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产业化环境下编辑决策的作者意识

时间：2024-08-31

周国清

编辑主体的思维活动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决策过程。[1]其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既有编辑主体自身的，也有来自编辑客体的，而作为编辑客体之重要因素的作者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构件。特别是在出版产业化的环境下，作者资源作为编辑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直接对接编辑效益、编辑决策发挥重要影响，编辑主体的一切决策均应充分考虑作者因素，牢固树立作者意识。作者是指直接从事文学、艺术、科学等不同领域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的社会群体，是能够写出或翻译可供出版传播文稿的人。作者是为编辑主体活动提供文稿信息来源的客体，对编辑决策及其行为的开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编辑活动的矛盾运动围绕着作品的供需关系而展开，文稿是各种编辑活动共同的中介本质。[2]332-338而作者是文稿的直接提供者，编辑主体就是在与作者等编辑客体的这种关系中实现其劳动价值，达到其理想目标，这一过程“是编辑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编辑客体的过程”，“也是发现挖掘人（作者）的本质力量的过程”。[3]199而编辑主体围绕文稿展开活动的中心点，就是对文稿予以科学有效的判断、加工和处理，其深层的本质特性集中表现于其思维决策之中，以此为出版物内容的优化贡献智慧。

一

出版产业化环境下编辑决策要牢固树立作者意识，是由作者及其文稿在编辑活动中的重要位置与独特作用决定的。

作者客体是编辑决策得以展开的依托。作者是编辑主体活动过程的基点，决定编辑主体活动的走向。作为文稿原生、初始信息的生产者、创造者，作者在编辑思维活动中处于直接的主导地位。从文稿到出版物，从个人化的初始信息到社会化的文化信息，编辑主体的决策表现为选择、优化与创造，对文稿“把关”，但最终还是依赖于作者，其选择、加工等都是在原初文稿的基础上展开的，没有作者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编辑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美国有“天才的编辑”之称的马克斯韦尔·珀金斯说，他希望成为给作家“将军们”出主意的“小矮子”，他坚持不断地向作者“建议”什么，拥有被誉为美国青年作家的菲茨杰拉德、诺贝尔奖获得者海明威和著名作家沃尔夫等作者；康明斯则拥有奥尼尔、刘易斯、福克纳这样的文学巨匠和杰出的新闻记者斯诺等；赵家壁拥有鲁迅、茅盾、巴金和沈从文等作者。台湾皇冠出版社之所以能在50年间取得辉煌的成就，就是因为它着力打造了琼瑶、张爱玲和三毛这3位女作家，“这三位女作家为皇冠出版社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有品牌的建立与其他作者的信任。作者也许是孤独自立的，但是在文化名声上，却是最大的出版社也比不上一位杰出的作者，后者更具有号召力与作者队伍的向心力”。[4]这就说明作者客体的重要性及其对编辑主体的挑战，也说明编辑决策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这一关键因素。凡属编辑大师，都极其热爱和关怀作者，对作者拥有巨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正是这些得力的作者为其编辑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动力，直接为编辑决策提供资源。编辑决策和读者对出版物的再加工，只能建立在作者所提供的文稿信息的基础之上，其灵魂和精髓是作者创造力的外化。

文稿是编辑决策的中心。作者的文稿一旦进入编辑活动系统，便对编辑主体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编辑思维活动必须以此为中心展开，作者在整个编辑活动过程中处于上游的地位；作者的文稿通过编辑主体思维改造后实现载体化，以一定的媒介形式向社会传播，便对社会意识各方面、各层次发生无形的影响。“作家无论如何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5]40“出版家以作家为‘衣食父母’。他‘找寻’并‘发现’了千里马，然后支持他——从精神到物质——，使他成为众所公认的‘千里马’。出版家拥有的千里马愈多，愈能把出版社办成积累文化和传播文化的‘大学校’”。[5]42编辑主体在对文稿选择优化、加工改造时不能改动其核心思想、关键概念、文化基调，即使是与作者商量，渗透了编辑的思想，也是由作者去完成的，其信息源点在作者，原初观念在作者，其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最显在作用人是作者。

作者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编辑决策的效率与出版物的效益。没有好的作者和书稿就意味着没有好的稿源；没有好的原材料，编辑活动无法顺利开展，编辑决策也就无从谈起，出版物的质量难以保障，读者需求也无法得到不同层次的满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其社会声誉也就没有落脚点。编辑主体与作者的矛盾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编辑决策与文稿的矛盾运动是其中心或焦点。从某种程度上说，作者的创作质量决定着编辑决策活动的状态。文稿来源于作者，编辑主体如何取舍文稿，虽直接关系到作者的利益，实则是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与构建。如果整个编辑过程是一条大江，作者是源头，那么编辑主体就是大江在向前奔腾中不断汇纳的支流，不断的补充水量，最终才形成了滚滚的江水，奔向大海。

