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出土文书

时间：2024-08-31

韩文慧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丝绸之路自汉代开通，到隋唐时期基本形成了南、北、中三道以后，吐鲁番就成为了古代丝绸之路西段的重要“门户”。该地区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前，就与中亚和中原等地开展了东西交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吐鲁番作为一个因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而兴盛的地区著称。吐鲁番盆地的上上下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上起石器时代至周、秦，下迄明、清，既有北方各个民族流存下来的实物和文字记录，也有汉民族的，这些对不同文明的接受与融合成为了其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尤其是该地区出土的大量文书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其对不同文明的接受与传承。

一、出土的胡语文书

吐鲁番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土了一大批地下文书，其中较多的为胡语文书。据西方学者的统计，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献涉及17种文字，24种语言，其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蒙、西夏、藏、回鹘、汉语等，还有多种不为大众所知的语言文字，例如：梵语、于阗语、粟特语、吐火罗语，大夏语、叙利亚语、中古波斯语等等。其中藏、蒙、西夏、不属于胡语的范围，不做讨论。

胡语文书的概念非常广，胡文化曾经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在此介绍一下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胡语文书。

1.出土梵语、粟特语文书情况

丝绸之路沿线很多地方都发现过梵语文书，其中吐鲁番是发现写本比较集中的地区。20世纪初，德国的探险队先后4次来到这里挖掘，如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处的第15、17、18窟，德国探险队找到大量梵语文书，1号窟有粟特语写成的佛经《金刚经》。此窟出土的婆罗米文书最多。除此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吐火罗语文书。

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前积土和部分洞窟进行维修时，清理出1000余片古代文书。当时初步编号为800余件，大多属于汉文佛经残片，只有少量非佛教的文献，之外还有部分其他民族文字的写、印本文书。其中汉文和婆罗迷文文书两种文字并存的文书残片12件，粟特文书残片13件，西夏文书残片3件。

2000—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组织专业人员对这些文书残片进行整理后，对其中500多件汉文佛经残片进行了定名。所出佛经从其内容而言，包括经、律、论、密等部分，其中既有大乘通论之宝积部，又有大乘别详道果之般若部、华严部、还有小乘共依之阿含部。从佛经版本的特点而论，既有写本残片，也有印本残片。写本残片多属宋代以前，更早的有十六国以来的写本，较古老的写本多集中于小乘经典的抄写。高昌王国以后，则多是对大乘经典的传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对《妙法莲花经》的传抄，多达百件以上。

2.出土的回鹘文书情况

从目前所知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来看，多回鹘文佛教文献。其中主要为佛教大乘派的作品，如《妙法莲花经》、《华严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等。其中也有小乘派的作品，如《弥勒会见记》和阿含部佛经残卷等。还有刊布在《突厥语吐鲁番文献》上的摩尼文《三王子的故事》[1]。此文献的外部特征很特别：尺寸较一般文献大，为23×33cm；纸张呈黄色，比一般文献厚，只有一叶，上面穿着一根蓝色丝带。文献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佚失，所使用文字为摩尼文，双面书写，每一面又分作两栏。从内容上看，它通过讲述因贪欲而死的小偷的故事，说明贪与嗔对人的危害，告诫人们要禁贪欲，戒怨嗔。[2]

1913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发现了《恰系塔那王的故事》的回鹘文写本，现今文书藏于柏林。其内容出自佚名氏译《无明罗刹集》[3]。但回鹘文译者视该经诸多说教（如十二因缘等）于不顾，仅选择其中情节曲折、内容精彩的折吒王（回鹘文作Casani Elig Bag）故事进行再创作。德国学者缪勒、葛玛丽最早刊布了该文献。[4]后来，我国维吾尔族学者斯拉菲尔[5]、哈萨克族学者沃拉勒汗·库尔曼合林[6]又分别对该文献做了研究，但由于他们未找到回鹘文译本所依据的原典，故难免存在困难。

该地区还发现了回鹘文书《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其编号为Suppl.Turc.1001，首位部分残缺，共21叶，面积为19×13厘米，正背面各书回鹘文9行。其内容古老语言质朴，一经发现便很快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早在19世纪初期，荷兰学者狄茨就将其中的部分内容翻译发表。[7]以后又有里扎·努尔[8]、伯希和[9]、邦格和热和马提[10]、谢尔巴克[11]和耿世明[12]等人进行了新的翻译与考释。它是一部流传在古代回鹘人民间的散文体英雄史诗，现存唯一写本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

二、胡语文书与印度佛教的关系

大量胡语文书的存在与印度佛教的东传有关。吐鲁番在早期佛教东传汉地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原地区佛教最初有一部分是从西域由丝绸之路直接传入的。是西域和中亚地区佛教东传并本土化的结果，到那时随着这一时期汉地佛教沿丝绸之路向西发展，吐鲁番成为汉地佛教在西域的中心，从而使得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发现呈现出双向交融的特征。地处丝路中段的高昌僧侣，大部分以汉语为母语，精通汉地佛教，另一方面又有很多通晓西域胡语和佛教梵语的人，从而在东西方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双向交融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高昌佛教的多元化与多样性，集中体现了丝绸之路文化在人类历史上超越国界与民族藩篱，实现文化共享的场景。

