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的消费性身体写作

何林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论当代中国的消费性身体写作

何林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受消费主义影响，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身体写作，既指用消费的眼光来描写身体，也指少数作者自身的身体表演。其突出的表现有两点：片面的身体呈现与时尚身体活动的书写。它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丰富人们的身体经验感知，反叛长期的身体禁闭，具有女性启蒙和男权批判的积极的一面；其主要缺憾则在于文学与身体合一的做法，一定意义上取消了文学，也使自身有沦为欲望时代吹鼓手的嫌疑。

消费主义；消费性身体写作；欲望；男权批判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观念的不断开放，再加上很多理论——尤其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鼓吹，欲望享受在目前这个时代越来越被赋予了“合法性”。而随着波德里亚所谓“消费社会”的来临，人们的欲望享受又得到了大量实现的场所和机会。在此背景下，“身体”（当然主要是指女性身体）在消费社会就“闪亮登场”了，成为一个最具“卖点”的消费对象和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消费“图像”。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文学也加入了身体消费的行列，女性的身体同样成为文学叙事中的一个硕大“图像”。于是，在当代中国的文学领域就有了一种笔者所谓的“消费性身体写作”，也产生了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话题——消费主义与文学中的身体写作的关系问题。

一、消费主义的流行与当代消费性身体写作的独特内涵

说到“消费主义”，它指的是当前消费社会自有的一套逻辑。按照波德里亚、费瑟斯通、尼尔·波兹曼等人的经典论述，笔者以为其意思不外乎三大原则：首先，消费原则，即在消费社会里，一切“可以”消费，一切“便于”消费，一切“为了”消费。这是因为消费超越生产，已成为社会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其次，欲望原则，即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欲望的满足，而对于生产者而言，煽动欲望与引发欲望成为考虑的焦点。所以它是消费主义里面一个公开而“合法”的原则。再次，金钱原则或利润原则，即对于生产者来讲，无论是挑逗人们的欲望还是促进社会的消费，都为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利润或金钱才是他们最后的目标。毫无疑问，在社会的很多领域中，这种消费主义是相当流行的，已成为各类文化工业的“轴心”。本文对此不拟展开面面俱到的现象描述，而只想在对“消费性身体写作”的解读中，来指明其流行的一个面相。笔者认为，近2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写作，是消费主义强势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消费主义流行的一个表现。正是消费主义的强力介入，决定了消费性身体写作的独特内涵。

笔者这里所讲的消费性身体写作，主要是指女性作者（也包括沈浩波之类的少量男性作者）从消费主义的立场来描写身体，也指少数作者各种炒作式的身体表演。这里面，体现出作者们在新的时代对市场和媒体的利用。具体讲，第一，它包括有意地利用身体为题材来迎合市场需求、增加文学消费、赚取人气的创作，像九丹、春树等人的作品；第二，包括以自己的身体为道具来吸引眼球、赚取吆喝的文学炒作，像卫慧为了促销自己的《蝴蝶的尖叫》，竟有将自己的头像印在男性内裤上的“疯狂行为”；第三，包括诗歌中既具先锋性又具商业炒作性的“下半身写作”；第四，包括只是以身体或身体器官为幌子的传统创作，像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和毕淑敏的《拯救乳房》。这里的标题充满噱头，内容却仍属于传统的“严肃文学”。笔者不怀疑她们创作的真诚，但明眼人一望便知，这种挂“狗头”卖“羊肉”，拉虎皮做大旗的做法，不过是想发挥身体的商业效应罢了，也可算是对“眼球经济时代”的一种顺应吧。

