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与信义银行倒闭案

郦千明

1911年4月16日下午2点多，上海南市毛家弄商务总会大楼前，一位胡子花白的高个子老人走出大门，正想坐上一顶等候多时的青布小轿，忽然从旁边闪出几名短工打扮的中年男子，将小轿团团围住。领头的是名黑脸汉子，他一边伸手将老人拦在轿帘外，一边说：“请马先生到自治公所走一趟，有要紧事情商量。请您老不要拒绝，否则大家脸皮上都不好看。”虽然语调和缓，但态度异常坚决。老人一愣，随即抓住对方的胳膊，质问为何如此无礼。黑脸汉子答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信义银行的存户，银行欠大家这么多钱，却关门大吉。今天总算等到您的大驾，请跟我们一起去自治公所讲话，由官府来解决这件事。”老人终于明白对方的来意，便只好点头答应，随众人前往自治公所。

这位被叫做“马先生”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他刚刚参加商务总会组织的商讨补救沪市米价飞涨问题的会议，还应邀作了如何平抑米价的演讲。不料，会议结束刚走出大门便遇到了麻烦。

同乡力邀教育家任银行总董

马相伯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12岁入上海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读书，后获神学博士衔。他长期致力于兴教办学事业，曾捐献巨资，先后创办上海震旦和复旦两所私立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和银行业发生关系，全因同乡尹克昌的竭力邀请。

清末，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后，国人自办银行逐渐形成风气。镇江人尹克昌是当地一名乡绅，颇有资财，看到有人在上海、南京等地办银行、发大财，非常羡慕。于是，他跃跃欲试，准备也自办一家银行。经过四处打听，他明白办银行最要紧的是信誉，只要信誉好，业务自然蒸蒸日上。他甚至连名称都想好了，只是自知缺乏号召力，怕不易办成。一番冥思苦想后，他想到了在上海的同乡马相伯，如果能请到这样一位声望卓著的大人物，何愁打不开银行业务。他三番五次登门拜访，又托人从中说合，力邀马相伯担任银行总董，并再三表示，总董只是挂个名，具体事务另聘他人操办。

马相伯虽然不懂工商经济，但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觉得办银行有利于融通资金、发展工商实业，是一件大好事。又认为尹克昌做过内阁中书，又是镇江造纸公司总理（即经理），相信他能管理好一家银行。而真正打动他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尹克昌答应，如果将来银行赢利，将捐资兴办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尹克昌以“商办镇江信义工商储蓄银行”的名义，向清政府农工商部呈报注册。因只有资本10万元，仅够储蓄银行标准，所以取消“工商”两字，改为信义储蓄银行，办理商业银行业务。尹克昌任总理，是银行的实际掌权者。马相伯名义上是总董，实际从不过问银行事务。有意思的是，银行取名信义，缘于“以信与义昭示大众”之意。可是后来尹克昌的所作所为恰恰与这个名称背道而驰，最终酿成银行倒闭、存户血本无归的结局。

信义银行成立不久，即在上海、汉口、武昌、北京、长沙、扬州等地设立分行，以上海信义银行地位最重要，业务由尹克昌直接掌管。尹克昌有发展实业的野心，但急于求成，不惜弄虚作假，夸大宣传。他不具备脚踏实地、励精图治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点成为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当时银行的总股本虽已增加到20万元，但他一味地盲目扩张，短时期内开出10多家分行，造成资本金严重不足，影响了银行的正常业务，也为后来破产倒闭埋下了伏笔。不仅如此，这年底信义银行还发行债票，面额为5元、10元、50元、100元四种，年息5厘，可在国内20多个城市购买汇兑。此前在报纸大登广告，说发行不久，已到处流通，顾客群相称便。这种宣传漏洞百出，因债票按当时的规定是不能流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人们渐渐对信义银行产生了信任危机，业务量急剧萎缩。