二

出版产业化环境下编辑决策的作者意识，要求编辑主体树立与作者平等相处的理念。

作者客体与编辑主体互相依存，地位平等，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差别。作者写作，编辑决策、加工、修改，共同的连接中介是文稿，其共同目标是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出版物，满足社会对知识文化和思想等各方面信息的需求。所以两者之间是平等的。“编辑、作者作为出版源头的一个整体，在出版目标的驱动下，只有形成一种互动，才容易形成优质稿件，为高质量的图书出版打下坚实的基础”。[6]编辑主体始终需要和作者合作，与作者处于互相依存的关系之中。作者及其文稿是编辑决策的对象，是整个编辑过程得以实现的基础，编辑决策的思想与行为均离不开作者。文稿是作者独创性的劳动成果，但作者毕竟不是全人、完人，而是有生活范围、知识宽度和深度以及个人视野的局限，在创作过程中难以十全十美；作者的文稿即使内容上很完善，是否符合出版传播的要求和读者的期待，也需要编辑予以把关。作者“必须依靠出版社才能达到传播思想的目的，否则，文稿写出后不为人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7]101而编辑决策就具体表现为对作者的文稿进行修改、加工、润色，也会从出版要求、读者信息、市场需求等方面为作者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并从社会、法律、文化等方面对文稿做出客观评价，使之尽可能完善，最终实现由原始形态上升为终极形态。作者同样需要编辑合作，与编辑互相依存。作者与编辑各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和职业使命，不能互相替代。没有编辑，作者创造的文稿就没有出版传播的机会，实现不了劳动价值，得不到社会认可；没了作者，编辑就没有工作对象，其决策也失去了根基。编辑“应该牢记，必须先经过作者的努力，编辑工作才有发挥的余地，假如根本没有作者创作的稿件，任凭你有天大的编辑才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编辑都不能企图以自己的写作方式，来编辑这本书。编辑必须学会依照作者的语言、思维和观点，来编辑一本书，否则就会面对永无止境的挫折感，而且可能和作者发展出充满敌意、毫无生产力的合作关系，结果只会编出一本不怎么样的书”。[8]2作者的知识水平、思想深度和写作风格，决定了文稿的基本质量和风格，而编辑要“根据自己的文化素质、学识功底、专业水平、思维方式等对作品进行润色加工，尽可能地将作品进一步优化。”[9]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而又不能越界与替代的关系。提高决策效益和出版物质量，选好作者是关键。“对核心作者的高度重视，全世界的出版业都有基本相同的态度”，而“出版社的作者群体越来越难以稳定，尤其是知名作者对单一出版社的专注和忠诚日渐弱化，出版社甚至面临核心作者崩溃的危机。”[10]文稿由作者写作，编辑主体在作者写作文稿的过程中，可以提前介入，预先决策，提出初步意见，比如提供读者和市场信息、提出修改方案，再高明的编辑也只能是发现作者、选择稿件，而不能代替作者写作。如果编辑代替了作者，那么编辑的身份就变成了作者。而且编辑决策中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作者，也不能在没有征得作者意见的情况下改变其核心内容与行文风格。编辑主体会从不同的角度、站在社会代言人的高度，对书稿做出客观评价，全方位决策，使之最终符合读者和社会的需要。在出版产业化环境下和强调编辑策划的时代，编辑决策尤为重要。有的文稿是按照编辑主体的选题思路与写作构思再找作者完成的，文稿渗透、融入了编辑的智慧与思想，似乎是编辑主体主导型，与自然来稿不同，但编辑的思路一旦通过作者的劳动予以实现，其文稿便包含着作者的语言特色、写作风格和结构创造，同时必须表现作者的思想，这个过程同样是不能由编辑主体代替的。“编辑要把忠实于作者的原稿当作一种道德责任，正确行使责任编辑的权利”，“在保持作品原有特色和完整的基础上进行编辑加工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11]这种劳动不能代替作者的劳动，因此在编辑决策的整个环节都要从文稿的本体特征出发。这种劳动的独立性和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既建立在两者平等的基础之上，也是其平等关系的一种表现，共同支撑编辑决策与作者创作活动的完成。

