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家族小说看“疯女”形象——以《玫瑰门》、《妈阁是座城》为例

时间：2024-08-31

肖蓉蓉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从女性家族小说看“疯女”形象
——以《玫瑰门》、《妈阁是座城》为例

肖蓉蓉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以女性家族小说为切入点，展开了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笔下“疯女”形象的研究，以《玫瑰门》、《妈阁是座城》为例，独特的女性视角，历史为引、避重就轻，描绘出了在纷繁诡谲的历史背景下司猗纹、姑爸、梅吴娘、梅晓鸥的人性嬗变和命运悲剧，以及她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所遭受的多重压迫：男性特权、封建政权、女性个体自身的放逐和堕落；探究造成女性言行失常、精神变异的深层原因；通过对男权政治和社会文明的批判，达到对当下女性文学的辩证思考以及未来两性话语权的重新建构。

疯女；性别反叛；精神变异；菲勒斯主义

家族即“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1]女性家族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此并未完全界定，“她们把女性意识带入到了家族故事中,将家族文本与性别文本融为了一体,试图以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家族历史,主要是来重新书写家族故事中被男权文化遮蔽的女性历史”。[2]小说大多由女性作家创作，以一个或几个女性人物作为叙事的中心，讲述了一个或几个家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特别是对女性自我生存体验和情感经历的关注。小说试图通过在宏大历史的消解中，回归到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对母系谱系、家族史的追溯，进而找到自己在社会文明中的身份皈依；对父权文明、男性欲望膨胀的批判，达到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和认同。

女性家族小说的发展得力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传入，在经历了80年代的尝试和试验后，她们以一种不同于男性作家写作的内部视角，将关注点放到了女性在传统家族中的个体生存体验和男性文明批判上，进入90年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状态，在西方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支撑下，女性家族小说思想开始越来越成熟，创作手法上不断翻新，涌现了大量优秀作品，铁凝的《玫瑰门》、张洁的《无字》、徐小斌《羽蛇》等等。

女性家族小说中一改传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圣母和恶女），深入女性的真实内心，创作了一批深刻复杂的女性，她们或邪恶、或善良，或泼辣、或温顺，她们是黑暗与光明的结合，其中，“疯女”是作家普遍关注的一类人物，这里的“疯”，“是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非正常状态，而这种‘疯人’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症候里的‘疯’”。[3]总而言之，“疯女”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在政治、文化的挤压中脱离了正常言行，有着某种精神病态的女性形象。

一、“疯女”形象的塑造

（一）言行失常的性别反叛者——姑爸

姑爸是《玫瑰门》里的一个性别意识分裂的人物，首先从名字上看来，“姑”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女性化称谓，但是其后却紧跟着一个男性符号“爸”，这在读者阅读伊始人产生一种困惑。接下来，小说以一个小女孩眉眉的视野带我们走近了这个复杂的个体，眉眉第一次来到外婆家，“那是一个男人，不，那是一个女人，不，那是一个男人。她不能立刻确定他的年龄，他个子偏高，驼背，无胸，留下一个连耳朵也遮盖不住的分头，耳垂儿肥大；他的眼不精神，却不失洞察一切的神色；眉毛不黑但是宽阔，离眼稍显远些。”[4]在孩子的眼里，她一方面无法毁灭已然存在的女性生理性别，另一方面又极力希望通过这种消除女性外在特征，衣着言行完全男性化的做法来成为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社会话语权的男人。因为当年婚姻的破灭，她蔑视一切与女性有关的东西，甚至养的猫都是公的，认为一切与女性、母性相关的东西都是肮脏的。她把她所有的感情都投注在大黄的身上，除此以外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但是当有一天，大黄因为偷吃了邻居的肉被活活车裂而死的时候，她才终于认识到以前一切的改变都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又变成了那个在新婚之夜被狠心的丈夫抛弃的女人了，她眼睁睁地看着猫被杀死，心中的郁愤连同当年的屈辱一并爆发，在黑夜里她愤怒地向那些刽子手提出控诉，最终引火烧身，在经历了那个疯狂年代的血腥伤害后，她彻底地疯了，她一边大力地嚼着大黄的尸体，一边挪着鲜血淋淋的下身，缓缓地走到每个人面前，大声地忏悔，诉说着她的“罪”，为了赎罪，她生生地吃掉了整个的大黄。