尹克昌仍然一意孤行，继续走扩张营业的老路。第二年4月，银行宣布扩招新股100万元，每股100元，按8厘生息，半年付息一次。招股启事介绍该行成效显著，已在新加坡设立分行，以后还要选择世界著名商埠添设分行，并最终成为“银行中之巨擘”。可是，大约三个月后，传出信义银行验资不实的消息。两江总督端方致电农工商部，提出注销信义银行的注册。尹克昌闻讯，急忙向农工商部提出申辩。后来，因信义银行毕竟有20万元资本，农工商部不再追究，注销的事也不再提起。

表面上看信义银行发展很快，实际上基础薄弱，存在较大的风险。宣统元年（1909）4月，有人在上海散发传单，称上海信义银行资金周转不灵，发行的纸币将不能兑付。该行纸币持有者十分恐慌，纷纷跑到银行提存兑现，酿成可怕的挤兑风潮。无奈之下，尹克昌只好写信给上海商务总会，提出以自己名下值30万元的镇江造纸公司股份作抵押，暂借15万元应急。上海商务总会收到信后，决定先将信义银行的上海通用票收回，以免影响整个金融界的稳定。双方谈妥后，尹克昌于5月21日登报谎称“存款则一律本利清还，以昭大信”。同日，两江总督端方来电，指出信义银行并无确实准备，以后不准再发纸币。尽管如此，信义银行仍难以为继，半个月后被迫停止交易。尹克昌自知在劫难逃，便跑到上海道台衙门投案自首。道台蔡乃煌一面控制尹氏，一面电禀度支部、农工商部核示。又请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员看守该银行，听候商务总会核明账目，再定处理办法。

信义银行倒闭后，留下了一大堆急需妥善处理的难题，其中首要的是储户存款的归还问题。经商务总会审核统计，该行上海分行拖欠存款共计18.7万元，涉及存户513人。这些存户基本上都是贫民小贩，平时省吃俭用才攒下一点钱，本想存款生息，以备不时之需，如今却飞来横祸，血本无归，怎不让他们心急如焚。12月30日，存户30余人到上海道署执香跪求，请官府尽快拘捕银行执事，核清账目，发还大家的存款。经多方奔走，最后由上海道垫资，于农历除夕前先发存款的六成。县令田宝荣承诺其余四成“定当补发，决不扣折”。储户听了此话，以为万事大吉，当场互相庆贺。

转眼到了1911年春天，这时尹克昌早已被革职收监，等候官府的审判。作为信义银行的总董，马相伯名义上负有连带责任。但地方官员知道他从不过问银行的具体业务，又考虑到他社会名流、复旦公学校长的身份，一直采取谅解的态度，未将他牵涉进去。可是存户不管这些，因案件久拖不决，而尹克昌已被关押，只好将目标对准马相伯。他们四处打探马相伯的行踪，却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有一天，存户偶然获知马相伯将去南市商务总会出席会议，便商定乘其结束回程时截住，然后直接送到官府讨说法。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经营不善 信义银行破产倒闭

那天，马相伯随众人去自治公所，行至中途，这些人又临时改变主意，决定直接去上海县衙。存户代表击鼓递进状纸，要求官府依律严办，归还银行欠款。县令田宝荣在大堂上接待众人，称马相伯只是个挂名总董，并不负责银行事务，因此要等尹克昌案审理完毕，才可解决归还存款之事。存户代表反驳道，马相伯为信义银行发起人兼总董，该行钞票及存折簿据都由他署名盖印，且督抚在奏片中也说马相伯“不能置身事外”，今日将他送来，请大人严加审讯，不难弄清真相。其他存户也纷纷发表意见，责问官府为何推诿不管。县令见众怒难犯，便改口说：“此案已奉江苏省高等审判庭发回道宪提讯，本县无权讯理。我们都得听道台大人的训示。”存户见县令如此托词，自然更加不满，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田县令无奈，只好数次派人打电话到道署询问处理办法，往返五六次，不得要领。道台只是指示县衙，立即保释马相伯。存户当然不愿意，有人反对道：“马先生是有身份的人，我们也不想为难他。只要银行归还存款，大家都同意放他。”也有人说：“我们千辛万苦把他送来，案件未审就要放人，这是什么道理。请大人将我们和他一起关押起来吧！”双方僵持着，谁也不愿退让。最后，田宝荣谕令马相伯暂时扣留在县衙，众人才怏怏退去。

