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特殊传播机制浅析新冠疫情间民间恐慌心理的由来

吴治刚 何盈盈

摘要：新冠疫情影响面与波及人口甚广，至今全球累积死亡病例已超4百万，面对突如其来来的病毒及其变异特性，医学界呈现出较为被动的局面，出现局部恐慌现象。对民众的恐惧心理，为探究其产生机制，笔者将基于集合行为中的特殊传播机制与媒介的社会功能对此进行分析。集合行为中的特殊传播机制分为群体暗示、群体感染、群体模仿、匿名性四部分，显而易见，在新冠疫情的特殊环境下，尤其在疫情爆发初期，民众这种恐慌心理的产生离不开这四方面的影响。大众媒介作为传递信息消除人们不安感的社会传播系统，在此过程中应当承担起疏导公众恐惧情绪的责任。

关键词：恐慌心理;集合行为;特殊传播机制;大众媒介功能

1研究背景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感染病例与死亡病例人数不断猛增，又因病毒传染快、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公众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恐惧心理一直属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Bohm和Pfister在风险感知理论中提到后果型评价的风险感知（对潜在结果或者现有结果危险性的评判）会导致个体产生恐惧情绪和非理性行为。但传播机制在此过程中，通常也会产生加剧或缓解恐惧心理的作用，而疫情期间公众出现的群体性、泛在性恐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集合行为。在集合行为的特殊传播机制中，群体暗示、群体感染、群体模仿、匿名性刺激了这种心理的产生，加剧了蔓延的程度。因此笔者认为从单一、微观的心理学视角分析公众恐慌心理产生的原因过于局限，脱离传播机制的方法过于割裂，而加入传播的视角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修正。基于此，笔者将从集合行为的四大特殊传播机制对民众恐慌心理的产生进行分析，并从媒介组织的角度，提出应对建议。

2民众恐慌心理的由来

2.1群体暗示机制的影响

群体暗示指大量人群聚集于共小的物理空间，人们保持着高密度的接触，参加者通常处于兴奋、激动的精神状态，这些情境状态容易使他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表现出一味的盲信和盲从。事件的重要性决定了关注该事件的必要性，新冠疫情与大众的生命健康紧密相关，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并且使得民众密切关注有关疫情的信息。因此，在本次事件中民众虽没有直接保持物理空间的高密度接触，但由于互联网的连通性使得社会距离极大缩小，对信息的同质化需求导致了绝大多数民众处于一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对疫情相关信息的认知失去了理智的分析能力，易对虚假信息或未经证实的消息表现出盲信盲从，从而引发自身心理的恐慌。

2.2群体感染机制的影响

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的过程即为群体感染。在群体暗示引发部分人群心理恐慌后，会对新冠疫情相关的负面信息进行快速、公开、大规模的传播，从而制造出一种放大危机的特殊信息环境，影响更多公众对相关信息的认知，加剧民众对潜在结果危险性的评判，导致更多的个体产生恐惧情绪和非理性行为，并反过来加入信息环境制造的队伍中去。如此反复，制造更大的危机信息声势影响更多民众的认知，产生恐惧心理。

2.3群体模仿的影响

集合行为中的模仿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性的模仿。纷繁复杂的新冠肺炎信息中包含大量的专业性知识，而大众认知能力存在局限，难以辨别信息的真伪，并且在疫情的特殊环境中，民众对相关信息的关注甚至达到了高强度的状态，一旦出现相关负面事件，民众情绪被即刻点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的转发更多出于一种模仿，受到本能需求的支配，处于不理性的状态。而转发的众多信息中，负面信息、谣言、流言等鱼龙混杂，因此也影响了更多民众，使其陷入恐惧之中。

2.4匿名性的影响

集合行为把人们淹没在人群之中，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身份，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中，这种状态使他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一种“法不责众”心理的支配下，做出种种宣泄原始的本能冲动行为。在全中国深陷新冠疫情的特殊环境下，据马斯洛的五个心理需求层次，民众的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以及自我需求，超过了处于低级的生理需求，占据了主流的位置[1]。因此民众在匿名的状态下无论为了满足获取相关信息的安全需求还是宣泄情感的自我需求都将促使多数民众对相关负面信息进行传播，并且添加其他成分，增加信息的煽情度甚至妖魔化相关信息，从而进一步影响其他民众对潜在结果危险性的评判，产生恐惧心理。

3媒介应对对策

3.1媒介及时、准确的传播信息与民众恐慌心理的产生呈负相关

新冠病毒肺炎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染病，其发病原因、救治方法以及传染途径等仍不完全明晰，再加上疫情迅速蔓延全国，这种不确定性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特殊时期，民众因生命受到威胁，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和恐慌，民众迫切需要通过及时获得更多透明的疫情消息来缓解恐慌。针对民众的这一迫切心理需求，媒体加大疫情相关信息的报道力度，将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信息把民众包围起来，民众才能感受到安全和秩序，减少恐惧心理。反之，如果媒介没能发挥瞭望塔的功能就会进一步加剧民众的恐慌心理。

3.2迅速澄清谣言，减轻恐惧心理

当公众陷入集体性恐慌时，理性判断能力也会下降。同时，在疫情期间，非常态化的传播机制活跃，流言、谣言遍布网络，真假难辨。及时澄清谣言是媒体的重要责任，也是满足受众安全需求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媒介整合权威资源，及时对一些谣言进行迅速澄清，才能引导公众产生正确的认知，才会增加更多的安全感，相应也会减少民众的恐惧心理。

3.3制作温情节目，慰藉公众心灵

居家隔离是此次疫情中的一大特殊现象，公众需求让渡国家要求，绝大多数公民坚持隔离在家。但人的社交需求、情绪压力的释放需求依旧是存在的，媒介需要承担起疏导公众情绪，满足公众社交需求的责任。比如一些app推出医护版和大众版，提供及时、专业的心理疏导。虽然在此过程中，公众不能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但媒体语言、文字、声音的温度，能让观众脱离孤独，帮助公众找到爱与归属感，这都可以有效降低民众的恐惧心理。

4总结

群体暗示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疫情中多数未经证明的负面信息表现出一味的盲信盲从因而引发自身心理的恐惧，在此机制下又由于群体模仿、群体感染、匿名性因素的综合影响，制造了疫情危机的普遍信息声势。从而影響其他民众对潜在结果危险性的评判，使这种心理病毒式的蔓延于民众之中。而媒介在此特殊环境中，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避免出现“信息真空”的情况，通过持续不断的提供正面信息给予公众安慰，积极帮助公众疏导恐惧心理。同时，新闻媒体也要及时、详细、全面播报疫情信息，让谣言不攻自破，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田甜.从马斯洛理论看疫情期间媒体对公众的心理疏导[J].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20，02：158.

作者简介

吴治刚（1982-），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

何盈盈（2002-），女（汉族），四川达州人，成都锦城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