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对匈奴国家内部关系的影响浅析

王 伟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自然灾害一向不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关注的重点，但众多史书编修过程中还是零星地保留了自然灾害发生的记录。耙梳历代中原王朝史书中对自然灾害现象的记载，这些记载从数量上说虽然只是挂一漏万，但我们从中也能探索到一些游牧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汉代匈奴人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国家，将游牧社会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游牧国家”这种高级组织形式使得牧民更加有组织，国家战斗力更强。但匈奴北迁后，匈奴游牧国家屡遭天灾的侵袭，牧民在面临灾害时，躲避灾害破坏的效果明显下降，人畜损失巨大。相对于定居的农耕生活，游牧生活是一个更加依赖自然环境且完全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游移不定的牧民和牲畜时时遭到各种天灾的侵袭，而牧民的财产(牲畜)比起农民的财产(房屋、田地等)在灾害中更加容易损毁。灾害来临时，牧民或逃散，或集结起来通过劫掠农民，维持生计，不同的选择便会引发人类社会一系列关系的改变。

通过搜集整理历代的自然灾害记录，我们发现灾害发生的同时，总有大小战争的发生。如北魏太延四年(438年)，“车驾幸五原，遂征之。乐平王丕、河东公贺多罗督十五将出东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寿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复为二道。陈留王崇从大泽向涿邪山，车驾从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记行，不见蠕蠕。而还时，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1]唐显庆二年(657)，博尔塔拉，……十二月，苏定方率军进到曳咥河(伊犁河东)以西，唐军追击三十多里，贺鲁狼狈逃往双河，这时忽然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军冒雪前进，按期会师双河。[2]唐龙朔二年(662)，三月，郑仁泰、薛仁贵等破铁勒之众于天山，……士卒饥荒，又遇大雪凝冻，弃其戈甲，……更度碛北，讨其余众，遇大雪，兵士粮尽，冻饿死者十八九。[3]自然灾害在游牧社会引发的连锁反应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现象为：在灾害发生后，游牧国家内部经常会分裂、瓦解，人数众多的大部落以及属国逃离游牧政权，或与原游牧国家分庭抗礼，或内附中原王朝。

(1)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年)：

“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其明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馀骑出朔方西北二千馀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中郭纵为护，维王为渠，相与谋曰：‘及诸校尉畏亡将军而诛之，莫相劝归。”军遂没於匈奴。匈奴儿单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4]

(2)西汉本始二年(前72年)：

“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馀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馀万。汉封惠为长罗侯。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於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馀，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後汉出三千馀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5]

(3)西汉地节二年(前68年)：

“是岁也，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馀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6]

(4)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年)：

“二十二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比不得立，既怀愤恨。而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而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两骨都侯颇觉其意，会五月龙祠，因白单于，言薁日逐夙来欲为不善，若不诛，且乱国。时，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惧，遂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待两骨都侯还，欲杀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谋，皆轻骑亡去，以告单于。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7]