消费主义背景下的当代身体写作，与国外女权主义的身体写作和1990年代陈染、林白等人的私人化写作之间，在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品的审美品格、社会影响与文化效应等方面，既存在某种连续性，又体现出较大的差异。国外“身体写作”这个词，其涵义较为狭窄，是指起源于法国，后蔓延到美、英等国的一种女性主义写作，具有明显女性告白意识和性别解放指向的社会涵义，可视为性政治的文本化或文学化。其主张集中体现在埃莱娜·西苏著名的《美杜莎的微笑》一文中。她们认为女性躯体长期以来未能进入文学视野，其逻辑就是以前充斥的只有男性的文学和男性的眼睛。只有女人才能理解女人，也只有女人才能写好女人。埃莱娜·西苏因此说：女人必须写女人，“妇女必须写自身：必须写妇女，把妇女写进作品”。[1]西苏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文学是女性斗争的特殊领域，而女性的身体是女性斗争的独特武器，由此她赋予女性写作两个目标：“冲毁、摧毁和展望、设计”。[1]397要冲毁的是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和历史所形成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要展望和设计的是塑造女性应有的身份，拥有造物之初就赋予女性的平等权利。由此来看，西方女性的身体写作一开始就具有自觉的精神追求和政治向度，并以其文学实践发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重要力量源泉。

陈染、林白、虹影、徐坤、海男等人的私人化写作，也被称为新女性小说，亦被视为后来女性身体写作的先驱，她们以自己优美的文笔，致力于女性独特心理的表达，自觉学习国外女性身体写作，像她们的国外精神前辈一样，也多喜欢描写女性的身体自恋，像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是如此，以此来象征性地表现女性的自我精神和独立地位，普遍厌恶男性或视男性为猥琐、丑陋、虚伪的动物，体现出浓厚的知识精英趣味和精神探索上的积极意义。林白等人意图通过对女性心理和肉体经验的精细描摹，来完成对女性成长历史和自我意识确立的书写。

反观文学在消费主义语境下对于身体的写作，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不少作者在动机上有明显迎合市场、迎合媒体——这归根结底，是迎合大众——的一面，于是有些作品的审美品格是不高的，它们对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翻开卫慧、春树、九丹、赵凝等人的文字，可以发现，它们体现出作者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与传统有了较大偏离，字里行间缺乏鲜明的意义诉求和精神建构，或者有意地嘲弄和放逐某些传统精神，或者驱逐道德判断，以道德空无的姿态和比较彻底的“肉体主义路线”，即从欲望走向欲望，从肉体走向肉体，以大量的生理展示，尤其是男女欲望的直白描写，来迎合消费者的目光。这样的消费性身体写作与私人化写作之间，就体现出一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即从精神走向身体——的“坠落”趋势。这不是说陈染、林白的小说没有形而下的描写，而是说她们能普遍自觉地从形而下的描写中超越出来，迈向一种精神反思的层面。笔者以为，既然私人化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归属于身体写作，那么，像西方的女性身体写作一样，从身体起步就是可以理解的，身体是她们写作的武器。而消费性身体写作中的大部分作品，因为创作动机首先有很大一部分放在能否被消费上，所以消费者的欲望满足成为作者首要考虑的一部分，当然也由于其他复杂的原因，最终导致很多创作停留在玩味身体、展示欲望的层面。诗人沈浩波宣称：“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2]如果说沈浩波这里尚可以见出某种文化反思的先锋意识和自觉意识的话，那么，文学实践中的很多身体写作则较少反思和批判的精英意识，仅仅是让身体成为文学的道具，欲望构成文学的终点，因为不少人不想、不愿或不能做审美提炼，文学最终只能回到身体和欲望。这一点在卫慧和绵绵那里已比较明显，而到九丹等人那里就相当突出了。

当然，消费性身体写作内部的情况是复杂的，将它们一棍子打死无疑是不科学也不严肃的。因而，在理解消费性身体写作的内涵的时候，既要看到以上的缺点和不足，又应该承认其应时而生的历史的合理性和客观上的积极意义。无可否认的是，作为女性，很多作者在动机上仍有对以前女性身体写作的平等意识、角色意识和叛逆精神的继承，并且通过大胆的叙事内容和独特的叙事手法，其动机在客观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实现，这决定了她们的作品在审美品格上与前辈作家的作品仍有一致的地方，在下面的论述里，我们还将看到，这也决定了它们在社会影响和文化效应方面自有其特殊的不容轻易否定的积极之处。

