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的“疯癫与文明”——对理性之反抗

易俪俪 袁上草

（1.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2.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11）

在《疯癫与文明》前言中的第一段，福柯引用了两个人的话：

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的神智健全。”

福柯这部著作论述了疯癫与文明的对立置换关系，“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1]同样，通过分析《地下室手记》的复调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地下人所体现出的“疯癫”及其与文明的对抗。以往对于《地下室手记》的研究分析多集中在其民族特质、地下人的形象分析、理性、生命意志等方面，笔者在对文本的复调特征进行分析时发现其复调特征下的思想对话所体现出来的反抗才是地下人最急切想要表达的声音。

一、疯癫表象——“过多的意识就是一种病”

巴赫金认为，复调型小说的实质就在于“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他们有机地交错在一起，彼此平等地相互讨论、争辩，构成众声喧哗的景观”。[2]复调的这种对话性首先体现在话语的对话上。话语的对话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话语在有具体的指称的情况下时与他人的对话；二是指即使在独白情况下，话语依然是以听者在场为假设，以获得回答为目的的对话性话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话语的对话关系将注意力集中在双方思想的交流之中，它被理解为“他人涵义立场的标志、他人表述的代表”。[3]复调小说中的人物倾向于客体化，语言的艺术功能减弱，人物自我意识和逻辑关系体现为话语，成为不同的人物主体在话语中表达、表述出来的涵义立场。

《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自白部分的开头便是同他人“隐性辩论”的对话关系，这是在对他人的预料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你们是否觉得，我现在似乎是在向你们忏悔，在请求你们宽恕呢？……我相信，你们肯定是这样想的。……然而，我要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这样想，我也无所谓。”[4]小说的文体整个就确定在了他人话语的强烈影响之下，但是主人公对这些他人观点、他人评价采取漠视态度，因为他必须由自己来掌握终极话语。地下人在独白中破坏自己的形象，不断地打破和否定，目的在于摆脱他人意识的控制，即使是将自己比作耗子、恶人，也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这种践踏自己在他人心中形象的努力中，我们看到了主人公竭力想要证明自己、定义自己而又拒绝给自己下定义的矛盾冲突，他无法接受他人的控制，也无法接受由于长期的文明浸染而形成的自我定义，只好一直以辩论、斗争和否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与理性一直追求的肯定与清晰相违背，甚至被认为是一个疯人的自言自语，然而在这疯疯癫癫的话语中，我们一直坚信的理性受到质疑，我们开始思考地下人在表象上看起来的“疯癫”是否才是更加真实的理性。

尽管地下人一直在否定中界定自己，但有一点是地下人反复强调的：“我是一个有病的人。”这并不是指生理上的疾病，而是指拥有“过多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病。“过度的意识感”是地下人的主要特征之一，保持理性和做一些与理性违背却是自由意志使他分裂出的两个部分。这里的意识感不单是指对于世界的思维和探索，也包括关于自我的思考。由于大多数人按照传统既定的理性方式生活，地下人选择的反抗在具有理性的人看来就是“有病”。大多数人习惯做合乎理智的事情，但地下人意识到,意志的自由比理性选择所代表的利益更吸引人。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在地下人的身上交织，他举出了“牙疼”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矛盾的心理，无病呻吟对自己和他人都没有好处，但他仍然坚持着这样做，并将其作为一种乐趣。在因为牙疼而呻吟的过程中，最初的渴望怜悯变为了对他人的嘲弄和对自己的侮辱。“对于你们，我现在已经不是我过去想扮演的那样是个英雄了，我不过是个可恶而又讨嫌的人，是个无赖。”[5]这番话与其说是针对他人，不如说是针对他自己。他自由的意志对于自己理性部分的恶意促使他做出有违最大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故意无耻的，不过也是极度痛苦的。地下人在“故意丑陋”的文体中想要辩论的不仅是其他人，不仅是那些能听到他无病呻吟的人，也是自己思维的对象，即世界及其制度。“在他的每一种关于它们的思想中，都有声音、评价、观点的斗争。在所有这一切中，他首先感受到的是他人意志，它预先决定了他。”[6]他的思维是受到世界秩序的欺凌的，世界的惰性和盲目性所决定的他人思维影响着他。因此，他必须与之激烈的抨击、斗争，跟这个世界辩论，才可以避免被同化，在这种矛盾的斗争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二、狂欢世界——“廉价的幸福”或“崇高的痛苦”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还根据西方民间的狂欢节活动提出了狂欢化理论，活跃在复调小说中的思想对话与人物情节相结合，通常都会出现狂欢化的场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被巴赫金归为狂欢化路线的延续，即“严肃—笑谑”领域的发展。“严肃—笑谑”体裁指一种狂欢式的民间创作，是“对一切严肃的、正统的观念事物进行强烈的讽刺”。[7]在“严肃—笑谑”领域中又出现了不同的变体，使文学的狂欢化更为多样、具体，如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斯讽刺。苏格拉底对话是指“真理以及人们关于真理的思考在本质上是对话的。”[8]在这个概念上形成了苏格拉底对话的两个基本手法，对照和激发，即将思维对话化，使它外化并变成回答。这也就决定了主人公必须是思想者，而事件本身也必须是探索和考验真理的纯粹的思想事件。人物被置身于一个排除外界干扰类似真空的环境之中，迫使他们进行自我思维的深度挖掘。思想不再只是人物的附属部分，而是与人物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这些特点可以断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正是延续了这一变体。但是关于具体的体裁特点和情节结构安排，则需要追及到另一种变体，即梅尼普斯讽刺（以下简称梅体）。梅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奥林匹斯圣山、冥界和人间。在奥林匹斯圣山充满着自由的狎昵、丑闻和怪诞，到了冥界则形成了彻底的狂欢化，一切的等级秩序都不存在，死亡废除了一切加冕，至于人间则加以自然主义的描写，除了丑闻和狎昵交往，还出现了不对等婚姻、乔装、骗局等等。

