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中的理想生态城市

黄美红，张广勋

（湖南理工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中的理想生态城市

黄美红，张广勋

（湖南理工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被视为世界近代史上最为出色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小说中的未来伦敦一改往日梦魇之城的形象，成为了一座城乡融合的理想城市，民主自由的生态城市，公平正义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莫里斯对理想城市的想象不仅为乌托邦文学传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自然生态风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构。

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生态；伦敦

在19世纪末英美乌托邦文学复兴的浪潮中，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独树一帜。1891年小说的单行本出版之后，影响颇大，很多评论家都将这部作品看作是莫里斯最伟大的文学成就并从多角度对它进行了评论。莫尔顿（A.L.Morton）认为这部小说是莫里斯“全部创作的巅峰和高潮”。[1]国内学者殷企平则把它称作“世界近代史上最出色的一部乌托邦小说”。[2]随着近年生态批评的升温，该小说再次受到生态批评家的广泛关注。英国环境科学家派德·奥苏利文（Paddy O’Sullivan）认为：“他的作品细致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并且如何造成了环境的破坏”。[3]小说深入探讨的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破坏，而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然而，在诸多相关评论中，《乌有乡消息》中的伦敦形象却鲜有论述，本文从生态批评和城市研究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乌有乡消息》中的理想生态城市。在这部作品中，莫里斯展现了一个多维度的理想城市形象。小说中的未来伦敦城一改往日梦魇之城的形象，成为了一座城乡融合的花园城市，民主自由的生态城市，公平正义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一、新伦敦：城乡融合的绿色城市

《乌有乡消息》出版于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制造中心和金融中心，人口高达560万，是欧洲、乃至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4]但是在这耀眼都市繁华的背后是隐而不显的肮脏、贫困和社会不公。在斯蒂芬·因伍德（Stephen Inwood）所著的《伦敦史》一书中，他注意到伦敦无论是排水、清洁、治安、还是住宅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到19世纪末，“黑暗的伦敦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的称号。”[5]这样的伦敦，当之无愧可以被称之为梦魇之城。

而在《乌有乡消息》中，莫里斯通过笔下的新伦敦给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小说中的未来新伦敦在经历去都市化和去中心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之后，已经地方化和绿色化了，以至于连小说主人公盖斯特这样一个久居伦敦的人都没有认出来。“我们立即离开河边，不久就走上了那条贯通汉默斯密斯的大路，可是如果我不是从河边启程的话，我一定猜不出我是在什么地方；因为国王街已经不存在了。”[6]在乌有乡，这种城乡之间的相互结合和促进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城乡分裂，在市场上，当盖斯特问迪克为什么看不到意料中卖东西的乡下人，迪克困惑不解地回答，“我不明白你所说的‘乡下人’是什么意思，这些人都是邻近的居民，他们经常在泰晤士河流域走动。”[6]可见，在乌有乡，人们已经没有城市和乡村这样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不同地区所显示的不同性格特征而已。

莫里斯在 1894年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讲道：“我既不想让城市成为乡村的附属，也不想让乡村成为城市的附属；我希望城市拥有乡村那样的美丽，乡村拥有城市的知识和活跃的生活。我希望家家户户都干净、整齐，房子漂亮可爱，房前房后都是花园。”[7]对莫里斯来说，城市的乡村化是绿化城市、接近自然的关键。他的城市乡村化的思想受到了19世纪末英国回归土地、回归自然运动的极大影响。

二、新伦敦：生态地域城市

莫里斯想象的回归土地，回归自然之后的新伦敦不仅是一座花园之城，也是生态地域主义视角下的地方自治城市。生态地域主义强调所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包括环境友好的居住和生活方式的理论和实践。[8]生态地域主义植根于地方政治，生态地域主义观不仅看重自然形成的生态区域，也重视这样的区域所孕育的文化多样性。生态地域主义观念拒绝城市和乡村的不断集中化和中心化。这在《乌有乡消息》中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

首先，小说中英格兰被分割成了不同的地区和分散的社区。这些社区在政治上是自治的，它们可以通过区议会直接参与政治事务，在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由多数人的投票来决定。在乌有乡，没有分级权力机构，每一个公社成员都有一样的权力。其次，与乌有乡区域自治的政治结构相似，人们在经济方面也是自足的。他们以共同拥有代替了私人财产，其生产和分配是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欲望。老哈蒙德解释道：“由于没有商品的买卖，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就不可能被制造出来，所以在乌有乡没有质量低劣的产品。制造出来的东西总是好的，总是完全适合需要的。”[6]同时，乌有乡中的经济也是互补的，人们像为自己生产那样去为邻居们的需要进行生产。“经济学家亚当·巴克（Adam Buick）对乌有乡的经济做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莫里斯充分意识到没有哪一个本地社区可以完全自足的，总是要和其他公社有着联系的。[9]而生态地域主义正是把这种形式的合作看作可以达到的自足。此外，由于已经废除了竞争，人们都在最能实现他们工作潜力的地方工作，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在这一框架内，乌有乡的人民与他们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莫里斯的做法与生态地域主义的观念是一致的，即认为树木和自然有着和人类一样的存在价值和重要性。同时，这也让人想到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本质，即把人类文化立足于自然系统之中，让人类社会群体适应大地，而不是去滥用土地以满足人类的要求。对莫里斯来说，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在乌有乡中人们工作不只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公共福利，他们明白只有保护好自然，人类才能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在莫里斯的乌托邦中，他将人与自然、地方与全球、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让社会成员间形成共生关系，进而形成有机的整体。莫里斯反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分裂和两极分化，这在今日也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持地方自治、尊重个体需要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理想社会构想。

