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写作理论探赜

周 丽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安徽 桐城 231400)

桐城派巨子姚鼐视文章为千秋大业，“门户难留百年盛，文章要使千秋垂”[1](P478)，他从教四十年，广招门徒，传播文章写作理论，为桐城派的开宗立派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姚鼐的写作理论多见于尺牍和诗文集中，笔者认真品读之并充分挖掘其理论精华，从选题须辨雅俗、文必摹仿、涵养胸趣、文无定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当代语文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选题须辨雅俗

桐城文章素以雅洁著称，“雅洁”是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最早提出来的，“震川之文…… 又其辞号雅洁, 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2](P117-118)方苞讲求散文语言的纯洁性，主张语言书面化和简洁化。姚鼐亦主张“雅洁”，但姚鼐高出前人和后人之处在于其既要求文章语言的纯洁，又要求文章内容的纯洁。

在《惜抱轩尺牍·卷六》中，姚鼐这样指导陈用光：“大抵作诗古文，皆急须先辨雅俗，俗气不除尽，则无由入门，况求妙诀之境乎？”[3](P96)姚鼐认为“审题”是作诗古文的第一要着，“急须”二字极言审题之迫切与重要。姚鼐明确“辨雅俗”为“审题”的标准，文章内容纯洁，立意才能高雅，臻于妙境。

孰为雅？孰为俗？这得从姚鼐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乾嘉时期，天下承平已久，统治者不需要笼络汉族儒家知识分子，反而担心他们的积极入世会威胁其政治统治，为排除异己，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这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将精力由经世致用的宋学转向主张经学考据的汉学，汉学因而得以兴盛。至乾隆时期，汉学取代宋学正式成为官方哲学。

这对视程朱为父师的宋学坚守者——姚鼐的刺激很大，但孤独彷徨的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坚守的宋学文化阵地，而是主张在诗文创作中积极关注时事民生，因而他“辨雅俗”的审题标准之“雅”，可理解为符合程朱派学者所阐发的儒家哲理，即主张作诗和古文应传承儒家的道德法则和伦常秩序。纵观姚鼐的作品，无不是对儒家“修齐治平”的积极用世、仁义孝悌的伦理道德的弘扬，无不是对主人公一鳞半爪的美好心灵的彰显。

姚鼐对汉学家不问政事，单纯考据的行为极其不满，在其作品中，他积极弘扬儒学救世的功用。在《赠钱献之序》中，他疾呼：“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1](P110-111)他以明朝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入世，从而使得其政权维持长久为依据，主张知识分子应将所学用于治世，这是一种高雅积极的人生观，体现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特有的深沉的家国情怀。

姚鼐坚守宋学阵地，坚定为往圣继绝学的理念，以儒学为思想根基传播他的文章理论，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其抗俗精神，他的文章创作切实遵循着“大抵作诗古文，皆急须先辨雅俗，俗气不除尽，则无由入门，况求妙诀之境乎”的理论主张。姚鼐告诫学生：作文唯有以程朱派学者阐发的儒家哲理为理论向导，方可经世致用，有益于社会。亦唯如此，文章才能登堂入室，臻于高妙的境界。姚鼐这一理论主张亦是符合现行写作教学评价中“道”的标准的。“文以载道”，历代诗文都不能背离这一创作传统。

二、文必摹仿

在欧洲文学史上，“摹仿说”盛行千年而不衰，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皆遵循并不断丰富着“摹仿说”。例如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悲剧、喜剧等都是摹仿现实的艺术。在中国，从写作常识和写作的一般经验来看，摹仿是古今学者写作的必经之路，李渔的《笠翁对韵》和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即是明证。

也许是惧于“文人相轻”，文人们往往不提自己早年的“摹仿”经历。姚鼐不惧世俗言辞，直陈自己摹拟前人并从理论上对其进行阐发：

“近人每云，作诗不可摹拟，此似高而实欺人之言也。学诗文不摹拟，何由得入？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熔铸古人，自成一体。”[3](P129)

“近世人习闻钱受之偏论，轻讥明人之摹倣，文不经摹倣，亦安能脱化？观古人之学前古，摹倣而浑妙者，自可法；摹倣而钝滞者，自可弃。”[3](P69)

