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交易效率与居民消费升级问题研究

臧正丽　王艳

【摘 要】 网络经济的发展引领居民消费的巨大变革，考察交易效率进步是否是引致消费升级的关键。基于此，本文理论剖析网络经济发展和交易效率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而通过选取2004-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展开实证考察，具体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GMM估计方法检验交易效率提升在网络经济影响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交易效率与网络经济规模呈现一致的变化趋势，网络经济发展有助于交易效率提升;交易效率提升和居民消费升级在时间维度上均存在动态滞后特征;网络经济发展能够推动交易效率提升和居民消费升级，且交易效率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据此，本文提出推进网络经济规模扩张，应不断完善网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居民消费渠道，从而充分发挥网络经济对于居民消费升级的拉动作用。

【关键词】 网络经济;交易效率;消费升级;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2）01-0060-03

一、引言

“新常态”背景下，破解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现实难题和实现内需拉动增长的发展目标成为我国战略规划的关键所在，而网络经济发展则为之提供了重要契机。经验事实表明，网络经济规模扩张与居民消费升级存在协同耦合的典型特征，而依托网络经济发展所实现的交易效率提升是否在其中扮演“桥梁”的角色仍有待探究。得益于支付方式的便捷化和运输体系的智能化，网络经济发展有助于交易效率的多维度提升，而交易效率能否通过影响居民消费选择和行为习惯推动消费升级，关乎未来我国网络经济发展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政策着力点。因此，考察交易效率在网络经济影响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明确其在城乡之间的作用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交易效率”概念的提出为实现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的量化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诸多研究表明，网络经济发展确能引致交易效率的提升。向国成和李真子（2016）认为互联网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深入社会分工和拓展市场范围提高交易效率;同样的，曾世宏和刘迎娣（2020）亦指出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能够有效提升交易效率并改善经济发展质量。聚焦交易效率与居民消费的内在关联，曾世宏和高亚林（2016）提出互联网技术的涌现加速传统产业价值链重塑进而实现居民消费的长尾效应;靳振忠等（2017）认为交易效率的提升能够通过消费条件改善和消费差距缩小的双重机制影响居民消费水平。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不难看出，对于交易效率在网络经济发展引领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仍缺乏实证考察。同时，关于交易效率综合评价的指标选取和体系构建亦莫衷一是。基于此，本文依托多维度指标所构建交易效率综合指数对我国交易现状予以分析，进而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交易效率对在网络经济发挥消费引领作用的中介效应。

三、网络经济发展与交易效率现状

2004年以來，我国网络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如图1所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网络经济大国。从网络经济发展增速来看，我国网络经济增长长期维持在20%以上的增长水平。为综合考察我国的交易效率水平，本文构建交易效率的评价体系，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通讯发展水平、高等教育投资、金融信贷规模、交通运输能力和制度环境存量等维度。其中，不同维度中共包含17项次级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本文通过对次级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同时设定每一指标的权重均等于1/17，由此可以得到地区交易效率指数，如图2所示。不难看出，我国2004-2019年间交易效率指数取得长足进步，增长近5倍，交易效率的增长率虽然整体上处于下滑态势，但仍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对比我国网络经济发展规模和交易效率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二者在总量上保持齐头并进的增长态势，同时在增长率方面亦呈现有所下滑的一致规律。

四、研究设计

（一）机制分析

网络经济发展对于交易效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交易成本下降、服务质量提高和流通效率进步。具体地，网络经济发展所依托的线上交易模式和数字支付既突破了传统交易的时空局限性，从而有效降低交易过程中的费用支出;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消费需求的精准匹配和个性化服务，从而及时有效地为消费者提供良好服务;与网络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物流体系建设通过智能仓储和数字化运输管理，极大地提高产品配送效率。无疑，交易效率的多路径提升同样深刻影响着居民消费模式、消费内容和物流支持等诸多方面。交易成本的下降促使居民消费更多地选择便捷化的购物平台和多元化的线上支付方式，而服务质量的提升既有助于消费者获得更多个性化服务和多元化产品，也有利于消费者的定向选择和高质量消费，最终有助于消费升级。基于上述机制分析，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说：交易效率提升在网络经济影响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

（二）模型设定

网络经济发展通过影响交易效率最终作用于居民消费升级，这意味着交易效率可能在二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据此，本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作用机理见图4。首先对路径 a进行检验，即X对Y是否具有显著影响，若两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则进而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其次检验路径b中X对M是否具有显著影响，以及路径c中M对Y的影响，若二者皆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成立。最后，根据路径b和c共同作用下，X的显著性判断中介效应的性质。

基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将居民消费升级水平、网络经济发展和交易效率分别设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考虑到居民消费升级在时间维度上可能存在动态滞后性，本文将居民消费升级的一期滞后项纳入分析框架并构建如下模型：

Y=α+Y+αIE+αX+V+ε      （1）

EC=β+EC+βIE+βX+φ+θ     （2）

Y=η+Y+ηIE+ηEC+ηX+U+ξ    （3）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下标t表示相应变量的滞后一期;X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财政支出、老龄化水平以及教育投资。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调整后的统计口径一致性，本文选取2004-2018年30个省级样本数据（西藏除外），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等。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中货币数据以2000年不变价格进行平减处理;缺失值则采用插值法或均值法补充完整。为进一步降低数据离散程度，本文对部分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中介变量交易效率的测算过程在前文已有论述，其他变量的具体说明如下：

1.被解释变量

居民消费升级（Y）：以除食品、服饰等生存型消费之外的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消费升级的代理指标。

2.解释變量

网络经济发展（IE）：通过构建互联网数字经济评价体系对省级网络经济发展水平予以考察。本文基于互联网人才数量、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滞后产业增加值等多维指标综合评估我国网络经济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

收入水平（PGDP）由地区人均GDP来表示;城市化水平（Urban）由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财政支出（Finance）由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数量表示;老龄化水平（OLD）由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教育投资（EDU）由地区人均教育支出数量来表示。

五、结论

本文基于中介效应视角，实证检验交易效率提升在网络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检验发现：我国网络经济规模扩张和交易效率提升存在动态耦合规律;居民消费升级和交易效率提升在时间具有动态滞后特征以及持续走高的惯性趋势;网络经济发展显著促增居民消费升级和中介效率提升，而中介效率则在网络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扮演中介变量角色。

【参考文献】

[1]向国成，李真子.实现经济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J].社会科学，2016（7）：57-63.

[2]曾世宏，刘迎娣.互联网技术、交易效率与服务业发展：兼论服务消费对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J].产经评论，2020，11（3）：16-31.

[3]曾世宏，高亚林.互联网技术创新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机理、路径与对策[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5）：123-127.

[4]靳振忠，王亮，张郁.交易效率对居民消费的双重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7（11）：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