三、新伦敦：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不仅想象了人、自然和地域空间的和谐互动关系。他所构想的未来伦敦与当下方兴未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着诸多契合之处。当代著名的城市环境规划专家赫伯特·吉拉德特（Herbert G irardet）在《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一书中勾勒出未来的可持续性城市的轮廓，他认为可持续城市的两个主要特色是去中心化和提供公共空地，而这正是莫里斯笔下乌有乡的两个重要特征。

在小说中，伦敦是一个正义的城市，人们健康地生活于其中，财产也得以公平的分配，人们可以通过区议会直接参与政治。伦敦也是一个极为美丽的城市，在这里，艺术在培育创造性和个人的自我实现方面都被给予了重要意义。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未来生活是在劳动中休息，工作就是快乐。正如莫里斯在其演说《人民的艺术》一文所讲，如果人们以他们的劳动为乐，那么他们的产品就会成为艺术品。同时，新伦敦也是多样化的城市，在这里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结合起来，没有高下之分。纺织工人罗伯特有时在印刷厂排版，有时进行数学研究和历史写作，有时候还作曲。而每到晒干草的季节，许多经常坐着工作的科学家和学者总要到干草场去刈草。一方面熟悉农业劳动，另一方面也从体力劳动中获得乐趣。在一个强调公共利益的社会中，所有的服务都是为每一个公社成员提供的，公社成员间建立了广泛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雷蒙德·威廉斯也指出莫里斯所想象的未来伦敦既是工业化和都市扩张之前的旧伦敦，也是花园型城市理念投射出来的新伦敦。[5]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建筑和基础设施都是资源节约型的，人们出行不是乘坐会污染环境的火车，而是乘船或者使用无污染的能源。小说最后两章中艾伦带盖斯特所参观的老房子正是莫里斯在泰晤士河畔亲手设计建造的一座房子，它好像就是直接从土地里面自然生长出来的，保存了建筑和自然形式间的一种平衡，既可以看作是乡村生活的一件装饰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美景。

乌有乡中的未来伦敦已经将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具有生态多样性，多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城市中随处可见的花园般的公共空间，以及分散的人口，形成了乌有乡城市和乡村的融合。莫里斯充分意识到人类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自然之中，每一物种虽其功能有所不同，但无价值上的高低贵贱，人只是其中一员，人与非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体的。[10]事实上，莫里斯所想象的未来伦敦就是一个生态中心主义的社会。在小说中，莫里斯没有把人类放在未来新世界图景的中心位置，而是让人类与自然保持了同等的重要性。在小说中，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莫里斯为我们设计了一个人与自然互惠互利的城乡可持续发展联合体。在小说的结尾处，盖斯特又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回到了他在汉默史密斯的老房子里，他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不过是一场梦，但是他同时也相信：“如果其他的人也能像我这样看到这一点，那么，这不应该说是一场幻梦，而应该说是一个预见。”[6]《乌有乡消息》不仅为乌托邦文学传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自然风景，而且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乌托邦文学的分支生态乌托邦的出现，同时，莫里斯对未来城市和自然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构有所启发。

[1]A L Morton. The English Utopia [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2: 161.

[2]殷企平. 文化辩护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212.

[3]P addy O ’Sullivan. “Struggle for the vision fair: Mo rris and ecology”[J]. The J ournal of the William M orris S ociety 1 990,8(4): 5.

[4]彼得·霍尔. 明日之城[M]. 童明, 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 33-34.

[5]雷蒙·威廉斯. 乡村与城市[M]. 韩子满,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301.

[6]威廉·莫里斯. 乌有乡消息[M]. 黄嘉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28.

[7]K rishan K umar. “A P ilgrimage of H ope: William Morris’s Journey to Utopia” [J]. Utopia Studies, 1994(5): 102.

[8]K irkpatrick S ale. Dwellers in the l and-The bioregional vision[M]. Athens &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0:43-47.

[9]Adam Buick. A market by the way - The economics of nowhere.In S. Coleman and P. O’Sullivan (Eds.), William Morris & News from Nowhere. A vision for our time. Bideford (Devon): Green Books, 1990: 151-161.

[10]R Wa tson. “A C ritique of A nti-Anthropocentric B iocentrism.”[J]. Enviromental Ethics, 1983(3): 245-256.

The Ideal Ecological City in William Morris’s News from Nowhere

HUANG Meihong, ZHANG Guangx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414000, China）

William Morris’s News from Nowhere enjoys high reputation as the best Utopian novel in modern history, in which the future London is no more acity of nightmare as depicted before but asustainable ideal city with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democracy and justice. Morris’ imagination of the ecological Utopian city not only adds ecological features to the utopian literature tradition, but also provides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William Morris; News from Nowhere; ecology; London

I 106.4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2.020

2096-059X(2017)02-0102-03

2017-01-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16BWW080）；2015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5WLH20）

黄美红（1980-）女，湖南岳阳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张广勋（1976-），男，山东微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