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地域构成及其发展脉络——以《宋元学案》为中心的考察

连 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地域构成及其发展脉络
——以《宋元学案》为中心的考察

连 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统计《宋元学案》中收录的各地域学者数量及其学派构成，由多至少依次为：两浙路（以浙东学派、金华朱学、四明朱学、四明陆学为主）、福建路（以道南学派、闽学为主）、江南西路（以江西陆学为主）与江南东路（以新安朱学为主）、成都府路（以苏氏蜀学、南轩学派、鹤山学派为主）、京东路（以东莱吕氏之学、泰山学派为主）与京西路（以洛学为主）以及荆湖南路（以湖湘学派为主）等。属于清代浙东学派的《宋元学案》编纂者黄宗羲、全祖望等人基于重视地域思想史的立场，发掘大量各地域学者，进而探讨其师承关系、学术地位、思想诠释等，使得《宋元学案》在内容与思想上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同时展现了宋元两代儒学思想史的全貌及其发展脉络。

宋元儒学；思想史；地域学术；《宋元学案》；清代浙东学派

关于《宋元学案》中宋元思想史的构筑及其地域特色，海内外已有一些相关论述。早坂俊广指出《宋元学案》中存在某种程度的“浙学”地域倾向，因此与其说《宋元学案》只是记载事实的著作，倒不如说是表述出身浙东的编纂者自身地域思想史观的学术史。[1]何俊进而以《宋元学案》的全氏补本为中心，考察了全祖望对宋元儒学史的重建及其思想史观，认为这反映了清代浙东学术之变化，并试图描绘出清初学术区别于宋学的特征。[2]以上研究基本局限于两浙尤其是浙东学术的考察，对于其它地域的学术关注很少。笔者以《宋元学案》中宋元时代各地域学者的分布为基础，从横向检讨宋元时期各地域（两浙路除外）的学者在地域上的分布及其学术意义，进而从纵向讨论各地域学者在学案上的分布及其源流，以促进学术界对于宋元思想史的研究。

为了统计分析《宋元学案》中所收录学者的地域及学案分布，笔者对《宋元学案》中收录学者小传中的籍贯（户籍）和科举资格两个要素逐一进行了标注分析。《宋元学案》小传中的籍贯依据的是宋元时代的行政区划。宋朝的行政区划收录于元朝脱脱主持编修的《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五志第三十八地理一至卷九十志第四十三地理六共计六卷）中，[3]其目录如下所示：

地理一：京城、京畿路、京东路、京西路

地理二：河北路、河东路

地理三：陕西路

地理四：两浙、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

地理五：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

地理六：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燕山府路

以上的“路”是宋代行政区划的第一级单位，其下有“府”、“州”、“军”这些二级行政区划单位，“府”、“州”、“军”之下有“县”或“监”（其中成都府路仙井监之上无二级行政单位）这些三级行政区划单位。这样，宋朝行政区划就是路—府、州、军—县、监这样三个级别。与宋朝前后对峙的辽和金，以及后来的元朝也大体采用这样的三级行政区划。如胡安国的籍贯“建之崇安”即指“福建路—建宁府—崇安县”。《宋元学案》中全部2 272条小传中记载有籍贯的总共2 075条，其中拥有进士资格（“常科”的进士科以外，还包括如明经科或贤良方正科等“制科”在内的其它科目合格者数十人）的共有773人（其中没有记载籍贯而拥有进士资格的有4人）。笔者将其依据《宋史》及《辽史》[4]《金史》[5]《元史》[6]的《地理志》中记载的行政区划一一标注，据以统计和考察《宋元学案》中宋元时代学者在地域上的分布特征。表1是以第一级的行政区划“路”为单位，统计宋元时期各路中的学者（有小传的）及进士的数量。

