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何静翔
(昌吉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新疆 昌吉 831100)
新疆回族与中亚华裔东干作家文学的比较分析
何静翔
(昌吉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新疆 昌吉 831100)
中亚华裔东干人和新疆回族在族源上同属于中国回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上,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其文学创作和精神追求显现出不同,对其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文学的发展之所以不同,与生存环境、使用语言、文化背景有直接关系。比较两个地域上的作家文学创作,能帮助受众认识和了解相同民族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呈现和精神追求。
新疆回族;中亚华裔东干族;作家文学;比较分析
(一)同宗同族,地域相近,具有同源性
中亚华裔东干族,主要是指生活在东起楚河流域,西到费尔干纳盆地的苏联中亚地区,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楚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周围的回族。“1924年前苏联进行民族识别与划界时,把这些人定为‘东干族’,而他们自己则称为‘中原人’,‘中国西北老回回’。”[1]中亚华裔东干族的形成,起于清朝末年西北回民起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回民起义失败后的余部,为逃避清政府的镇压,进入新疆,又翻越天山,逃到中亚地区后定居下来。当年翻越天山时,有部分已经无力再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回族群众,就留在了新疆的吐鲁番、伊犁等地区。今天的中亚华裔东干族,主要是中国西北陕、甘、宁、新地区回民的后裔,是中国回族在中亚的一部分。
今天新疆地区的回族民众中,就有当年曾参加回民起义被迫留下来的回民后代。比较同一民族的文学在不同地区环境中的发展状态,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回族和回族文学的历史认识。
(二)文化同根,背景多元,具有可比性
回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迄今千余年,自元代确定回回民族的称呼,到现在也近800年。回族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原地区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浸润中,在华夏文化的大熔炉里,被铸造成了具有中国汉文化因素的回族文化。所以说,回族文化是诞生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上。作为同根文化,新疆地域上的回族,与中原地区的回族一样,始终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中得以发展。而中亚回族,“从核心内容、民族特征和文化源流上讲,是回族文化的一个分支,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无论是中亚的华裔东干族,还是新疆的回族,他们的文化是同源的,他们的文化核心都是伊斯兰文化,族源上他们都属中国回族。虽然,同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因历史事件而被迫分离、迁徙,生活于不同的地域之后,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出现了很大不同,文学的发展也因此呈现不同,但是我们发现,中亚华裔东干人为了继承汉语言文化,创立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唯一把中文用斯拉夫字母(即俄罗斯字母)来拼写的华裔东干语言,“在婚丧嫁娶、衣食住行、语言文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保存着一百多年前中国陕、甘、宁、青、新回民族的习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传统文化与这些文化的发祥地——现今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文化相比,保留着更多的原有风貌。”[3]比较两个地域上的回族作家文学创作,能帮助文学接受者透过文学之窗窥见相同民族在不同生存背景中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
(三)成果纷呈,作家辈出,具有相似性
中亚华裔东干作家的文学创作,开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有亚瑟·十娃子、胡赛·马克、阿尔里·尔布都、穆哈麦德·哈珊诺夫、M.X.伊玛佐夫、伊斯哈尔·石斯尔、尤苏尔·老马、亚库甫·马米耶佐夫等一大批作家,他们用自己独特的热情的文字,展示了中亚华裔东干族的生活历程和审美追求。
当代新疆的回族作家文学创作,大约开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涌现了白练、杨峰、师歌、姚金海、马康健、马玉梅等一批回族作家,他们以独有的视角观察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用自己的不辍笔耕丰富了新疆回族文学的宝库,也发展和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学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两个地区的回族文学时间上前后衔接,都在所属区域获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都涌现出了本民族为之骄傲的代表作家。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地域上努力地用文学表现本民族的历史和发展,两个地区的文学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两地的文学发展又各有特色。比较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新疆回族文学,能为各自的文学发展提供新的资源,更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回族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审视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交融的生命活力,开拓两支文学的研究空间。