在贫民窟自然主义的描写之中，总是会出现与之格格不入的形象和特质，形成尖锐的对照，在急遽的过渡和交替中构成各种不对等婚姻，比如具有充分意识的“地下人”，比如圣人与妓女的组合。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却是思想最深刻的人，同时他又不可避免地周期性前往妓院以暂时忘却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在妓院和丽莎的谈话之中，地下人找到了自尊感，在一个妓女面前自觉到在人格上的崇高感。正如他在第一部分的独白中幻想的一样，他变身成为一个圣人，将人间的美好施舍给可怜的妓女。当地点转移到“地下人”的房子里，身份突然倒置了，“地下人”成为了那个乞求的妓女，丽莎因为她纯洁的心成为了圣人。愈是感受到这一点，“地下人”愈加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而这羞辱又照例是他自己给自己强加上去的。“地下人”和妓女的交往是在充斥着丑闻与怪诞的氛围中产生的，“地下人”受到了同伴的侮辱后为了报仇才追到妓院，但他内心是希望找不到他们，因为他明白这不过会是又一次的受辱。在愿望成真后，他抱着“死里逃生的快乐”选择了一个姑娘，两个陌生的人置身于狎昵的交往之中，从日常的规范中逃脱出来。“地下人”本来打算用绘声绘色的演说去打动以便嘲弄她，显示出自己道德上的优越感，可是他自己也陷入了圈套之中，他把自己的恶意剥落，显示了善良、慷慨的一面。在他营造出来的圣人的氛围里，他和丽莎的不对等婚姻得到净化，摆脱了人间的丑陋，进入奥林匹斯圣山的自由狎昵之中。

狂欢节上有一项重要的活动——丑角国王的加冕与废黜——丑角被捧上王位，地位最低下的人充当世间最高权威代表，世界的秩序受到扭曲。在至高权威的转换下，人们也脱离日常规范，在破坏中进行创造。加冕与废黜是一个动态的交替过程，在这种注定要死亡的新生中孕育着狂欢的快感。丑角国王的废黜也并不意味着秩序的恢复，而是再一次的转换与破坏。在狂欢世界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和肯定，只有在不断否定之中发展起来的交替与变换。

地下人的第一次加冕与废黜是在巴黎饭店的聚会上，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狂欢国王的权力，他像国王一样表现，居高临下，却仍被视为丑角，加冕尚未得到承认便被废黜。第二次加冕是在妓院，虽然观众只有丽莎一个人，但是他的权力得到承认，有人心甘情愿屈服于他。可是等到他离开妓院回到家里，他的权力就消失了，甚至对于他雇佣的仆人也无计可施。他在等待丽莎的过程中既有一股无名火和想要侮辱她的破坏欲，又升起甜蜜的幻想想要挽救她。在他的矛盾状态中，丽莎带来了他的废黜。在丽莎纯洁美好的心灵面前，他的圣人形象破灭了，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国王，而是重新恢复了地下人的身份，甚至比他以前更为恶劣。在加冕—废黜中，狂欢形象会在不同程度上模拟着自己并进行讽刺，他在死亡与复活的交替中否定自己，“主人公在他的双重化身上死去，达到净化并超越自身”[9]地下人在这连续两次的加冕与废黜中不断地否定自己，让自己死亡以求复活。在赶走丽莎后，地下人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更好——廉价的幸福好呢，还是崇高的痛苦好？你说，什么更好？”[10]这暗示着地下人永远不会走出他的地下室，只有在地下室里，他才能持续他“崇高的痛苦”。地下人的未完成性是无出路的，他终究无法与自己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白的声音，因此他也无法完全地否定对方，只能把这种意向推进“内在的无穷性”。

