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列女传》中女性形象的分类及其塑造方法

时间：2024-08-31

唐　丽　王立增

（1，2.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　江苏　徐州　221116）

唐丽1王立增2

（1，2.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宋史·列女传》作为历史文本，在塑造49位人物形象时展现出某些文学化的成份。其中所写的女性，可分为四类：贞节型、孝顺型、忠义型、自强型，都是宋代社会女性生活的真实影印。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主要有语言动作描写、互比映衬、虚实相生等，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宋史·列女传》；形象分类；塑造手法

元末至正年间由丞相脱脱等人主持修撰的《宋史》中，录有《列女传》一卷。该卷记载了有宋一代的忠义孝女，反映出宋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思想观念以及实际生活状况。作为历史文本，目前学界主要是从历史学或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解读，如季小燕的《论宋代列女的特质》一文重点分析宋代列女的独特特征，一方面为夫殉死者众，另一方面又开始追求自强独立的人生价值［1］，而程郁的《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受战争荼毒的宋代女性》［2］一文则主要分析宋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及乱世对其命运的影响。事实上，任何历史文本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掺入某些“文学”成份，比如对细节的再现、对现场的描写、对人物的塑造等都有可能虚构或想象，更关键的是，历史文本的呈现手段与言说方式无疑是“文学”的，这一点为我们从文学视角研究《列女传》提供了学理依据。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文学视角，对《宋史·列女传》中列女的类型及其塑造方法展开讨论，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宋史·列女传》中女性形象的分类

正史中《列女传》的编撰源自于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其中对“列女”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刘向“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3］的影响。《宋史·列女传》亦是如此，主要是围绕“忠孝义”这一基本标准来选取。该列传中共记载了49名女性人物，从这些人物出现的时间分布情况来分析，除了6名女性的生活时间难以知晓外，有29位列女来自南宋时期，而南宋初期就占据了17位；有10位女性来自南宋中期；最后分别又有2位女性来自南宋末期与北宋末期。根据这些女性所出现的地域分布情况来分析，她们的事迹范围涉及到了宋代社会的四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地区、江南地区、关中地区以及四川地区。这49位人物还涵盖了女性一生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三个阶段，包括了14位未婚女子，35位已婚妇女，3位母亲，每个阶段的女性都“能著美行垂于汗青”。这些女性分属于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将下层女性作为教化标榜的目标，这在以前的史书《列女传》中很少出现过。

《宋史·列女传》中所写及的女性，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贞节型

宋人在礼教思想的影响下，时刻强调女子要“以专一为贞”［4］。他们始终将“凡为女子，先学立身，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5］这句话刻写在心头。比如，开封民妇朱氏，面对“夫日与侠少饮博，不以家为事，犯法徙武昌”的情况，她父母“欲夺而嫁之”，朱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为不义屈也。”［6］在朱氏心目中，“非贞洁无以显其义”［7］，她始终谨记“匡夫”之道，把自身的贞洁当成其经营婚姻的唯一方法。除朱氏外，还有“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誓无它也”［8］的合淝官妻崔氏、“终身善其夫”的王贞妇、“义不辱吾夫”的吴中孚妻、“我不负君”的廖氏等，她们都是自觉自愿践行这种错误却广泛流行的清贞风尚。

宋人已十分在意闺中女子的贞操，并将其视为衡量闺女品行的基本价值标准，选择配偶的首要条件。比如，理学家程颐曾说：“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9］《宋史·列女传》中也记载了几个为坚守贞操而壮烈死去的闺阁女子，如永春人林老女，在遇到贼寇“欲汙之”的危险时，她依然大呼曰：“吾宁死于家，绝不辱吾身”［10］；又如“质本瑚琏”的韩氏女，面对淫乱的盗贼，她“一朝婴宁当血死，不作刃袵席完”［11］；再如“欲求此身使终为良”的郝节娥等少女把贞操看的比生命还重要，她们把“膏不厌鲜，女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12］当成信条，把恪守贞操看成理所当然、义不容辞之事。宋人要求女子要坚守清洁处女身，并以此来维护本家的脸面与避免婚后被丈夫“出妻”的危险，这实际上是提前为女子成为他人妇而做的准备，是一种变相“从一而终”的诠释法。

