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地理图说》相关问题再探

马雪兵 高 健

(1.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图书馆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西域地理图说》相关问题再探

马雪兵1高 健2＊

(1.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图书馆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从清乾隆初期治理回疆之大背景与总体著述为切入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西域地理图说》成书背景与作者身份的蠡测，以版本、史料为基点对此书与《回疆志》的关系与同源问题进一步提出新证，进一步指出此书存疑待考的若干问题。

《西域地理图说》；永慕堂图记；《回疆志》

《西域地理图说》①是清乾隆中期较早记述当时南疆区域内人口、官制、物产、民俗、和事件始末的回疆地方通志，成为后世学者了解和考察天山南路各个方面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不过，由于该书未经官方收录，书名也是后世者命之，列入私家藏书之类，后屡经抄刻复印，辗转传播于原南充师范学院图书馆及美国；加之出自近代学者缪荃孙②收藏、李文田之批注，当代学者阮明道笺注，刘景宪为之翻译满文部分，其注解之详略与价值可谓集焦点于一处，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反观该书撰者之姓名、身份、生平事迹等多成为史学疑案，对于该书的史料价值，兼有可采与可辨之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围绕书与人的复杂情况及二者间产生的强烈反差，鲜有个别文章论及,未引起学界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就《西域地理图说》书名和版本源流予以梳理、对作者身份及回疆志关系、史料价值的褒贬，继续深入探讨，尽可能补充一些新材料，提供一些新视角，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成书背景分析

（一）治新政策的变化

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历经三代，终于削平了西北少数民族割据势力,并在各地设官兵驻守,修堡筑渠，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统一。历代备边，重在西北，就新疆来说，康熙三十五年（1696），哈密维吾尔人首领率众归附，康熙皇帝认为“回子风俗与蒙古无异”“应将伊属下人照各部落编为旗队……食俸掌印”。[1]迨至乾隆朝采取由陕甘总督到伊犁将军的过渡之法。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清朝平定战乱，继汉、唐、元之后重新统一了新疆，采取了设军府，以震慑边民；兴屯垦，修牧政，以广筹经费；封爵位，锡俸禄，以羁縻首领；尊宗教，允自治，以抚慰百姓的政策。二十四年（1759）初置陕甘总督管辖新疆，将安西道迁驻哈密等地，于伊犁、叶尔羌等地添设文武官员。二十五年（1760）初，乾隆皇帝恢复陕甘总督建置，节制新疆。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伊犁将军，军府制度正式确立。一是出于政治稳定，防止大小和卓叛乱势力复燃；二是军事所需，防范沙俄扩张势力；三是伊犁处于全疆之中心，设伊犁将军与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在地理位置上互相策应，成三足鼎立之势。但因新疆地域广阔，实际上管理区域仍限于伊犁。此年九月乾隆对于兆惠奏事批曰：“喀什噶尔办理回众事宜，仍循其旧制，节制于伊犁将军，后遣大臣一员协助管理……俱着传谕知之。”[2]除在天山北路的东部汉族聚居区实行与内地划一的州县制外，对于当时回部地区居住的天山以南各地，取消伯克世袭制度，改由清朝任免各地伯克为地方官员，各城分设伯克管理具体事务，统于驻扎将军之权限内，征收赋税，以节省统治成本。为此传谕兆惠，“办理回部，择其有功而可信者，授以职任，管理贡赋等事，具奏请旨。”[3]对于南疆之统治状况：“霍罕在鄂什、喀什噶尔西北八百八十里……诸城皆有伯克，众咸听命。”[4]同时任用回人为总管，采取各城分设头目、分散管理的办法，在各要地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借助于清朝军府官衙、新疆伯克衙门、伊斯兰宗教法庭并存的司法体系，分管各地军政事务，正如乾隆诗文曰：“本朝文轨期同奉，味谷寒暄重细求。”另外据阮先生考按书之下限为乾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763—1764），时天山南北悉隶版图，南疆地区设官立赋、分屯列戍，一定程度治理政策已具端绪。

