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城市文化与卡夫卡小说创作关系探析

赵东旭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布拉格城市文化与卡夫卡小说创作关系探析

赵东旭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布拉格是卡夫卡生活了一生的城市，布拉格城市文化对其创作产生深刻影响。布拉格城市文化复杂的民族性，深刻的悖谬性和丰富的人文性都在卡夫卡小说创作中得到明显体现。读者在其创作中能够体会到里面所蕴含的浓厚的民族性内涵，也能感觉到卡夫卡对人类生存状态异化的深深焦虑和担忧。当然，卡夫卡小说创作中也有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人们探讨布拉格城市文化与卡夫卡小说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能够对其小说创作有更加深刻理解。

布拉格；城市文化；卡夫卡；小说创作

卡夫卡（1883-1924）是世界文学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关于卡夫卡的研究在学界已经比较深入，学术成果丰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称为“卡夫卡学”。国内外涌现出许多卡夫卡研究专家，国外有“卡夫卡学”专家彼得·梅利欧克斯，长期从事卡夫卡研究的学者弗里德里克·R·卡尔等，国内有叶廷芳、曾艳兵和胡志明等。他们各自从不同领域对卡夫卡进行研究，就国外研究现状来看，梅利欧克斯和卡尔等人关于布拉格城市文化对卡夫卡的影响已经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布拉格城市文化对卡夫卡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就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卡夫卡小说文本内部研究，以及卡夫卡小说创作与犹太文化之间渊源关系，对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外部研究还比较少，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叶廷芳是国内较早研究卡夫卡的学者，他认为卡夫卡是“现代艺术的探索者”，对其创作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曾艳兵和胡志明对卡夫卡小说创作与犹太文化之间关系进行过深入阐述，认为犹太民族文化对卡夫卡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对卡夫卡的研究在国内产生很大反响。但总体上，国内关于布拉格城市文化对卡夫卡小说创作影响研究还相对薄弱，国外虽然已经有学者关注，但也不够深入。因此，笔者尝试从布拉格城市文化视角，详细分析城市文化对卡夫卡的深刻影响，从而深化卡夫卡研究，也让人们对布拉格城市文化，卡夫卡及其小说创作有更加深入了解与认识，从而使人们对卡夫卡的认识也更加全面。

一、布拉格的城市文化特性

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文化内涵，布拉格亦如此。布拉格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内涵。笔者这里主要讨论布拉格城市文化与卡夫卡小说创作之间深刻关系，因此主要关注布拉格城市文化三个方面，复杂的民族性，深刻的悖谬性和丰富的人文性。

首先，布拉格多元民族构成决定着城市文化具有复杂的民族性特征。早在“旧石器”时代，布拉格这座城市就已经有人的活动。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凯尔特民族的波伊部落开始在这里繁衍，后来凯尔特民族将布拉格这片区域称作“波西米亚”地区。公元6世纪之后，日耳曼民族大多数开始移居到多瑙河流域，斯拉夫民族中的一支趁机从西面入侵到布拉格，定居在波西米亚地区，这就是后来捷克民族祖先。布拉格以 9世纪伏尔塔瓦河右岸的高堡为核心逐渐形成，河对岸后来建成一座城堡，就是今天的布拉格城堡。很快，由于布拉格地理位置险要，迅速成为波西米亚首都，同时也是欧洲南北商路上非常重要的贸易中心。公元10世纪时，布拉格便成为一个教区中心。14世纪，布拉格在神圣罗马帝国卢森堡王朝查理四世统治之下达到鼎盛。15世纪开始，布拉格开始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因为宗教而引发的1419年胡斯战争和1618年三十年战争对布拉格影响很大，这就意味着布拉格的发展很早就与民族、宗教冲突密切相关。可见，布拉格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便有明显文化民族性特征，人们研究布拉格文化就不得不考虑民族和宗教构成的复杂性、多元性。