宋元儒学诸学派的地域性非常显著。一般围绕着一位或数位大儒所居住的地域形成一个学派，因而学派往往就以其创始人的籍贯或居住地来命名。如表1中学者的数量位居前列的两浙路（以浙东学派、金华朱学、四明朱学、四明陆学为主）、福建路（以道南学派、闽学为主）、江南西路（以江西陆学为主）与江南东路（以新安朱学为主）、成都府路（以苏氏蜀学、南轩学派、鹤山学派为主）、京东路（以东莱吕氏之学、泰山学派为主）与京西路（以洛学为主），以及荆湖南路（以湖湘学派为主）等是其代表。《宋元学案》所收录的学者当中，以两浙路出身的学者和进士最多，占到全部学者总数的38%，进士总数的36%，可见两浙路不愧为宋元两代（特别是南宋）学术与教育最发达的地域。对其我们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下文集中论述宋元时期除两浙路之外各路学者的地域构成及其学术发展脉络。

表1 宋元时期各路学者及进士统计表

一、福建路之学者分布与学术源流

福建路即今福建省，主要包括福州、建宁府、南剑州、泉州、邵武军、汀州、兴化军、漳州。福建路的学术主要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及其先驱——以杨时等人为代表的“道南学派”。其地域上的构成如表2所示。

表2 福建路各州府学者统计表

其中，南剑州在明清两代改名为延平府，其下包括剑浦、将乐、沙县、顺昌、尤溪五县，将洛学传播到东南一带的“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当然是南剑州（延平）出身的学者。以三先生为代表的“道南学派”是从北宋中原洛学传承至南宋福建朱学（闽学）过程中的过渡环节。他们致力于以福建为中心将洛学推广到东南乃至全国，其门人中福建路出身的学者很多。特别是洛学经过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的授受传承，终于在李侗门下出现了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朱熹的籍贯原是江南东路的徽州婺源县（今属江西），朱熹本人也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但由于其父朱松外任而移居福建。朱松与李侗同出罗从彦门下，后来朱熹又师事李侗而继承了洛学之正统。其后随着朱熹在各地书院讲学，其学问也传至南宋各地，其出生地福建是其讲学的根据地，福建出身的弟子也最多。特别是其中建宁府对于朱学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建宁府包括建安、瓯宁、建阳（嘉禾）、崇安、浦城、松溪、政和七县和丰国监。朱熹出生地是南剑州尤溪县，但其一生中长期在建宁府的崇安、建阳渡过。特别是朱熹晚年居建阳考亭建立考亭书院讲学，培养了众多弟子。因此其门下出身于建宁府、邵武军和兴华军的人很多。

进而统计《宋元学案》各学案中福建路学者数量的话，可以考察宋元两代福建路的学术源流和分布特征。如表3所示。

表3 各学案中福建路学者统计表

由表3可知，福建路的学者出现在《宋元学案》的50个学案（共五十六卷）中。其学术源流也可追溯到宋学初期。胡瑗的门下（卷一《安定学案》）已出现了刘彝、翁仲通、林晟等福建出身的学者。同时胡瑗的同调、出身于福建的“古灵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作为福建（福州）闽学的先驱兴起，他们在学术上的造诣虽不深，但在当时政界和学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特别是陈襄门下（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涌现出众多福建出身的学者。其后北宋五子的殿军、道学的实际创始人程颐门下出现了福建出身的高徒杨时（南剑州将乐县人、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和王苹（原籍福州福清、卷二十九《震泽学案》）。“道南学派”的始祖杨时是将洛学南传的中心人物，他成为程颐之后学界的领袖，其门下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福建学者。特别是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卷三十九《豫章学案》）使朱熹摆脱了异端的羁绊并最终确立了其儒学信仰。朱熹早年之师刘勉之、胡宪、刘子翚（卷四十三《刘胡诸儒学案》）均出身于福建路建宁府崇安县，福建路兴化军莆田县出身的林光朝（卷四十《艾轩学案》）是程颐晚年高徒尹焞的再传弟子，又受王苹思想的影响而自成一派，被视为江西陆学的先驱。[7]其后“道南学派”的后继、福建出生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创立的“闽学”以福建为中心向全国传播，其数量庞大的弟子与再传弟子以福建出身的学者为主体。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卷六十九、七十《沧洲诸儒学案（上、下）》中88位福建出身的学者当中，其高徒蔡元定（建宁府建阳县人、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蔡沈（建宁府建阳县人、卷六十七《九峰学案》）、黄榦（福州闽县人、卷六十三《勉斋学案》）、陈淳（漳州龙溪人、卷六十八《北溪学案》）均出身于福建。朱熹再传弟子、对推进朱学的官学化起过很大作用的真德秀也是福建出身（建宁府浦城人）。这样，福建作为朱学发祥地，在朱熹及其弟子努力下由边鄙之邦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学术中心之一。但南宋后期朱学的中心由福建转移至浙东（以“金华朱派”、“四明朱学”为其代表），真德秀之后几乎没有出现福建出身的朱学大儒了。

