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州辑略》史料来源探究（下）

孙文杰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三州辑略》史料来源探究（下）

孙文杰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摘要：作为清代较早的一部伊、西、庭地区通志，《三州辑略》全面而真实的反映了清代中期伊、西、庭地区的史实，在中国方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方志的编纂也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对《三州辑略》史料进行梳理，进而探讨《三州辑略》史料的来源，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和瑛；三州辑略；史料来源

三、对清代奏折等档案的利用

清政府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管理，提高国家机器办事效率，在明代“题本”、“奏本”的基础上将之进化为“奏折”，由大臣将上奏内容直达圣前，皇帝御批后又直接发还给上折官员，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统治基础，行政效率也在客观上得到了很大程度地提升，对清政府经营国家政权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些上谕、奏折以及各皇帝的实录，均属于最直接、最原始的文献史料，虽多为密情，一般人难以见到，但和瑛作为清廷久任边职的重臣，不仅自己本身即是多件政事、奏折档案的亲历者，而且其利用职务之便也能轻易见到这些第一手资料，这在他所编纂的《三州辑略》里有着明显的体现，主要体现在《官制门》、《库藏门》、《仓储门》、《户口门》、《赋税门》、《屯田门》、《廉俸门》、《粮饷门》、《马政门》、《旌典门》、《学校门》等门类，几乎贯穿全书，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三州辑略》史料之真实性、严谨性，如《仓储门》（表1）：

表1　《三州辑略·仓储门》史料来源

续上表

表1　《三州辑略·仓储门》史料来源

通过上表内容比较可以得知，《三州辑略》所征引的奏折资料，能够与档案奏折、《清实录》、《嘉庆朝上谕档》相关内容互为印证，和瑛在编纂《三州辑略》时所引用的这些第一手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乌鲁木齐地区当时的实际历史。除此之外，《三州辑略》在编纂《营伍门》、《官制门》、《流寓门》、《库藏门》、《户口门》、《旌典门》、《学校门》等门类时，利用职务之便，也大量收集府衙档案予以利用，这些府衙档案当然也属原始档案，而和瑛在征引时，除了为适应全书结构而稍有调整外，几乎未作改动，最大程度地保存了资料的原始性，而《清实录》、《上谕档》、《档案馆奏折》这些权威资料对其的印证，更证明了《三州辑略》史料的严谨性、可靠性与真实性。

四、亲身调研与考证

为了取得更客观、更准确的资料来源，实地调研与考证，是和瑛《三州辑略》的编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因为最准确、最详实的数据和资料往往都是通过实地调查才能获得，进而提高志书的质量与可靠性，而和瑛在编纂《三州辑略》时也确实做到了实地调查与考证。他在嘉庆十一年返辔西域任职乌鲁木齐都统伊始，即开始了对三州地区各种历史情况展开调查，例如在调查乌鲁木齐地区户口情况时：“尝询嘉峪关吏，内地人民出关者，岁以万计。而入关者，不过十之一二。”［5］而类似“亲历”、“亲至”、“尝询”在《三州辑略》中也不时出现，这均说明了该志史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即是作者的亲身调研，而实地调研也确实是《三州辑略》每一章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

《三州辑略》中有关乾嘉年间乌鲁木齐地区各地官员任职情况、寓新官员文人情况以及建置、营伍、台站、烈士节妇、学校、营伍等方面均不厌其烦的详列大量数字，真实而又准确地反映了乌鲁木齐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种历史情况，这些史料一方面来源于府衙档案，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源自作者的实地考察，因为只有通过实地考证，才会得到如此详实的数据和资料。例如《粮饷门》，作者在编纂时，不仅注重调查新疆地区官兵粮饷的历史和来源、官兵粮饷的具体发放方式及数额，甚至对乌鲁木齐地区下面一个小县官办当铺的具体情况也调查的清清楚楚：