二、消费性身体写作的突出表现

前面笔者总结了消费主义的三大原则，其中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欲望”。这两个原则之间实际有着因果的联系，即“欲望”构成“消费”的机制之一，引发欲望的目的之一不过是为了促进消费，具体到文学中的“欲望叙事”，一个主要目的也在于推动销售。同时，消费主义奉行的是一种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原理，于是男女之间的欲望和其他时尚的身体活动就大量进入文学，它们在满足某些人的窥私癖之时，也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和钱袋。由此综观从卫慧、棉棉到赵凝、九丹、春树、安妮宝贝再到竹影青瞳等人的文字，它们就有了如下两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

第一，片面的身体呈现，即以描写欲望为主，尤其充斥大量有关男女欲望的白描。文学史充满着关于身体的写作，文学中一直有身体。既然如此，为什么直到今天，身体写作在国内才成为一种“现象”，一个“话题”，而广被争议呢？笔者以为，这不是可不可以写身体的问题，而是如何写身体的问题。诚然，身体是文学的对象，但身体如何进入文学？一个时代的作家如何让身体进入文学？这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处理方式的。而在消费性身体写作中，身体较为普遍地在以一种被片面呈现的方式进入文学，并且被很多人视为正常、合理的新潮和叛逆行为，甚至有些作者表现出流连、窃喜和津津乐道的态度。作品中身体的片面化呈现和作家在这方面的普遍化作为，使得身体写作在当今成为一种富有争议的“现象”。

所谓“片面化呈现”，即在精神与身体、欲望上，多呈现身体、欲望；在男女的欲望与其他欲望上，多强化男女的欲望；在男女欲望快感和其他快感上，也多渲染男女欲望方面的快感。女性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物件，是经常被提到的字眼，女性在男女方面的本能欲望及其行为是经常被写到的对象，床、汽车、宾馆、歌厅、理发店则是女性经常出入的场所。这一切意味着文字仿佛在实施蓄意挑逗的“阴谋”。同时在男女关系上，几乎不描写一夫一妻，而是描写混乱胡来的情爱形态，表现出是非观念的错乱和道德立场的虚无。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些作家（其中有人本身并不具备被称为作家的资格）完全将自己等同于普通人，而且似乎还有阴暗心理方面的暴露狂倾向，其作品充斥着许多不加修饰、不做过滤的男女欲望描写。这样一来，使得一些作者仿佛只是码字工人。同时，很多作者为混乱的男女关系赋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欲望服务”，宣称情欲不是肮脏的，交易才是可耻的。这一看法或者有一定合理的内容，但以此为根据，将随便可以释放的情欲正常化与合法化，却有让生理的人取代社会的人的嫌疑，男女关系不过化成了一张可以不问对象而随时随地铺开的床单。此类欲望和情爱的渲染，在九丹、春树等人那里是比较多见的。情爱的描写本是合理的，因为它是人类从古到今的现实存在，情爱也是一种基本的人类关系，正像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指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性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3]诚然情爱是文学（包括诗歌）一直以来的“轴心”，但在当前很多的身体写作中，对于情爱的描写却是过度的、泛滥的，也是过于直接的。马克思讲过：“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人的真正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最终成为最后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4]但是，消费性身体写作却恰恰乐意于动物机能的赏玩，把身体简化为肉体，把肉体简化为欲望，把欲望简化为男女的欲望。可是身体并不只是肉体，过去把身体抽象为精神固然荒唐，今天把身体简化为肉体同样荒谬。完美的身体本是肉体和精神的融洽。所以，消费性身体写作让“性”进入文学并没有错，它错就错在很多作品单方面地让肉体膨胀，让欲望扩张，让荷尔蒙过度分泌，其中缺乏审美提炼，缺乏精神指向，缺乏道德判断，简言之，它具有为“性”而“性”的粗暴的一面。