二、江南西路与江南东路之学者分布与学术源流

宋代始设立江南路，其后又分为东、西两路。江南西路以洪州为首府，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西的大部分地区和鄂东的一小部分，包括洪、虔、吉、袁、抚、筠六州与兴国、南安、临江、建昌、南唐五军，辖51县，简称为“江西”。其地域上的构成如表4所示。其中抚州出身的学者最多。其主要原因是陆学的创始人陆九渊兄弟（抚州金溪）与新学的创始人王安石父子（抚州临川）及宋末的朱陆折衷者吴澄（抚州崇仁）等著名学者均出身于抚州，陆九渊兄弟的门人中出身于抚州的学者也很多。吉州出身的学者也很多，其中著名学者有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周必大等人。建昌军出身的著名学者有曾巩、李觏。临江军出身的著名学者有刘敞、刘攽兄弟。隆兴府出身的著名学者有黄庭坚。大体说来，江西的学术在北宋时主要以文学和经学著称，“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的学术是其代表。南宋时特别是在陆学出现以后，江西学术则以心学思潮著称，并与福建的朱学等道学学派相鼎足。

表4 江南西路各州府学者统计表

表5 各学案中江南西路学者统计表

如表5所示，江西出身的学者出现在《宋元学案》的48个学案（共计五十三卷）中，分析其中收录学者数量居于前四位（10人以上）的学案的话，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34人）主要是陆九渊的门人。江西作为陆学的发祥地，陆学弟子当然很多，但其中有名的弟子只有傅梦泉一人，远远比不上陆九渊的浙东弟子（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其次卷六十九、七十《沧洲诸儒学案（上、下）》（22人）是朱熹的江西弟子与再传弟子，但其中几乎没有著名的学者。卷九十二《草庐学案》（22人）则是元代大儒吴澄（朱陆折衷者）及其门人。卷八十八《巽斋学案》（10人）是朱熹的后学欧阳守道与其弟子文天祥及其他门人。新学的创始人王安石虽出身于江西，但新学主要是作为科举考试依据的官学，并为王安石的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其地域色彩比较淡薄，加上王安石一生中多在外地与中央任职，其晚年基本是在江南东路江宁府（金陵）渡过。因此其门下江西学者并不多。由此可知，江西的学术还是以陆学为主，其它的学派都不太兴盛。

江南东路以江宁府为首府，其管辖范围包括今苏南（江苏南部）的西部（其中常州属两浙路）、皖南（安徽南部）、赣东（江西东部，北宋时包含江州，南宋时江州属西路），包括江宁府与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七州与广德军，共有 45个县，简称为“江东”。与江西心学的兴盛不同，江东学术以朱学为主体，其地域构成见表6。

表6 江南东路各州府学者统计表

由表6可知，江东学者主要集中在饶州、徽州、信州三地。其中饶州出身的学者最多，共计77人，其主体是朱熹门人、杨简门人、元代朱学派大儒之门人及新安朱学，著名学者有朱熹门人程端蒙（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上》）、朱熹再传弟子饶鲁（卷八十三《双峰学案》）、新安朱学代表董梦程、马端临（卷八十九《介轩学案》）等。徽州出身的学者数量位居第二，共计68人，主要是朱熹一族及其江东弟子以及饶鲁的朱学派与新安朱学派，还有元代的朱陆折衷者郑玉的师山学派。朱熹的原籍本是江东的徽州婺源县，饶鲁的高徒程若庸是徽州休宁县人，新安朱学派的代表曹泾也是徽州休宁县人，郑玉是徽州歙县人。信州出身的学者第三多，共计29人，其中著名学者有汪应辰（卷四十六《师山学案》）、叶梦得（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元代陆学的代表人之一陈苑（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等。