姚鼐针对世人以摹拟为非，批判钱谦益讥讽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欺人之言”。他指出摹仿前人是初学诗文者的必经之途，弃绝摹仿，如同练习书法的人不临摹字帖般，是很荒诞的。

如何摹仿呢？在《与陈硕士中》，姚鼐指出了其途径和旨归：“欲得笔势痛快，一在力学古人。”[3](P76)。姚鼐认为“力学古人”是学习诗文的入门途径，如何“力学古人”呢？“多读多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5〗(P79)，在姚鼐看来，“多读多为”是力学古人的不二法则。

姚鼐是如何践行“多读多为”以“力学古人”呢？在《复往进士辉祖书》中，他叙述了自己的学习过程：“夫古人之文……鼐之求此数十年矣，瞻於目，诵於口，而书於手，较其离合而量剂其轻重多寡，朝为而夕复。”[1](P89)姚鼐数十年如一日地手不释卷，以期能力学古人，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陶铸其成为一代文学宗师。

为了让弟子有合适的书读，姚鼐甄选古人华章，编纂成书。著名的《古文辞类纂》和《今体诗钞》即是姚鼐亲自编纂的教材类读物。《古文辞类纂》选录文章750篇，上自先秦两汉，下至明清。以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为主，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古文皆入选，以赓续八家文统，体现了姚鼐所推崇的唐宋古文传统；《今体诗钞》重点选录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唐宋大家的作品，对杜甫尤为推崇，诚如其在《与鲍双五》中所言：“然熔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3](P59)可知姚鼐引导学生力学的“古人”，当为唐宋文人。这与方苞主张“文章介韩、欧之间”[2](P907)的为文祈向亦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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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有书可读，但又不主张泛泛而读，而是“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摹拟的方式也有讲究，应“摹仿而浑妙者，自可法；摹仿而钝滞者，自可弃”，即弃钝滞而取浑妙，这就要求学生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甄别能力。经过如此严格的训练，学生自然就会摆脱文本的束缚，逐渐学会写作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实现“如是数番之后，自能熔铸古人，自成一体。”

姚鼐的“摹仿”说同样适用于现行写作理论和教学。事实上，每一个成熟的作家，都有摹仿他人的经历。例如鲁迅先生著名的《狂人日记》，就是摹仿果戈里的同名小说而成，这篇小说以深刻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为鲁迅先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因而，只要做到了“摹仿而浑妙者”，自然可以很快超越摹仿阶段，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三、涵养胸趣

在《与陈硕士中》，姚鼐指出“欲得笔势痛快……一在涵养胸趣”[3](P76)。在姚鼐看来，“涵养胸趣”是作者创作诗文时必须具备的虚静空明的审美心胸。“审美心胸”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影响很大的理论，它源于老子“涤除玄鉴”论，老子的这一理论“要求人们摆脱主观欲念和主观成见，保持内心的虚静”[4]。其后庄子的“心斋”“坐忘”，宗炳的“澄怀味象”“澄怀观道”，刘勰的“虚静”等皆强调虚静空明的心胸之于审美观照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姚鼐“涵养胸趣”的审美心胸论当受到前人理论的滋养，但他独树一帜之处在于从“文气说”的角度阐释之：“气流转而语圆美，此便是心地空明处所得。”[5](P76)“夫心静则气自生矣。”[5](P76)可见，姚鼐的“涵养胸趣”当指“心静”“心地空明”。

如何实现“心静”和“心地空明”呢？姚鼐从全神贯注、淡泊名利、熟读精思三方面谈起。

在《恬菴遗稿序》中，姚鼐自叙读书经历：“鼐自童幼，受书一室，足希出户，苟非常至吾家者，率不得见。”[1](P55)其读书之专注可见一斑；在《答鲁宾之书》中，姚鼐以“若鸡伏卵，其专以一”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描摹全神贯注度之深。

在《复汪进士辉祖书》中，姚鼐表述了自己力学古人之文的决心：“捐嗜舍欲，虽蒙流俗讪笑而不耻者。”[1](P89)，姚鼐舍弃一切兴趣爱好，摒弃一切流言蜚语，在汉学强大的舆论攻势压力下，孜孜于君子之文，坚守前人古文阵地；在《答鲁宾之书》中，他直击要害：“为学之要，在於涵养而已！声华荣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1](P104)他认为治学的要点在于涵养胸趣，不为外界物欲干扰，乃达成“心静”“心地空明”的充要条件。