两个地域上的作家不胜枚举,作品汗牛充栋,我们仅选取重要的具有说服力的代表作家来进行举例分析。白练是当代新疆回族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亚瑟·十娃子是中亚华裔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是中亚华裔引以为豪的最负盛名的作家。他们二人的创作在各自的地域上都是最具有影响力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最能说明问题。
(一)白练的创作
白练原名陈刚,白练是他的笔名,他是最早开始当代新疆回族文学创作的作家,他开启了新疆回族文学的先河,他同时是新疆第一个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的回族作家,也是新疆第一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回族作家,被誉为新疆回族文学创作的拓荒者和奠基人。1964年开始,白练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掐线》《尕文化》《田姐尔》《燕燕》《同路人》《弯弯的路》《黑牡丹,白牡丹》,等。1988年,《民族作家》第一期发表了白练的小说,作品荣获新疆新时期优秀文学作品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篇小说《复苏》《大户风度》《飞蛾》《孔雀楼》等作品脱颖而出,在新疆回族文学中形成一股颇有气势的“农村改革小说”的热潮。同时他还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野马渡》。2004年,白练的长篇小说《悠悠伊犁河》出版。小说反映20世纪30年代末伊犁回族人民的斗争生活,比较深刻地展现了新疆回族人民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优秀品德。2005年,77岁高龄的白练又开始了反映清朝末年西北回民起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历史小说《白彦虎》的创作,很可惜,“原计划20万字的作品只完成了6万字”[4],白练先生便带着无尽遗憾撒手而去。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白练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上,他的小说以新疆回族人民的生活为主要表现主题,注重反映回族人民富有浓郁时代气息的精神生活。白练出生于新疆伊犁,工作在昌吉,在这块回民聚居的广阔地域上,他用冷静的目光关注着回族人民的文化和思想,用真挚的情感和笔墨描写着回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在,用热情的语言和篇章记录着回民追寻自己理想生活的道路。白练的小说,主要采用西北回族的语言,同时也融入了其他民族的语言,如俗语,给读者以朴素自然之感,塑造人物往往从人物性格出发,所以有鲜明的“回话”特色。
(二)亚瑟·十娃子的诗歌、小说创作
亚瑟·十娃子,是中亚华裔东干民众最熟悉的诗人、散文家、语言学家,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在发展中亚华裔东干文化、形成中亚华裔东干文学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亚瑟·十娃子一生出版的的诗集、文集达40余部(包括俄文、东干文和吉尔吉斯文),创作成果丰硕。
小说有长篇小说《好朋友》,中篇小说《走过的路》《我的新家》,以及《我的朋友》《你好,春天》《遇面》《白蝴蝶》《亮明星》《麦尔燕的命运》《接迎》等,儿童题材小说《今儿的活不能剩到明天》和《我问一下阿大(父亲)去》等等,还有历史故事《薛仁贵》。诗歌有诗集《中国》《生日》《春风》《挑拣下的诗》《淡蓝色的河》《好吗,祖国》《好吗,春天》。他的代表作之一《我的乡庄》,诗歌精品《运气曲儿》,语言最美的是《雪花》《请求》《我的春天》《春之声》。75岁时亚瑟·十娃子还有诗集《春天的音》问世,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诗集是《挑拣下的作品》。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亚瑟·十娃子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小说上,他的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是相互补充,交叉进行的。他“为东干(回)族人民贡献了一笔无尽的财富,为东干族文学事业,也为多民族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作品中有相当数量和中国有关。他描写了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并非常关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斗争。他希望用自己的笔,进一步唤醒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5]
(一)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的相同选择
无论是当代新疆回族作家白练的创作,还是中亚华裔东干作家亚瑟·十娃子的创作,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我们还关注了杨峰、师歌、姚金海、马康健、马玉梅等新疆作家的作品,以及东干作家胡赛·马克、阿尔里·尔布都、穆哈麦德·哈珊诺夫、M.X.伊玛佐夫、伊斯哈尔·石斯尔、尤苏尔·老马、亚库甫·马米耶佐夫等的作品。可以明确,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这些回族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绝大多数都秉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是以表现本民族的现实生活为主旨,抒写民族的文化、情感和精神生活。在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中出现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表现手法,极少在新疆回族和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中得到展示。
