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

张华

（昌吉学院中文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社会性别”是当代妇女理论的核心概念，概括而言是指性别的社会属性，性别的社会属性是指文化规定的两性在行为规范、社会习俗、社会角色、社会身份、社会期望和社会评价上的特性。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一整套有关男人该怎样行为和女人该怎样行为的观念和规范，具体表现为一整套有关两性行为的期望和社会角色。如传统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规范：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郎才女貌等。与生物性别相比，社会性别具有后天性、可更改性。

自1995年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社会性别”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妇女组织和活动中广为传播。“社会性别”理论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学术“新宠”，并逐步渗透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如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等。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分析工具，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范畴和视角。

社会性别分析工具之于文学的意义在于挖掘社会性别关系是怎样在文学中被不断叙述和塑造的；对当代文学教学应该还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必然会受到社会性别理论的影响，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作家、作品可能会更为合理和准确；二是“社会性别”理论的不断追问和质疑精神，会引领师生质疑“从来如此便对吗”的种种性别文化之怪象，建构两性发展、尤其是将女性视为发展主体的先进性别文化理念。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脉络是推动人的发现、觉醒与解放，其内在灵魂是人文精神，因此，社会性别分析视角有助于加强学生对自我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理性批判精神。

社会性别视角介入文学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纠正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中的性别偏见，重新评价女性创作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拓展阐释空间，增强学生的性别意识。

那么，社会性别视角介入当代文学教学涉及到哪些教学内容？具体分析什么？能够取得什么效果？

一是考察男性作家的性别观，男女两性的性别关系和角色定位是如何被叙述的，最直观的体现是打量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他们究竟是先进性别文化的传播者，还是传统陈腐性别观念的延续者。如在分析反思文学代表作家张贤亮的作品时，我们发现张贤亮的系列小说在设定男女两性性别关系时有一种模式，男性为读书人，落难知识分子，女性为底层劳动妇女，且具有地母般的无私奉献、承受苦难的精神，她们给予落难公子物质上的、身体上的帮助、安慰、满足，显示出十足的母性之光，却无法走进男人的精神世界。在石在与乔安萍（《土牢情话》）、许灵均与李秀芝（《灵与肉》）、章永璘与马缨花（《绿化树》）、章永璘与黄香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人物关系上都体现了这种公子落难、佳人相助模式和性别角色定位。这一模式显示出作者潜在的传统性别观。

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出现了不少女性，这些女性要么是生育的机器；要么是镇在塔下的荡妇、妖女；要么是因性压抑或性恐惧而疯癫；要么是失声的工具；要么是符合男权文化的贤淑典范；要么是政治和男权文化的牺牲品，作者有对这些女性人物的同情，但也体现出一定的男权思想，尤其是置女性于毫无主体性的客体、附属地位。

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作品，无疑会为学生打开一扇窗口，启发学生思考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是否符合女性真实生存状态？她们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被遮蔽了什么？强化了什么？她们处于什么地位？在审视男性作家性别观的同时，女性作家的作品又有哪些对性别文化的批判和建构呢？

二是考察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当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经历由混沌、朦胧到觉醒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80年代的“寻找男子汉”、期盼“在同一地平线上”，梦醒之后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到女性作家对于女性生命意识的关注，大胆的性描写，展示女性的主体意识，反映了对男性中心话语的挑战；再到女性自我的发现，以女性立场、女性话语探索女性隐秘的内心冲动的非常个人化的女性写作。

性别视角的介入有助于学生理清20世纪80、90年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更加深入地理解张洁、王安忆、铁凝、徐坤、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小说，舒婷、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女诗人的诗歌。

三是性别视角的介入拓展了文本阐释空间。如对十七年文学经典《青春之歌》的解读。北京大学教授李扬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提出的“性与政治的双重书写”，即把林道静和三个男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小说的叙事核心，而这四个人的情感纠葛被视为一种不同身份之间关系的“寓言”。于是“林道静”的“女性”身份变成了一个被伤害和拯救的客体；“自由知识分子”“余永泽”、“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等分别象征着男性化的不同的国家——政治位置。这无疑为解读十七年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阅读空间。

