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思想——读胡明先生的《迟到集》

颜翔林

后现代社会，科技和消费使社会节奏逐步加快，密集的信息和迅捷的传播成几何级数地增长，“迟到”就意味着丧失权力机遇和经济利益。然而，也有一些极少数的东西，显然滞后于飞速发展的技术、经济和商品，落后于匆忙奔跑的现实世界，蹒跚于它们的尘埃之后。这其中包括纯粹的人文思想和学术。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第一哲学”的概念。认为“第一哲学”专门研究“存在”本身，以及凭借“存在”具有的各种属性。因此，亚里士多德景仰纯粹理论知识，认为它在本质上是“高贵的知识”，而研究高贵的知识的人，属于高贵的知识分子，纯粹技术的知识比纯粹理论的知识卑贱，理论知识高于实用知识，理论价值高于实用价值。哲学是为求知而求知的学问，哲学比一切科学都要高贵。哲学只依靠能动的理性和纯粹的思维，这样达到的知识才是“最高尚”的知识“神圣的”知识。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乏“傲慢和偏见”，然而，他的“哲学恋情”和对于纯粹知识的热爱，影响到整个西方哲学的精神，也赋予整个人文思想和学术一种深刻的信念和激情。

显然，纯粹的人文思想和学术，往往都是一种“迟到”和滞后的东西。胡明先生将自己写于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学术文章结集，命名为《迟到集》[1]其寓意是颇可玩味的。这部文集包括“学术思辨和艺文随笔”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作者阐释说：“所谓‘思辨’，也即袁枚‘勘断姬孔追微茫，眼光到处笔舌奋’相似的意思；所谓‘随笔’，大抵又如汪士慎说的‘胸中原有烟云气，挥洒全无八法工’——与书法绘画一样，随心用笔，自出机杼。”笔者采用新批评主义的“细读”（Cloes reading）方法阅读这本集子，深切感受到一种“迟到”的思想力量和学术理趣。

一

追求思想的价值是《迟到集》心仪的旨趣。理性思辨和价值判断是作者崇尚的两翼，整个集子遵循着启发阅读者思考，有补于我们时代思维结构前行和时代价值观念与判断力进步的精神原则和美学理念。集子分为五部分。一为艺文随笔，这类文章呈现厚重沉郁的气象，然而阅读起来却让人感觉思想腾飞的轻松与快慰。二是关于文艺学的作者自以为不敷衍即用了力气写的文章，洋溢着尖新峻急的观念，其中有几篇曾被学术界甚至思想界严重的误解与曲解，但立论的客观温和，闪露着成熟的辩证理性的亮色。三是关于胡适、陈独秀与瞿秋白这三位重要人物的研究文章。他们大致代表着中国现代思想史演进的三个方向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范型和三种思想价值的选择，作者寻求并且深刻揭示出三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四是序跋和书评。这一类文章，尽管不多，也是作者潜心竭虑之构，非流俗的溢美应酬之作。最后一部分是写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章。这部集子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胡明先生 30年来的思想轨迹和行走在学术道路上的精神姿态。“春鸟秋虫自作声”，诚如作者的心声：“为这个精神严重残缺的世界，为它的思想学术的浑浊嘈杂喧嚣浅薄，留一点健康清新天然素朴。”作者这部学术集，“看重思想”，即便是一些谈论艺文得失的随笔小品，也努力传播一种积极的文化心理，力图代表进步和正义的思想界的言论姿态。《历史·历史观·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一文，作者写道：“对‘历史’本身必须心存敬畏。稍涉轻侮，必定构成厚诬……”这些观点，闪烁着独到的思想锋芒，呈现出自我的美学个性。《红学颜色革命与学术狂欢》一文中，作者挥洒着反讽修辞的话语：“中国人心底里崇拜文化，连带崇拜学术，全民学术正是这种传统心态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露……”《文艺学的前沿、热点与高层》认为：“‘意义’的阐释与理解、生产与传播是文化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这比传统的纯正的文艺学研究，所谓文本中心主义、审美中心主义显然更接近这个社会生活的真实，并感受到这个真实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学科价值，安排话语选择与知识论铺垫，并重新激活学科的学术属性与研究者的活力。——这便是摊派给文艺学高层论者的历史任务。”这一见解，显露出高屋建瓴的美学眼光。

二

康德认为综合判断要胜于分析判断，前者也是扩充的判断，它可以增进和扩充已有知识内容。[2]胡明先生的《迟到集》一个鲜明的思想亮色在于逻辑上的综合判断，多篇精彩之论一方面奠基于渊博丰厚的思想史的知识积累，对历史、哲学、古典文学、社会学、美学、文艺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的选择和诠释，思辨和分析，构成文集的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珠玉回环与目不暇接；另一方面，更可贵的是，作者善于将不同学术理路的意义与话语、观念和方法高度地综合在自我的理论框架之中，腾挪潇洒，空灵飘逸地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谱系融会贯通于对于文本与作家、现象和符号的诠释和评价之中，同时凸现出独立的理论品格和思想自主性。