第二，它尽量书写当前“消费盛世”里种种时尚的身体活动。消费盛世一方面使人沉醉，一方面使人麻醉；一方面令人亢奋，一方面令人焦虑。在某些人眼里，当前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魔幻化景观组合。时尚的身体活动映射了这个世界，而消费性身体写作总有办法让男女主人公以各种方式加入到时尚潮流中。如果是出生在城市的小资，我们的作者会让她拥有一个洋名字，诸如卫慧作品中的CoCo之类，会让她听着《卡门》或《睡美人》之类的外国歌曲，嘴里偶尔叼着烟，很多是我们从没有听过的外国牌子，并有点炫耀式地将许多不良嗜好也奇怪（甚至是可怕）地当做时尚的标签。如果是沾着泥土的乡村女孩，我们的作者就会快速地让她都市化，从乡村到都市的速成教育一般发生在发廊、宾馆等暧昧场所。而不管是都市小资，还是农村女孩，她们一般都是美丽的，时而带着冷艳，再不济的，也会有某一部位特别性感；她们一律地有裸露狂和自恋症倾向；当然，她们也一律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常见的时尚做法是一般会有一二个异国男人掺和其中。男女之间也不谈“爱情”，只随“欲望”。同时，她们似乎背后总有一个万贯家财的人在供养她们，所以她们出现的地点常常会是机场、别墅、酒吧和异域的街头。她们是一群我行我素的快乐的物质女人。这在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九丹的《乌鸦》、赵凝的《体香》、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等作品中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体现，而这些作品又共同呈现了一个充满消费狂热和时尚元素的世界。

陈晓明先生在评价消费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时指出：“与消费社会同步生长的一代年轻作家，责无旁贷地书写着消费社会的现实；消费社会的经典故事和场景也就成为时下流行小说叙事的主要资源。”[5]无可否认，消费性身体写作从总体倾向上看，大多在自觉认同着世俗化潮流，以对享乐主义的突出强调来对享乐主义推波助澜。作品中的各色人等表达欲望时不再难堪和羞涩，完全沉浸在欲望和享乐的海洋中，身体——也像吴玄小说《谁的身体》中主人公傅生所讲——“是可以随便替换的”。[6]这种享乐主义生活观在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中有集中的描述：“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7]这是很多女性“小资”在奔向世俗化大道时欲迎还拒、半遮半掩的代表性发言。这种对于世俗化的认同，有些可能体现了作者自身水准就在这个层面，有些则可能是作者有意地对世俗化东西加以利用，即巧妙挖掘里面的时尚元素或欲望元素，主要为的可能就是挑逗读者的欲望从而煽动人们去购买书籍。

文学的世俗化倾向引出了一些值得深入分析的学术问题，诸如文学与媒体、文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也不是只有今天才有人去研究，但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文化语境中，这些问题具有了新的内涵，同时，思想界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所以，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结论，不管是对于社会的发展还是学术自身的拓展来说，这也都是很有意义的。从文学与媒体的关系来看，文学世俗化在所难免。媒体本身面对的是大众，少数人在控制媒体，而多数人在接触媒体。既然媒体要多数人来接受，那么，它就必须适应多数人的要求，传播多数人的观点。多数人的要求和观点一般而言就是世俗的要求和观点，是通常而平均化的要求和观点。所以，媒体不是阻碍而是加速世俗化的利器。从传统的印刷媒体发展到今天的各种电子媒体如电视、互联网、移动电话和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文学的传播平台越来越多，文学的创作主体也越来越多样化、大众化，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现阶段主要是短信文学）的性质之一就是大众化参与，于是在各种媒体立体化共存的时代，文学在内容上的世俗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从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来看，文学世俗化理所当然，因为文学传播的对象就是大众。历史上文学的创作虽然是“小众”的精英行为，但从来没有大众的接受，文学的存在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不是“藏之名山”，而是“传诸后世”。“传诸后世”的证明就是大众的接受，所以，文学世俗化是文学必然要走的路程。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就此可以承认当代中国的消费性身体写作是完全合理的。消费性身体写作的核心问题是文学的世俗化，是文学与消费、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进入市场，成为消费对象，诚然要接受大众的检验，要遭受世俗化的“折磨”，但是，世俗化的方式是多样的，世俗化的层次是有高低的。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文学如何世俗化？或者说，文学如何进入市场、进入消费社会？这个问题需要专文来谈，在此，笔者只想简单地指出：当前的文学一边是“商品”一边却还是“文学”，一边是“世俗化”一边却还要“化世俗”（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老问题，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而关于文学要如何世俗化、要怎样进入消费领域，其关键就在于解决好“世俗化”与“化世俗”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学的世俗化是否如某些消费性身体写作那样，单纯地从事“性”、“身体”、“欲望”方面的书写，从而使自己淹没在世俗化潮流中？还是在参与世俗化的同时，尽量以自己独特的属性、特殊的能力，来发挥引导和改变世俗化过程的作用？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三、对消费性身体写作的价值评价