（二）孝顺型

《宋史·列女传》中视“孝”为社会的最基本伦理规范，把女子尽孝当成天经地义之事。她们有的表现为孝亲、为夫供养舅姑。例如朱娥，当遇到“持刀欲杀媪”的强盗，“独娥諕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颜衣，以身下坠颜刀，曰：‘宁杀我，毋杀媪也。’媪以娥故得脱。娥连被数十刀，犹手挽颜已不释，颜忿恚，断其喉以死”［13］。又如为救父“拔刀斫虎”的彭列女。此外，还有“懿孝”之称的吕仲洙女、“父得疾濒殆，女焚香主天，请以身代，刲股为粥以进”［14］、刲股作药引的孝妇刘氏、其所居被郡牓为“孝感坊”的张氏等。她们在孝道与性命的权衡中，展现了敢于牺牲自我的精神，以自身实际行动来践行子女之道，孝敬父母，推动了亲子关系的道德规范的发展。

（三）忠义型

《宋史·列女传》中有很多列女事迹与“义”联系密切。这些有“义”举的女性人物大体可分为“小忠义”与“大忠义”，前者归属于家庭夫妻间的“忠义”，后者则属于为国家而践行“义”举。

在古代传统家庭模式结构下，妻子是丈夫的臣属，夫妻关系往往需要女性单方面的无条件牺牲来维持。由此，“义”便成了女性维持家庭和谐关系的必备工具。比如，临海王贞妇在面对丈夫、舅姑死去的伤痛与元兵主将的强迫下，她认为更嫁二夫是“不天也”，是不仁不义之举。可见，在她心中已深深烙下为夫守义的信念，宁可牺牲也不要失去对封建礼教中所谓的“忠义”的信仰。又如在靖康之变中“誓不受辱”的丁氏、“不为不义屈也”的朱氏，在她们的观念中，义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一种道德修养。

比起上述那些为家庭而践行忠义的女性而言，为国自觉自愿实施忠义的女性更值得赞扬，她们突破了家庭的范围，将女性对家人的忠义扩展到对国家的博爱。例如，妓女毛惜惜处于宋代最底层阶级，是弱势中的弱者，但在国家危难关头，她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忠心爱国，果敢刚毅的说出“不能事叛臣”的豪言壮语。她代表了一群身份低贱却能始终拥政爱国的特殊女性群体，表现出了深明大义、大无畏的名族气节，实为“义娼”。汀州曾氏妇晏也是为国践行忠义的典型代表，面对乱世盗贼肆虐、攻击乡民的情况，她顽强抵抗，大义凛然，“因解首饰悉与田丁”、“有不能自给者，晏悉以家粮助之”［15］，这些义举都是她勇敢对抗贼人、懂得忧国忧民、能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拥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的真实写照，她作为寡妇，在危难关头能用自己智慧使“所活老幼数万人”、能使“贼履攻弗克”，不得不说她真正做到了“巾帼不让须眉”，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谁说女子不如郎”，极具敢为人先的气度。

（四）自强型

两宋时期，出现过多次战争，因而孕育了一批拥有顽强反抗、自立自强精神的女性，使她们有机会被选入《宋史·列女传》之中，成为后世女性不断效仿的楷模，这是其他正史中并不多见的现象。众多自立自强的列女中，最值得称赞的莫属于陈堂前：

节操行义，为乡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犹私家尊其母也……岁余夫卒，仅有一子。舅姑无生事，堂前敛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亲克家尔。今已无可奈何，妇愿干尽，如子在日。’……事亲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长，延名儒训导，既冠，入太学，年三十卒。二孙曰網曰绂，咸笃学有闻。初，堂前归陈，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筓，以厚礼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财产，堂前尽遗室中所有，无靳色……

堂前为买田置屋，抚育诸甥无异己子。亲属有贫窶不能自存者，收养婚嫁至三四十人……

子孙遵其遗训，五世同居，并以孝友儒业著闻。乾道九年，诏旌表其门閭云。［16］

作为妻子，她在亡夫后并没有改嫁或者丧失对生活的希望。她自立自强、治家有法。在宋代能像陈堂前一般的女性实在是少见，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她也是殊为难得的。又如刘可当母亲王氏等宋妇，她们敢于挑战传统，表现出自尊、自爱、自强、自救的可贵精神，比起那些盲目殉夫、愚昧的把守节当成天职的女性而言，她们无疑更值得后代女性去膜拜与效仿。