布拉格城市文化复杂、多元的民族性在其文化特征中有着鲜明体现。复杂的民族性是布拉格城市文化一直以来的重要特征，笔者主要讨论布拉格城市文化与卡夫卡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因此重点关注一战前后布拉格复杂的民族构成。当时布拉格作为奥匈帝国首都，是一个典型多民族混居城市，各个民族也体现出不同文化特征。捷克民族在布拉格占绝大多数，他们强调自由和民主，富于强烈反抗精神。布拉格的德意志民族擅长思辨和思考，思想深刻。奥地利民族则肆意、奔放，充满着张扬姿态。犹太民族则永远怀有浓厚忧患意识和独立精神，特别重视自尊、自立和自强，可以说是顽强不屈。[1]这四个民族在布拉格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捷克、德意志、奥地利和犹太文化共同构成布拉格主要城市文化，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当然，布拉格还生活着一些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波兰人。每个民族都代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又会由于种种原因产生各种矛盾，其中就有不同民族文化造成的对立和冲突。以卡夫卡所属犹太民族为例，犹太民族由于历史传统、宗教和经济等原因，很早就受到其他民族歧视和排挤，从“整个中世纪一直到十八世纪，犹太人就一直在欧洲忍受着被隔离的屈辱。”[2]文化和语言冲突是布拉格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

其次，布拉格城市文化也充满着极大悖谬性。布拉格民族的复杂性决定其多重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极易导致民族冲突，而民族冲突背后意味着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又反过来加重民族冲突，这正是生活在布拉格的人感到其城市文化悖谬性的重要原因。仅以德意志民族为例，1880年，布拉格的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犹太人占总人口15%，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讲德语的人却仅有3万左右，比例急剧下降。事实上，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布拉格的德意志人都占有绝对统治地位，起决定作用。因此，德意志民族人口减少对他们的心理刺激是巨大的，这与他们在布拉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极不相称。当时生活在布拉格的人占大多数是捷克民族，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是一种包围。所以，在德意志民族心中，总有一种危机感，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倍感孤独、压抑、痛苦和悖谬，甚至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民族灾难征兆，社会地位与人口数量严重失衡使他们的民族危机感日益严重，这或许只有本民族成员才能深刻体会其中心酸与无奈。

很多作家对布拉格城市文化悖谬性都有过详细描写。以卡夫卡为代表的德语作家为例，文化和语言上他们属于德意志文化，但捷克文化却在四处包围和挤压他们，他们心中总会有深深的孤独和焦虑感。犹太文化是布拉格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犹太作家来说，犹太民族苦难史无时不刻都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他们。当时几乎起决定作用的奥地利文化，也作为布拉格的一种城市文化积淀影响着作家创作。[3]这些不同的文化共同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冲突，充斥着“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斯拉夫—德意志—犹太文化氛围”，[4]这也就意味着布拉格文化充满着悖谬性。一些作家笔下，这种特征体现得更加明显，库宾笔下的布拉格“扑朔迷离”，里尔克笔下的布拉格是“朦胧的、脆弱的、充满斯拉夫感伤和沉闷污浊的温室气息。”[5]

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布拉格城市文化的悖谬性。著名“卡夫卡学”专家彼得·梅利欧克斯这样评价布拉格：“由于它的历史的全部原因，布拉格一直是一座对于它的真正文化身份怀有深深的矛盾心理的城市，这是一种甚至已经反映在它的地形学上的矛盾心理。”[6]梅利欧克斯所提到的“深深的矛盾心理”就是指布拉格多种文化交织下的“悖谬心理”，多种文化矛盾所产生的悖谬深刻影响着布拉格文化。长期从事卡夫卡研究的学者弗里德里克·R·卡尔也提到：“布拉格所以能够如此地令人兴奋，因为它是一个多个种族的、道德和民族的因素之大杂烩，这不仅反映在语言里，而且也体现在冲突着的生活方式里。”[7]卡尔揭示出布拉格城市文化悖谬性的重要原因，即“多个种族的、道德的和民族的因素”，它们之间相互碰撞和冲突，使得布拉格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异常复杂，变得十分悖谬，无法仅仅用一种文化去理解她，不像那些单一文化特征的城市那样简单。