（二）精神变异的施虐者——司猗纹

司猗纹是一个贯穿整部小说始终的灵魂人物，一出场时就是作为眉眉的婆婆而存在，中间间或穿插她的回忆。她的疯癫主要变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次是在18岁为了反抗包办婚姻，与自己的心上人私奔，司猗纹出身名门，在享尽父母的宠爱的同时，还接受了新式教育，并结识了当时的进步青年华致远，两人的情投意合遭到了封建父母的强烈反对，为此，她出于反抗决定与华致远私奔，并献出了女孩子最宝贵的忠贞，但是懦弱的华致远在黎明到来时一走了之，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司猗纹被迫嫁入了庄家。婚后的生活，丈夫的肆意凌辱和打骂为她的性格转变埋下了依据，她还从丈夫那里感染上了梅毒，在痛哭之后，她改变了自己一贯的温顺恭良，将复仇的利剑直指庄家最高统治者——庄老太爷，在恶毒地强奸了自己的公公之后，这种乱伦式的女性对男性的反叛，使她终于获得了一种复仇的快乐和满足。第三层“疯”，从此司猗纹在黑暗的深渊里愈行愈远，最终不可自拔，“文革”时期，政治的颠覆，集体性暴力冲突无形中把她的疯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她怀着嫉妒的心理窥视着儿子和儿媳的生活，顽固地控制、占有外孙女眉眉的成长，甚至残忍地设计让眉眉撞见自己的舅妈竹西偷情的场面。不管是任何人，她都想通过偷窥别人的“思想问题”来打倒他们。这种精神上的异化、变态最终演变成了对别人的伤害凌辱，也使得眉眉失去了最美好的童年时光。

（三）善恶交替的大地母神——梅吴娘

“大地母神”即“原型母神”，“母亲形象是一个‘原型’，诞生于远古‘母神文明’时代的‘原型母神’。‘原型母神’说认为，女性作为生命的创造者能包容整个世界。她本身就是大自然和大地，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再生者、保护者和养育者，是一切生命的母亲，这位母亲在终极意义上，是大地，是大地上的女人直到无数世代的母亲们和女儿们的代表。”[5]女性作为生命的创造者，是万物的来源，具有一种强大的包容性，是母亲存在的精神内核。梅吴娘在小说《妈阁是座城》中的内容并不多，她是作为梅晓鸥的精神指引者而存在的，梅吴娘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中的一个，但是她决然、狠毒地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因为丈夫嗜赌成性，留给家庭的只有无尽的生活重担和精神伤害，她被迫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在她的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妇女的坚韧、能干。为了下一代不会走上赌博的老路，她一次次地亲手将刚出生的儿子溺死在马桶里，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也是纯属侥幸。梅吴娘并不是一个天性嗜杀的母亲，相反，她人性中的母性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母亲。在发现儿子竟然私自参与赌博时，梅吴娘浑身的血液都愤怒了，梅大榕的赌性之根在儿子身上得到了延续，为了拯救儿子，她平静地将放在手心的一根烧红的铜条直直地塞进梅亚农的嘴里，这种自残和伤害行为丝毫不亚于满清酷刑，自此，儿子终身不碰赌，最终光宗耀祖，无限尊荣。