二、《宋史·列女传》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方法

宋元时期，随着诗词歌赋尤其是传奇小说的发展，文人已积累了许多文学经验与写人技巧。《宋史·列女传》本为史传，它在“实录”精神的指引下，亦综合运用了多种文学手段，使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人物以不同的姿态与形象跃然纸上，十分鲜活，展现了高超的叙事、写人艺术。

（一）语言描写

《宋史·列女传》中刻画的比较成功的那些女性形象，大多是因为她们的语言传神。例如在答复敌寇主将“欲内之”时，王贞妇谓主将曰：“……吾舅、姑与夫死，而我不为之衰，是不天也……苟不听我，我终死耳，不能为若妻也。”［17］在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间，作者把王贞妇在面对国难与家难时依然恪守妇德、宁死不屈的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又如郝节娥的那句“少育良家……粗可以给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终为良女，可乎？”［18］字里行间饱含着郝节娥对欲变卖她为妓女的母亲的恳求，作者把她那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奈与痛苦表现的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正所谓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实际是她心理活动的体现。作者恰恰是利用了语言描写，巧妙地打开了人物心灵的窗户，让读者看到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与其内心世界丰富的情绪波动。

另外，文本中还十分善于细致揣摩人物间的简短对话。如写民妇张氏与恶少谢师乞之间的一段对话：

里恶少谢师乞过其家，持刀逼欲与为乱，曰：“从我则全，不从则死。”张大骂曰：

“庸奴！可死，不可它也。”［19］

文中两人的对话虽然只有一句，但还是能巧妙地体现他们的形象特征。张氏的话表现她在面对个人生命危险时，临危不惧，绝不向恶势力妥协，誓死捍卫自己人格尊严的坚贞品格；恶少的话展现出了他以强欺弱、满脑子淫乱无为的丑恶人性。又如合淝崔氏与“诱崔嫁其族人”的母亲之间的对话。母亲“丧父守子，子死孰守！”、“我宁死此，决不独归，须尔同往也。”［20］崔泣曰：“母远来，义不当使母独还，然到荆州傥以不义见破，必绝于尺组之下，愿以尸还包氏。”［21］作者在这段对话中注重提炼人物语言，运用口语化语言，简练生动地为读者活化了一位视贞节比生命还重要的女性形象。

（二）动作描写

《宋史·列女传》中，经常通过一些行为动作来刻画人物性格。如越州朱娥，为了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她勇敢与持刀贼人正面反抗。在与贼人周旋过程中，她“擁蔽其媪，手挽颜衣，以身下坠颜刀”，即使“连被数十刀”，她依然忍痛“手挽颜衣不释”，最终壮烈牺牲了自己，拯救了家人。作者通过“擁”、“挽”、“坠”、“不释”四个简洁动词，使人如同置身于朱娥与盗贼奋力搏斗的场景之中，极具真实感与立体感。同时，也为读者展现了一位甘愿用生命来事亲的孝女形象。又如，不侍二夫的谢枋得妻李氏，在元兵的逼迫下，“抚二子，凄然而泣。”一个“抚”字可以看出，一位母亲在即将与儿子分离时的不舍，充满了母爱，要知道在日后，类似这样的动作对他们来说都是奢侈的；一个“泣”字进而可以看出这种离别不舍情绪之浓烈，感人至深。与以上相类似的动作描写，《宋史·列女传》中还有很多。尽管作者是用粗线条式的方法让一个个女性人物活跃在纸张之中，但他善于让这些女性通过自己的行为、动作来阐释她们自己的特质，而且写的还不失精彩。作者这样的做法既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又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三）环境描写