有关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季羡林先生、陈寅恪先生、鲁迅先生都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大家提到佛经就想起它是来自印度，其实，印度文明传到中国时，中间是通过了胡语民族。虽然玄奘、义净、法显是直接从印度取经的，但直接去取经者毕竟是少数。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但是最初，佛教主要不是依赖印度本地人身体力行地传过来的，也不是我们中国人直接过去取过来的。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曾经有个中间环节，这正是操胡语的诸民族。

阿育王时代佛教广泛传播于印度内外，这是佛教中所说的有名事件。至于佛教何时起流行于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尚无确证。但从3世纪中期有龟兹人白延来魏从事佛典的汉译工作，北魏朱士行到于阗求大乘佛典，以及汉译最古佛典中有龟兹语音译或义译的词来看应在这些汉译佛典之前，即公元2世纪以前那里就已经流行佛教了。[13]在西方文明的东传中，在传入中原之前先传入西域，除极特殊的场合外，一般应认为是自然的事（不仅限于佛教大乘教传播）。除龟兹、于阗以外，疏勒、焉耆以及该地区内许多地方都流行佛教来看，再加上其他证据，应认为那里的人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普遍信奉佛教了。这与当时时代发展有关，如下图所示：

印度与中国年度对比

据图所知，当突厥汗国佗钵可汗在位时（公元572-581年），佛教也已传入漠北草原的突厥汗国（公元552-744年）。这一点可从1972年国外学者关于不久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布古特地方发现的古代粟特文碑铭研究中得到证实。新疆塔里木盆地各绿洲从公元前后起已盛行佛教。[14]

公元8世纪中期，回鹘取代突厥在漠北地区的地位称回纥（后改称回鹘）汗国（公元744—840年）。公元762年回鹘正式奉摩尼教为国教。但在此之前，回鹘人似曾接受过佛教。例如公元820年左右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的汉文部分在叙述回鹘牟羽可汗于762年接受摩尼教时写道：“往者无识，谓贵可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毁……”[15]

三、出土的汉文典籍

以上简单介绍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各种胡语文书，它们都与佛教的传入有很密切的关系。简言之，此地的古代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的东渐。这样说来，会有人批评轻视了古代东方文明的西渐。中原对西域的经营，虽不是直接目的，究竟也是防卫北强来侵的手段，而成为历朝执行的政策。而且两地接境，早就不断有汉族人流入吐鲁番地区。近来随着探险考古发掘事业的进展，在西域各地发现了许多属于汉文明的各种资料。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吐鲁番地区成为了北方游牧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汇点，但所受各种影响中汉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有记载称其官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均与中原大同小异，甚至设学官教授《毛诗》、《论语》、《孝经》等。民间在信仰佛教、祆教的同时，亦有道教信仰，形成诸教并行的情况。[16]

吐鲁番地区（汉代为车师前国）从公元前1世纪起就成为东西交通的要地，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南北朝后，由于大量汉族人民迁居此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公元498年，汉族人麴嘉建立的麴氏王朝存在近一个半世纪之久（到640年）。

车师之地，始自汉之屯兵，此后与中原本土关系密切，称王者多为汉族人。相沮渠氏，虽以匈奴暂时成为此地的统治者，但也早在中国本土时已受到汉文明的陶育，与汉族人无异。其地居民也以汉人居多，所谓的汉魏遗黎，在南北朝时仍可看到。《北史》特书：其地八城，皆有华人。《北史》所记麴嘉时的情形为：五经诸史借自魏，官制模仿魏，宫室里面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图；又说：“文字亦同华夏，亦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教授习读，皆用胡语。”[17]《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即有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残卷录文本与《论语》残片。[18]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受内地战乱的影响，大量汉人迁往西域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以高昌地区汉人最为集中。高昌，汉文化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当时西域的汉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汉文化对吐鲁番地区的影响日益加深，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由上层扩展到民间，所以“西域地区经济文化受内地影响，愈来愈多地出现了一致性。”[19]

在前往高昌的汉人中，不乏僧侣、文人、画师、工匠，他们把中原地区的诗词绘画、习俗等原原本本地带到高昌。在高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汉文文书，表达出当地汉人要求从母体文化中得到精神寄托的强烈渴望，他们世世代代秉承中原文化传统，始终使高昌弥漫着极为浓厚的汉文化气氛，牢固地保持了汉文化在高昌地区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到唐设立西州后，高昌就成了一个汉人为主体的王国，这就注定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从而也成了当时西域汉文化的中心。

