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的诠释“溢余”：以《左传》鉏麑之死为例

陈超然

一、诠释的基底：“话语形构”的逻辑

学界普遍认为，历史的杜撰是从《左传》开始，而在此之前的《尚书》与《春秋》都未见虚饰。虚饰被视为一种对事件或事实的想象性描写，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人们对《左传》真实性和经典本身的质疑。然而，由文字或话语所载录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真实性终究都是无法全然复现的。 正如米歇尔·福柯指出，任何话语是“建构”事实而非“反映”事实，在其运作过程中将其意念或讯息施放出来。这种包含说与听（写与被写）双方的语言文字运作过程，势必牵涉到彼此在社会、文化中的阶级地位、角色扮演，也就隐含了权力的施加与承受关係，这就是“话语形构”。 即便是《尚书》和《春秋》，这些被认为是依据原始宗教的礼仪式载录体系，也只是反映了历史的某些事实，而非真相。换句话说，历史是依据叙述者的主体意识被诠释出来的。诠释以“史官”的面目出现，是《左传》叙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此关联的，是《左传》对《春秋》原始载录中那些不需要诠释的地方提供了诠释，它对传统文本权威同时存在破与立的建构，以此形成不通过神权而直接诉诸于人心的新权威。后人在翻阅这些“话语形构”时，更有价值的省思或许是透过这些语言文字等文化载体，去探寻其背后隐藏的文化认知体系或话语权力的旨意。

二、《左传》中诠释的现象：以鉏麑之死为例

被史官诠释的历史，它属于「话语形构」的载录，而载录的形式取决于史官主体意识的自觉，这也是《春秋》与《左传》二者同为记事体史书，但前者的记事形式表现为祈求或禁忌的姿态，后者的记事风格则是将事件起/始、事由因/果、公域/私域、情/理等要素进行多维建构，呈现出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和人间审判官姿态。相较于《左传》之虚饰，学者将目光集中在真实性的论辨，而关于《左传》诠释，更多的焦点则是探讨史官叙述背后的“心思”。再以此反观虚饰的构设，或许能得到别样的启发。学者在谈论《左传》虚饰时常用鉏麑触槐的例子作为论据，同样地，探究《左传》中的诠释现象也可先从这个典型的例子说起：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左传·宣公二年》）

同为“传闻”之史的《公羊传》也载录了晋灵公派人刺杀赵盾这一事件，其与《左传》相较而言最大的区别鉏麑死的原因和死的方式。《公羊传》记载刺客是“刎颈而死”，刺客在检视赵盾居家环境的“无人”，用餐时的“鱼飧”，認定赵盾具备“易”且“俭”的品性，在忠义两难全的情况自杀身亡。若单看《公羊传》的载录，会对这位“勇士”之举肃然起敬，但对比《左传》来看，这位“勇士”难免显得做作。试想，一个刺客在临死之前说了这么多的肺腑之言却未遭反翦，或许是赵盾家里真的“无人”，若如此，刺客的话又是被谁转述的呢？正在吃鱼飧的赵盾吗？显然不是，否则显得赵盾是个流于自我夸耀之人，又不符合史官所要彰显赵盾本人的道德意义。只有一个解释可说的通：勇士之死这一事件的载录是《公羊传》史官结合“传闻”虚饰出来的。《左传》史官的处理方式则更加合乎情理，首先，这位刺客有名有姓——鉏麑，他不是无迹可寻的某某;再者，鉏麑是“晨往”才见到赵盾因“尚早”而着“盛服”在“假寐”，时间和细节处理得更有信服力;最值得一提的是，鉏麑最后是“触槐而死”。这棵槐一定是赵盾家的槐树吗？未必。史官这么安排鉏麑死的方式有什么意图吗？细想来这是史官诠释的表现。槐树最早在周代就被赋予了某种文化属性的象征，《太公金匮》载： “武王问太公曰：天下神来甚众，恐有试者，何以待之？太公曰：请树槐于王门内，有益者入，无益者距之。”而《晏子春秋》中也曾提及齐景公对于槐树的酷爱，“令曰：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有醉而伤槐者，且加刑焉。”可以说，槐树本身被赋予了权威、神圣之意涵，鉏麑触槐而死，既是他舍生取义的彰显，又是他不能忠于晋灵公的含恨壮举，与其临终前的那一席话完美交融。不仅如此，《尚书·逸篇》有：“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可见槐树常被种植在敬神祭祖的社坛周围;《周礼·秋官·朝士》中也记载：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大致是说周代朝廷宫殿外种植有三槐九棘，公卿大夫按位分列坐于树下，朝觐天子。这么说来，《左传》中的“麑退”，也可能是鉏麑离开了赵盾家宅后，来到了祭祀的社坛前，或是立于晋灵公的宫殿外，才说出了那一番忠义两难全的言论，最后以“触槐”为自身的壮烈信念画上惊叹号。若是按这样的思路来理解，则林琴南先生对鉏麑“何由有暇工夫说话，且从容以首触槐而死”的质疑便可解释得通。

这么说来，鉏麑之死还能作为争辩《左传》虚饰的经典论据吗？ 这个典型的例子更利于论证史官的主体意志：通过对刺杀赵盾这一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的交代，通过对人物语言、动作、心理细节的刻画，史官想要褒赞的是赵盾的德行，亦是鉏麑的忠义，还顺带讽刺了晋灵公。“一箭三雕”也不过六十余字。没有反讽性作为保护性的间距，史官轻易地诠释一切、寻求意义的“心意”就会成为狂人的语言。神明意志的不透明性，它对于人为诠释的抗拒，有时会让人对冥冥之中控制一切的秩序产生怀疑，而《左传》史官的细腻诠释，将神明那迷迷密密、不可喻解的道德意志可以被解释。这不是虚饰，而是对史官所认定的“史实”作出符合自己道德意志的诠释。史书中首次遇到对史官主体性的发现，就是在《左传》。

三、诠释的“溢余”

《春秋》与《左传》相辅相成，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依存关系。但由于二者所撷取的原始材料不同，其所呈现的载录方式也各有特色。“经据策书，传冯简牍”，源于“告命”的“典册”，是《春秋》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史官遵循传统宗教的载录体系，并通过“春秋笔法”来暗示自己的褒贬态度。《左传》的史料出处则更多是凭借由“简牍”而来的“传闻”，这些“传闻”构成了史官的知识储备，让他们能够以“全知”的视角去复盘两百多年的春秋史，并在见证天命的同时，将更多的叙述精力投入到人事的起因、变化与结果中，以诠释的“溢余”达到以事表意、化事为志的目的，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和价值审判的责任。

《左传》的全知建构，反映在其创新性的历史建构上，将史官置于全知者的视角，广阔却不失细腻地描绘一段段历史事件，从史料选择到人物的语言和行为，都有史官自觉主观的参与建构。在因果逻辑的配合下，史官得以用史书承载自己的思想意识，得到社会变革之际的话语权力，从另一个领域完成儒家“治天下”的任务。

而其文化意蕴，更是后世文以载道之滥觞，将偏向主观的史官之志与客观的历史叙述结合，配以流畅清晰的文笔，让《左传》的文化内涵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

参考文献：

[1]过常宝，《左传》虚饰与史官叙事的理性自觉[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69-76。

[2]转述自[法]米歇‧傅柯1811著、王德威译《知识的考掘》（ L'archéologie du savoir），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29-34。

[3] 魏收，《魏书》55卷，北京： 中华书局，2017：1340-1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