（四）赌性膨胀的复仇者——梅晓鸥

梅晓鸥作为梅吴娘和梅大榕第五代孙女，在她的身上奇迹般的糅合了赌徒的赌性和母性的救赎。她第一次反叛、离家出走就是为了报复母亲，从此远离了家庭，也是她远离正常人生轨迹的开始，在金钱的诱使下她糊里糊涂地成为了卢晋桐的情人，又糊里糊涂地成了母亲。原本无所谓的生活因为有了孩子变得不同，为了孩子日后的正常生活，她狠心离开了卢晋桐，为了生存，更是出于一种对于男性嗜赌成性的报复，她并没有选择一种平静简单的生活，而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漂亮成为妈阁赌场的一个叠马仔，“一方面，她在女人‘不应该做’的赌场掮客，以极端个人主义的仇恨心理，以开发精英男人的赌性为报复手段，在构筑自己经济王国的过程中，试图一箭双雕俘获情感与财富”。[6]但是，另一方面，在她狠辣的手段背后又存在着母性救赎的疯狂，对于自己的儿子、对于曾经爱过的那些男人们，她无法做到真正的弃之不顾，甚至通过免除债务希望能够换来老史的浪子回头，对于卢晋桐在重病之下的请求也是全权接受，甚至是对待无赖段凯文也是屡次相帮，最后，终于能够放下一切来到了老史居住的温哥华，与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疯女”形象形成的原因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说过：“从生理、心理或是经济因素，没有任何的既定的命运可以决定人类中女性在社会中所表现的形象。决定这种处于男人和阉人中间的、有着所谓女性气质的人种的是整个文明体系。只有另一个人蓄意所为，一个人才会被确定为他者。”[7]在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家看来，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是父权文明、男性话语建构下的产物，是生活在铁闺阁中的人，“这里的‘铁闺阁’则是以铁屋中的弱势女性群族为吸纳对象，指涉女性在传统宗法父权体制下的深闺大院中的内囿处境即所谓‘男外女内’的内囿机制。”[8]“疯女”更是在社会、性别、自我的三层压迫下一步步由一个个正常人走向癫狂的生命本质。

（一）菲勒斯、男性中心主义的戕害

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父权文明和男性压迫史，由于女性在物质资料的获取、经济的独立上处于被动的位置，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边缘人，失去了社会话语权，“女人已经成了相对于本质的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的，而女人总是‘他人’。女人即便不说是男人的奴隶，至少也仍是他的臣仆。”[9]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女性由原来的男性纯粹附属品慢慢觉醒，有了一定的主体意识，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支持下，中国的女性作家开始进行争取女性话语权，但是传统的男性菲勒斯主义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女性作家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因此，在她们的笔下出现了一些为了争取自由、性别解放的女性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后悔，她们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失去了生命的常态，走向了变异。

《玫瑰门》里的姑爸是一个饱受封建男权、婚姻压迫的形象，她的命运在新婚之夜从此被改写，她带着青春、活力，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坐上了花轿，却发现新婚时新郎无端消失了，三天后她被送回了娘家，在那样的年代，女子的名声比生命还重要，出嫁后被送回，不管是不是女方的错，这个后果都由女性来承担，从此，她对于女性的软弱无助的社会性别深恶痛绝，才会变成一个不伦不类、不男不女的“怪物”。

司猗纹是一朵罪恶之花，但是浇灌她的却是父权对她的伤害。贞洁是封建社会女性最重要的东西，女性作为丈夫的私有商品，一旦贞洁不在，女性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出于愧疚和后悔，司猗纹自从当了庄家少奶奶就一直想做一个恪尽职守的贤妻良母，但是恶毒的丈夫从未给过她机会，他不仅在新婚之夜夜宿妓院，还不断在外拈花惹草，甚至将其带到家里凌辱司猗纹，她一直活在欲望与压制、追求与求而不得的痛苦之中，所有的婚姻幻想都将覆灭，为了反抗，她最终报复性地强奸了公公来换取心灵的满足。

梅吴娘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从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因为梅大榕几次将挣的钱葬送在了赌档里无脸回来，她足足等了丈夫十年，这十年的时光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岁月，但是除了每日漫长的等待，女性别无他法，终于将嗜赌成性的丈夫等了回来，可是这才是痛苦的开始，整日流连赌坊的梅大榕对家庭、孩子一概不问，最终因赌而死，从此梅吴娘对赌真可谓仇恨之至，为了斩断“赌”之根，她只得忍痛将孩子溺死。

如果说梅吴娘的时代是少数人的赌，那么今天的妈阁就是一个能够让所有人赌性无所遁形的“城”，本雅明曾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以妈阁这座小城折射出男性特有的贪婪和无尽的欲望。“男性‘大我’在迷失膨胀中异化为自私、独尊、贪婪、嗜赌如命的人性恶的代表。”[10]女性在男性心中始终是一种商品的姿态出现的，卢晋桐的包养、老史明知道梅晓鸥对他的爱慕，他也不推不就，段凯文和梅晓鸥的公开调情都是男性把女性当成了权欲、贪欲、性欲的消费品。

