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网络到新媒体：移动的文艺学边界——评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

欧阳文风

欧阳友权教授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笔耕不辍，在出版了《网络文学论纲》等一系列著作后，最近又推出了40余万字的国家课题结题成果《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1]纵观欧阳友权十余年的网络文学研究，从最初专注于网络文学，到现在放眼整个传媒时代的新媒体文艺，紧跟文艺新变，服务现实需要，他用丰硕的研究实绩，很好地诠释了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

欧阳友权从1999年开始涉足网络文学研究。江湖夜雨十年灯，十年辛苦不寻常。十余年来，他带领他的团队在这一领域协同作战，辛勤耕耘，出版了4套丛书近30部著作，发表论文数百篇，和其他同行一道，把网络文学从一开始连正名都很困难、备受指责的“野路子文学”，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初步建构起网络文论的理论体系，其在这一新领域中筚路蓝缕之功，正成为时下乃至日后网络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时至今日，迅速发展的传媒，使得文学与媒介的联手更为频繁。在网络文学逐渐走向成熟时，其他新的数字化文艺又如雨后春笋，令人应接无暇。对此，执着于网络文学研究的欧阳教授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切入文学现场，密切关注媒介变迁，将数字化时代不断涌现出的新艺术形态及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其《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可以说是由网络文论向新媒体文艺学跨越的一部标志性著作。该著与他的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其关注的对象已不仅仅是网络文学，而是涉及到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电脑绘画、数字舞蹈、手机艺术、数字影视、数字动漫、数码摄影与E媒广告等一切新媒介时代所有的艺术形式。这些新的艺术样式，很多都是第一次进入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但作者却并非简单涉猎，而是系统地从存在方式、文本形态、艺术主体、艺术生产、价值观念、传播消费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释，层层推进，鞭辟入里，要言不烦。最后，作者水到渠成地对新媒体文艺学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呼吁转变观念，调整对艺术的理解方式；打造新媒体作品的艺术资质；重视“换笔”后的艺术创新；警惕艺术生产对数字技术的过渡依赖；构建数字化文艺的学理形态，等等。全书深入浅出，逻辑贯通，精彩纷呈。虽研究对象前卫而多样，但依然很好地确保了学术著作应有的学理内涵，堪为目前论述新媒体文艺最为完备的一部理论著作。

欧阳友权在新媒体文学研究领域持续跟踪文艺新变，其意义十分重要。不但为在新媒介中诞生的新文艺类型争得了合法性地位，使他们在知识界获得了应有的话语权，而且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很好地推动了文艺学研究视域的扩张，使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记得早几年前，学界曾经对文艺学的边界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当时，论战双方口诛笔伐，各执一词。主张突破边界的一方认为，电子媒介时代，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流行歌曲乃至广告词等，逐渐取代传统的文学占据了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因此，我们应该把渗入大众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纳入拓展后的文学边界之内，文学理论应该正视现实，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而主张坚守边界的一方则认为，文艺学是以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有自己相对比较固定的研究范围，否则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就不能成立。等等。不一而足。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的出版，其实就很好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对文学和文艺学边界所发生的移动，我们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关注现实的立场。“新媒介带来了不断衍生的新文类和新艺术，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网络绘画、网络影视、等，成为艺术与技术的‘混血儿’，并很快走进大众的艺术视野……文艺学所要面对的已经不限于过去的‘硬载体’时代的文艺作品和文艺问题，而是延伸出‘软载体’覆盖的新媒体作品和新媒体命题，理论扩容、边界拓展、视野焦点挪移、学科内涵增生和理论观念变异等，就成了不容回避的理论课题。”[1]363在这种语境下从事文艺学研究，不仅要研究传统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经验，还应该研究新媒体文艺作品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新媒体文艺事实和文艺问题。作为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不是把自己束缚在某一“边界”之上。

欧阳友权这种立足于文学现实进行文学研究的文学理念，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启示在于，在新兴的文艺形式日新月异的当下，摒弃传统的文学惯例，建立开放包容的“大文学观”已经势在必行。网络文学的产生并迅速发展已经昭示，文学越界和扩容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当下各种新媒体文艺的出现，又进一步冲击和改塑着人们关于“文学”、“艺术”的传统观念。文学日益与日常物质生活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艺术气息和文学性已经普遍化地依附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文学也不再局限于文字这一单一的表达方式和存在形式，而是综合了文字、图片、动画、音响、造型等多种艺术品种，形成了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全面融通；有线网络和无线电子传播等电子媒介的崛起，使得文学艺术不再停留在少数文化人的圈子里，而是进一步向日常生活和底层民众回归，并对社会生活产生着更大的隐性支配力量。[2]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我们再以传统的文学惯例或文学观念来看待新媒体文艺，已经明显地不合时宜，既不利于这些新兴文艺形式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碍于文学理论的与时推移。只有对文学观念进行合理的变化和调整，运用“大文学观”的理论和方法，才能适应传媒时代的文学新变化，引领我们走出文学理论研究的困境。希利斯·米勒就曾经说：“文学理论应该研究‘新形态的文学’，从对文学的研究转向对‘文学性’的研究，并赋予文学性以新的内涵。”[3]是的，既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把文学带入了一个新媒体时代，我们就应该在“大文学观”的理论规约和引导下，把新媒体文艺纳入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让文学这一纵贯人类文明的艺术样式，在新的技术时代昂首向前。

[1] 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 欧阳文风.短信文学的勃兴与文艺学的应对[J].河北学刊, 2007（2）：129-131.

[3]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文学评论, 2001（1）：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