三、地下人的反抗——无出路的未完成性

由于主人公希望打碎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摆脱他人话语对他的定义，他就必须为自己“造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看待人的完整观念”[11]，即揭示“人身上的人”。这种新的创作形式只能建立在人物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人身上的人”即是指人物在设定好的、已经终结了的形象之上所具有的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显示出了人物对于使他表面化的、从背面下的定义之中摆脱的意志，他通过思想意识、自由行为等表现出他的未完成性，关于他自己的终极话语不在作者手中，也不是在叙述者手中，也不是在文本中其他人物的手中，而是在他自己的掌握之中。在反复的自我思想对话中，地下人身上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也体现出来。只有在这种对话中，地下人才能实现他的反抗。

在和社会主义者的论辩之中，“二二得四”是他们一直在寻求的一座永远摧毁不了的水晶宫，象征着永恒的理性王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为理性能够代表人的全部精神和生命，在他的眼里，意志的任性是生命的重点所在，正是这种任性“为我们保存了最珍贵最紧要的东西——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个性”[12]。不管何种程度的舒适和幸福都不能够满足人们对于自由意志的需求，意志的自由和任性也正是对于自身存在的肯定，“确切地说，他真正保存的东西正是他虚妄的梦，是他那些最愚蠢的想法，一边向自己证明——好像真的有必要似的——人终究是人而不是钢琴键”[13]。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对于不断重复着的世界的否定，人们遵循着生活的轨迹不断经历着昨天，一切都已完成，剩下的只有重复。“地下人”先是以自己生活的地下室否定了虚构的水晶宫大厦，言之凿凿，可是在下一章中又全盘否定，说他连自己的一句话都不信，说这些都是连续四十年贴在门缝上偷听来的。在外形式上，主人公越过叙述者和作者直接与读者对话，与读者讨论这些独白的真实性，摆脱了作者对他的掌控。在内形式上，“地下人”又以不断地否定和辩论将自己的形象打碎，读者不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客体形象，只能够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通过隐藏自己的形体更加突显出自我意识，将作者赶出场外，迫使读者与自己交流、对话。同时，在对话的过程中打破固有的定义，在否定中重塑自身，在内部重生，“把任何使他们表面化和完成化的定义变成一种谎言”[14]。只要他还存在着自我意识，可以自由选择，他就没有被完成，就还没有说出他的“终极话语”。

看似疯癫与丑陋的自言自语实则是对所谓文明的一种破坏，均衡稳静不再作为一种标准，这个心灵能够自觉它的每一个弱点，并决定去揭发它。我们所听到的“个性之歌”是可悲的和叛逆的，但无论它给人何等不幸，却仍然是最高的善。地下人的过多的意识是他对于自我和世界的再思考，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在遇到理性所展示出来的安适时，更是用“任性”来对抗“理性”，只因这是生命意志的表白。无论是话语的对话性，还是狂欢化的特质，《地下室手记》所体现出来的复调特征也同样充满反抗性。两次加冕与废黜带来的激情使地下人得以复活，但是他的意志会让他不得不选择“崇高的痛苦”，使他能够继续对抗这个理性的世界。这种对抗是无出路的，但也不会消失，是未完成的，因而地下人能够在其无出路的未完成性中得以向内无限延伸。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思想与存在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存在主义是让我们在自我的选择中寻找意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15]，他要的不是选择，他将我们内心状态的不安、焦躁展露无遗，地下人所反叛的只是代表着主流的理性思考。地下人所表达的只是“反抗”。这种故意的任性是对于世界原有秩序的强烈抗议，也是对于自我的重新思考。《地下室手记》的反抗，是地下人执拗地待在地下室中，是他对自己的故意为难，是他贴在门上的偷听，也是他对丽莎的侮辱。地下人选择的非理性不一定是好的，但是面对理性的强大攻势，他清楚地知道，必须要反抗。

［1］（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1

［2］［3］［4］［6］［7］［8］［11］［14］（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5］［10］［1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 地下室手记［M］.臧仲伦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9］［12］谢·阿·尼科尔斯基.张百春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地下室人”现象［J］.俄罗斯文艺，2011，（03）.

［15］（美）考夫曼.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沙特［M］.陈鼓应，孟祥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