白练的创作涉猎了小说、剧本、散文等多个领域,以小说成绩最为突出,他的小说尤其注重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回族人民的精神生活,散发出浓厚的时代气息。如,小说《朋友》和《黑参谋》对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都进行了形象再现,塑造了“河州马”和“黑参谋”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他的中篇小说《黑牡丹,白牡丹》、长篇小说《悠悠伊犁河》,都是在表现回民的生活、回民的精神,《悠悠伊黎河》歌颂伊犁回族人民的爱国精神,揭露当时统治者的反动本质,鞭挞了民族败类,再现了伊犁回族人民的风士人情、生活习俗,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小说集《黑牡丹,白牡丹》里的所有作品都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因此被形容为“伊犁地区回族民众画像写心”,是“伊犁回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画卷”,“可称之为伊犁回民的生活史和精神史”。[6]
中亚华裔东干作家的绝大多数文学创作都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亚瑟·十娃子的创作体裁较广,诗歌、散文、故事、小说等,均有佳作。如,诗歌《老杨的故事》《生活之树》等反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回族》《吉尔吉斯》《我和共和国》等,是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颂歌,《白皮西瓜》《一个回族女人》《从马家逃走的姑娘》等表现了黑暗社会里女性的悲惨命运。他的短篇小说《萨尼亚》,中篇小说《米洋扎的命运》《我的新家》《走过的道路》,长篇小说《忠实的朋友》等,都以现实生活为主题。例如,他的小说《萨尼亚》,描写了一位美丽多情、热情开朗的鞑靼姑娘萨尼亚,“我”因为受回族不与外族人通婚的习俗和观念的影响,不敢接受萨尼亚的爱情,最终留下了无法忘却的遗憾,表达了对传统观念的怀疑和否定态度。作品里这样描写:“我开始这样想,在我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娶一个鞑靼族姑娘做妻子可以吗?可能吗?特别是她那蔑视一切陈规旧俗的观念,坦率而又活泼的外向型性格和超凡脱俗的处世态度。”[7]在“我”看来,萨尼亚的气质和性格反衬出中亚华裔东干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僵化和落后。纵览亚瑟·十娃子的小说和诗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用作品“广泛展示了回族人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塑造了一系列革命时期和当代回族人物形象”[8]。
(二)语言表达上的不同选择
新疆回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均为汉语。新疆地区的回族作家因为使用的语言工具始终是汉字汉语,因此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保持着和时代的同步。新疆回族文化的传承、文学的创作始终有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在自觉地、努力地做,当代新疆回族的作家文学创作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萌芽,尤其是80年代以来,正逐步地成长起来,年轻一代的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积极投入于民族文学的笔耕,这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和代表,尤其60后、70后作家,都开始涌现,语言表达方面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营养,大量现成的优秀书面语汇被使用,使当代新疆回族的作家文学语言更富想象力和表现力。白练的小说语言,主要以西北回族语言为主干,同时融汇了其他民族语言、俗语,朴素自然,从人物性格出发,其语言是大众语或方言,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回话”特色,而作家的叙述语言却带有知识分子的特色,这也是白练语言艺术最主要的特征。
中亚地区的华裔东干人主要是19世纪末期从中国流亡迁徙到俄国的楚河流域,主体是文化基础薄弱的农民,会说汉语,却不认识汉字,基本是不擅长使用书面汉语,使用的口头语言是中国陕甘地区的回族方言。华裔东干文学的载体——东干文字,其产生的前提是汉字失传,20世纪的30年代创建了以俄文字母注音的东干文字后,东干文成为汉字拼音化的成功典范,这种语言的适用范围局限在东干人聚居的地域内,因此中亚华裔东干文学有其独特性与复杂性。通过对亚瑟·十娃子的诗歌作品分析不难看出,其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始终保持了华裔东干口语高度一致的特点,即浓厚的原汁原味的东干方言。丰富的口语,通俗化、生动活泼、风趣幽默,通篇洋溢着非常浓郁的生活化气息,显现出中亚华裔东干文学语言极高的表现力,也更凸显出民族的语言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二)文学样式上的不同收获
文学作品的四种表现形式,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回族文学宝库中都有杰出之作。但是相比较新疆回族和中亚华裔东干族的作家文学来说,则有不同的显现。在当代新疆回族文学的发展中,作家创作的成就集中于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三种文学样式基本上是同时发展的。例如,代表作家白练有中短篇小说集《黑牡丹,白牡丹》、中篇小说《复苏》《大户风度》《飞蛾》《孔雀楼》和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曾分别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新疆新时期优秀文学作品奖和儿童文学奖。短篇小说《隘口》曾被选入西北民族学院教科书,其部分作品译有外文版本和哈萨克文版本。
而中亚华裔东干文学的作家文学分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初创时期基本以诗歌为先导。卫国战争开始,中亚华裔东干作家文学创作进入成熟期,体裁除诗歌外,出现了许多小说、散文。卫国战争后仍以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成就为最高。例如,奠基作家亚瑟·十娃子的诗歌成就明显高于小说和散文,这与诗歌大量使用陕甘回族方言的所焕发出的独特魅力密切相关。
通过比较研究当代新疆回族和中亚华裔东干文学发现,两个地域上的作家和他们的文学创作,既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有互相影响,也有不同之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影响两个地区的文学发展的因素不尽相同,其发展前景也各有不同。