对消费性身体写作做全面评价，我们应该一分为二来进行，一方面，应看到它出现的必然性和艺术上的可取之处，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它所存在的明显缺陷。消费性身体写作横空出世，并蔚为“非主流著名文学思潮”，自有它出现的原因和存在的合理性。从积极的方面讲，它并不是全无是处。首先是它丰富了我们对于肉体生命的感知和人的隐秘心理的把握，尤其可促进我们对女性肉体经验和女性内心世界的了解。法国作家杜拉斯认为，肉体的声音和欲望的声音，能使我们进入对“完整的生活”的聆听，没有“肉体的激情”，人们“就什么也没有体验到”。[2]英国的伊丽格瑞也讲，女人要不停地“从‘零’——她的身体——开始”，要“重新不停地触摸自己”，同时又要“敢于说出来”，而男性也必须善于倾听，“以不同的方式去谛听她”，如此，“才能听见处于不断的编织过程中的‘另一意义’”。[8]在《美杜莎的笑声》里，西苏也表达了一个意思：女性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她“不断寻觅的世界”的建构，是“以对身体功能的系统体验为基础，以对她自己的色情质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的，也唯有由此出发的作品，才是“记载着幻境”的“美极了”的作品，[9]所以女性的生命经验不应拒绝传达，女性写作的美不应遭到禁止。这些西方女性作家或理论家的话不约而同地说明了身体经验是最原始的生命经验，也是完整的生命经验的组成部分，尤其强调了女性生命经验的文学意义。就此而言，消费性身体写作作为对基本生命经验的传达，无可否定是可以丰富我们对生命的感知与理解的，更可以让我们从曾经被漠视的女性的视角，来重新观看这个世界，从而推动健全的性别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建立。诚然，过度的欲望叙事和过于大胆、直露的情爱描写，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而言是没有太大必要的，但话说回来，唯其过度和大胆，才可冲决人们保守的防线。它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力度和广度，对于人的欲望机制、情爱心理和男女之间的欲望关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细腻展示。女性心理、女性欲望有不同于男性心理与男性欲望的地方。在描写女性欲望与心理方面，女性作家有不可取代的先天优势，任何男性作家都无法做到完全的贴切和细致，而在文化传统的制约下，过去的女作家不能也不敢像消费性身体写作中的某些作者那样去叙事。这样，后者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就凸现出来了，即消费性身体写作以特殊的视角、特殊的笔触丰富了文学的内容和手法，可促进社会加深对女性的认识。

