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克利案“一石两鸟”

林海

约翰·欣克利是一位石油大亨的儿子。他精神压抑成疾，因迷恋朱迪·福斯特，而试图于1981年3月30日刺杀美国总统里根。刺杀虽然未遂，却伤及无辜，击中了前白宫新闻秘书布莱迪。这位布莱迪先生从此半身瘫痪，并终生致力于枪支管制立法，最终推动1994年的枪支管理法案出台。欣克利本人却因精神障碍而被判无罪——这一案件也推动了美国精神障碍抗辩立法的改变。

为引女明星注意而模仿影片行刺

像美国历史上多起刺杀总统案一样，欣克利（John Hinckley，Jr.）行刺里根总统案扑朔迷离，错综复杂，众说纷纭，其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是难解之谜。

1981年3月30日，里根前往位于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出席产联-劳联下属的建筑工会大会并发表演讲。结束后，里根经侧门离开饭店，从一排记者和摄像机前走过，正待上车之时，混杂在记者群中的欣克利掏出手枪，瞄准总统连开六枪。里根当即摔倒在地，血从他胸部汩汩流出。人们惊慌失措，赶忙把里根送往医院抢救。这一枪正打在里根左肺部。如果再往中间挪3厘米，里根的老命就保不住了。经过一番紧急抢救，里根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

凶手被警卫人员当场抓获。警方根据从凶犯身上搜出的证件和钥匙等线索，迅速追查到刺客住处。这个名为欣克利的凶手出身于石油豪门。父亲是科罗拉多州一家石油公司的总裁，与后来的总统老布什等权贵有生意往来，得知行刺案后，不惜破费重金，聘请著名律师和专家证人出庭，以精神错乱为由，为儿子进行无罪辩护。那么，这位欣克利先生是否存在精神障碍呢？他又为何行刺美国总统呢？

有人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欣克利有点儿像当代美国社会中的“雅废”，又称“年轻的都市失败者”（Young Urban Failure）。这类人的品位并不低，且小有艺术天赋，但是，在金钱社会的无穷欲望和残酷竞争的压力下，幻想破灭，忧郁颓废。他对父母编造假话，说碰上了蒙面大盗，钱财被劫，自己连惊带吓，身患重病，需要回家养病。返家后，欣克利父母见儿子身体尚好，不像有重病的样子，只是精神疲惫，郁郁寡欢，便建议儿子去看心理医生。

在写给医生备案的个人介绍中，欣克利主动“交代”了自己对电影演员朱迪·福斯特的迷恋。福斯特在影片《出租车司机》中出演雏妓。欣克利不仅对福斯特一见钟情，而且对影片中的男主角罗伯特·德尼罗极度崇拜，刻意模仿。在影片中，德尼罗扮演的司机孤寂落魄，一事无成，情场失意。他留下一封“诀别信”后，铤而走险，企图行刺总统候选人。阴差阳错，这位司机行刺未遂，但歪打正着，击毙歹徒，救出妓女，成为了英雄人物，赢得了媒体和意中人青睐。

实际上，欣克利并不是没有机会认识意中人福斯特。1980年代，他在耶鲁曾多次与福斯特迎面相遇，但却临阵怯场，没胆量正面搭讪，欣克利只好侧面迂回，多次给福斯特打电话、写情诗、送鲜花，结果却是没有音讯。追星不成，欣克利极度沮丧。他暗下决心，要像“出租车司机”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赢得意中人的爱慕。于是，他尾随正在全国各地竞选连任的卡特总统，企图行刺。1981年3月下旬，欣克利前往首都华盛顿，住进距白宫只有两街之遥的一家旅馆，根据白宫提前公布的总统日程安排，开始谋划行刺里根。

行刺前两小时，他模仿《出租车司机》中的情节，给福斯特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诀别信：“亲爱的朱迪，当我行刺里根时，我本人极有可能当场身亡。所以我现在给你写这封信……向你承认，我之所以铤而走险，实因迫不及待地要感动你的芳心……以牺牲我个人自由，甚至可能生命的方式，希望能够改变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在事后对于欣克利的审判中，这封意乱神迷的诀别信至关重要，不但扭转了整个局势，还成为了辩方律师证明被告精神错乱的重要证据。

欣克利入狱后，联邦政府起诉他犯有非法购买、拥有、使用枪支和谋杀总统、重伤四人等十三项重罪。欣克利虽然“罪大恶极”，但在正当程序的保护之下，仍然得到了公正处置。控辩双方都派出精神病专家，与欣克利反复接触交谈，观察谈吐举止，诊断心理精神，长达三个月之久。他们还对与欣克利打过交道的各界人士進行了认真调查和取证。