第三，布拉格的城市文化还具有丰富人文性。上面已经提到，布拉格城市文化有着复杂的民族性和深刻的悖谬性特征，使得城市文化显得异常神秘，似乎充满着深厚魔力。但如果认真分析，发现布拉格文化也具有丰富人文性，这正是其复杂的民族性和深刻的悖谬性带来的结果。笔者仍然集中在一战前后的布拉格进行讨论，当时布拉格可谓民族矛盾重重，并且受到外部势力干涉，民族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不仅犹太民族，就连德意志、捷克和奥地利等民族在当时的生存状况都受到严重威胁，生活在布拉格的这些民族不仅受到周围民族威胁，承受着压力，同时还要提防外来民族侵袭，生活状态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面对复杂多元形势，每个民族的特有文化成为本民族存活下来，并且继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人们也只有在本民族文化中才能找到存在和归属感。因此，对每个民族成员来说，民族文化是自己的神圣信仰。民族文化对于每个民族成员来说都有着丰富的人文性，是滋养民族，促使其发展的重要源泉。一旦失去本民族文化特质，民族性就不复存在，作为民族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消失了。以犹太文化为例，她是维系犹太民族生存和发展重要纽带，对于犹太民族来说，非常具有人文性。倘若一旦失去犹太文化，犹太民族的存在就极其困难。民族文化的人文性就在于她是民族的希望，有了文化，民族才能够得以传承下去。另一方面，犹太、捷克、德意志和奥地利文化之间的并存本身便是人文性特征重要体现。虽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并存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同化”现象，但布拉格多元文化之间并没有发生一种文化“同化”或者“融合”另一种文化的事情。布拉格多种文化之间始终并存，地位平等。不同文化之间虽然有矛盾和摩擦，但彼此之间在总体上还是“和平共处”地同居一城。[8]

布拉格城市文化丰富的人文性就在于她同时容纳着多种文化，这些文化在城市中共存，塑造着布拉格精神，布拉格的人文性最终又在具体文学文化层面体现出来。

二、布拉格城市文化对卡夫卡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

笔者相对详细深入阐释了布拉格城市文化内涵，即复杂的民族性，深刻的悖谬性和丰富的人文性，这也是布拉格精神重要表现。弄清楚布拉格城市文化内涵，有助于人们探析卡夫卡小说创作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这般特征，进而洞悉卡夫卡小说创作深层次原因，深化卡夫卡小说研究。

首先，卡夫卡深受布拉格文化影响，在小说创作中呈现出深刻的民族性内涵，这是贯穿其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卡夫卡是犹太人，犹太民族的苦难史在他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犹太文化特质也深深影响着卡夫卡小说创作，读者在其中总能够发现民族性影子。《城堡》是卡夫卡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人们在其中能够看到卡夫卡所传达出的犹太人艰难生活处境。主人公K一直都在苦苦探索进入城堡通道，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这似乎在映射犹太人苦难生活状况。犹太民族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和“血泪史”，著名“巴比伦之囚”事件便是犹太民族苦难生活的典型真实写照。犹太民族一直希望找到精神家园，但始终可望而不可即，正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一样，永远是一种追求的希望，无法真正进入。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是清晰可见的：“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式的豪华建筑，而是一座宽阔的宫苑，其中两层楼房为数不多，倒是有许许多多鳞次栉比的低矮建筑；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那么可能会以为它不过是一个小城镇。”[9]从卡夫卡的描写中可以感受到城堡并不遥远，就在眼前，但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就是这样一座城堡，K却永远无法找到通向城堡的路口，直到最后一刻也无法进去。在卡夫卡看来，犹太民族饱含苦难，想要寻找到宁静的精神家园极其困难，读者从《城堡》中可以体会出来。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卡夫卡更是流露出浓郁的民族情结。虽然卡夫卡在小说中没有明确提到犹太民族，但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是在暗指犹太民族。卡夫卡曾这样写道：“我们民族几乎总在奔波，常常为了不很明确的目的四处东奔西跑。”[10]