（二）大清一统志二次撰修的影响

郭丽萍认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直接渊源于清代新疆方志修撰、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5]此书因记南疆各地之社会状况，广义上可视作南疆地区的方志著作。乾嘉以来，受时代学术之潮，传统学术中缺乏实测手段的支持，重于文献考证，很难获得亲历目验与实地考察的机会。探求实际良策，以经世致用之学以图固土保国，成为解决边境现状之实际。[6]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完成西域的统一，随着版图的扩大，熟悉各省状况，广求图边治边乃至靖边又是清朝政府所必需的，但回疆地区土地险易，民俗物产旧籍无考，各地礼俗习惯，生民利病，鱼目混杂，不利于地区之治理。因此清代官员到新后，为了尽快了掌舆情，供施政之助，从“乾隆二十九年开始进一步修撰西域新疆统部，体现西域大一统版图,从而顺从国家大一统的纂修宗旨”[7]。整体观之，就乾隆一朝记述西域史地的重要文献而言，有《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内府舆图》《回疆志》《西域同文志》等，该时期的著作得到国家支持与参与，是在官修与半官修的基础之上，以全疆方志为主。作为私撰史籍的一部分，诸如《西域闻见录》《回疆志》《河源纪略》等都是清政府治理新疆，揽朝理政，划一社会秩序，重视文化、志书修纂的使然，也为此书的撰写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土壤。另外官修志书存在出于政治目的的歌功颂德，难免溢美之词，著述记载不能完全融入当地文化之弊端，著者秉笔所见，述其见闻是该书得以撰述的催生因素。

二、书名与递藏源流

通查各种官方与私家目录之书，总体对于西域地理图说的著录、提要也是鲜而述之其收藏的状况、递藏的源流、以及总体状况予以梳理。此写本内框21.6厘米，横13.9厘米，是根据原作底稿誊抄的写本。[8]从图记印记分析，其辗转流传据注本所记大致为：袁永慕堂图记最早，九钟精舍藏书（即吴士鉴1868—1933）在后，后缪荃孙所有，李文田借抄并批阅，并以同书异名分藏传至国内外，但繆氏藏书中未及收录，查其原因可能为：（一）《艺风堂藏书记》乃目录性著作，目者即图书的篇名与书名，录者即称序录、书录，合之目录者有目有录，此书不题书名撰人，又如何据以入目而录?[9]（二）缪氏与李氏向来有师生之谊，因而李氏为其定书名，考作者，并有“题此以归编修”一语的由来。对于其著录，也是信息极有限。阮氏注本，并未对于袁永幕堂图记的情况予以深入，经笔者查阅比对他书以此题款之印章，当为袁昶。查《古籍总目》史部著录袁氏《永嘉堂藏书目录》为：“凡六卷附目录碑目一卷，清袁昶藏并撰有篆文印。”与是书图记相吻合,则是书经过袁氏所藏所见当无疑，并且从《图说》两印记颜色墨迹判断袁氏收藏时间早于吴氏。关于袁昶（1846—1900），姓袁氏，讳昶，“初名振蟾，字爽秋，今浙江桐庐县人。光绪二年进士，博通掌故，授户部主事。光绪十八年，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宁布政使，调直隶。未几，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10]考其生平，其事迹多著于《太常袁公行略》《毗邪台山散人日记》《晚清名儒年谱》等兹不赘述。回族古籍整理大型丛书《回族典藏全书总目提要》[11]也未及著录相关状况；缪荃孙《嘉业堂藏书志》；《四库未收书目》皆著录《回疆志》；《中国丛书综录》《丛书广录》也未见零星记载，可能当时是书未予刊印流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嘉庆十四年（1809）成书之《新疆志略》，佚名撰，清抄本。该书记述南疆官制、屯务、钱粮，书后同《图说》附有满文的部落名称，核查其内容，无明显差异,当抄自图说，但小部分内容又有差异，具体状况，另当论之。