《迟到集》有关胡适的系列文章，共计七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胡适与联合国》《从朱熹到胡适——关于哲学文化的思考兼及徽学研究范围问题》《‘五四’落幕中的陈独秀与胡适》《〈胡适传论〉自叙》《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瞿秋白批胡适疏解》。这些篇目涉及近现代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诸领域，牵连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诸学科，作者建立于综合判断的逻辑原则上的渗透交叉的学术方法，从而推演出诸多鲜明独到的思想见解，在理论形态上达到对胡适研究的进一步提升与深入。作者以综合判断所形成的辩证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紧密携手，重新阐释和复活了一个被历史和政治误读了的胡适，从而达到将胡适归还给历史，将胡适归还给胡适这样的思维追求。《胡适与联合国》一文写道：“‘联合国’的蓝图是他最早亲手设计的，但组装出来的样品却不完全符合他的原设计图纸，甚至漠视了他极为看重的设计理念。他当然拒绝签字认可这个样品。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有一种特别的‘我执’，力求我认识的完整完美，力求我理解的公道公正，力求我讲求的纯粹和纯净。”揭橥一个精神心性追求公正和完美的理想主义者胡适的形象。有关陈独秀的文章共七篇：《‘五四’落幕中的陈独秀与胡适》《陈独秀与泰戈尔——一个有关“东方文化”的沉重话题》《陈独秀与“整理国故”》《试论陈独秀的旧体诗》《陈独秀晚年的文化见解及逝世后的文化评价》《陈独秀“托派”问题始末》《〈正误交织陈独秀〉代序》。这一组文章，以辩证理性和历史理性相交织的思想态度，客观地还原一个历史境遇中真实可爱的陈独秀。陈独秀对于泰戈尔的猛烈批判，主要出于思想价值的根本差异，当然也因于情绪偏激。作者指出：“陈独秀的文化问题议论往往汇入政治批判的范畴，加上自觉且敏感的战斗意识，有时显得偏激与偏执。再加上他言论有时激于义愤，有时出于迁怒，有时也由于修辞上的排拒平庸——阶级论的立场使他更多地将‘东方文化’问题明显政治化，且引向绝对化，染上浓重的狭隘认识判断——这一点也是我们后人解读时应特别留意的。”如此多向度的理论分析呈现思想的辩证邃密和客观公允。作者对于陈独秀的旧体诗采取新批评主义的“细读”，将诗歌的主要风貌与人事背景及其心灵图像与行藏轨迹作了一个近乎“史”的分析与疏理，而在“论”的方面，也有独特的诠释：陈独秀“站在新文学的旗下吹号角的，但自己的创作实践及背后的文化惯性却拉着他往旧营垒一边跑，他旧诗技术娴熟自如，旧诗中他能从容地、优雅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受和心态情绪，又能在一个传统的心理层面上显示磨炼、修养与文化的趣味。……陈独秀醒悟时，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与历史责任，他是‘新文化’的旗手与代表，但他骨子里却潜伏着‘鬼话文学’的阴影，技痒出手，率尔成篇，往往便是旧诗的‘赋和’和‘奉赠’，由于训练得好，他的旧诗又古色盎然，格调高雅，在潜意识里他当然十分习惯，也十分自赏。然而一旦上升到历史意识层面、理性判断层面，他立即醒悟，并思索如何改正，至少在旧诗的形态上要做出必要的纠正。”作者揭示一个文化形态呈现矛盾的陈独秀，然而这种矛盾最终服从于他的思想和价值的最高目标。有关瞿秋白的一组文章：《文学才情与政治选择》《关于瞿秋白的诗》《经典的流播和纠察——瞿秋白译介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历史是非》《重温与思考——瞿秋白“普罗大众文艺”的设计理念与终极追求》《瞿秋白批胡适疏解》。这组文章既重彩灵动地刻画和分析了生命才情与历史际遇相纠结的瞿秋白的精神矛盾，也从多重视角综合性地反思和追问了置身于政治与文学、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性、传统与当代相互冲突中的一个高尚通透的灵魂所无法超越的悲剧宿命。

《迟到集》中还有一些有关南宋诗人的研究性文章，既是专业化的精深之作，同时，也综合着文艺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广博的知识谱系，作者遵循着宏观与微观的相互渗透、俯视与洞察的交叉运用的方法论原则，在逻辑上采取的综合判断的具体方法，所以，在思想上呈现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卓识。在话语和修辞的运用方面，《迟到集》汪洋恣肆，潇洒灵动，精妙的学理阐释不落晦涩沉闷的窠臼，腾挪自如，优雅飘逸的句式结构，尤呈大家气象和返朴归真后的纯青炉火。

也许思想总是比现象姗姗来迟，然而迟到者往往更真实和深刻、可信和可爱。[3]因为纯粹的思想和学术常扮演迟到者的角色，但愿这份迟到是回归学术本位和思想尊严的一个象征和标记。

[1] 胡明.迟到集[M].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8.

[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 蓝公武, 译.1960.

[3] 颜翔林.后形而上学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