卡夫卡不仅对犹太民族苦难充满悲痛回忆，而且还有惊人预言。《在流放地》是卡夫卡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在小说中似乎暗示着犹太人未来的悲惨命运，称得上是“法西斯的寓言”。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杀人机器：“这是两种针的多重组合。每根长针旁都有一根短针。长针是刺字的，短针喷出水冲掉血迹，使刺文始终保持清晰。然后，血水从这儿流进小槽，最终汇入这个主槽，主槽的排水管通向这个坑。”[10]42这些描写带给读者深深的震撼与恐惧，在赤裸裸摧残人类的机器面前，人们不寒而栗，几乎难以置信，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残忍机器。

其次，卡夫卡小说创作受布拉格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读者从他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到人类生存状况的异化，人们所处生存环境的虚无、荒诞与悖谬，也能感受到卡夫卡内心的痛苦、焦虑与挣扎。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但令人失望的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没有像人们预期那样，使人类得到极大解放。相反，科技水平的提高，不仅没有使人感到日益自由，却带来一系列问题。人们没有成为科技的主人，反而日益受到束缚，甚至成为“奴隶”。人类美好自由的精神家园丧失了，内心充满着喧哗与骚动，悲观与焦虑，一切都朝着荒诞、悖谬方向发展，这些都对卡夫卡产生深远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叔本华唯意志论，尼采权力意志论和柏格森直觉主义思想等都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使作品普遍带有非理性和悲观主义色彩，卡夫卡小说创作当然也在此列。另外，许多作家普遍意识到，以往的现实主义文学描写多是观察到的外部社会，虽然对人的心理已经有相对深入描写，但还是远远不够，尤其对人的内心，潜意识和非理性描写还需要进一步深化。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重要特征便是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底层，去探索复杂多样的人性，而卡夫卡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奠基者之一。[11]

《变形记》是卡夫卡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他在小说里集中表现现代世界的悖谬和荒诞，人在现代社会中“异化”的生存状态。作者一开篇，就用极其客观、冷静的笔调写道：“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12]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竟然从人变成大甲虫，这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但在文学中却可以存在，作者用荒诞、悖谬手法揭示现代人的可悲生活处境，令人感同身受，值得深思。

总的来看，卡夫卡小说创作呈现出荒诞和悖谬性特征，这是他小说创作重要内涵所在。卡夫卡不愿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如实描写，他更感兴趣的是描写自己内心所能感受到的东西。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从表面上看稳定有序，但在更深层次上是无序、混乱的，甚至是荒诞、悖谬的。同样，人的内心和意识深处与外表呈现出来的也并非一致。卡夫卡更愿意深入到世界本质中去，将隐藏在秩序中的无秩序，潜伏在善良中的邪恶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给人们看，并说：“看！真正的世界其实是这样，不要让虚伪的假象蒙蔽你的双眼。”卡夫卡反映人性时依然如此，他描写人性时，并不着意外表、长相，而是直接深入人的内心，将人的孤独、痛苦、凄凉、悲哀和恐惧尽可能全部揭示出来，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人性。

第三，卡夫卡的小说创作还充满着浓厚的人文关怀，这仍然与布拉格文化息息相关。前面提到卡夫卡小说创作具有复杂的民族性，深刻的悖谬性，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卡夫卡小说创作还充满着人道主义关怀，使其作品变得更有内涵，更加具有世界性。《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认真思考艺术与人生命运的短篇小说，具有浓厚人文关怀气息。艺术家如何处理艺术与人生命运以及生存问题，是很多人都认真反思的问题，有的人选择为艺术献身，宁愿舍弃生命，有的人选择先活下来，再去创作艺术，二者之间似乎永远存在巨大张力和悖论，很难抉择。卡夫卡是作家，也是艺术家，他通过自己近乎荒诞的文学创作来阐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卡夫卡具有悲观意识，在他看来，艺术家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对此，他在作品中有详细描写。读者从中感受到艺术家悲惨的生活状态，这是卡夫卡对艺术家的理解，也是自身真实生活写照。熟悉卡夫卡的人都清楚，他从小就生活在父亲“专制”之下，只能唯命是从，不能也不敢有主见，而且从小体弱多病，患有肺结核，身体不好，十分忧郁。卡夫卡很清楚自己身体状况，因此，他对饥饿艺术家的描写一程度上也是自己生活状态地反映。小说中，饥饿艺术家从内心深处喜爱艺术，绝非哗众取宠，追名逐利，他纯粹是为了艺术才一直坚持下去。但饥饿艺术家又是悲剧的，他从事的艺术本身就决定着自身悲剧命运。饥饿这门艺术充满着悖谬，是对艺术家的摧残，艺术家一旦选择追求这种艺术，便意味着生命走向终结，自己的艺术境界越高，生命也就距离死亡更近一步。