三、作者身份蠡测

（一）初学汉语分析

因该书原始面貌著录为佚名，最早李文田认为其盖为八旗望族所作，但未提出任何证据，后之马大正先生也从此说。但从逻辑来断，诸家立论之依据在于书之内容有满语、汉语相兼之状况，书写格式一反惯例，从左至右记述。再者部分汉文字错脱误倒，故而阮先生进一步定性其作者为初学汉语的满族八旗子弟。笔者认为“初学汉语”此说值得商榷，并且蠡测作者系为官人士。理由内证如下：从内容言之，其记载文笔通达，文辞富于变化，对于南疆地区是了然于掌，不能与沿袭故纸者相较。观其述总是记曰时合丰年，人民安乐，各回城战事渐平，国境外各族归附，其记载各族有：鄂特巴什、鄂罗斯、布哈尔、孔喀尔、霍罕（浩罕）、巴达克山、温（痕）都斯坦，等。以上地区有些是当时的旧名,因资料匮乏，缺乏论据支撑，现不可考。有的为独立政权之部落，有些今为小地名，如吹塔拉斯，后属哈萨克，塔什罕（干）。有些是译名不同而后来又另有名称。据《高宗诗文十全集》所载，对于葱岭以西的部落记载，以布鲁特与哈萨克为主，然而《西域地理图说》有上述之部落之记载，都详其地址、人民、政治、经济以及旅途路程所需要的时间，诸如所记：由爱乌罕地方,为回人部众，该属有希希哈……等水陆十五州郡，“善于水战，陆战亦强”；另外记述生活状况则曰：“人稠地窄，可种田稀，多依畜牧为业；差使资贡，瞻仰圣言”，等。书中有不少关于准噶尔普尔的记述，涉及当时葱岭以西霍罕等诸部落的钱币，温都斯坦之金银材料，此等详细之记载，非亲身生活或目验所不得。另一方面，八旗望族与初学汉语本身就是矛盾的，其理由有二：从乾隆一朝之文化整体状况来看，官方史书编纂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较深，官修方志写成后，大多及时印刷，有的还会再版。私人未刊之书，稀厥不一，价值日后才识。尤其乾隆朝皇权最为集中，研究乾隆朝的官修国史，现实政治问题置于首位。此外，修史机构的不断完善，更直接影响史书的撰写。[12]八旗自入关以后，满语在相当多的将领大臣中已经生疏。如明瑞将军任上，乌什办事大臣、副都统素城系满洲要员，其满文奏折竟“有不成话者”，乾隆三十年伊勒图进京奏事，皆说汉话，全不以清语为事，饬令“尤当以娴习技勇、清语为要”。从侧面来讲，乾隆帝认为各城驻扎满洲大臣的一切文移，都应用满文，“若清语不熟，致失满洲体制，毕为回子、哈萨克诸部所笑矣”下令“及驻扎各城大臣,黾勉肄习”。[1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满洲官员汉语之水平，远甚于国语，“嗣后大员回事接谈之际，务演习清语。”[14]虽有部分汉字之错误，但就整体而言就该书文中所记也可看到是书记载文句简练、择要分述，措词不虚美之处。再者从旗人著述总体特点与特征来看：同时期的著述，无满汉相间之记载之先例，下层人士几乎无条件与可能，正如《御制皇舆西域图志》序言：回部之人皆在廷执事，而国语切音译外藩语又甚便且易，但历来西陲之地，语言不一。“是书字迹有改动情况，笔迹字体也略有不同，书名也是后来者命之，系出自多人之手”不能因为部分字迹之错讹而断定，因为最早所见之本，可能非原始本。由此是书作者之汉语水平之说断，似为不妥。另外所记有18页满文抄件，汉语数量显超过满文，且满文所述之多为当时未归附清朝的境外交通一节，突出的是增加时人对于中亚一带之认识，不能因为有满语之记述，而断之为初学汉语，不排除有删节、增纂之可能，此点可从经多人手笔抄写中可窥一斑。