其次，当代身体写作也是对长期的身体禁闭的叛逆，在大胆打破叙事传统中的“性禁忌”之余，客观上具有女性启蒙和男权批判的社会意义。漫长的中国历史，都视身体为危险的社会破坏力量，这也就造成对生命本身的漠视和损害，而反抗传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身体开始。所以伊格尔顿认为身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东西，而反抗本身可以推动社会的变化和思维的转换，消费性身体写作在此意义上也就具有冲决某些僵化观念的功能，其中就包括冲决男权主义所包裹的一系列僵化观念。王安石《宰嚭》云：“谋臣本身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这是一中国古代文人对于女性受委屈、被冤枉、遭压制的历史事实所发出的一声叹息。现在的女性则不仅仅需要叹息和安慰，更需要行动，尤其是女性自己的行动，来冲破男权文化的“网络”，所以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号召女性拿起笔来，扫荡男权僵化观念，说出自己的秘密，认为私密性的专属于女性自己的世界“将总会胜过那种控制菲勒斯中心体系的话语”。[9]赵凝也正是由于立足于女权的立场，因此充满着自信来为自己所提出的“胸口写作”辩护，认为某些人惧怕“胸口写作”，就是惧怕男性优越感的丧失以及女人在精神上身体上与男人的真正平等，受不了来自女人的那份强盛生命感的压力。笔者愿意将赵凝的表述当成是一种自觉的叛逆意识的表达，而这种叛逆意识又构成女性身体写作的一种意义。纵观赵凝本人的创作，不管是她的《体香》《夜妆》还是她的《胭脂帝国》，都自觉贯彻了这种叛逆意识，大体上都采用女性在男女欲望方面的主动权来体现女人对男权的抗拒，传达女性独立的心声。盛可以、春树等人的文字，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方面对其积极性予以认可。也是在反叛传统的道德观和情爱观的意义上，人们对卫慧等人的女性身体写作表示了一种肯定，譬如有学者认为卫慧的写作意义首先不在于文本的意义、文学的意义，而在于文化上反对传统道德的写作。指出这一点并不困难，但笔者以为言犹未尽。确实，卫慧的小说，像《上海宝贝》《床上的月亮》之类，主要的反叛性体现在颠覆传统上，其女权意识是模糊甚至混乱的，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随意的情爱关系也不能证明卫慧明白了女权主义的真正意思，但是，当它颠覆传统情爱观的时候，我们不能否定其作品完全缺乏批判男权的客观意义。

另外，它虽然具有艺术性粗糙、思想性浅薄、价值观模糊等缺点，但不排除其中仍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作品，也不排除即使是浅薄、粗糙的作品也有若干的闪光点。比如有些作品有力地塑造了人的身体形象，虽欠缺价值判断，但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像沈浩波《乞婆》之类的诗歌，其文字具有雕塑一般的力量，呈现了语言诗性的一面，在展现生活的原生态方面是较为成功的，当然，由于诗人的零度写作态度，我们常常无法得知他对于笔下的人物和社会现象到底是同情还是厌恶。另外也有一些作品，程度不同地具有穿越表象、透视人生真相的深度，即使如棉棉的《糖》，也具有这一特点。这部自传性小说虽写的是一个叫“红”的另类女孩不无糜烂的生活，但比较真实、细腻地描写了青春期女孩内心的孤寂与冷漠，具有一种直逼人心的真实感，并且采用萨特式视角，将“自由与选择”的人生课题融入艺术塑造当中。再如尹丽川的《生活本该如此严肃》：“我随便看了他一眼/我顺便嫁了/我们顺便乱来/总没有生下孩子/我随便煮些汤水/我们顺便活着/几个随便的朋友/时光顺便就遛走/我们也顺便老去/接下来病入膏肓/顺便还成为榜样/‘好一对恩爱夫妻’/……祥和的生活/我们简单地断了气/太阳顺便照了一眼/空无一人的阳台”。在这里，诗人以貌似平淡实则颇具心思的语汇，写出了很多人“随便”的一辈子，“顺便”揭示出他们寒伧而世俗的生存面相，从而具备了并不“随便”的意涵。尹丽川和沈浩波是诗坛“下半身写作”的倡导者，提出诗歌写作从肉体欲望开始，到肉体欲望结束，但具体到他们的诗歌实践，其情形有时并不如此单一而浅俗。据此，笔者以为，对于整个消费性身体写作在具体内涵、内在价值方面的分析，应秉持辩证的全面的立场。