艺术与生命相比，卡夫卡显然更看重前者，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卡夫卡并非专业作家，只能称得上业余作家，但他热爱写作，将一生奉献给写作事业，视写作为生命。正如小说中饥饿艺术家一样，卡夫卡不在乎别人是否欣赏、肯定自己的创作，只愿意尽全力去写作，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因此，卡夫卡从来不急于发表作品，总是在挚友布罗德催促之下才发表。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卡夫卡在遗嘱中让布罗德将自己手稿全部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布罗德明白这些手稿价值，“背叛”了卡夫卡，所以才有卡夫卡今天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倘若布罗德真地执行卡夫卡的遗嘱，世界上便少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卡夫卡的命运与饥饿艺术家十分相似，他的作品生前并不为人所知，没有引起过多注意，直到二战之后，人们才真正注意到卡夫卡小说的独特价值。《饥饿艺术家》创作于1922年，此时距离作家逝世（1924）已经不远，卡夫卡含着热泪校阅这篇小说，这是他最珍爱的作品之一，令人感动。

卡夫卡的创作充满人文关怀，但他表现人文关怀时并非直接呈现，总会通过自身独特方式展现出来。卡夫卡习惯通过悲剧表现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以悲剧居多，很少有大团圆结局，这非常符合作者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文学并不是给人快乐，供人消遣的，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是使人感到痛苦，给人深刻启发的。卡夫卡更愿意将社会和人性中的恶在文学中真实地展现出来，从来不会遮遮掩掩，甚至会让人觉得他有点儿“冷酷无情”。卡夫卡仿佛说：“看！这才是真实社会，真正的人性，真实的你自己！”他的语言风格简洁、冷静、客观，不会用很多修饰性词语，读起来似乎不带任何情感，冷冰冰的，近乎冷漠。卡夫卡犹如技术高超而又异常冷静的外科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时不带任何情感，这也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卡夫卡很清楚，内心如果掺入太多情感，就无法从本质上揭示看到的世界和人的本质。为了探索真理，卡夫卡宁愿忍受内心的孤独、寂寞和痛苦，将自己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荒诞、悖谬状态的本质认识诉诸笔端，促使读者深刻反思自身生存环境。从表面上看，卡夫卡的小说使人感到痛苦、难受，但从更深层次上讲，他的小说实则包含着深厚人文关怀精神。卡夫卡的创作目的，并不仅仅纯粹为了表现世界的荒诞、悖谬，也不是要使人们绝望，而是要让人看到这个世界的荒诞、悖谬之后依然重新鼓起勇气，去战胜世界的恶，反思自身生存状态，继续前行，找到更美好的精神家园。卡夫卡是当代普罗米修斯，他反抗绝望，战胜孤独，重新给人类盗取火种。当然，卡夫卡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精神，与布拉格城市文化丰富人文性也有密切联系。

综上所述，布拉格城市文化与卡夫卡小说创作之间有着深刻紧密联系。布拉格城市文化内涵有着复杂的民族性，深刻的悖谬性和丰富的人文性等主要特征。这些文化内涵又潜移默化地对卡夫卡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促使卡夫卡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特征，例如复杂的民族性，深刻的悖谬性和丰富的人文性。

