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腊永红
(陇东学院政法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习仲勋群众观发展述略
腊永红
(陇东学院政法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通过探究梳理习仲勋群众观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贯穿习仲勋思想与革命实践活动中的一条鲜明主线,充分表明习仲勋群众观既是对他长期革命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践行与升华。我们期冀习仲勋坚定走群众路线的革命一生会为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提供积极借鉴。
习仲勋;群众观;群众路线
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习仲勋在伟大而光辉的一生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群众负责、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紧密联系群众,模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群众观点鲜明,群众工作突出且成效显著,被毛主席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的群众观已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梳理与探究习仲勋在长期革命工作实践中的群众观的发展脉络,以期让广大党员干部比照学习借鉴,提高觉悟和能力,切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取得更好实效。
回顾习仲勋的革命生涯,大体来说,习仲勋颇具特色的群众观的发展过程可梳理为以下几个阶段。
出身贫寒坎坷的习仲勋13岁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他带着对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愤慨和对劳苦大众的朴素亲近感情,始终把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与依靠群众作为自己开展革命的行动准则。1932年的两次当兵失败后,习仲勋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当刘志丹、谢子长率游击队南下开展游击活动后,习仲勋牢记这两位革命先行者的殷切嘱托,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实践斗争中,关心群众、贴近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为使党的革命主张与方针政策能被广大农民所了解,习仲勋经常带领同志们扎根农村,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吃住在群众家里,同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与广大农民真正打成一片。这些扎实的宣传工作,极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革命觉悟,使他们积极组织武装、组织农会进行分粮和分田斗争,解决广大贫农的生计并尽可能满足其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需求,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为壮大红军和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恐慌的敌人到处搜捕、杀人,在此危险艰难的革命斗争阶段,习仲勋却多次化险为夷,广大人民群众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通风报信予以掩护,帮助他渡过难关。习仲勋曾动情地回忆他在照金搞革命活动负伤养病时,受到一位王姓贫农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她半夜把我从山林中叫回来,在她家里给我做米饭、做猪耳朵肉,有时还把白糖也送来。”[1]后在合水县太白镇开展工作时,他“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代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又接回来吃饭,在这里又养了一段病。”[2]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刚20岁出头的习仲勋因拥有广泛的群众威望,当选为主席。依据分工,他把主要精力由原来的军事工作转到了地方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来,他更是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3]习仲勋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统战、树立廉洁政风,特别是密切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根据地建设实践中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诚拥护,巩固和扩大了这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落脚”到大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进驻陕北后,在西北苏区错误肃反中劫后余生的习仲勋以更为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斗志投身到新的工作中。1936年,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是他在此期间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短短两个月富有成效的工作,习仲勋便迅速打开了当地的复杂局面,受到了中共陕甘宁省委的高度赞扬,肯定他“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斗争······注意解决群众的困难,流通苏区的金融,初步改善群众生活······使苏区的人民及少数民族,消灭了对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怀疑,乐意地在苏区安居乐业。”[4]
随后习仲勋被委以重任,先后主持了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关中特区和“北大门”——绥德地区的工作。在抗战极为艰难困苦的时期里,习仲勋领导这两个分区的军民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建设,发展了生产,不仅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生活,而且也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军粮等战备物资和兵员。这位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者,一以贯之地从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出发,怀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殚精竭虑地开展党交给的任务。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丝毫没有架子,他经常深入基层,与老百姓广交朋友,关心群众的冷暖吃穿,为群众奉献一腔热忱。边区无论大人小孩,都把习仲勋看做自己人,遇到困难问题时,老百姓总会说:“找仲勋去。”至今在关中地区还流传着习仲勋在百忙中为当地难产孕妇请来医生帮助接生,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等许多佳话。在绥德,为克服边区新生政权的机关工作人员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仲勋明确提出“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坚定口号,他要求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由于习仲勋始终把自己植根于劳动人民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他“把个人的苦乐忧患同劳苦大众的利益和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以忠实地为群众做好每一件事情的具体行动,不断地磨砺自己的思想品格。”[5]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与拥戴。
当时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对习仲勋同群众的鱼水深情做的鉴定是:“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譬如群众对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的。这倒不是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6]这是对习仲勋热爱群众、关心群众,从而赢得群众信任、爱戴的真实记载。