第二天，存户公举何星斋、黄砚庭、朱雪琴、朱银香、高素恒等为代表，再次到县衙请田宝荣审讯此案。何星斋呈文说，信义储蓄银行系由马相伯发起，发行之钞票也由马氏签字。因其与尹克昌不恤贫民，将存款移作别用，以致倒闭。目前尹克昌已在押，而马氏仍逍遥法外，大家认为其中必有隐情，故将其扭送到衙，请求马上审讯。周围的人均表示支持，请求县令提马相伯对质。田宝荣解释说，存户余下的四成之款，奉道台大人令，俟案件办结，酌定办法全额支付，你们先回家静候消息，不得再到衙门吵闹。存户认为马相伯暂押在县署，反正跑不了，便同意离开县衙。

岂料，隔天傍晚，复旦公学师生共100余人突然来到县衙，质问县令为何关押马校长，致使学校正常工作受到影响，要求马上放人。恰巧田县令外出办事，县吏不知如何应对，派人去田府请示。一会儿，田宝荣乘马车急匆匆赶到。面对师生的质问，他笑着说：“你们来这里就好办了，本官可以与存户周旋矣！”田内心早打算送走马相伯，只是怕存户闹起来，上司会责怪他办事不力。如今复旦师生来要人，认为有了释放马相伯的理由。于是，他命手下准备一顶小轿，亲自将马相伯送出小东门，然后换乘马车离去。

存户得知马相伯已被县令释放，都愤愤不平，几次聚集会议，商量应对办法。他们迅速制作数百份传单，派人到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散发，目的是为了引起民众的同情和舆论的支持。传单中载明，按信义银行章程规定，总董参股不得少于1000股（合10万元），因此称马相伯至少在该银行拥有股银10万元。但此前存户同商董审查银行账簿时，并未发现马氏购买股权的记录，推测他事先已将个人的股款提走，原始记录被删除。按《公司律》规定，总董必须在自己的企业参股，但当时不规范的操作相当普遍，总董不参股的现象在行业内屡见不鲜。事实上，马相伯的确没有参股，他的所有钱连同家产早已捐献出来办教育，平时生活异常俭朴，根本没有余钱从事投资，何况他对投资买卖之类向来不感兴趣。可存户急于收回存款，虽然缺乏证据，但还是愿意相信马相伯早已抽走了个人股份。

4月23日，上海县衙门正式审理信义银行倒闭案。上午，存户代表30余人早早赶到公堂，等候公布判决。公堂上，存户代表高素恒提出，信义银行总董马相伯被大家扭送到县衙，未等审讯，即予释放，理由何在？负责审案的襄谳员辩护说：“释放马相伯是县令的行为，与本公堂无关。你们既来询问，应等候田县令回署再行回答。”不久，田宝荣回到县衙，高素恒上前诘问。田说：“马相伯开释是道台大人的意思，本人只是奉命行事。现已请商务总会召集沪上各家银行商议解决信义银行债务问题，过几天就会有结果。诸位聚集于此已无必要，还是回去等候消息吧！”存户见问不出什么，只好陆续散去。

此后，几乎天天有人跑到县衙，打听案件进展情况。有存户声言县令释放马相伯，使其余四成存款未能兑付，大家只好问田县令结算。田宝荣闻讯，感到非常头痛，一连十几天不敢走出衙门，以免被存户发现纠缠。不久，存户又联名上书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控告上海道台和县令庇护马相伯，不依律办案，致使存户的血汗钱迟迟不能归还。

这时，复旦公学连续收到匿名信函，要求尽快交出马相伯，接受县衙审讯，否则一切后果由学校负责。收到这些威胁信后，复旦公学立即致函新任上海道台刘燕翼，请官府设法派兵保护。刘燕翼唯恐酿成风潮，当即饬令吴淞巡防营梁统领派兵勇就近保护。一时，公学内外戒备森严，进出校门都要严格盘查。刘道台还发出牌示，对信义银行存户进行劝慰，并承诺经农工商部核实后妥善处理此案。同时警告存户静候禀商办理，切勿轻举妄动，“自取咎戾，致负本道爱惜存户之心”。