以上几条材料都反映了汉代匈奴因遭遇自然灾害，引起整个部落或者属国逃离匈奴国家的现象。牧区农业资源匮乏，广袤的草场和多样的植物多数也不能被人类直接利用。因此牧民通过放养牲畜，将无法利用的植物资源转化为可用。除了农业资源匮乏外，牧区的生产风险也相对较高。游牧区域的自然特征之一，即年均降水量无法达到农作物需要的最低标准。更重要的是仅有的降水非常不稳定，降水时间、区域不固定，降水量每年的变化较大。降水的不稳定便引起了草场产量的不稳定，而且无法通过人为的技术稳定草的产量，因此牲畜的饲料没有一个稳定的来源。为了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水草资源，在正常的生产活动中，牧民都采用最小的生产单位放牧，而且每个生产单位对自己游牧生产计划有着高度的自主性。牧民的牲畜就是其全部财产，但牲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非常容易受到灾害的破坏。牲畜抵御灾害能力差，当灾难发生时就需要被快速转移到远离灾害的地方躲避。灾害发生时要保持快速的移动性，牧民就不能结成过大的团体。因此，以上材料反映的游牧国家内部组织瓦解引发的重大政治事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则是游牧生产规律在其中发挥作用。灾害之年，一些部落和属国通过逃离匈奴国家或投降中原王朝的方式避灾，减少自己的损失。为了躲避灾害，也并不是所有的部落、属国都会采取逃离或投降中原的方式。这些选择脱离匈奴国家的部落、属国又有什么共同特征？材料(1)中，导致左大都尉企图投降汉朝的原因有二：儿单于生性残忍，好杀戮；匈奴造雪灾，牲畜死亡严重。材料(2)中，匈奴遭到汉朝军队的重击，战败的匈奴趁冬季劫掠乌孙，两者关系恶化。进攻乌孙的途中雪灾发生，匈奴人口、牲畜损失惨重。趁这个时机，乌孙、乌桓、丁零联合进攻匈奴，摆脱了匈奴的统治。材料(3)中，匈奴因天灾损失惨重，但却强行发兵几万人备战。匈奴国家的这种举动引发了西嗕居左地首领的不满，他带领数千人投降汉朝。材料(4)中，匈奴中连年旱灾，薁鞬王比趁匈奴与汉朝和亲之际，派人向汉朝献上匈奴地图，向汉朝表示投降的诚意。薁鞬王比投降汉朝的企图被匈奴单于发觉后，薁鞬王比索性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并彻底投降汉朝，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薁鞬王比因为几次失去继承单于王位的机会，对单于王庭怨恨在心，早就与单于王庭貌合神离。以上4段材料，除了都发生自然灾害外，选择脱离匈奴国家的部落都与原有的游牧政权早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对原有的游牧政早生了怨恨。匈奴国家单于王位的继承问题一直都是内部引发矛盾最多、最难解决的问题，众多拥有继承权的人在继位问题上激烈竞争，这种个人的竞争最终都演化成众多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并结下宿怨。此外，匈奴国家在建立、发展过程中，对外扩张、吞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通过扩张战争得到部落和属国也是匈奴国家中极不稳定的因素，起兵反抗或叛逃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因此，在匈奴国家内部瓦解过程中，自然灾害起了导火索的作用，向本来已经内部矛盾重重的匈奴国家施加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游牧地区不仅农业资源缺乏，而且气候恶劣、灾害频发。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霜雨雪、高温或寒潮，游牧的移动性就显得更加重要。牧民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到达最佳地点；采用最合理的人力和畜产组合，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或逃避灾难。当匈奴由一个部落壮大为一个称霸整个北方草原的游牧国家时，更高级的政权组织形式使匈奴国家的组织性更强，战斗力更强，但也与游牧生产的特性发生矛盾。再看前面所举证的四条记录，匈奴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开始频繁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并持续长达数十年。在此之前关于匈奴遭遇自然灾害的记录仅一条：“(公元前200年)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8]“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9]若仔细分析匈奴国家的发展过程，公元前二世纪末，是匈奴国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公元前129年—公元前119年，匈奴遭到了汉军持续的进攻，匈奴的人口、领地损失严重，丢掉了战略重地“河南地”，昆邪候、休屠王带领所辖部众投降汉朝，这一系列的损失造成“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10]。“乌维单于立三年(公元前116年)，……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笡井，从票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11]。看来，王庭的北迁还带动大多数匈奴人向大漠戈壁以北移动。从漠南迁到漠北，两地的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别，公元前110年出使匈奴的汉使郭吉将漠北称为“苦寒无水草之地”。匈奴频遭灾害袭击来看，这里除了水草匮乏外，气候相当恶劣。因此，此时的天灾不只是天灾而已，匈奴国家与汉朝持续对抗的失败则是匈奴频遭天灾的根源。游牧生产方式本身对自然条件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牧民会选择饲养最适合的牲畜，并对它们进行合理的搭配。此外，游牧生产良好的移动性使其具有良好的避灾功能。但我们在史书中看到，这数十年的灾害给匈奴造成了人口和财产(牲畜)的巨大损失。材料(5)：西汉征和四年(前89年)，“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12]材料(1)中，公元前104年，在雪灾中匈奴人畜损失巨大。材料(2)中，公元前72年，匈奴在突袭乌孙时遭遇雪灾，幸存的人和牲畜不足十分之一。随后匈奴又面临饥饿，人口损失十分之三，牲畜损失十分之五。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匈奴国家迁徙至漠北后，连续几位单于及匈奴王室成员生病：句黎湖单于病死(公元前102年4月—公元前101年冬)、且鞮侯单于病死(公元前101年冬—公元前96年)、狐鹿孤单于病死(公元前96年—公元前85年)，狐鹿孤单于时期的左贤王病死，狐鹿孤单于母阏氏病。公元前89年的雪灾还引发了疫病在匈奴国家的爆发。由此看来，牧民及牲畜对漠北新环境的适应并不理想，面对灾害来临时牧民的避灾能力没有完全发挥，而且牧民在新环境中遭到了疫病的威胁。匈奴牧民和牲畜在漠北躲避自然灾害能力下降，一是不适应新环境，二是匈奴国家北迁的军事行动使牧民面对灾害时无处躲避。牧民饲养的牲畜种类以及各种牲畜之间数量的搭配需要严格符合当地自然环境的，以史书中汉军缴获匈奴牲畜的记录为例，马、牛、羊是匈奴牧民普遍饲养的牲畜，因此每次都有大量的缴获品，但汉军缴获驴、骡、骆驼的情况只出现过两次。“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卤马牛羊驴骡骆驼七十余万。”[13]“(公元89年)精兵万余骑，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获生口马牛羊骆驼百余万头”[14]“其明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15]“(公元前72年)度辽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蒲离侯水，……，卤获马牛羊万余。”[16]“前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乌员，……，卤马牛羊二千余。”[17]“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西去侯山……卤马牛羊七千余。”[18]“祁连将军出塞前六百里，至鸡秩山……获牛马羊百余。”[19]“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至丹余吾水上，……卤马牛羊七万余。”[20]“二十五年春(公元49年)，遣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并得其众合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21]饲养驴骡骆驼的两个部落都位于匈奴领地的西边，与西域距离较近，自然环境与西域较为相似，所饲养的牲畜也有共同之处。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即便同是马、牛、羊，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也会演化出特性不同的品种。牲畜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力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而这种特性的改变需要漫长的过程。从漠南迁徙到更加寒冷且水草更匮乏的漠北环境中，匈奴牧民原有的牲畜根本无法在短期内适应新环境。迁徙到新环境中，牧民同样受到恶劣环境的考验。在没有适应新环境的情况下，天灾的突然来临就会导致人畜的大量死亡，并导致疫病的蔓延。匈奴由漠南迁徙漠北不同于正常的随水草迁徙，而完全是为了躲避汉朝的军事打击，是一次国家的战略转移而非正常的生产迁徙。因此，漠北气候恶劣、水草匮乏等不利于生产的因素无法顾及。因此，匈奴在漠北虽然频遭天灾，但人畜的长途跋涉、频繁应战，以及对新环境的不适应是造成匈奴人畜损失巨大的主要原因。