(一)进入21世纪的新疆回族文学发展逐渐成熟
当代新疆回族文学自白练始,迄今仅不过50年时间。进入21世纪以后,新疆回族文学的创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表现为,有中心、有作家群。中心,就是以《回族文学》为阵地的创作中心。《回族文学》原名《新疆回族文学》(创刊初期名《博格达》),是目前全国唯一以回族文学为旗号的刊物,《回族文学》立足新疆,面向全国,30多年来,并吸引了新疆内外的众多回族文学爱好者。尤其是以《回族文学》为中心聚拢形成了当代新疆的回族作家群,有白练等第一代作家,也涌现了杨峰、师歌、姚金海、马康健、马玉梅、哈运昌、马民俊等中青年代表作家,他们勤奋创作,笔耕不辍,作品在新疆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新疆回族读者的喜爱,他们的努力创作,也为新疆回族文学增添了丰富的精神产品。
(二)中亚华裔东干作家文学发展渐露后继乏人之态
中亚华裔东干作家文学自20世纪30年代起,拥有了亚瑟·十娃子、阿尔里·尔布都、胡赛·马克、穆哈麦德·哈珊诺夫、M.X.伊玛佐夫、伊斯哈尔·石斯尔、尤苏尔·老马、亚库甫·马米耶佐夫等一大批在苏联很有名望的作家,作品受到高度评价,迄今已经80年了。著名作家和杰出作品影响了中亚华裔东干族几代人,对丰富民族文化和精神生活功不可没。但是,东干族人口基数小,仅有十多万人口,自20世纪末21世纪以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逐渐老去,年轻作家后继力量渐显减少态势,年轻的一代逐渐离开他们祖辈生活的东干文化氛围浓郁的乡庄,迁往城市生活,东干文学的作家创作越来越少,正如尤苏尔·老马的小说《乡庄》里描述的,“年轻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丢失和民族意识的淡薄”,“两个儿子在爷爷面前只会讲俄语的表现”,“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已逐步与聚居在乡庄的本民族群体拉开了距离,对本民族的许多风俗习惯已经不那么认真对待了”[9]。中亚华裔东干文学的文化色彩、语言文化的传承受到影响,给世人贡献的作家文学作品和20世纪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
(三)思考:两个地域上的作家及创作,都不同程度遇到困难
当代新疆回族文学的发展面临着相对的繁荣和潜在的危机。与30年前相比,新疆的回族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始走向成熟,但与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的回族文学相比,新疆当代的回族文学发展还是落后了。当代新疆回族文学的创作者有热情有成绩,老中青作家前后相继,但是缺少像张承志、霍达这样成熟的在国内有很大影响力的回族作家,缺少如《穆斯林的葬礼》这样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并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杰出作品。如何出精品出经典,如何使作家后继有人,是新疆回族作家在创作中面临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作家除了要深入生活,还必须思考,怎样用最具表现力的文学来描绘出新疆回族民众的生存理想,怎样才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背景下的回族民众的文化信仰和精神追求。这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重任。
中亚华裔东干文学在20世纪的中期前后,涌现了一大批创作热情和创作质量都很高的作家,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极富民族文化和生活气息的优秀作品。但是,其作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创作和实践成就较突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成果较薄弱,影响其文学的长足进步。进入21世纪以来,如何在仅有十几万人口的范围里保持并传承中亚华裔东干文字和作家文学的独特魅力,如何通过培养年轻作家,继续发展并努力扩大作家文学的影响,传播其文学的魅力,并创新东干文学,使其继续向前发展,是中亚华裔东干作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1](吉尔吉斯斯坦)M.X.伊玛佐夫.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M].林涛,译.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5.
[2]杨峰.东干文化与东干作家文学漫议——《苏联东干族小说散文选》译后记.西北民族研究[J].1997,(2):226-237.
[3]杨峰.盼望——苏联东干族作家小说散文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246.
[4]心火追思——怀念作家白练.http://www.ts.cn/big5/culture/content/2009-04/07/content_3943633.htm.
[5](吉尔吉斯斯坦)M.X.伊马佐夫.亚瑟·十娃子的生活与创作[J].丁宏,译.回族研究,2001,(4):82.
[6]丁峰山.传扬伊犁回民心声的使者——论白练的小说[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3,(3):50.
[7]杨峰.盼望——苏联东干族作家小说散文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53-54.
[8]杨峰.盼望——苏联东干族作家小说散文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5.
[9]杨峰.盼望——苏联东干族作家小说散文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180.
I29
A
1671-6469(2017)-01-0043-06
2016-10-01
昌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新疆回族与中亚东干文学的比较研究(2014yjyb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何静翔(1964-),女,新疆昌吉人,昌吉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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