在《与石甫侄孙》中，姚鼐借助其耽爱的佛学，阐释为文的顿悟之道：“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须由悟入，非语言所能传……欲悟亦无他法，熟读精思而已。”[3〗(P138)姚鼐认为顿悟是创作诗文的必经之途，而实现顿悟的方法为“熟读精思”。 “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见古人纵横变化中。”[3](P50)前人文笔高妙处，必定是后人勤学苦练、深思熟虑后的发现。

四、文无定法

姚鼐主张“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3](P49)

何为“无定之法”呢？在文学创作上，姚鼐充分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努力从语言、文体等方面予以革新。

姚鼐非常重视语言翻新之于文章写作的重要性，在《与陈硕士》中，姚鼐明言：“凡言理不能改旧，而出语必要翻新。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说皆陈陈耳，达摩一出，翻尽窠臼，然理岂有二哉！但更搬陈语，便了无意味。移此意作文，便亦是妙文矣。”[3](P113)姚鼐将达摩前的佛教教义和六朝人藻丽的语言视为“陈言”，“达摩一出，翻尽窠臼，然理岂有二哉！”姚鼐非常欣赏达摩的革故鼎新，他倾心于佛学，但他并非追求在佛学教义上的造诣，而是在立足于儒学的基础上吸纳佛学理论精华，巧妙地将禅理与文理相融合，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学习达摩的务去陈言，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一定是妙文。在文章写作实践中，姚鼐常运用比喻、拟人、借代等修辞手法，令语言新颖别致。他的《复鲁絜非书》是其擅用比喻的典范：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日耎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1](P93-94)

姚鼐将文学艺术风格确立为阳刚和阴柔两大基本风格类型。但何为阳刚？何为阴柔？姚鼐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和概括性地分析。而是灵活地选取自然界中一系列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为喻体，连用二十六个“如”字反复设譬，形成一连串的排比，令行文流畅、气势充沛。

具体而言，姚鼐将阳刚之美比作大自然中的雷霆闪电、呼啸出谷的长风、高峻的山崖、汹涌澎湃的江河、急速奔腾的千里马；如果用光亮来描述阳刚之美，那么阳刚之美就如同明亮的太阳，如同炽热的火焰，如同纯美的黄金那般明艳；如果用人的活动来描述阳刚之美，那么阳刚之美就如同人们登高望远，如同君王坐北面南接受万民的朝拜，如同在战场上击鼓鸣金而鼓动勇士战斗。姚鼐把阴柔之美比作初升的旭日、清风白云、飘渺的烟霞、幽静的山林、弯曲的水沟，珠玉温润的光辉等；如果用人的神态来描绘阴柔之美，那么阴柔之美就清深如同人们叹息的样子，深远如同人们思考的样子，温和如同人们欣喜的样子，凄伤如同人们悲伤的样子。姚鼐是善用比喻的高手，他善于观察，善于从生活中选取素材，再辅以比喻，从而将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各自的美感特征描绘得形态各异、生动鲜明，令文章新颖别致，妙趣横生。

在姚鼐的作品中，拟人、借代、排比等手法亦俯拾皆是。如“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1](P220)(拟人、比喻)、“生文品太峻，终不可与愚庸争福”[1](P161)(借代)、“今夫闻见精博至于郑康成，文章至于韩退之，辞赋至于相如，诗至于杜子美，作书至于王逸少，画至于摩诘，此古今所谓绝伦魁俊，而后无复逮者矣”[1](P126)(排比)……

运用口语化的语言，平中求奇，也是姚鼐语言翻新的门径之一。姚鼐的诸多文章，文字淡雅却情感浓烈。“若荀叔之诗，则第如荀叔而已。”[1](P45)这句口语化的语言貌似不着边际，实则力透纸背。“荀叔”是吴敬梓之子吴荀叔，姚鼐为其诗集《杉亭集》作序，这篇序文在评价吴荀叔的诗歌水平时，未用热烈华美的赞语，而是以口语化的语言“若荀叔之诗，则第如荀叔而已”评价之：吴荀叔的诗歌水平仅次于吴荀叔本人。吴荀叔本人如何呢？姚鼐称“荀叔负俊才”[1](P45)，其诗歌水平自不可言喻了。