5月，信义银行存户呈请两江总督的批文送达上海道，要求迅速审讯此案，秉公办结。刘燕翼又发出牌示，定于6月11日升堂审讯。可是，预定升堂前一天，刘再次发出牌示，称人证尚未到齐，临时改成6月18日升堂。存户认为道台牌示所称“人证尚未到齐”是个借口，遂于11日午后齐集道署衙门前，派代表向刘道台提出要求，即尽快办理此案。刘燕翼仍以人证未齐为由，下令驱散人群。存户代表宋雪琴等人说：“信义银行倒闭案人证马相伯被复旦公学保出，另一重要人证尹克昌在押，如何还说人证尚不齐呢？”刘燕翼无言以对，干脆避而不见，只派门房金仲熙出面，邀请存户代表宋雪琴、黄砚云、金文阁、祝宝祥、吴秋帆进内，好言劝慰。经过长时间谈判，道台府才勉强承诺6月18日必定审理此案，究竟如何处理，到时肯定给大家一个说法。存户闻言，情绪才渐渐平静下去，同意全部撤离。

不了了之 挂名总董后悔不迭

6月18日，刘燕翼在上海道署审讯信义银行倒闭案。此案因包括镇江造纸公司控告尹克昌骗走公司资产一事，该公司也有代表参加旁听。经当堂控辩，刘燕翼谕令镇江造纸公司在一个月内交出银12万两，预备以6万两归还上海、镇江各存户，6万两交商会归还各垫户。如果逾期不赎，镇江造纸公司将由官府出面执行拍卖，所得之款项按20成计算，4成归造纸公司，7成归属户，9成偿付存户。

当天，数十名存户满怀希望前去参加旁听，以为终算能拿回血汗钱了，但审讯半天，只给出一个处理方案，存户仍拿不到一分一毫，心中的怨气可想而知。道台退堂后，存户集体坐在道署花厅不肯离开，有存户说：“今天不将存款追回归还，断难结束。”又有人称妇人的针线工钱都被该银行总理尹克昌舞弊侵吞，官府办理此案一拖再拖，天理公道何在。若不将尹克昌依律追究，发还存款，不仅对国家实业大有阻碍，还会影响市面安定。大家七嘴八舌，一片嘈杂，许多人直到半夜尚未离去。刘燕翼无奈，令部下向存户再三解释，答应设法筹款，不使大家受亏。众人听罢，才慢慢走出道署。

后来，镇江造纸公司股东拒不赎股，上海道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存户依然拿不到钱。幸亏绅商陈昌年伸出援手，事情才有了一些转机。陈昌年是武汉信义银行经理的朋友，为帮助朋友免除牢狱之灾，提出将自己在湖北大冶水泥厂股本的红利贡献出来，分15年偿还武汉信义银行客户的存款，大致可还清武汉存户的钱。后来考虑到上海存户损失较大，陈昌年又答应再拿出一部分钱，以偿还上海信义银行的欠款。这笔钱是陈昌年在湖北大冶水泥厂的部分股本金，计存单4.6万两，由上海存户代表宋雪琴登报招领，并按比例分发给全体存户。

上海信义很行存户总算收回了部分存款，可余下的部分就不知猴年马月能够发还。此后，存户向沪道交涉的焦点在于镇江造纸公司拒付的12万两，控告对象由尹克昌、马相伯两人转为尹克昌一人。由于时局动荡，政权更迭，信义银行的债务问题一拖再拖，欠存户的余款不再被人提起，最后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胜利后，复旦公学校舍一度被光复军占用，学校被迫停课。马相伯一直忙于学校事务，设法将公学暂移至无锡惠山李汉章公祠及昭忠祠继续上课。学校又面临由公立转私立的问题，复旦公学将改为复旦学院，已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繁忙的工作让他暂时抛开了信义银行的烦心事，但对数百存户血汗钱白白流失的境遇非常同情，对自己出任挂名总董这件事，后悔不迭。他曾经对朋友说：“自己经不住他人劝说，做了信义银行的挂名总董，结果被人利用，陷入尴尬的境地，真是悔之晚矣。”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