笔者探讨布拉格城市文化和卡夫卡小说创作之间关系，也希望对城市与文学关系有更深刻认识。城市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文学发展提供素材，从而影响并促进文学发展。城市文化也必然会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是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土壤。文学反过来又以自身方式来表现城市，塑造城市形象，甚至揭示城市内在本质，对城市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是城市的软实力。当然，文学本身就是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对城市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二者可以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以布拉格文化和卡夫卡创作为例，布拉格为卡夫卡小说创作奠定基础，为他提供素材，是卡夫卡创作的重要前提，布拉格城市文化对卡夫卡及其创作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卡夫卡又通过文学创作反过来塑造布拉格城市形象和精神，影响城市文化，最终使布拉格城市文化更加丰富，更有内涵。这是文学对城市积极意义所在，人们通过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去理解布拉格文化，会对这座城市和城市文化有新发现。布拉格对卡夫卡的意义很重要,布拉格也因为卡夫卡变得更有魅力，更为人所知。世界文学史上还有很多描写城市的作家，使这座城市与文学紧密结合起来，城市也因而变得更有底蕴与深度，充满着光辉。都柏林由于乔伊斯的文学创作而变得更有内涵；雨果、巴尔扎克、左拉、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都描写过巴黎，巴黎因此也变得更有吸引力；伦敦在狄更斯笔下呈现出另一番独特面貌；彼得堡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变得更加深刻；纽约因菲茨杰拉德的描写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城市和城市文化都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作家产生重要影响，作家们关于城市的描写反过来又增加城市的内涵，使城市更有魅力。文学以其特有个性和方法，或夸张，或变形、扭曲，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城市魅力，给人们带来城市的艺术美感，激发想象力，给读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这是文学中的城市不同于甚至高于历史中的城市的地方，也是其独特之处。文学中城市的特殊性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人们可以通过城市视角去解读文学，也可以通过文学视角去解读城市。这些都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了解城市和城市文化的面貌、内涵和本质，也能更清楚地探究文学的创作动机和内在本质。

[1]陈辽. 华文女作家笔下的卡夫卡——读《看不见的城堡 卡夫卡与布拉格》[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9(1): 126-131.

[2]张历君. 换取的孩子——卡夫卡与犹太德语文学[J]. 书城,2009(1): 78-82.

[3]F 乌齐迪尔. 卡夫卡在这里[M]. 慕尼黑: 慕尼黑出版社,1966: 233.

[4]W M 约斯顿. 奥地利文化史[M]. 维也纳: 维也纳出版社,1992: 219.

[5]C 马格里斯. 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M]. 萨尔茨堡:萨尔茨堡出版社, 1998: 39.

[6]Peter Mailloux.A Hesitation before Birth: The Life of Franz Kafka[M]. Delaware: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89: 33.

[7]Frederick R. Karl, Franz Kafka: Representation Man, Ticknor＆ Fields[M]. New York: New York Presses, 1991: 129.

[8]胡志明. 卡夫卡与布拉格精神[J]. 黄海学术论坛, 2011(16):63-71.

[9]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M]. 赵蓉恒,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78.

[10]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Ⅲ）[M]. 高年生, 韩瑞祥, 等, 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139.

[11]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 修订版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21.

[12]卡夫卡.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M]. 谢莹莹,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216.

Study and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Culture of Prague and Kafka’s Literary Creation

ZHAO Dongx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Prague is a city where Kafka lived all the lifetime, whose culture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s for Kafka,s literary creation. The culture of Prague is of quite obvious reflection in his fictional creation such as the complicated national characters, deeply absurd features and abundant humanistic care. We can realize the profound national traits in his novels, and also perceive Kafka’s deep anxiety and worry for human absurd living environment such as alienation. Certainly, there is also a kind of deep humane spirit in Kafka’s literary creation. We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consanguine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ague’s culture and Kafka’s novels, from which we can comprehend his novels more profoundly.

Prague; the urban culture; Kafka; fictional creation

I 106.4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4.007

2096-059X(2017)04–0044–06

2016-12-01

赵东旭（1990-），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比较文学和都市文化学研究。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