古城官当铺，截至嘉庆十一年年底止，应存银二万八千一百四十两四钱零。旧存银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两八钱零。新收利银三千四百六十九两六钱零。开除一年用，过银四千一百一十四两七钱。养赡鳏寡孤独家口众多人等，共享银二千九百五十九两五钱。补立倒毙，马匹用银一千五十九两二钱。本铺公费银九十六两。实在现存本利银二万四千二十五两八钱零。［6］

《三州辑略·粮饷门》

即使是乌鲁木齐地区官兵粮饷一个最小的来源之一：古城官办当铺，作者也对其详细调查，准确记载，通过作者对古城官办当铺新、旧存银具体数字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瑛在编纂《三州辑略》时，不仅重视资料的详实、繁复，更注重的是调查史料的现时性、准确性。

同时，《三州辑略》在征引前代典籍时，绝非是单纯迷信古书而进行简单的承袭和抄写，而是在征引过程中，在前人典籍的基础上，再次加以实地考证，最大程度地提高《三州辑略》史料的真实性，如《疆域门·北天山》：

《西陲纪略》云：伊吾郡北有天山，春夏积雪不消，一名雪山。匈奴谓之天山，过皆下马罗拜焉。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二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虏万骑而还，即此地也。《元和志》云：一名折罗漫山，出好米及金钱。《一统志》云唐伊、西二州皆有天山，盖东西二州千里之界也。今考哈密城北一百三十里雪山，即北天山，又名折罗漫山。苟不穷其山脉之所自来，皆臆说也。其山自叶尔羌西，西南蜿蜒而来，曰葱岭，至辟勒玉山分脉。其东南一支，绕和阗而东行。其西北一支，绕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之西，又北行，达布鲁特境，东行绕乌什之北，又径阿克苏之北，又径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之北，绵亘七八千里，而至哈密。东北百余里为北天山，又百余里截然而止，则在巴里坤之东名盐池山，伏入地中矣。此山为南路回疆，西路伊犁之分界，山阳为自哈密至叶尔羌南路，山阴则由巴里坤至伊犁北路也。其山之最大者，又随地而异名。在叶尔羌者统名塔尔塔什达巴罕，直包喀什噶尔西北两面。在乌什者名贡古鲁克达巴罕。在阿克苏者名穆苏尔达巴罕，盖冰山也，北通伊犁。在喀喇沙尔者名大、小珠尔都斯山。在乌鲁木齐者名博克达山，即灵山，在哈密者名折罗漫山，又东，名盐池山。此山之南，沙碛漫野，即希尔哈戈壁，所谓千里瀚海也。其山伏地千余里，至嘉峪关外沙州之东，突兀起顶。东行名祁连山，所谓南天山也，再东行，至洞素达巴罕，过脉东北行，至巴图尔达巴罕，北分一支，至八宝山，形如莲华，尊成岳体，乃西宁、凉州、甘州、肃州四郡之镇山也。又自镇素达巴罕东行，至野马川之东景阳岭。自南而北，东分一支，结凉州属诸山；西分一支，与察罕鄂博过脉西行，至祁连达巴罕，过脉向北分一支，结甘州属诸山。其自景阳岭北行插一支，结中山，又名大王山。祁连山再东行，过松龙界，又环抱宝鸡口，武功、太白、盩厔以东，总名终南山。再东，则又分支，东行为楚境诸山也。终南之东北为西岳华山。自黄河底过脉，北行为太行、中条山也，此南北天山之始末也。又葱岭，东南一支，绕东南行者，至和阗复分为二，其南行一支，东南行为西藏诸山，诸番部之山，南绕云南诸山也。其北一支，东行直达青海境之库尔坤山，巴延喀喇达巴罕，北则为积石山，南则为三十九族诸山，直达打箭炉，为四川境之诸山。再东南，则为贵州境之诸山、湖南境之诸山也。其两广、江浙、闽中诸山，可以意会矣。此葱岭南干诸山之始末也。程子曰：山本同而末异。信然。其南路诸山，分载于各城山川条。［7］