《宋史·列女传》还常常将女性人物放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真正做到了使女性形象心性毕现。如作者将和州徐氏的出场安排在了“建炎三年春，金人犯惟扬，军官望风奔溃，多肆掳掠”［22］的大背景下，并利用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突出徐氏在直面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敢、刚毅、不苟活于世的高尚品质。又如吴人何氏在面临“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吴，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余万”［23］的惨境时，选择用投河的方式来遵守心中“我不负君”的妇德观念。经过作者的细心雕琢，一个不惧怕牺牲，以死明志的贞妇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千载感动。类似还有“观音山盗起，攻剽乡落”、“绍定间，寇破宁化县，令佐俱逃”等都将传主放置到特定环境中去描写人物形象，使读者能自觉地跨越历史的长河，能自觉投身到人物所生活的年代之中，去感受那种人物命运与时代紧紧相连的情愫，以便得到更多读者的共鸣。这其实也可以间接的窥探出宋代社会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不得不说，作者用心之巧妙。

（四）互比映衬

为了突出所要表现的艺术效果，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宋史·列女传》中多处运用对比的手法。具体而言，主要有同性之间的对比。如曾氏妇晏与朱氏之间的对比，同为社会下层妇女，前者在失去丈夫变成寡妇后，并没有感觉自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也没有一度沦落在无边的悲痛之中，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自强自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斗争。后者朱氏盲目从夫，生活中处处以丈夫为自己的中心，把丈夫当成她的全部甚至是唯一拥有的东西，她并不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完全失去自我，相反地，她谨慎经营自己的婚姻生活，却无形中越来越靠近婚姻的牢笼之门。撰述者将两者进行对比，突出了前者所拥有的独立、自强自立的宝贵精神，间接贬低了后者盲目从夫的那种极端行为。

此外，除了同性之间的对比，在《宋史·列女传》中还有男女异性之间的对比，如列女徐氏与“望风奔溃，多肆掳掠”的本族叛军之间的对比。撰述者通过徐氏的忧国忧民精神、独恨自己是女子不能上战场的无奈，来对比逃兵士卒滥杀同胞、弃国家安危于不顾的不担当行为，重点突出了徐氏这样的爱国女性，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不爱国、不负责任的逃兵行为；又如作者用毛惜惜的那句“妾虽贱妓，不能事叛臣”与别将荣全叛国行为进行有力对比。前者作为宋代社会最低层人物，后者属于社会上层统治阶级，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之大，但作者恰恰利用了这点，犀利地批判了后者的无耻、猥亵行为，热情讴歌了下层女性的大义凛然，显得直接了当。

（五）虚实相生

从一定程度上讲，《宋史·列女传》的作者并没有完全按照史家“实录”原则来编写故事，而是运用了大量的夸张、虚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这种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得文章中散发着传奇与浪漫主义色彩，十分耐人寻味，达到了很强的艺术效果。如小常村民妇在遇害后，“尸所枕藉处，跡宛然不灭。每雨则干，晴则湿，或削去即复见。”［24］又如张氏喊冤故事中，“石泉连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25］。再如王氏妇梁在死后托梦给丈夫，让丈夫寻找她死后重新投胎的姑娘，最终夫妻再次结合的故事。诸如这种灵异轶事文中还有几处，它们时不时地冲击着读者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大多是发生在节烈女性或者孝女的身上。

作者用依据于史实又游离于史实之外的方法，来安排文章故事情节，无非是想借助天意与神秘色彩来使礼教思想合理化，以便更好地利用传主与其事迹的道德感召力来对读者进行道德规范、匡正读者的思想行为。虽然这不符合史书应有的真实性，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做法却无形中增添了《宋史·列女传》的文学性与趣味性，极具感染力。

参考文献：

［1］季小燕.论宋代列女的特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2）.

［2］程郁.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受战争荼毒的宋代女性［J］.江西社会科学，2013，（9）.

［3］［宋］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9.

［4］［汉］刘向.列女传·贤明·宋鲍女宗（卷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唐］宋若昭.女论语·立身篇（第一章）［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6］［8］［18］［20］［21］［元］脱脱.宋史·列女传（卷四百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479.

［7］［唐］李延寿.北史·列女传（卷九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宋］程颐.二程遗书（卷二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14］［元］脱脱.宋史·列女传（卷四百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491.

［11］［元］脱脱.宋史·列女传（卷四百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492.

［12］［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