十七年文学中另一部由女作家茹志鹃创作的《百合花》，这篇小说的选材和风格一直是评论家反复言说的话题。当我们用性别视角打量这部作品时，女性视角成为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同时，新媳妇的形象也体现出了其丰富性，即经历了女儿性，到超越女儿性，再到美的升华三个阶段。

以上这些阅读阐释维度的开掘，得益于社会性别视角开辟的一片新天地。社会性别分析视角除了丰富、拓展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它对教学方式也会产生影响，就是营造平等、民主、开放、对话、真诚的教学环境，反对教师满堂灌，精心组织课堂教学中机会均等的、开放式的讨论，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兴趣。

我们知道，文学教育有它的特殊性，它的根本任务不在于教会学生文学知识，而在于人文教育。“教育的终极产物，当是人格的形成，即培养学生‘精神成人’。而青少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中间地带。”［1］不言而喻，社会性别视角介入文学教学，在学生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中间地带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是有利于引导学生建构先进的性别观。性别观的形成由家庭、学校教育、社会三方面合力形成。中国家庭多数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定位，社会大环境虽然在倡导两性和谐发展，但在男女两性具有同样的人格、同样的尊严、均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等具体问题上距离两性平等和谐还有很大差距。由此，学校教育对学生先进性别观的建构就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性别视角的引入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文学、文化、历史中渗透的性别因素现象，关注男女两性的差异性和平等性，促进学生对两性的正确理解。”［2］

社会性别视角超越传统性别陈规的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既关注女性，也关注男性。女性是男女不平等关系的受害者，但男性未必就是绝对的“胜利者”。男性从不平等关系中获得了主导权、支配权，相应地也被要求承担起有时是超负荷的“义务”。正像专家分析的那样，男女不平等关系要求男性一定要刚强而有成就，女性一定要温柔而善理家务，这种教育不仅限制了女性，对男性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并非所有的男性都有一样的潜能（如获得成就的潜能），也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有一样的潜能（如善理家务的潜能）。只有依据每个人的特点去发展他们的潜能，而不只是人为地塑造“典型的男人”和“典型的女人”，才是真正的人尽其才，才符合真正的人道主义。

任何阅读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伴有性别意识的阅读将有利于消解男权文化传统，建立起新的两性阐释话语。

二是有助于增强女大学生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教学实践中,教师除了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传授外,还可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和熏陶,引导学生将这些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个人稳定的心理品质,变成一种生命的自觉。当我们品读铁凝的《麦秸垛》时，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大芝娘、沈小凤缺乏主体意识，甘愿成为传宗接代工具的批判与反思；当我们阅读舒婷的《神女峰》时，会为女诗人对女性作为封建文化祭品命运的大胆反叛而拍手称快，会把《致橡树》中的两性平等相处、各自独立、共同发展作为理想的婚恋观；当我们阅读陈染的《私人生活》时，令人惊喜的是女主人公拗拗像她的名字一样执拗刚烈，她面对压力和挑战从不退缩盲从，从不停止思考，并对千百年来男权文化传统关于男女两性的角色定位模式进行了挑战与颠覆。

正是社会性别视角的介入，学生才可能对女性主义文学文本充分理解，也才可能产生一种心灵与心灵的互相碰撞和交流的过程。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促使女大学生用女性的眼光来认识自己，审视自己，强化自身的性别意识，构建健康完善的人格，关爱个体生命，增强女性主体意识。

先进的性别文化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参数，高等学校作为现代文化的引领者，就应该把先进文化带进大学讲堂，只有这样，培养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现代文化的传播者、实践者。增强学生性别意识，提高性别敏感，逐步消除两性不和谐的声音和现象，应该说，这是每一个大学教师的使命。

［1］刘加媚.文学经典的教学·阅读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2］陈晓娴.“女性”与“民族”的双声话语——女性文学教学中的“性别视角”运用［J］.经济研究导刊,20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