精神障碍，举证责任从此“倒置”

1982年4月27日，联邦法院开庭，正式审理欣克利案。控方律师和医学专家认为，欣克利虽然精神怪异，行为乖张，不可理喻，但他并非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他谋划行刺卡特总统和刺杀里根总统之举，并非精神失常，鬼迷心窍，而是在神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蓄谋已久，冷血实施。因此，他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

对此，辩方反驳说，欣克利毫无政治动机，手无缚鸡之力，甘冒杀身之祸，以荒诞不经的方式追星，其想法和行为大异于常人。从医学角度而言，他是一个典型的“妄想狂”型精神病患者，把自己与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虚构角色混为一谈，异想天开，神智错乱。因此，被告不应负任何刑事责任。在法庭上，辩方呈送了欣克利写下的《诀别信》，给陪审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规则主要有两条：一为“麦纳顿规则”（M’Naghten Rule），又称“对错规则”，即如果被告人因某种精神病影响而缺乏理智，在案发之时不知其行为的性质或对错，则被告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另一个则是“德赫姆规则”（Durham Rule），又称“结果规则”。“德赫姆规则”的定义颇为宽泛，甚至连“情绪残疾”（Emotional Disability）也算精神疾病。根据这一规则，只要被告的行为系由于精神错乱或情绪残疾所造成，则他对于这一结果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依照当时的联邦刑事诉讼法，在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中，控方负有举证责任。可是，由于精神病鉴定并非“科学”，判断一个人是否患病及其严重程度的标准，常常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致使控方很难毫无争议地证明：案发之时被告的神智百分之百正常。仅凭欣克利留下的那封诀别信，辩方就可以提出合理挑战，断言欣克利鬼迷心窍、精神分裂。

与此同时，美国法律还规定，只有当控方呈堂的证据确凿无疑，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標准时，陪审团才能将被告定罪。庭审时，欣克利父亲出庭作证，老泪纵横，使陪审团深受触动。他痛苦地回忆说，儿子自幼胆怯害羞，与人为善，若非意乱心迷，精神分裂，绝对不可能铤而走险，干出谋杀总统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力罪行；自己身为父亲，常年忙于生意疏忽了对儿子的教育，且急躁处理过于简单粗暴，未能发觉孩子的心理疾患，反而将儿子扫地出门，以致铸成弥天大祸。

最终，1982年6月21日，陪审团裁定：欣克利无罪，理由是他作案时精神错乱。法官宣布：把欣克利送往华盛顿市一所名叫圣伊丽莎白的精神病医院，接受监护治疗。欣克利本人无动于衷。他的父亲百感交集，案后辞去公司要职，捐赠巨额财富，在华盛顿市郊成立了一个资助精神病研究和鉴定的医学基金会。在精神病院，欣克利接受治疗。1984年圣诞节前夕，即判决仅两年后，据医生诊断，认为欣克利病情大有好转。经院方同意，每逢节假日，欣克利可以在医务人员监护下，回家与父母团聚。对此，里根夫人南希大惊失色，公开抱怨，她对媒体表示：“我和我的家人对这一裁决深感失望！”

同时，法律专家们也对于精神障碍抗辩“过宽过松”的情况提出了许多意见。就在欣克利被宣布节假日可以回家团聚的1984年，国会通过了《精神病辩护改革法》，“从严控制”刑事案中的精神病无罪辩护。该法规定，今后在此类案例中，改由辩方阵营承担举证责任。若证据稍有漏洞，不能达到说服陪审团的严格标准，则认定被告因“精神障碍而无罪”的主张无法成立。此款法案改变了有利于嫌犯的旧规则，增加了辩方打赢官司的难度。此后数年，美国各州也纷纷修改法律，越发严格限制精神障碍无罪辩护的滥用。

除此之外，欣克利案还间接推动了枪支管理法律的演变。在欣克利刺杀里根案中，前白宫新闻秘书布莱迪被击中头部，造成终生半身瘫痪。此后，布莱迪身残志坚，坚持不懈，极力争取枪支管制立法。1994年2月，国会终于通过了有关枪支管理的《布莱迪法案》。该法规定：第一，购枪者需要五天的等待期；第二，等待期间，警方将对购枪者的背景予以调查，确保罪犯、精神病患者不得购枪；第三，警方对枪支买卖进行登记，记录将保持二十年。这一法案对于购枪的程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或许这亦是欣克利案留给美国法律制度的另一重要“成果”。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