（二）为官喀什噶尔

上文已述及清朝对于回疆的治理政策，从行文的线索来看：是书篇目从南疆地区的城村户口、官职制度入手，记述当地的征收税赋、流行的钱币与各地的经济状况，平叛前南疆各大城的贸易行规，可校诸书所记。继而叙述当地之土产时贡与衣冠服饰等生活风俗概略，对于外夷情形、垂古胜迹二个部分，虽记载较前为简略，但依据文章布局当为“导受风化礼体，以觅永久之荣华，而图源远之昌泰”之意，从整体来看，布局紧凑，非初学汉语之人所能深谙，身为一名朝廷官员理性评骘新疆的历史事件与政治生态，此亦吻合一个自然人对新事物，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和著述特点，作者首先是作为一个为官之人。第一，其对官职相当熟悉，对回部原有伯克之职名，职务及军规、行刑之律，清朝所定之诸伯克职衔数，铸阿齐木伯克图记，以及所用之器械军装的记述，详细备载，只有为官喀什噶尔，才有此认识，如乾隆谕曰：“擒获逆酋后，仍另选本处伯克令其办事。”第二，对于将军兆慧之奏事具悉来看，“喀什噶尔城其地简要冲繁不同，将军兆惠等初定拟伯克时，俱其地方之必不可少者，添裁设立，各城或有或无者不一。”就此条记载，据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兆慧之奏言：“各城及村庄绘图呈览，并将设定官职、征粮铸钱及驻兵分防事宜列款具奏。”[15]又此书载：“次奉军机处大臣议以可行具奏，奉旨以议……确查哈尔沙尔、辟展等回人之伯克，民丁离散，已绝论其伯克矣,故此两处无伯克职衔字号；自新疆平定以来，兆等仰体圣主柔远之意，议定正项钱粮多数，以缓民力。”由此可见作者对于上层官员之事迹及官场职衔设置明晰，文字背后从思想上对于兆慧赞赏有加。然而对于伯克贪婪残暴之统治，目见详叙，罕见于他书，也是熟悉官场之例证。第三，所述“现今辟展以西各部回城通用者制钱”、“素闻西域有使金钱者”从文中所记还可寻求到内证如下：垂古胜迹部分记录各回城古迹名胜时，惟独之述喀什噶尔南一处城址与高宗时御制诗文碑三座，大概作者认为古城遗址反映“先王之威仪”，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但为何喀什噶尔城旧址与三座记功之碑并列一节记述之？大可安排至城村户口一节记述，这一定程度体现作者撰述的取向，也可窥为官之身份。另外文中多处凸显此种取舍：

由伊犁、哈萨克、安吉彦、鄂罗斯、布哈尔、孔喀尔等处来各回城者，皆可以从鄂特巴什经过，因其路绕，人多从他路走……惟则喀什噶尔往鄂特巴什途路情形开列于后。[16]按上述之唯则“喀什噶尔”，后述之“自喀什噶尔往正西去余十余里路，至阿赖地方……”“自喀什噶尔往西北去十八日路，至鄂斯地方……”再者记述其城址规模：“旧有土城一座，周围约三里七分，东、西、南、北四门。”《西陲要略·卷二》载：“旧城城周三里余，东门二、西、南门各一，今名回城，回众居之”，从此记载《西域水道记·卷一》亦云：“旧土城，不成方圆，周围约三里七分，东面二门，西、南、北一门。”从以上文中所记之内容侧重与取向来看，作者系喀什噶尔为官的身份亦可蠡测一斑，并且由“大将军兆慧”“我将军”“我皇”等语，笔者认为其官职级别自当较前者低，至于具体何人所撰？为了更进一步明晰撰者以满人身份在当时喀什噶尔任职的状况，查《清代履历档案全编》，乾隆二十七年为官在任喀什噶尔之人为永贵。又据《清实录》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壬子条载：“永贵办事日久，著纳世通前往更换，现其照看入觐回人前来，俟来年带领伊等各回本处后，在往喀什噶尔更换永贵回京。”[17]根据其记述“来年”一语，可以断定乾隆二十七年之后，当是纳世通为官。现对乾隆时期南疆地区高级官吏民族族别统计表1如下：