表7 各学案中江南东路学者统计表

由表7可知，江东出身的学者出现在《宋元学案》的38个学案（共计四十二卷）中。人数第一位（31人）的卷六十九、七十《沧洲诸儒学案上、下》主要是朱熹的江东弟子与再传弟子。第二位（24人）卷八十九《介轩学案》是“新安朱学”的代表及其门人。第三位（12人）卷八十三《双峰学案》是朱熹的再传弟子饶鲁及其门人。第四位（18人）卷九十四《师山学案》是郑玉及其同调、家学和门人。第五位（14人）卷七十四《慈湖学案》是杨简的门人。第六位（10人）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是陈苑及其门人。

三、成都府路之学者分布与学术源流

表8 成都府路各州府学者统计表

人数第一位眉州出身的学者有24人，主要是苏氏蜀学创始人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及其家学、讲友。第二位邛州出身的学者有18人，主要是魏了翁及其学侣、讲友、家学、门人。第三位成都府出身的学者有17人，主要是张栻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司马光的高徒范祖禹（卷二十一《华阳学案》）是成都府华阳县人。成都府路出身的学者主要以文学、经学、史学著称。蜀学的代表人物三苏在古文“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席，其经学著作也很有影响，但由于他们提倡三教合一论而被朱熹视为“杂学”加以批判。魏了翁是理学大家，同时也因其经学上卓越成就得到《宋元学案》编纂者黄氏父子的称赞，认为其学术造诣和成就远在依门傍户、墨守朱学的真德秀之上。

表9 各学案中成都府路学者统计表

如表9所示，成都府路出身的94位学者出现在《宋元学案》的24个学案中。人数第一位的卷八十《鹤山学案》共20人，主要是朱熹私淑弟子、与真德秀齐名的大儒魏了翁及其学侣、讲友、家学和门人。第二位卷九十九《苏氏蜀学略》共16人均为与洛学几乎同时兴起，但后来被朱熹视为夹杂纵横与佛老异端的“杂学”蜀学代表人物三苏及其讲友、同调和家学。第三位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主要是张栻成都府路出身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南宋“东南三贤”之一、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张栻的籍贯本是成都府路汉州广汉县，但后来随其父张浚移居荆湖南路（湖南）衡州衡阳县，并师事湖湘学派的实际创始人胡宏，胡宏死后他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因此，张栻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湖南，在他成名以后，成都府路出身的宇文绍节、范仲黼、范子长等人方才师事张栻，从而使张栻的学问传至其原籍成都府路。此外，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中成都府华阳县出身的范镇身为北宋的状元，当时与司马光齐名。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中仙井监井研出身的李舜臣及其子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兄弟均出于洛学，但主要是以经学与史学著称。李心传的道学史著作《道命录》是全祖望设立的与道学兴衰息息相关的政治事件之党案（卷九十六《元佑党案》与卷九十七《庆元党案》）的蓝本。大体说来，成都府路的学术在北宋以苏氏蜀学为主，在南宋则以理学（朱学与南轩学派）为主。

四、京东路与京西路之学者分布与学术源流

宋代有京东路与京西路。京东路以宋州（今商丘南）为首府，其管辖范围包括今豫东（河南东部）、江苏的西北角与山东的大部地区，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京东路又分为东西两路，泰山以北、沂水以东为京东东路，并以青州（今山东益都）为首府，京东路的其它部分属京东西路，并以兖州为首府，后又移往应天府（即宋州）。北宋灭亡之后，金国将京东东路、京东西路分别改名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京东路的学术以东莱（京东路莱州东莱）吕氏家学与泰山学派为主体，但两者都是北宋的学派，后来随着北宋的灭亡，京东路被金朝所占领，在南宋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学者。其地域上的构成如表10所示：