编辑决策中与作者平等的意识，从宏观与整个编辑活动来看，并非只内在地沉淀在思维过程中，同时也外在地表现在两者的社会交往中。编辑与作者在茫茫人海中本无往来，是陌生人，正是其社会角色定位，使其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到坦诚相待的朋友，编辑应给作者以无私的帮助和关心，帮助作者不断提高写作水平和稿件质量，经常和作者联系，了解作者的写作状态和写作方向，建立真诚的友谊；作者也要了解最新的出版方针和任务，主动提高文稿质量并尽量使之具有出版传播的适应性，并理解编辑工作的艰辛特别是编辑对文稿所作的处理。“作者必须明白，编辑是激发他们、鞭策他们，有时甚至是逼迫他们达到创作巅峰的必要力量。编辑有他们自己的创造力，而这种能力是作家很少具备的。编辑通常具备了批判性的分析能力、超然的眼光，以及作者应该善加利用的卓越表达能力……作者应该对这种编辑才能怀抱着敬意，肯定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才华，同时从中获益。”[8]5-6编辑主体和作者客体实际上是互相学习和共同提高的过程，都应该消除个人经济利益至上的思想，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服务。鲁迅是文学大师，也是杰出编辑，在中国现代编辑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十分尊重作者的劳动和权利，将作者的利益置于首位，与作者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对不能采用的稿件，及时退稿，对不适合所办报刊的稿件，介绍到更合适的别的报刊，从不积压、延误作者的稿件，对能用的稿件也准确及时处理，从不乱删乱改，更不改动作者原意，对要求修改的稿件，则提出意见，及时退作者修改，总是以平等的身份、商榷的口吻，以探索真知的精神，帮助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提高，体现了一代编辑的风范和襟怀。

三

出版产业化环境下编辑决策的作者意识，要求编辑主体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作者心理。

文稿是作者心血的结晶，是其长期知识和思想积累的产物，每位作者对文稿都有自我认同感，想尽快得到出版，向社会传播，以实现其价值，使个人劳动得到确证。而作者的写作动机与心理期盼能否变为现实，其劳动成果能否实现其价值，核心点在于编辑决策。正因如此，编辑主体要理解作者、把握作者，建立作者队伍，就必须研究作者心理，包括写作动机、投稿目的、改稿心理、退稿心理、发表或出版的期盼心理等。比如投稿动机。作者投稿并不排除其“碰运气”的心理，但一般是一种十分理智的行为，目的明确，选择性强，想找到恰当的媒介机构，使文稿顺利出版、传播，因此编辑决策时应站在作者的角度理解其投稿动机。作者在投稿之前即对其投向的媒介机构进行了精心选择，有的还是在反复比较中根据自己文稿的特点作出的决定，因此当作者将自己辛勤劳动的精神产品投向某家媒介机构时，就是从心底里对其建立了信任关系，编辑主体应该理解和珍重这份信任。同时，作者从投稿的那一刻开始就对文稿的出版传播抱着一种期待心理，祈盼回音，希望发表，得到价值的确认。当然作者投稿的心理动机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作者从如何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出发，投稿时会选择能够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媒介机构，而较少关注其出版传播质量。但大多数作者还是从精神产品价值的特殊性角度考虑，更追求文稿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获得的社会价值，这类作者投稿时更多考虑媒介机构的声誉、编辑的素质、出版物的质量等方面。每一位作者在选择媒介机构时都有个人的考虑标准，整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出版社的声誉，在作者写作的领域是否出过一些权威出版物，是否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出版社的选稿标准，自己的书稿是否符合出版社的选题范围，是否能够被纳入出书范围；编辑人员的素质和作风，是否容易交流和合作，对书稿是否认真负责，办事效率是否迅速；出版社出书的质量，是否能保证书稿的排版、印刷和装帧质量，是否有完整的销售计划；稿酬是否符合作者的要求等等。[12]177这是从图书出版而言的，但对其他类型文稿亦有启发意义。把握、研究作者客体的投稿心理，就是把握其动态变化，编辑主体在组稿、选稿等决策活动中就能有的放矢，争取到优秀的文稿。

同时，不管遇到何种复杂的情况，编辑主体都要学会与作者沟通，增进理解，建立共同的交流空间，从而走进其内心世界。只有“建立以作者为导向的思维及畅通的沟通渠道，确保有效沟通的实现”，在沟通与理解中达成共识，才能构建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和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编辑主体的沟通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表现，就是对作者心理的一种把握，特别是对于退稿的作者而言更是如此。“一个完整的作品是作者与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编辑与作者的有效沟通，说明主客体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双方均能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正因为如此，编辑主体在处理与作者的关系时，其自身的素质就十分重要，“编辑只有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保持思维的开放性和多维性，才能包容和接纳不同个性的作者，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篇稿件，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13]在出版产业化环境下，编辑之间对作者资源的争夺更为激烈，编辑主体的沟通艺术和处事方略就能显得尤为重要。