（二）血腥的社会暴力

《玫瑰门》中以“文革”作为叙述的背景底色，女性作家专注于描写女性在社会变革和暴力冲突中承受的苦难，从而提出对那段疯狂的血腥年代的批判，姑爸的悲剧是当时千千万万个女性悲剧的一个，时代的快速变革并没有引起姑爸的注意，她仍然沉浸在自己的简单世界中，但是罪恶的黑手依然伸向了她，人性中的自私、窥探、破坏欲等等黑暗面在政治的洪流中肆意横行，集体无意识的疯狂、人性的沦丧、道德的扭曲等等最终将一个无辜的女性逼向了死亡的边缘，因为政治地位、家族历史问题，姑爸这样的人物在当时首当其冲是被“革命”的对象，眼看着大黄受尽折磨而死，女性和动物是处于同样的命运，大黄所受的车裂之刑，姑爸的下身被插入了一根通条，最后惨死。

同处于同一个时空，司猗纹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态度迎合“文革”的需求，她一方面迅速将财物上交以求表功，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文革”的动荡、混乱为司猗纹这样的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她不仅通过偷窥和占有达到对欲望的满足，还通过揭发亲妹妹来获得升迁，也因此饱受良心上的谴责。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她只能适应这个黑暗的社会，并最终在此沾染下完成了人性由善到恶的变迁。

而梅吴娘和梅晓鸥在社会压迫方面存在共同性，贪欲是人性中无法磨灭的弱点，从梅大榕再到现代的卢晋桐、老史、段凯文，他们的身上都隐藏着人性中的贪婪，正是由于贪婪，他们逐渐失去了理性、爱人的能力，也使得女性失去了原本应得的温暖，为此，她们开始变得暴虐，疯狂地展开复仇。

（三）女性的自我奴役和流放

铁凝曾经说过：“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11]外部的环境压迫是造成女性疯癫、悲剧的重要原因，但是内部因素也不容忽视。女性在男权文明的挤压下，很多人变得顺从、妥协，对于自我的存在意义毫无察觉，只能慢慢被时间吞没。有时为了生存，她们无奈地遵从封建父权、夫权，将男人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一旦遭到抛弃就会惶然不知所措，在自我放逐中最终走向疯癫。

《玫瑰门》里的姑爸的性别意识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女性的怀疑与反叛，但是这种在日常言行方面的“变装”，或多或少是一种对女性人生的逃避和否认，面对未婚夫的逃婚，她没有归责于任何人，却将无辜的自己推向了变异的生活中。“文革”的到来，政治狂乱不容许任何人置之度外，姑爸希图以明哲保身来换得平安，但是人是社会的产物，始终无法脱离社会，在面对政治风暴到来时，姑爸缺乏察觉危险的能力和应对问题的方法。暴力最终仍然将她钉在女性的十字架上。

司猗纹在环境中不断地成长，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传统文化反抗者和病态者，在婚姻开始的时候，她因为失贞而对丈夫和夫家的凌辱一忍再忍，始终不曾抱怨过，原本接受西方思想的新女性变成了一个传统女性，甚至一厢情愿地想讨丈夫的欢心，做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所以，在她的退让中，丈夫越来越得寸进尺，轻则打骂，重则将妓女直接带回家，因此，司猗纹最终遭受的伤害才会比原来的深远。不幸的婚姻让她心生怨恨，如果感情上的压制得不到正确的释放，它就会采取某种非正常化的极端的方法表现出来，最终走上精神病态的道路。

《妈阁是座城》中的梅吴娘为了不让儿子将来走上赌徒的老路，不惜杀害自己的孩子，这种极端做法是对于男性的报复，在丈夫久不回家的时候，她仍然坚守着传统社会女性应该坚守的家庭责任：抚养孩子、赡养老人、振兴家族。对于丈夫的嗜赌，她表面上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而是将愤恨施加在那些尚未获得男性权利的儿子身上，通过这种自伤、自虐的方式去反抗。

梅晓鸥在报复的同时，深深地悲哀于自己的发现：不管自己如何痛恨这些男人，但是自己又无时无刻不是在利用男性喜欢柔弱、花瓶般女人的心理弱点，无时无刻不得不周旋于这些人中，做自己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即使是在追讨债务的时候，梅晓鸥仍然摆脱不了女性对心上人的不容拒绝，甚至希望用尽一切方法让他回头，只是祈求他们允许自己能够继续爱他。