在整理汉代自然灾害记录时，灾害与战争总是同时出现。材料(1)中：公元前104年，匈奴遭雪灾。第二年春，匈奴出兵八万包围汉军。材料(2)中：公元前72年，匈奴遭汉朝和乌孙联军攻击，损失人口三万余，损失牲畜七十万余。这年冬季，匈奴发万人攻击匈奴，途中遭遇雪灾。材料(3)中：公元前68年，匈奴爆发饥荒，匈奴发兵二万人防备汉军偷袭。材料(4)中：公元46年，匈奴发生旱蝗之灾，单于出兵万人追击薁鞬王比。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对匈奴的对外出击还有一种记录：“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其攻战……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22]让司马迁嗤之以鼻的匈奴人的劫掠行为，是匈奴人补充草原资源匮乏的生存手段。这种生存手段必须配合游牧生产的规律，只能在秋季或初冬牲畜肥壮且人力充裕的情况下发动，旨在获得物资、人口。但在一年四季频繁出兵作战，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游牧国家政治、经济战略需要的出击。汉代史书中匈奴入寇汉朝边地的记录：

时间春夏秋冬记录出处182B.C.★《汉书》卷三181B.C.★《汉书》卷三177B.C.★《汉书》卷四169B.C.★《汉书》卷四166B.C.★《汉书》卷四158B.C.★《汉书》卷四148B.C.★《汉书》卷五144B.C.★★《汉书》卷五142B.C.★《汉书》卷五135B.C.★★《汉书》卷六129B.C.★★★《汉书》卷六、卷九四128B.C.★《汉书》卷六126B.C.★★★《汉书》卷九四125B.C.★《汉书》卷六124B.C.★《汉书》卷六122B.C.★《汉书》卷六120B.C.★★《汉书》卷六、卷九四107B.C.★《汉书》卷六104B.C.★《汉书》卷九四102B.C.★《汉书》卷六98B.C.★《汉书》卷六91B.C.★《汉书》卷六90B.C.★《汉书》卷六87B.C.★《汉书》卷七81B.C.★《汉书》卷九四72B.C.★《汉书》卷八44A.D.★★《后汉书》卷一45A.D.★《后汉书》卷八九62A.D.★《后汉书》卷八九