四、吐鲁番历史沿革与中原的关系

今天的吐鲁番盆地位于丝绸之路的西段，其南通楼兰、鄯善，东南通敦煌，东北通匈奴，西北通乌孙，西通焉耆，国都在交河城。早在旧石器时代，交河城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而活动在交河城地区的人被称为“姑师人”，以畜牧和农耕为主，其文明被称为“姑师文化”。[20]人们也通常遵循《北史·高昌传》的说法：“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昌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21]

汉武帝时，由于地处交通枢纽位置上的姑师人攻击劫掠汉使，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朝进军姑师，姑师被攻破，一些人被迁博格达山，投靠匈奴，北迁的姑师就是后来的“车师”。由于车师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公元前2—前1世纪，汉朝和匈奴先后爆发了五次争夺车师的战争，史称“五争车师”。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朝同楼兰等国围攻交河城，车师投降汉朝。汉昭帝、汉宣帝时，曾派汉朝官员率军到车师屯田，立军宿为车师国王，迁都于渠犁。

西汉末年平帝时期，车师前国国王被西域都护的司马杀害。公元2年，车师后国国王姑句在修建道路上和戊己校尉徐普产生意见分歧，被徐普关押，姑句惧怕徐普杀害，于是逃亡匈奴。公元10年，王莽遣使西域，车师后国国王须置离怕负担不起使者索要的牛羊、粮食，也意欲逃往匈奴，被戊己校尉刀护杀害。之后，须置离的哥哥狐兰支带着车师后国的2000多人，驱赶着牲畜，投奔了匈奴。

公元74年，窦固出使西域，进入车师，汉朝又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汉朝大丧，匈奴和车师趁机围困戊己校尉。此后，汉朝只保留西域都护的机构，不再派遣西域都护。和帝时，汉朝重新经营西域，和车师恢复了友好往来。车师前国和后国都遣子入侍，学习中原文化，汉室还赐给车师国王印绶和金帛。车师则将良种的马和其他土特产品输往中原。

班超经营西域期间，戊己校尉驻扎在车师前国，戊部候驻扎在车师后国公元96年（永元8年），车师后国国王斩杀了车师前国国王，车师陷入混乱。车师前国国王归附汉室。公元120年，北匈奴和车师后国联合杀害了索班。公元124年西域长史班勇和敦煌太守裴岑共同努力，只用了几年时间，车师六国就恢复安定。

此后数年，车师稳定发展，和中原保持往来。十六国时，车师前国国王前赴中原朝贡，前秦皇帝苻坚还赐给他朝服。而车师前国依附中原，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焉耆和龟兹对自己的威胁。450年，匈奴攻占交河故城，车师国的名字从此消失。

五、结论

2014年3月28日，***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部的演讲中精辟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即坚持文明的多彩、平等和包容。毫无疑问，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吐鲁番地区研究应予以遵循的宗旨。吐鲁番地区文化遗存所呈现出的多彩多元，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从石器时代到近代，在这个地区生活和经由此地西往东来的各族先民，都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地为吐鲁番地区的文明传承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我国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地区，与敦煌一样，既是一个进行国际经济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一个几大古老文明（包括多种宗教）交汇的重镇。鉴于该地区的文化遗存特别丰富，不仅因为气候地理环境的特点地下文物保存条件较好，而且明显体现出文化交融、互补互鉴的特色，是文明交汇的“门户”，我们应当进一步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丝路西段的古波斯、希腊、罗马和埃及文明，延伸至以汉字文化圈为主的东北亚文明。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研究其方方面面，应该以平等精神和包容心态来取其精髓，弃其糟粕。前引习主席的讲话中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一体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相依共存的总趋势。

［1］Gen Shimin，Hans—Joachim Klimkeit，Jens Peter Laut，Manis Wettkampf mit dem Prinzen，ZDMG,1987.

［2］王菲.回鹘语摩尼教故事一则［J］.西北民族研究，2000，（2）:161.

［3］慧琳.大正藏［M］.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出版，1934:104.

［4］F.W.K.Muller-A.von Gabain,Uigurica,Ⅳ,SPAW,1931,PP.680-699.

［5］斯拉菲尔.回鹘文恰希塔那王的故事［J］.新疆文艺，1979，（7）:34.

［6］沃拉勒汗·库尔曼合林.佛教时期的文学——〈恰希塔那王的故事〉［J］.新疆大学学报，1993，（1）:86.

［7］Dietz,Der neuentdckte oughuzische cyklop,Halle-Berlin,1819.

［8］Riza Nour,Oughouz-name,epopee turgua,Alessandria,1928.

［9］P.Pellot,Sur lad’ughuz-khan en ecritute ouigoure,TP27,1930,PP.247-358.

［10］W.Bang-R.R.Rachmati,Die legend von oghuz Qaghan,SPAW25,1932,PP638-724.

［11］A.M.lllepoak,Ozywhame,Mockba,1959.

［12］耿世明.乌古斯可汗的传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