三、“疯女”形象的写作意义

（一）对传统男性笔下“疯女”、“圣母”的反叛

性别视域在作家的创作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她们始终无法做到与男性平起平坐，为了欺骗、压制女性的自我觉醒和才干，他们一遍遍叙说了优秀女性的标准，以求将女性禁锢在家庭的牢笼中。而女性正是为了颠覆传统，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历史，因此，她们有意识地解构了男性笔下的“圣母”形象标准，这既是对男权社会的强有力地直接反抗，同时也是回归到生活本真，还原女性最原始的心理状态，寻求新的自我解放。例如姑爸、司猗纹、梅吴娘、梅晓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形象，她们的自私、欲望、伤痛、反抗都脱离了男性笔下女性形象的制约，显得复杂生动，具有真实的人性和历史的质感。

（二）女性生存体验的真实折射

心理分析学家波里扬·艾卓森曾经说过：“每个人都要形成自我，任何一个自我都具有性别，性别如同自我的其他侧面一样，是一整套通过叙事、幻想、角色认同而形成的，得到家庭和社区认可的信念系统。随着身体的成熟，个人会积累大量带有情绪负荷的机体经验和社会经验。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和区分都经过无数的幻觉和想象。”[12]女性作家家族小说中塑造的“疯女”形象，通过一个个泣血的女性刻画，全方位、多层面地展现了女性在几千年文明史中作为权利失语者、性别被压迫者的历史悲剧，为女性失语者呐喊助威。著名理论家巴赫金曾说过：“‘社会学诗学’中，声音是意识与思想观念的代名词，对于所有被迫沉默的社会边缘人群来说，‘发声’具有生死攸关的含义。”[13]女性作家正是运用自己手中的笔为女性代言，作为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生存体验的真实折射，最终实现了女性的权利找回。姑爸的被伤害，司猗纹在社会、性别、自我的三层压迫下渐渐脱离了正常人性，梅吴娘的自虐和杀子，梅晓鸥的毁灭性报复都是女性在面对压迫时的真实、正常心理转变，也为女性家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三）自我的隐喻与救赎

几乎所有的“疯女”类形象都是一种对于女性人生、精神的象征，这里的“疯癫”都是她们面对现实压迫的一种极端状态的回应。女性作家透过“疯女”的内部视点，在对女性形象刻画、父权文明批判的同时也是对于自我的重新审视和回顾，这是女性家族小说写作的一个主要意图。“她们把内化为女性自我束缚的文化禁忌与圈套层层地剥离，让那被压抑和扭曲了的自我还原复活，这是女性的自救与新生，也是女性寻找自我的过程，尽管这种寻找和剥离的过程充满了‘血泪与心灵撕裂的阵痛’，而女性的这一自审视角也取代了以往的男性视角，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反拨了文化立场上的父权审美机制和男性话语。”[14]不管是在“玫瑰门”，还是在赌城“妈阁”，都具有一种女性人生的象征意味，在这里，女性的喜怒哀乐都得到了真实的表达，也展现了作者对女性生存的深刻反思。

“疯女”形象的塑造是女性家族小说的一个独特的叙事策略，通过对这种非常规的生命存在、精神变态的刻画，完成了对社会政治、历史主体、性别意识的重新评价和反思，在这里，主要比较了两部作品，四个人物，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疯女”形象的塑造、形成的原因、以及创作背后的社会、文学意义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当然这并不是女性疯癫的全部叙述，但是仍然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以女性家族为主的历史叙事，试图建构一个女性个体生存体验为主的，男女性别平等的新历史，仍然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55.

［2］郭冬梅.论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书写的家族小说［D］.曲阜师范大学，2006：2.

［3］李敏.试论女性文学中的“疯女”书写——以《玫瑰门》、《羽蛇》、《无字》为中心［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9：1.

［4］［11］铁凝.玫瑰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1,1.

［5］［6］［10］王红旗.以家族伦理重释性别文化——严歌苓《妈阁是座城》、张翎《阵痛》之比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2，13，15.

［7］［9］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9，184.

［8］蒋丽.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笔下的“疯女”形象［D］.西北大学，2006：4.

［12］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9.

［13］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14］马圣霞.陈染女性主义小说个案解读［J］.琼州大学学报，2001，（1）：53.

I207.4

1671-6469（2015）05-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