表格中所列匈奴入寇汉朝边地的季节统计中，春季(1-3月)共出击8次，夏季(4-6月)共出击8次，秋季(7-9月)共出击13次，冬季(10-12月)共出击8次。从数据上来说，秋季匈奴入寇汉朝边地的次数最多，符合游牧生产的季节规律。但数据显示出了更重要的信息，匈奴在一年四季都有常备军，随时能够出兵劫掠汉朝边地。这种劫掠显然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满足匈奴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出击。公元前129年中春、秋、冬匈奴都发兵入寇汉朝，此时匈奴为军臣单于执政时期，是匈奴国家发展的鼎盛阶段。维持一个游牧国家的秩序远比维持一个游牧家庭或部落要复杂的多。匈奴单于之下设立左右屠耆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国家要员；基层部落被分为24个大部落，由24个万骑统领；万骑之下还有层层长官统辖各个部落。游牧国家的统治秩序就是建立在将所得物资从上往下层层分配，从单于到各级部落长甚至普通牧民都能从各自的等级中得到应得的利益。每年“秋，马肥，大会滞林，课校人畜计。”[23]要维持国家秩序，仅仅依靠秋季发动劫掠所得的物资是远远不够的。此外，匈奴国家的建立使其与外界接触更广泛、更频繁，在不断地对外扩张中，匈奴国家与周围部族的关系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尖锐。尤其是面对汉朝这个一年四季皆有常备军的强大竞争对手，匈奴必须要建立一支一年四季皆能出动的常备军。要维持这样的军队必然会破坏游牧生产的季节性规律，在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生产的时候还必须要抽出一定数量的人力组建军队。冬春季节本是牧民最难熬的时间，草料短缺、天气恶劣、牲畜羸弱，需要更多的人手来照看牲畜。但在匈奴入寇汉朝的记录中，匈奴在冬春季节也频繁出击，这必然会影响匈奴内部正常的生产生活。这种人畜的长距离移动都以战争为目的，而不能顾及躲避灾害的要求。因此，前述5条自然灾害记录中，匈奴的人畜损失都格外巨大，游牧生产良好的避灾能力没有发挥。

面对灾害的破坏以及战乱的损失，匈奴国家中原有的矛盾就会更加尖锐，国家瓦解、混战和大量人口逃离就在所难免。匈奴国家中的派系斗争以及匈奴国家与其属国间的矛盾无法化解，只能依靠强单于掌握的强大军事力量来镇压。而自然灾害导致的部落逃离、人口流失和大量的人畜损失大大削弱了这种镇压的力量，最终导致整个匈奴国家的瓦解。而自然灾害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可观推动的作用，使得这一过程进行得更快。

参考文献：

[1]《魏书·蠕蠕列传》

[2]《新唐书·突厥列传》、《西陲总统事略·唐西突厥释地》：“定方命，嗣业、婆闰趋邪罗斯川追虏，任雅相提降兵踵后。会大雪，军中请湏霁。定方曰：今雰晦风冽，虏谓我不能师，掩其不虞可也，缓则远矣。省日兼功上策也。于是昼夜进收所过人畜至双河，与弥射歩真会。”

[3]《册府元龟·卷四百四十五·将帅部》

[4]《史记·匈奴列传》

[5]《汉书·匈奴列传》

[6]《汉书·匈奴列传》

[7]《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8]《汉书·匈奴列传》

[9]《汉书·高帝纪》

[10]《史记·匈奴列传》

[11]《汉书·匈奴列传》

[12]《通志·北国序略·匈奴》

[13]《汉书·匈奴列传》

[14]《后汉书·窦融列传》

[15]《汉书·匈奴列传》

[16]《汉书·匈奴列传》

[17]《汉书·匈奴列传》

[18]《汉书·匈奴列传》

[19]《汉书·匈奴列传》

[20]《汉书·匈奴列传》

[21]《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22]《史记·匈奴列传》

[23]《汉书·匈奴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