表10 京东路各州府学者统计表

其中莱州出身的学者最多，共14人，大抵是东莱吕氏一族之人。吕氏是宋元两代首屈一指的儒学名门世家，从第一代的吕公著（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在《宋元学案》中录有传记的达七代22人。吕公著之子吕希哲（卷二十三《荥阳学案》）、吕希绩、吕希纯（《范吕诸儒学案》）是胡瑗的门人，吕希哲之子吕切问也见于《荥阳学案》。吕和问、吕广问及其侄吕稽中、吕坚中、吕弸中均是尹焞（和靖）之门人并见于《和靖学案》（卷二十七）。吕希哲之孙吕本中（案主）及吕本中之侄吕大器、吕大伦、吕大猷、吕大同均见于《紫微学案》（卷三十六）。吕本中之侄孙吕祖谦（案主）、吕祖俭、吕祖泰别见于《东莱学案》（卷五十一），吕祖俭之子吕乔年及其侄子吕延年、吕康年均见于《东莱学案》（卷五十一）。吕祖谦以下因其出生地是两浙路婺州金华，所以归入两浙路的学者中。东平府出身的学者第二，共13人，主要是宋学的创始人之一、“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创立的泰山学派学者，其中孙复的大弟子、“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出身于京东路袭庆府奉符。

如表11所示，京东路出身的学者出现于《宋元学案》的23个学案中。人数最多的卷二《泰山学案》中共有11位京东路出身的学者，不必说主要是孙复、石介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其它学案中京东路的学者都在10人以下，但如前所述，吕氏一族及其门人分散于各学案当中。

表11 各学案中京东路学者统计表

京西路以河南府（洛阳）为首府，其管辖范围除今河南省的郑州、许昌、淮阳以西的部分之外，还包含陕西南部与湖北的一部分。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分京西路为南北两路，京西北路以河南府为首府，其后金朝将其改称南京路，京西南路以襄阳府为首府。其地域上的构成如表12所示。

表12 京西路各州府学者统计表

由此表可知，京西路出身的 60人以河南府（洛阳）最多，达38人，京西路其它州府只寥寥数人。洛阳作为北宋旧党大本营，实际上也是京西路乃至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但其后包括洛阳在内京西北路被金人占领，因此到南宋几乎没有出现京西路出身的学者了。出身洛阳的著名学者有“北宋五子”之一、先天象数易学创始人邵雍及其家学（邵伯温、邵睦），以及“北宋五子”之二人、洛学创始人二程兄弟（程颢、程颐）及其门人（刘绚、尹焞等）。此外，“北宋六先生”之一、著名学者司马光原本出身于永兴军路陕州夏县，但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辞官离开政治中心开封，前往文化中心地洛阳定居，并成为集中于洛阳的旧党领袖。洛阳实际上是其学术活动的中心地，从这点来说，司马光的学派（朔学）实际上也可归入京西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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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统计《宋元学案》各学案中京西路出身的学者数量的话，可以考察宋元两代京西路的学术源流及分布特征，如表13所示。

京西路出身的学者出现在《宋元学案》的28个学案（共计三十三卷）中。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中的学者最多，共计11人，其中有二程早期的高徒刘绚、李吁和程颐晚年的高徒张绎等。其它的学案均不过寥寥数人。卷二十七《和靖学案》中的学者第二多，有5人，即程颐晚年的高徒尹焞及其门人。

表13 各学案中京西路学者统计表

五、其它诸路的学者分布及学术特色

关于荆湖南路（湖南）值得注意的是，荆湖南路出身的学者共37人，其地域构成如表14所示。其中潭州出身的学者27人，可知潭州是其学术中心。实际上潭州是以胡安国父子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湖南学）的根据地。胡安国、胡宏父子等人原籍福建路（建宁府崇安县）而非荆湖南路，后来因任官移居湖南。其门下以潭州学者为主。二程早年之师、道州营道出身的周敦颐至南宋被朱熹等推崇为道学开山祖师和“北宋五子”之首，但在生前其学术影响力并不大，其学案（《濂溪学案》）中也没湖南籍的门人出现。

从学案分布来说，湖南出身的学者出现于《宋元学案》11个学案中，其中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中的学者最多，共有9人，均为湖湘学派最后一位大儒张栻门人。居第二的卷三十四《武夷学案》共8人，均为胡安国门人。居第三的卷四十二《五峰学案》有5人，均为胡宏之门人与后学。总之，荆湖南路的学术可说即是湖湘学派。