抗战胜利后,因战事需要,原西北局书记高岗调往东北,毛泽东主席权衡再三,年仅33岁的习仲勋接替高岗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他领导边区军民依照中央部署,悉心深入地开展了以减租、生产、土改、选举等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效,进一步巩固、建设和保卫了边区,为迎接大西北的黎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农家走出来的习仲勋在肩任重大使命之际,依然保持亲民、爱民的优良作风与优秀品质,在很多场合不忘时时提醒一些机关干部不应存在骄傲自满、比地位比待遇、强迫群众、脱离群众等作风方面的问题,强调我们不应犯主观主义,永远不要脱离群众。特别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针对部分地方在运动中随意拷人打人、扩大斗争对象的“胡折腾”现象,习仲勋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边区实际相结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极大精力投入到对边区土改的调查研究和组织领导中,他多次冒着政治风险就实际调研中发现的土改中的“左倾”形式主义错误做法向毛泽东反映,认为如果任由这种“左”的偏差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脱离群众的恶果。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有关新老区土改的诸多建议特别是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中央高度重视并适时提出和制定了有关土改的方针政策,及时地纠正了部分地方运动中“左”的偏差,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基本能遵循正确的轨道进行。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习仲勋的工作更为艰辛、紧张和繁忙,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为民的工作作风,习仲勋经常要求各级干部要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他说:“过去发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按群众路线办事,是按自己的意愿去办事。发生的很多问题都是群众观点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没有群众观点,不顾群众的利益,因为缺乏群众观点而产生了一些不良倾向······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也就是为了老百姓,这是一致的。这中间发生了矛盾,就要发生问题。要了解我们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过,过去产生的许多现象就是党和群众关系发生了矛盾。比如,我们的党员和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侵犯了群众的利益,在生产中和群众争,这都是缺乏群众观点的现象,甚至有走向脱离群众的危险。所谓群众观点,就是立场和方法问题。立场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方法是发动群众,经过群众方法、群众路线去搞我们的事情,就是当老百姓的勤务员。向群众学习,当老百姓的勤务员,这个道理我们党里头都知道了,但到具体的事情上,实际行动又是相反的。”[7]习仲勋不仅是这样说的,他也是切实这样做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领导人的习仲勋,继续发扬同群众密切联系和实事求是之风,领导西北军民建立和巩固西北地区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深化土改工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推进统一战线、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满腔心血,践行了他“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与“人民长工”的庄严承诺。
正当大西北各项建设稳步推进之际,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实施,此时在各项工作中已是“炉火纯青”的习仲勋怀着依依不舍之情,离开了养育他的西北故土,奉调中央。此后在主管全国宣传战线特别是在出任政务院秘书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很多国事活动及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制定,为国民经济发展、民族政策制订、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和建立健全国务院机关规章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毛泽东和周总理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可习仲勋并不因自己的位高权重而脱离了群众,他仍时刻保持公仆情怀,不放弃一切机会联系群众。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勋特别重视人民来信来访,认为这是党与国家领导人倾听群众呼声、了解民情民意,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针对信访工作中的草率错办、扯皮推诿等官僚主义作风,习仲勋严肃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观方面。就是全国胜利,领导机关进城后,生活、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一定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和群众离得远了,群众观点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的关怀淡薄了······还常常听说有些人不愿意做群众工作,害怕接近群众,就是他们的语言也同群众不一样了,他们现在说的话官腔多了,群众语言少了。所以慢慢有些人不愿意到乡下工作,愿意进城,光坐办公室,不深入了解下情。”[8]当从群众来信得知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而向干部苦苦哀求下跪甚至投井自杀时,习仲勋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9]他明确要求国务院秘书厅和各级领导干部恢复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认真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畅通联系群众的渠道,尽最大努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在“大跃进”狂热中,保持清醒的习仲勋时刻挂念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甘肃群众来信反映因严重缺粮而吃不饱肚子,随信寄来一包当地老百姓用来充饥的“食物”,习仲勋认真看完信后,毫无顾忌地掰了一块这黑乎乎的“食物”放在嘴里尝着,旁边的工作人员根本来不及阻拦,在费力嚼下东西后,他非常痛心地对大家说:这哪里是人吃的!随即,习仲勋第一时间给周恩来总理汇报了相关情况,并于第二天一大早亲自派出调查组赶赴甘肃实地调查处理,弄清了情况后又及时向灾区调粮,使群众渡过了困境。
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后,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奉命带队赴河南长葛县调研,他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告诫工作队成员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向干部群众虚心学习。在长葛县的一个多月调研时间里,习仲勋带着工作队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到群众家里拉家常。为解决因“大跃进”和浮夸风给当地造成大量饥民问题,他甚至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燃眉之急,挽救了很多挨饿群众的生命,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习仲勋在给中央作出的两次书面报告中认真分析了他在长葛县调查中发现的诸多问题,指出:“许多干部工作方法一般化,靠打电话、听汇报、发指示、统计数字来指挥工作。有点像蜻蜓点水一样,漂浮的很,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真理。不关系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任务来了,就由上往下布置,很少跟群众商量,不走群众路线。”[10]可见,习仲勋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心系群众的品格与工作作风是坚定不移的,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钦赞。
1962年,习仲勋被康生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迫害,受审查以后,先后被下放、批斗、监护和“流放”,蒙冤度过了长达16年的苦难岁月。尽管自己身处逆境,但为民情怀之深的习仲勋仍保持着鲜明的群众立场底色,忠实践行着党的群众路线。在他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期间,从不搞特殊化,一直穿着从北京带来的旧中山装辛勤劳动在生产第一线,不怕脏、不怕累,从没旷过工。他与工人们相处融洽,经常同大家一起在大澡堂里泡澡、聊天,晚饭后也时常会走出工厂散步,与当地农民交谈,问寒问暖、了解民情。在得知周围的群众们生活很困难,有的农民一个劳动日才一角多钱,终年辛劳,却解决不了温饱时,习仲勋深感忧心,完全忘记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对有的工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要求,他能够解决的,就尽力帮助解决,他还经常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周济经济困难的群众,有时10元,有时20元,而他自己省吃俭用,连件新衣服、新鞋也舍不得买。当有些工人觉得他生活不宽裕,不好意思收他给的钱时,他就硬塞给他们,并很大方地表示:这是借给你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工人们觉得这位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的大领导也很好,经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给他送红枣、送核桃等,他对群众发自内心的关心,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与爱戴。在机器厂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习仲勋结合他平时接触群众调查的一些具体情况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住在谷水南村的工人,没有生活福利,没有补助,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孩子上学看病都和住在厂里宿舍区的工人不一样,住房很小也很黑,有的长时间还吃高价粮,建议厂里尽可能应给予解决。当他了解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因交通不便,导致职工坐公交车上下班极为困难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时,便独自一人挤公交到市委反映问题,却没想到被传达室人员拦在门口,他就亮明身份见到了市委书记,当面反映了情况,最终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职工们对习仲勋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但始终心系群众,关心百姓疾苦,敢于直言反映民情的精神非常钦佩和感动。
