差异化需求，强化就业支持政策分层供给。各地在进行土地征收时，要以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工作经历、当前职业等为基本元素建立被征地青年资料信息数据库，并进行动态跟踪、更新。要以数据库为基础，加强不同群族被征地青年发展差异化需求的精准分析，然后采用分层就业支持供给方式，满足不同群族的需求。具体来说，对第1类群族的被征地青年，地方政府可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就业补贴、公共就业计划等社会支持政策，适当给予用人单位聘用被征地青年就业补贴，降低用工成本，增加适宜该群族就业岗位的供给。对第2类群族被征地青年，最重要的是强化技能、技术培训供给，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突破知识、技术壁垒，进而增加其劳动收入，提升经济、社会地位。

第二，通过团支部凝聚青春力量，促进共同成长。辖区团委可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被征地青年团支部，指派辖区团委副书记担任指导员，将不同群族被征地青年广泛组织起来，凝聚青春力量。然后，通过“服务社会、奉献青春”等活动，帮助被征地青年树立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让其认识到人生价值和肩负的时代使命。第1、2类群族被征地青年市民化发展受阻，出现“钝化”或“内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组织保障缺失有关，在其面对城镇新生活缺乏足够自我调适力时，以组织为基础的干预保障如果能有效运行，无疑有助于其实现城镇生活的融入。同时，团支部也可以为不同群族被征地青年之间通过互动消融群族鸿沟、促进共同成长提供交流平台。一般情况下，同安置区的被征地青年大都来自相同的拆迁村落，共同的成长环境、文化背景特别是孩提时代的纯真友情有助于彼此无障碍交流，第3类群族被征地青年可在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第1、2类群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

第三，健全“四位一体”联动机制，加强思想品质教育。青年时期是个体独立人格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可塑性很强[30]。面临城镇社会融入和再社会化的被征地青年，内心世界难免会充满困惑和迷茫，甚至变得狭隘和自私，因而更需要强化思想品质教育以促进其健全人格形成。要形成以安置区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为桥头堡、团组织为主力军、家庭为关键支撑的思想政治教育“四位一体”联动机制，加强培养被征地青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强其责任担当，特别是激发第1、2类群族被征地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和奋斗精神，使其逐步养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当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强不息方能自食其力，第1、2类群族被征地青年也要不断提升自我要求，积极主动参与各类社区活动，通过“干中学”拓展视野、提升境界，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在奋勇直追中实现阶层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