四

出版产业化环境下编辑决策的作者意识，要求编辑主体善于、敢于、巧于接受来自作者的挑战。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两者互相依存，共同作用，编辑主体作用于编辑客体，编辑客体也会不断对编辑主体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高水平的作者与高质量的文稿，关系到编辑出版业的全局。且不说能否广泛地团结作者，拥有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和充足的稿源，是对编辑主体的一种挑战，就是在编辑决策活动中，对文稿价值的判定与加工，对经营方略的选择，对各种关系的处理等，也会时刻对编辑主体提出新的考验。因此，编辑主体必须与时俱进，接受来自作者的挑战。

编辑主体的决策过程，是一种出版战略的有效选择与科学安排，不管是文稿还是市场，不管是选题还是预测，其关键点均取决于编辑主体的素质，取决于编辑人才。“编辑人品是吸引作者的重要条件”，作者投稿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媒介机构的信誉度、美誉度与影响力，是编辑主体处理书稿的速度、能力，编辑的认真程度，编辑的风格甚至是编辑的个人魅力。编辑“只有具备了渊博的学识和过硬的素质，处理起稿件来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既能点铁成金，又可锦上添花，使作者既敬重你的为人，又折服你的学问，在与你交往中有如坐春风，如沐春雨之感。”[14]所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是吸纳作者的条件，是实现编辑决策的前提。“编辑选择作者不能只想到利用作者而缺乏合作诚意，更不能只考虑为完成某一具体的编辑任务去欺骗作者，而应该从自身小事做起，以长远的眼光考虑建设作者队伍的问题，并争取和优秀的作者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15]122

在有了高质量的文稿之后，怎样将它向社会传播，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得看编辑出版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宏观决策，也可以说是出版经营与管理层面的决策。在现代出版产业环境下，这种管理决策已经伸入到编辑之中，也意味着编辑角色的变化或者编辑身体的延伸，是一种最富于智慧的挑战。编辑出版机构要加强管理水平，始终为作者谋划，制定详细的、科学可行的出版销售策略，努力增加出版物的销售量，保护作者的版权等。这就要求编辑主体与作者建立科学、合理的关系。说其合理，是说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的人本化要求，必须体现人性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民主管理、平等待人，编辑人员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作者的交往符合通常的人与人的关系，符合人际交往的普遍原则。说其科学，是就编辑出版活动过程的优化特别是如何有利于出版物质量的提高而言的，编辑主体与作者的关系要符合编辑出版发展规律，代表出版发展方向，永远是先进的、向前的。编辑不仅要忠于作者，要考虑作者的要求，而且要尽力在思想上、心理上与作者相容。查尔斯·T·科普兰是珀金斯过去的英语教授，从1920年起，马克斯和其他几位出版商一直要求科普兰写一部回忆录，并进行了最频繁的通信联系，但科普兰没有写回忆录，而是汇集了一部达 1700页的选集，他称为“活的书”，汇编了他在20年的教学中向学生宣读的他所喜爱的作品，叫《科普兰读本》。《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的编辑、《哈佛大学的科普兰》一书的作者 T·唐纳德·亚当斯曾说，“这样便在出版业的历史上开始了作者与出版者之间的一种极为奇特的关系”，“珀金斯非常渴望能出版这位他深深敬重的人的著作。他准备接受任何合乎情理的要求，但他在一开始却没有领会到，在编辑工作的合作中，科普兰的索求是一分一毫不能短少的。”在斯克里布纳公司的公文柜中，《科普兰读本》（及其姐妹卷《科普兰译文》，该集汇集了科普兰所喜爱的外文文选）的卷宗比起其它任何两本书的卷宗都要占去更多的位置，正如亚当斯所解释的，“他写来的关于原文问题的信，关于选篇取舍的信，关于广告宣传和推销事宜的信，源源不断；他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询问另一次印刷的时间，开本的大小等问题……无论他的信件是多么地怨天尤人，‘往往要求’立即作答，他们总是慎重地、及时地给予回答”。[16]160-162珀金斯依从了科普兰的几乎每一条要求，这已经超出了盲从。在珀金斯的指导下，斯克里布纳公司为他收集了所有他需要编书的原文材料，还违背他们通常的做法，承担所有转载这些材料的版权转让费，并担负了为取得这样的许可而进行的所有必要的联系和洽谈工作。马克斯韦尔·珀金斯认为，做广告好似一个人推一辆静止的汽车，“如果你能把它推动，那么你越推，它就动得越快越轻巧。但是你如果推不动它，那么你就是推到死，它也巍然不动”。马克斯韦尔·珀金斯就是这样在他的编辑生涯中时刻不忘作者的利益，主动与作者建立科学、合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编辑主体要做好针对作者客体的各项工作，主要包括了解作者的信息，支持和培养新作者，建立、稳定、扩大作者队伍，讲究与作者的交往技巧，加强对作者的感情投资，维护作者的权益。[12]170-177只有这样，才能从编辑活动系统的角度或大背景的视野确保编辑决策的有效实现。