关于北天山，历史上许多古籍均有记载，诸如《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西陲纪略》、《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等官私典籍均有记载，但和瑛通过对北天山的实地调研后，发现前人典籍均为“不穷其山脉之所自来，皆臆说也。”进而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北天山作了极为详细的记载。实地调研，不仅可以获得本地自然地理等方面概况，而且可以得到珍贵的原始资料，这对方志的编纂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极为不发达的古代，更是显得弥足珍贵。和瑛通过实地考证而得来的历史资料，体现了其编纂方志的严谨精神。

五、对其他文献的征引

和瑛在编纂《三州辑略》时，所征引的史料除了上述各种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史料来源，如占据《三州辑略》全书几乎三分之一篇幅的《艺文门》。《艺文门》主要是汉唐清三代的诗词文章，以乾隆年间的诗文为主，共搜集收录了纪昀、洪亮吉、曹麟开等履新文人166题273首诗文作品，极具价值，比如第一次将纪晓岚的《如是我闻》、《姑妄听之》等笔记小说引入新疆方志体制，大量收录曹麟开、洪亮吉以及和瑛本人反映清廷收复新疆之武功的诗作。这些诗文作品大多来自《阅微草堂笔记》、《洪北江全集》、《衍庆堂诗稿》、《坚白石斋诗集》等文人别集。《三州辑略》也大量收录如曹麟开等人后来文集不传之作品，这些文人作品大多极具价值，为我们今天研究履新文人作品保存了珍贵资料，也为流寓文人对新疆的文化贡献增添一重要史料。

此外，《三州辑略》还广泛收录三州地区的金石碑刻，如《汉张骞碑》、《汉裴岑碑》、《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碑文》、《馈饷修路碣》、《库尔喀拉乌苏城工落成碑记》、《巩宁城庙宇碑记》、《博格达山天池碑文》、《灵山天池凿水渠碑记》、《迪化城关帝庙碑文》、《创建山西会馆碑文》等碑刻，这些文字准确而又详细的记载了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三地的历史细节，其中，《馈饷修路碣》、《药王庙碑文》等未见于他书，文献价值、历史价值极高。金石碑刻，是公认的原始资料，和瑛在编纂《三州辑略》对此加以收录，非常值得肯定。同时，和瑛为了保存史料的第一手性，对此类史料直录其文，当然也增加了《三州辑略》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如前所揭，《三州辑略》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清代之前典籍、清代官私方志、清代奏折档、作者亲身调研考证，以及文人别集与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三地的金石碑刻等其他史料，同时，和瑛在编纂《三州辑略》各门类时，均非单纯依靠某一类史料来源，而是各种方式综合运用，切实做到了“旁搜西史，爰成辑略，裒纪三州。”［8］因此，《三州辑略》每一门类史料均较为丰富深厚。并且，即使是征引前人典籍，和瑛也不是简单的征引与承袭，而是在注重史料传承性的同时，又能够加以实地考察或者详实考证，再次进行深度挖掘，根据实地、实时的情况纠讹补缺，既反映了某一门类史料的现时性，又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史料的原始性、完整性，使其真实、可靠，更具文献价值。因为《三州辑略》拥有真实可靠且价值较高的史料，所以其在新疆方志中具有较高的价值与地位，对后世新疆方志的编纂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成为研究清代中期新疆必备之书。

参考文献：

［1］［5］［6］［7］［8］和瑛.三州辑略［M］.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册5）.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378,278,351, 100-105,7.

［2］和瑛.奏为体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方浮收勒派积弊实在情形酌拟更正各款事［S］.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23-0176-019.

［3］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80）.嘉庆十二年五月庚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册12）［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39.

作者简介：孙文杰（1981-），男，河南沈丘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西北史地。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11＆ZD09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项目“和瑛西域著述考论（XJEDU040215C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6-01-12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69（2016）02-002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