表1 乾隆年间新疆高级官吏民族成分统计表（仅摘取南疆地区）

由表1可知，乾隆年间高级官吏中满族占了绝大分量，据计算：南北疆合计占比约为76.6%，在军政机构中占有绝对地位,由此其满人撰写身份也可旁证。

四、与《回疆志》关系分析

（一）成书时间相近

因此书与乾隆二十七年成书之《回疆志》几乎同一时间成书，时间上的相近，部分内容的吻合与互有详略及二书之间的关系与史源性，就必然成为焦点。按阮先生考《西域地理图说》当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间，但其最早的写作时间应当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之前甚至更早，这在文中所记之乾隆二十三年兆慧之事迹可断。

（二）史料具有同源

为了进一步厘清《回疆志》与《西域地理图说》在版本方面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在书的收藏题名时有无舛误之实抑或著录混淆的情况，现对前者就目前我所见查阅之国内外之版本与收藏状况做一梳理，列表2如下：

表2 《回疆志》各地区递藏情况图

据此，二者在编撰的资料来源上具有同源性，并且二书在编著的过程中存在互抄的状况。至于前者采撷后者，还是后者因袭前者之问题，最早阮先生认为二书：“小异大同，记述顺序大体一致，除后者在个别地方记得较详细一点之外，两书文字句字数多寡不一，用词略有不同之外，不少文句大体相同，甚至全同。”[18]由此，我们是否能从文句与字数及内容三方面断定其出同源呢？后之王耀先生通过梳理与考述缪荃孙与李文田之交往与借阅书籍之事迹，参以列比，认为：美国哈佛所藏《回疆志》实际上为李文田抄自缪氏所藏之“西域地理书”，经李氏题注，名曰《西域地理图说》。两部古籍分藏国内外且书名各异，但二者密切联系，实出同源[19]，从而进一步佐证了阮先生之观点，并且在文中附录了当年李氏后人在香港展会展出，继之转入“国立中央图书馆”再辗转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之李文田手抄之《西域地理图说》（书影见王先生文章20页底部），页眉批处李氏批注题记为：“光绪十九年（1893）从缪小山房编修借此本，无书名撰人。寻喀什噶尔条原目，自称曰地理图说，故题此名。”对此笔者选取二书在回部伯克执掌相同或相似之处，进一步佐证二书之同源性，见表3：

表3 《回疆志》与《西域地理图说》关于伯克文字记载部分比较

从所列记载回疆地区伯克来看，虽叙述上存在差异，但实际意义基本吻合，极为相似。另外在卡伦部分，两书均载哈尔沙尔6处、库车属卡伦4处，较之喀什噶尔、叶尔羌之记，则有出入。另外从上表排列可知二书所记“火滩”条大致相同，行文顺序一致，所采资料应为同一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回部志》中偶然留下“阿克素”之称与《西域地理图说》通译“阿克素”相同。除《西域地理图说》外，很难发现通译“阿克素”的。而乾隆抄本《回疆志》此段文字与《西域地理图说》相同处比吴氏校订本《新疆回部志》更多，如“硫磺色”“其臭”“方园”即说明《回疆志》更接近《西域地理图说》。由此分析，《回疆志》包括《新疆回部志》，有可能采自《西域地理图说》抄本。再就书名来看，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之《回疆志》四卷书目前面，有《新疆地理图说》六字，在乾隆间“西域”“新疆”“西陲”同义并用的情况，其名实与《西域地理图说》大同小异。[20]