毋庸讳言的是，消费性身体写作又与生俱来地具有自己的缺陷和相当鄙俗的一面，造成这一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市场、媒体和消费主义的影响，它一般具有媚俗的特点，在物质性地利用身体（即把身体只是当做身体来处理）的时候，却较少对身体展开精神性的利用。由于很多作者首先在意识上确立世俗化路线，以身体欲望为招揽的基本符号，因此像古代片面地压制了身体一样，她们从另一极端出发，片面地压制了精神，把精神、理想、道德作为可笑的腐朽的古董，毫不留情地踢到垃圾堆上。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批评 16世纪德国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10]把马克思这一段话拿来套在消费性身体写作上，是十分合适的，它可以准确地描述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某些文坛乱象。

总之，当代中国的消费性身体写作对欲望不作抵抗，炫耀感官，突出生理，使身体充塞于文学当中，以“唯性主义”的姿态来摆弄文学。此种做派证明了消费主义的“霸权式”控制，并由此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对于文学本身而言，消费性身体写作中很多作品以一种不做道德介入、不加审美提炼的无所谓态度，搬出嬉皮士和贪玩孩子般的手法，消除了文学和生活之间的距离，从而导致文学诗意时代的终结，并意味着散文化大众时代的强大威力，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取消了文学，因为文学如果只是身体的还原或纯粹的身体展览，要文学又有多大作用呢？文学的身体会比真人的身体更有诱惑吗？二是对于社会现实而言，作品中的身体和作者自身的身体沦为了纯粹的展示物和被消费对象，尤其是其中的女性身体，再次降为“玩物”而落入男性窥视的眼帘，这进一步激化了父权制文化的消费景观，也使得文学自身有成为欲望时代的帮凶和吹鼓手的嫌疑。女性作家们的消费性身体写作，虽然有些或许怀有女权主义的自觉意识，但仅仅通过女性自己身体经验的直接告白，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女权主义的初衷，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平等的性别政治。诚然女性身体大面积直接地进入文学，表征了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也意味着女性的进一步解放与自由，客观上也可成为反抗男权专制的手段，但与此同时，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落进了消费主义的陷阱，扑向了男权主义的怀抱，这证明女性依然没有获得消费场域的真正主导权。

文学本质上是精神的或心灵的事业，是从事精神与精神所从事的人类活动，因此身体是无法以完全物质的或肉体的形式进入文学的。也是由于这一点，当代中国对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过度叙事”，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玩弄”文学或对文学的“玩弄”，它虽具备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却终归撷取不了真正的文学果实。当代很多消费性身体写作，是文学被“物质地”对待的一种命运，是“娱乐至死”之时文学被娱乐化的某种方式，但确然这样的文学并非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部，也谈不上是文学中的主流。纯粹物质性的身体书写只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的一部分，在另一边，存在着林文月、齐邦媛、韩少功以及张悦然等老中青三代充满智性和诗意的文字。同时很多早期以身体书写为捷径的作者，譬如盛可以等人，在迈进文坛并立稳脚跟之后，渐渐疏离或有意改变自己当初的身体书写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说明，文学可以描写感性欲望，但文学不会被彻底的感性欲望化。对于文学的期待仍旧是有效的，文学依然可充当人类精神的家园和我们的诗意栖居之地。

[1]玛丽·伊格尔顿.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 胡敏,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396.

[2]汪民安.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02-205.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99-300.

[4]马克思.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51.

[5]陈晓明. 表意的焦虑[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33.

[6]赵凝. 女人胸口的火山[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32.

[7]卫慧. 卫慧精品集[M]. 北京: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524-525.

[8]汪民安.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18.

[9]张容. 第二性[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581-598.

[10]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162.

On Consumer Person Health Wri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HE Linjun
（College of Lit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rrent consumerism the Person health wri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mplies describing body with the eyes of the consumer as well as a few writers’ body shows. Its obvious performance is one-sided writing of the body desire and fashionable body showing. Its merits lie in increasi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about physical experience and possessing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and criticism. Its main disadvantage rests with to some extent cancelling literature and making itself, it becomes a trumpeter of current Desire Time.

consumerism; consumer health writing; desire; the criticism about male power

I 206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4.005

2096-059X(2017)04–0031–07

2017-06-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W008）

何林军（1969-），男，湖南邵东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化研究与文艺美学研究。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