表14 荆湖南路各州府学者统计表

关于河北西路，河北西路出身的学者（37人）出现在《宋元学案》的15个学案中。其中卷九十《鲁斋学案》最多，共有10人，即南宋末期元代初期兴起的北方朱学的代表人物许衡（河北西路怀州河内人）及其家学、门人。居第二位的卷九十一“静修学案”中有8人，即北方朱学的代表人之一刘因的讲友及弟子。居第三位的卷一百“屏山鸣道集说略”中有5人，即金朝的儒佛折衷者赵秉文（河北西路磁州滏阳人）与李纯甫的门人。其它的学案中学者均在两人以下。河北西路主要由金朝和元朝先后占领，很长时间几乎没有学者出现，直到南宋末期朱学北传之后，理学才兴盛起来，但对两宋的学术影响不大。

对于淮南路没有特别探讨的必要，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宋元学案》中“宋初三先生”之首、当时最大的教育家、宋学的创始人胡瑗（泰州如皋人）及其高徒徐积（楚州山阴人）均出身于淮南路。

对于河北东路也只想指出一点。即“元代三大儒”之一、与许衡齐名的北方朱学代表人之一刘因是河北东路雄州容城人。

永兴军路出身的学者虽只有23人，但其中被朱熹推为“北宋六先生”之一、宋代最著名的政治家与学者之一的司马光及其家学（卷七·八“涑水学案上·下”）出身于永兴军路陕州夏县。而折衷张载之关学与二程之洛学的张载高徒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人吕大临，及其兄长吕大忠、吕大钧（卷三十一“吕范诸儒学案”）均出身于永兴军路京兆府蓝田县。由此可见，永兴军路的学术在宋代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荆湖北路（湖北）出身的著名学者前有二程的再传弟子、谢良佐的高徒朱震（荆门军人、卷三十七“汉上学案”），后有元代朱学北传第一人赵复（德安府人、卷九十“鲁斋学案”）。

河东路出身的著名学者前有“宋初三先生”之一、与胡瑗齐名的孙复（平阳府人、卷二“泰山学案”），后来河东路为金朝所占领，到了金末元初出现了著名的经学家郝经（泽州陵川人、卷九十“鲁斋学案”）。

京畿路出身的学者有二程门人邢恕，但在元佑党禁时邢恕背叛其师程颐而依附于新党，因而遭到后世的恶评和不齿。[6]《宋史》中将其与新党领袖章惇等人一起收入“奸臣传”中（见《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列传”第二百三十“奸臣一”）。

陕西路出身的学者虽很少，但其中有“北宋五子”之一、与二程洛学鼎立的关学创始人张载（凤翔郿县横渠镇人、卷十七·十八“横渠学案上·下”）这样的大儒，北宋灭亡后陕西路为金人所占领，关学的传承也断绝了。此外，二程之弟子侯仲良（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是二程舅父侯无可之孙，出身于陕西路河中府。

金朝西京路出身的学者有金朝文坛盟主、主张儒佛折衷的李纯甫（弘州襄阴人）及其门人。李纯甫与上述河北西路的赵秉文被视为王氏新学与苏氏蜀学之余波，其学术以文学为主而夹杂异端之学。编纂者全祖望、王梓材将李纯甫作为夹杂异端的儒学反面教材在卷一百“屏山鸣道集说略”中对其思想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潼川府路没有出现著名学者，此处从略。其它诸路均只有寥寥数人，而且也没有著名学者，在此一并从略。

以上我们结合理论阐释与统计分析，对《宋元学案》中的除两浙之外的各地域学者在地域上的分布与学术意义，以及各学案中学者的分布及其地域学术源流进行了探讨，据此阐明《宋元学案》中地域学术的展开及编纂者的思想史观。