姚鼐主张的“文无定法”也体现在对文体的革新上。“考桐城派……，以宋儒程朱之学为质，以唐宋八家之法为文。”[6]姚鼐尤推重唐宋八家之首韩愈革新文体、振兴文体的壮举。在《陶山四书义序》中，姚鼐以“论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体”[1](P270)开篇立论，接着以韩愈凭借卓绝的才力振兴碑志、赠序这两种文体为例证，“昔东汉人始作碑志之文，唐人始为赠送之序。其为体皆卑俗也，而韩退之为之，遂卓然为古文之盛。”[1](P270)姚鼐认为碑志是东汉人创立的，赠序是唐朝人创立的，这两种文体在当时取得的成就都不高，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韩愈的出现，革新了东汉末年以来碑志骈文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努力使碑志文学化和散文化，从而使碑志这种僵化的文体获得了新生。

姚鼐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1](P114)，在力学韩愈的同时，他将“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论融入赠序和碑志的写作之中，从而进一步拓宽了赠序和碑志的叙事功能，增强了它们的文学性。他的赠序和碑志涉及的对象有亲友、同僚、弟子、普通的百姓，选材典型，立意高远，甚至关注国事民情，故而使得赠序和碑志成为一种非常实用的文体。

姚鼐古文创作的核心理论———“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论是如何运用于赠序和墓志铭呢?各举一例试阐述之:赠序如《赠陈伯思序》,这是姚鼐为辞官归里的好友陈伯思作的。文章一别以往的赠送文章,开篇未提及主人公或言二人交谊,而是运用起兴手法,先言儒家之道衰微而道家之道兴起。姚鼐认为自周及晋,“其时名士外富贵、淡泊自守者无几”[1](P113),因而自然地由感喟淡泊名利的君子之稀缺,引发出对陈伯思的赞叹:“其行不羁,绝去矫饰,远荣利,安贫素,有君子之介。”[1](P113)这一起兴手法的灵活运用是姚鼐善于把握文章写作技巧,即其所主张的“文章”的充分体现。姚鼐称誉陈伯思的君子之行是其贯彻“文以载道”的韩欧文统的体现,亦是对其尊崇的程朱义理的彰显。为增强文章的真实性,姚鼐移“考证”入文:“伯思友余时年二十许,今又二十余年。”[1](P113)墓志铭如《河南孟县知县新城鲁君墓表》,这亦是一篇融“义理、考证、文章”于一炉的佳作。文章用简洁的语言记述了鲁鸿为河南沈丘、孟县知县时的显著政绩:“沈丘与江南阜阳界,邻盗互匿焉,故难捕。君推诚与阜阳约,两县合捕如一邑,于是宿盗皆获……而为孟县,禁无赖

号为水官扰民者。”[1](P166)任沈丘知县时，鲁鸿联合阜阳知县力捕顽盗；任孟县知县时，鲁鸿严禁流氓无赖骚扰百姓。足见鲁鸿是积极有为、一心为民谋福祉的好官，其政绩也是儒家知识分子兼济天下情怀的体现。姚鼐颂扬鲁鸿的积极作为、爱民济民思想，亦是程朱义理的精髓所在。

姚鼐不愧是文章写作的高手，在原平淡无奇的赠序和碑志写作，他巧妙地将“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从而令人物形象刻画生动，文章意蕴深刻，实用性和文学性兼具。

“桐城派的理论主要是讲文章的写作”[7]，作为桐城派文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姚鼐倾心于书院教育，踏踏实实地教了四十年书，其弟子“南极湘桂，北被燕赵”[8],姚鼐的弟子大多为官或为师，他们或兴建、资助书院，或在书院任教员、山长，师徒薪火相传，文风流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桐城派文章写作教学法的传播。桐城派绵延二百余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姚鼐创立的文章写作理论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较强的时代性，其理论精华对现代写作教学仍具有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