在隐忍16年冤屈复出后,已经65岁的习仲勋奉命去广东“把守祖国的南大门”。这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丝毫没考虑自己冤案还没有彻底昭雪平反,而是认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走遍了广东的山山水水,率领广东人民开展整风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平凡冤假错案、大刀阔斧整顿经济,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使广东先行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从而也改写了广东的历史。面对经济困顿和百姓疾苦,习仲勋恢复党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接触实际,多了解下情,扎实地维护群众利益。他说:“长期待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做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作为‘班长’或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喜欢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意见。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们领导机关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办事的。”[11]在接到惠阳地区检察分院普通干部麦子灿指责他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处理群众信访不及时的尖锐批评信后,习仲勋不仅亲自复信接受批评,而且在全省自曝“丑事”,他把这封批评信印发给全省各地,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并明确指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惊醒过来······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呼声。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时联系实际,看看在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应当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12]习仲勋以宽广的胸怀和豁达的态度敢于面对百姓质疑,敢于承担责任,努力解决百姓所提出的问题的做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为各级领导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也为改善广东干群关系起了积极示范效应。
回到中央工作后,习仲勋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处理。他全身心致力于新时期党的建设,改革中直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指导新闻宣传和文教卫生事业,开创了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习仲勋作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岗位,始终情系人民,关心人民。他坚定认为,群众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群众支持,革命是搞不成功的,所以,我们党员干部不能脱离群众,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疾苦。习仲勋任职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乃至从重要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多次以高龄之躯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实情,帮助百姓解决实际困难。1985年11月,习仲勋第二次调研江西老区,当得知为革命付出重大牺牲的革命老区还存在着很多贫苦人口,他动情地对同行干部说:“解放三十多年了,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目前这种贫困状态。对此,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到不安······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13]在从南昌到井冈山的途中,由于修路施工,车辆较多,交通拥挤,前面开道警车不时鸣笛,示意过往车辆让道。习仲勋顿时严肃地说:“怎么能这样呢,这样会吓着群众,不要因为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告诉前面警车上上的同志,后面车上坐着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14]对百姓细微的关怀让随行的人员都为之感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习仲勋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的优秀品格。习仲勋走一路,看一路,思考一路,一路上他问的最多的是百姓的疾苦,告诫干部最多的是要关注百姓疾苦,去的最多的是贫苦户家里。每访一村,当他看到房屋破旧,境况不佳的农户,就会直接走进去嘘寒问暖,安顿当地干部尽快帮助这些人脱贫致富。习仲勋,这位农家出身的开国元勋深知,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和执政之基,也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和取得各项成就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时刻要关心百姓安危冷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建国五十周年庆典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习仲勋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队伍,他饱含深情地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15]这是习仲勋的殷切叮嘱,也是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发自肺腑的心声。
理论来自于实践。无疑,习仲勋的群众观来自于他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不懈探索。他自觉把自己的行动同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忠实践行并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群众思想和群众工作方法,彰显了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挚情怀。习仲勋用实践“书写”群众路线的光辉一生,既对消除当前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四风”之弊和行为之垢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是我们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值得继承发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1][2]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08-14.
[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627.
[4]环县志[K].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226.
[5][6]习仲勋传(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314,320.
[7]习仲勋.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1946-09-06)[J].党的文献,2014,(6):3-4.
[8][10]习仲勋文集(上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350,369.
[9][12]习仲勋文集(下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261,410.
[11]习仲勋.1978年8月7日在惠阳地委的谈话(记录稿),粤办字〔1978〕62号.
[13][14][15]习仲勋革命生涯[M].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07-608,647.
D252
A
1671-6469(2017)-01-0078-07
2016-11-05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仲勋的群众观研究”(YB091)阶段性研究成果。
腊永红(1976-),男,河南淅川人,陇东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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