五

出版产业化环境下编辑决策的作者意识，要求编辑主体具有善待作者的慧眼与能耐。

这当然包括各个方面、多种层次，贯穿于编辑决策过程之中。比如，作者有不同的分布状态，各有其特长、风格与性格、习惯，写作计划也各有安排，对此，编辑主体都要详细了解，尊重和善待不同的作者。特别是在决策的过程中要有长远的眼光，善于发现作者的隐形潜力，做好作者的培养、转化和提升工作，对新作者和年轻作者的文稿一视同仁，谨慎决策。陈原认为，“一个有重大建树的出版家，必须养育出超人的敏感；甚至比炒股票还要有更高的敏感”！而这种敏感力中，极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潜力的敏感”。他说，“没有对作者潜力的敏感，这个事业将得不到辉煌的发展。作者的现状是摸得着的，而作者的潜能则要靠敏感。发现和驾驭千里马困难，但要求千里马驰骋沙场或跋涉长途更难，没有敏感，成不了大器。”[5]58-59新作者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在成长的道路上往往会遇到挫折和困难，编辑决策时要慧眼识才，给其提供成长的平台。很多名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都是编辑在决策和取舍文稿时发现的，比如叶圣陶发现巴金，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灭亡》；巴金发现曹禺，发表了他的名作《雷雨》。新作者的“新”就新在超常规、超常态，有着独特的气质，编辑要有这种勇气和眼光。[17]编辑一旦发表了新作者的成名作，作者会对这家出版社铭记终身，在以后会成为出版社的基本作者。新作者的作品或者内容充满了新鲜的东西，或者写作技巧并不成熟，或者观点比较幼稚甚至是偏激，编辑主体对此必须有长远的目光与准确的判断力。正是马克斯韦尔·珀金斯的努力，将当时并未成名的海明威吸引到了斯克里布纳公司，而后带来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他说，“我们绝对忠诚于我们的作者。一旦我们相信他们以及他们的优秀素质时，即使面临失利的情况，我们仍会长久地忠实地支持他们”。[16]127当然，编辑决策对新作者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既要全面评价文稿，又要客观真实地指出其不足，使其不断进步和提高。还比如，编辑决策时不仅要善于发现新作者，而且对作者资源要全力予以开发，充分发挥其效能。作者在编辑活动中是一种重要的活性资源，而且很多是隐形存在于精神文化领域，有待开发、培植、拓展和经营、利用，对于出版业具有战略意义，是加强核心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开发程度、增值状态和利用效益取决于编辑主体的能力和素质，取决于一定的出版环境与文化条件。编辑主体 “要重视名家，但更要注重培养那些具有潜力的作者。”[18]编辑决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引导作者开发潜能的过程，编辑主体应该立足长远，运用多种手段，优化作者资源结构，通过个人魅力、市场力量、心灵感应、精神投入等方式建立稳定的作者资源，要“加强对作者的研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摸清作者的实际水平和写作能力，同时深入了解不同作者的性情、爱好、研究方向、写作专长、创作个性和创作心理为建立稳定作者群奠定基础”，[19]同时，对于已经拥有的作者要充分发挥其在编辑活动中的作用，引导其参与市场竞争，运用各种现代传媒手段对有市场支撑力的作者予以适当的“包装”，在成功“包装”作者的基础上，以点带面地包装“概念”，“‘包装作者’是信息时代商业运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它只能有选择地对某一位作者加以使用，而‘包装概念’则是对众多作者的整体推出”，从而不断扩展作者联络面，形成作者团队。[18]只有下功夫培养作者资源和一点一滴积累作者资源，才能逐步扩大队伍，优化结构，形成活力。还比如，对作者的权益要全力维护。作者权益有精神方面的（如署名权、保护作品的完整权），也有物质方面的（如专有出版权、稿酬收入权）。编辑决策不能率性而为，忽视作者的存在，而应珍惜、保护作者的劳动，也可以挖掘、巧借作者的影响力，拓展作者资源，确保和推动出版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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