从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地域分布看，随着北宋、南宋、元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宋元儒学思想史（以道学为主）在两宋有一个明显的由北向南发展，然后在元代再一次北移并发展至南北全境的脉络，大体上在北宋以京东路、京西路、陕西路、成都府路的学术为兴盛，在南宋以两浙路、福建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荆湖南路的学术为兴盛。从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看，可将《宋元学案》分为八个阶段和九大部分。第一阶段：宋学的创立与学派的形成——胡瑗、孙复及其同调势力（卷一“安定学案”至卷六“士刘诸儒学案”）；第二阶段：北宋六先生与道学之确立——以洛阳和关中为中心（卷七、八“涑水学案上、下”至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第三阶段：北宋六先生的弟子及道学之传承——以洛学为中心（卷二十“元城学案”至卷三十三“王张诸儒学案”）；第四阶段：南宋初期的思想界与儒学的传承——以湖湘学派与道南学派为中心（卷三十四“武夷学案”至卷四十七“艾轩学案”）；第五阶段：南宋儒学的兴盛与论争——朱学、陆学、浙学及其同调者（卷四十八、四十九“晦翁学案上、下”至卷六十一“徐陈诸儒学案”）；第六阶段：朱张吕陆之弟子与学术界的重组（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至卷七十九“丘刘诸儒学案”）；第七阶段：南宋末期的儒学与朱陆的合流（卷八十“鹤山学案”至卷八十九“介轩学案”）；第八阶段：元代朱学的官学化与陆学的传承（卷九十“鲁斋学案”至卷九十五“萧同诸儒学案”）；第九部分：党禁与杂学，包括政治事件——“元佑党禁”与“庆元党禁”、道学的主要反对者新学、蜀学及作为两派之余波的金朝儒学（杂学）。其中，第一阶段及最后的新学与蜀学可视为以北宋六先生为代表的宋代道学的先驱和先导。第二阶段是北宋儒学的高潮。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是从北宋后期开始到南宋初期的过渡期。第五阶段则是南宋乃至两宋儒学的高峰。第六与第七阶段则是以朱学为主融汇各学派的整合期。第八阶段是以朱学的官学化为主的从宋末到明初的过渡期。最后的“屏山鸣道集说略”即金朝的儒学则是宋元两朝之间的过渡期。

总之，清代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全祖望等《宋元学案》的编纂者基于其重视地域思想史的立场，发掘了为数众多的各地域学者的事迹及其学术，并将其收入《宋元学案》之中，进而对其师承关系、学术地位、思想阐释等进行了详细地探讨。因此，《宋元学案》的内容与思想上的地域色彩非常鲜明。这一方面反映了宋代以来各地域儒学的高度繁荣，一方面对于《宋元学案》中思想史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即突破了《宋史·道学传》的狭隘视野，并给朱学的反对者江西陆学及浙东学派等各地域学派以相应的思想史地位，从而阐明了宋元两代的儒学思想史的全貌及其发展脉络，使得《宋元学案》成为空前完备的宋元儒学思想史著作。

[1]早坂俊广，陈辉.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1): 110-115.

[2]何俊. 宋元儒学的重建与清初思想史观——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的考察[J]. 中国史研究, 2006(2): 131-145.

[3]脱脱. 宋史:第 7册·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093-2254.

[4]脱脱. 辽史:第 2 册 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37-516.

[5]脱脱. 金史:第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50-667.

[6]宋濂. 元史:第5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345-1585.

[7]黄宗羲, 全祖望. 宋元学案：第 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1470-1471.

Regional Formations and Their Development Venation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onfucianism History of Thought: Focusing on Song Yuan School Cases

LIAN Fan
(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2, China)

B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scholars of each region and their composition of schools we can know that from more to less: Liangzhe area, Fujian area, Jiangnan West Area, Jiangnan East Area, Chengdufu Area, Jingdonglu, Jingxilu and Jinghunanlu and so on. The writers who belong to the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Zongxi and Quan Zuwang based on their standpoint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regional thought, it explored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from regions, and discussed their discipleships and academic posi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ought. These make Song Yuan school cases contents and thinking distinct regional feature. Meanwhile it stated complete pic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venation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onfucianism history of thought.

Song and Yuan Dynasty Confucianism; history of thought; regional learning; Song Yuan Xue Case; east Zgejiang school

B 244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4.002

2096-059X(2017)04–0009–010

2017-05-1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ZX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20014）

连凡（1982-），男，湖北孝感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比较哲学及古典文献学研究。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