由上述，《西域地理图说》不仅可以与《回疆志》互资参考与比对，具有同源性，亦可看做是后者之最早之版本，关于是否是节录本或者增纂本，有待进一步考论。另外据缪氏在《藏书记》的序文言,其所收之书，多经变故，多有遗失，此书可能为其散失之本。[21]

余论

综上所述，《西域地理图说》是在乾隆朝治理南疆，施行统治的大背景中诞生，作为乾隆时期的私撰史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版本价值。此外此书记载了南疆各区回民的衣服冠式图，较之《皇清职贡图》互有参差，对于服饰史、风俗史、绘画史都具参考价值。但应该看到是书部分内容记载也有可考之处，与官修史书记载部分有出入，史料真伪值得商榷。现今留存之写本从内容而言也非全本，如辟展节有目无条，土产时贡所记图列于后，但未见舆图。由此可见，《西域地理图说》并非完整。阮先生之校本未予留存原始之笔迹，部分阙文也从疑，似有缺憾。本文所述，只是部分个人之见，尚有许多可议之处，从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等交叉学科的细致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注 释：

①国家图书馆对于此书注本题解为：据乾隆间满人所撰《西域地理图说》手写孤本整理，凡八卷。查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此书附注为1988年阮先生原序，1991年修改，南充县金文印刷厂铅印发行，8卷附录，现藏四川大学图书馆，至于最早怎样入藏原南充师范学院暂不得知。

②叶子.中国历代收藏家图表［M］.上海：中西书局，2013:298.据此书载：缪荃孙，1844—1919，与王秉恩、罗振玉、徐悲鸿、李瑞清、顾麟士、刘海粟、粱鼎芬、沈曾植、张之洞等藏书家有过交往，其代表作有《艺风堂文集》《云自在龛随笔》《艺风堂藏书记》。

③依据吴丰培校订之《新疆回部志》印本，编入边疆丛书第5辑。

［1］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M］.卷46，康熙三十六年十月癸亥，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1175.

［2］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M］.正编卷62，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丙午，兰州：西北文献丛书影印民国六年.

［3］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M］.正编卷61，乾隆二十三年九月戊戌，兰州：西北文献丛书影印民国六年.

［4］钟兴麟.西域图志校注·卷29［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509.

［5］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7:4.

［6］刘超建，王恩春.乾嘉时期新疆舆地学著述研究初探［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2）：59.

［7］侯德仁.大清一统志之西域新疆统部的纂修与学术价值［J］.中国地方志，2006,（12）：15.

［8］［15］阮明道.西域地理图说注［M］.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3,128.

［9］谢玉杰，王继光.中国历史文献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20.

［1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上海：中华书局，1977：12755．

［11］张海进，吴建伟.回族典藏全书总目提要［M］.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5-7.

［12］吉福峰.乾隆朝《西域图志》编纂考［D］.北京师范大学,2010:18.

［13］清高宗实录［M］.卷698，北京：华文书局，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辛酉条.

［14］阿拉腾奥其尔.清代伊犁将军论稿［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29.

［16］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M］.正编卷75，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影印民国六年.

［17］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四［M］.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154.

［18］阮明道.有关西域地理图说的两个问题［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27.

［19］王耀.李文田、西域地理书及其他［J］.昌吉学院学报，2016，（6）：20-22.

［20］程娜.回疆志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9:22.

［21］付平骧，李凤仪.读旧稿本西域地理图说［J］.南充师范学报（哲社版）,1980,（1）：4.

K927

A

1671-6469（2017）-06-0024-07

2017-07-14

马雪兵（1993-）,男，甘肃天水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

高健（1968-），男，新疆奎屯人，新疆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新疆地方史及图书情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