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运动攻击行为研究

张 超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通识教育部 山东 济南 250000

高校群体竞赛的组织与开展极大的丰富了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像篮球、足球等对充满对抗性、挑战性、刺激感的项目深受大学生们的喜爱,通过参与竞赛,在提升体质健康和获得身心愉悦的同时,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也会经常出现,如肢体、言语的挑衅和攻击行为,甚至会演变为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些现象的产生,极大的阻碍了群体竞赛的有序开展,成了竞技场上的一道“黑色风景线”。那么,运动攻击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呢?从道德心理学角度来看,个体的道德行为主要取决于其道德推理判断,即道德水平,道德推理判断是一种个体的心理加工过程,具有高度自觉性、自主性和自发性,是自我意识的外在表现。道德认同是联系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的中介因子,很多情况下,认同机制可以促进判断向行为的转化,心理学的很多研究也已经证实,道德认同在对攻击行为等不道德行为的预测上比道德判断更具有效果。班杜拉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第一次提出了道德推脱的概念,道德推脱的出现,从内部认知机制上有效的解释了那些高道德水平的个体产生不道德行为(攻击行为)的现象。本文基于此,将大学生运动应激情境下产生的攻击行为认定为是在道德推脱的作用下使联系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的中介因子——道德认同的调节机制失效而产生的一种现象。

一、道德认同与大学生的运动攻击行为

道德认同在心理学界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并且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在不同的定义,如Blasi最初将其定义为“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对个体的影响,反映个体对道德品质(责任、公平、公正、诚信等)的认可与接受程度”；Hardy认为道德认同是个体对于道德品质的重要性程度的自我评估；[1]我国学者也对道德认同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如曾晓强(2012)认为道德认同是自我对德行的重要性评价,联结着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阶段。[2]虽然上述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对道德认同进行了了解释,但不难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即：道德认同是个体对社会道德观念和自我认同的整合,代表了其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认同程度,代表了其对道德品质的整体认知程度。

道德认同具有较高的道德同一性特点,它能够使个体对某些行为产生基于自我认知的、负责任的判断,换言之,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如果某一事件的道德价值让其感觉到非常重要,那么个体就会从内心产生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并随之产生道德行为。众多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Brooks(2013)研究发现,道德认同在个体撒谎行为上的预测效果较高；祝大鹏(2017)研究认为,道德认同会对运动员竞技中的反社会行为有显著的反向影响；王兴超(2012)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研究后发现,道德认同会对攻击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由此可见,大学生即使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但在运动应激情境下,也未必产生相应的道德行为。只有当他认为运动上的某一事件具有较重要的道德价值且有高度的自我认同时,内心才会形成高度的道德责任感,道德行为也就有可能催生。大学生在对抗激烈的群体竞技运动中,道德认同作为其内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深刻影响着由道德判断向道德行为的转化过程,是催生运动攻击行为的不可忽视的动机因素。

二、道德推脱与大学生的运动攻击行为

班杜拉认为,当个体处于不道德情境下时,为了将行为后果的危害性降低到最小而将自身行为重新定义,使处于不道德情境下的个体快速的脱离负面的情绪,从而缓解自己对行为对象的痛苦认知,这一过程就是道德推脱的作用机制。他还提出,道德推脱能够将自我内在认知与外显行为进行分离,有效避免因二者相互冲突而产生自我惩罚现象的发生。在此理论基础上,穆勒认为那些具有较高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更加善于对自我行为进行重新定义,避免不道德行为引起的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而摆脱罪恶感的束缚。可以说,由于道德推脱的作用,个体在某些情境下极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决策,不道德行为也就由此产生。

大学生运动中攻击行为的发生,可以通过道德推脱的三个作用机制来进行解释说明。第一种推脱机制包含了道德辩护、委婉标签和有利比较三个要素。道德辩护强调的是个体通过对不道德行为合理化的解释,有害行为产生了无害化的认知,使得行为后果的危害性降到最低,如大学生将运动攻击行为视为是与他人关系更加亲近的表现；委婉标签则是指个体通过委婉言语的运用,给不道德行为贴上无害的标签,使得有害行为容易被他人所接受,如有的大学生将篮球比赛中的肢体侵犯行为看做是一种彰显男性阳刚的行为；有利比较是指个体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与更加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比较,从而使得自己的行为的危害性显得更小。

第二种推脱机制包含了责任转移、责任扩散和扭曲结果三个要素。责任转移认为个体往往将自身的有害行为做外部环境的归因,逃避对不道德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如大学生会将自己比赛中的攻击行为归结为天气或观众的原因；责任扩散是指集体不道德行为的责任会扩散到成员个体,从而将个体责任最小化,如一个队的所有队员在比赛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冒犯对手的行为,那么个体就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恶劣了；扭曲结果的目的是个体通过对自身不道德行为的后果进行否认,从而避免来自内心的自我谴责,如大学生在群体比赛中会在裁判员视线之外做出攻击对手的行为。

第三种推脱机制包含了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的要素。通过非人性化机制,使个体将行为对象看做非人类,从而避免自我谴责,如大学生在赛场上因为对手之前冒犯了自己,所以觉得对方遭受到报复行为是应该的；责备归因是指个体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他人,如足球比赛中,大学生认为对方的动作太大,因此实施了攻击行为。

三、道德认同与道德推脱在大学生运动攻击行为中的共同效应

道德认同和道德推脱在攻击行为的发生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道德推脱的存在,使得道德判断向不道德行为的转化更加容易。道德认同虽然对攻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脱离了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攻击行为的产生就不一定是必然的行为结果,即尽管道德认同与道德行为之间有着交互性极强的因果效应关系,但道德认同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却不是直接性的,需要通过运动情境下道德推脱的中介调节作用来实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道德认同不能作为有效或直接的预测变量来预测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发生,相比道德认同,运动道德推脱的预测效果更加有效。[3]以往的众多研究也证实了道德推脱在道德认同和攻击行为之间充当了中介变量的角色。李彦儒(2018)在研究中发现,大学生运动员的道德认同与道德推脱、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被试的道德推脱作为中介变量,调节着道德认同影响攻击行为的过程中。总而言之,道德推脱在道德认同和攻击行为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非常显著,道德认同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会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增高而增强,即如果大学生运动员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道德认同对攻击行为所起到的激励作用越大,发生攻击行为的概率就会增大。除此之外,道德推脱在道德认同和情绪性、紧急性、公开性、匿名性、依从性的攻击行为间的调节效应显著,会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增高而增强,即个体道德推脱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道德认同对攻击行为的预测效应会下降。

虽然大学生的运动攻击行为仅仅是发生在赛场上的偶发行为,但是,这些偶发行为往往会折射出这些大学生个体内部道德认知水平,会间接反映出其道德推脱水平的高低,如果不加以重视或调控,这些道德认知会蔓延到其日常工作、学习或生活中,给其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或阻碍,因此,建议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通过形式多样的德育教育活动的开展,给予大学生施加积极的影响作用,不仅有效避免运动攻击行为的发生,也会对其健康的道德体系的构建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对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推动产生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