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小说中的天津书写

曾 娟



刘云若小说中的天津书写

曾 娟

（湖南城市学院晚清民国文学研究所，湖南益阳 413000）

民国时期天津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是“津派”通俗作家书写不尽的源泉。刘云若的天津书写因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作品中市井空间的建构、风土人情的描摹、市井生活的关注和市民形象的塑造构筑起天津的城市品格。刘氏小说呈现的天津以传统压倒洋场的优势为主要特征，表达出对乡土天津的认同与怀念，对传统价值观和乡村文明的依恋。这种天津书写具有一种文化乡土的象征意义。

市井空间；风土人情；市民形象；乡土天津

每个作家笔下都有一座独特的城，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人或很多人与这座城的关系，前者指作家，后者是指作品中的人物，所以“城与人”的奇妙关系以文本状态呈现出无限可能的意义阐释。民国通俗小说家刘云若对天津的读解即体现在他小说中的“天津书写”。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刘云若对市民的都市生活有着最真切的感受，见证了天津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凡是与天津相关的一切都成为了他小说创作的资源。故，刘氏小说的叙述空间都以天津为主，描绘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华洋杂处、新旧杂陈的社会生活画卷。他小说中的“天津书写”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对老城、市井空间的建构和世俗生活的关注，勾勒出旧天津的城市景观（衣、食、住、行等等方面）；二是通过塑造底层市民形象构建起天津人物脸谱（重情重义）；三是作为文化想象的存在，小说中的“天津”不只是一个地域性表征，更带有文化乡土的象征意义。刘云若用他的文字构筑了一个有别于北京、上海的大都市——乡土天津，并以此传达出他对传统价值观及乡村文明的依恋。

一、城市景观：市井空间的建构和世俗生活里的民风民俗

衣、食、住、行、娱乐、婚嫁等方面的物质生活与人的生存关系最为密切。作为都市景观的主要部分，它们也参与构建城市的文化品格。刘云若笔下每一个爱情故事，每一段市井生活都渗透着他对民国天津复杂的情感与记忆。

（一）老城、市井空间的建构

在刘云若40多部小说中，对天津城市空间的描写密如蛛网。从他描写天津的那些富有代表性的作品《春风回梦记》《旧巷斜阳》《小扬州志》《红杏出墙记》《海誓山盟》《酒眼灯唇录》等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到，小巷胡同、贫民窟、戏院、妓院、烟馆、舞场、电影院、旅馆、南市三不管等场所频频出现在其作品中。相比于租界区繁华的洋场空间，刘云若偏爱描写具有传统气息的老城市井空间，尽管小说中也出现过租界马路、百货公司、西餐馆、报馆这样的活动场所，所费笔墨甚少。正因如此，呈现在他笔下的天津是宁静的、扰攘的，最具烟火气息的。

他对小巷胡同、贫民窟有着切身的生活体验。这些地方都是底层社会各类市民和土娼的生活聚集地，拥挤、破烂、肮脏。这种生存体验和感受直接体现在对这些生存空间的描写中，如曲折窄小的小巷胡同，“阔不及三尺，一面是砖房，一面黄土为墙。每逢两人对面行过，若都是胖子，就得有一人倒回去；若有一个胖子，两人都得侧身横行；若都是瘦子，也得用力挤着才过得去，在砖房那面的，磨得衣服嘶啦作响；在土墙一面的半身沾满黄土。”[1]鸽子笼一样的贫民窟，“小小一座方形院落，内有三四间小房，入目都是黄色，看着叫人起一种在乡村的感觉。原来这是城市中罕见的建筑，墙是土的，地是土的，以至于极窄的窗户，也似经过泥水浸濡，变成土的颜色……因为建筑潦草，一遇阴雨，就要倒塌。每逢夏秋，压死居人的，多是这种房子。”[2]刘云若的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过这种居住地，如王家台贫民窟（《小扬州志》）、大酒缸胡同（《旧巷斜阳》）、巴巴胡同（《粉墨筝琶》）、白骨塔胡同（《酒眼灯唇录》）等等。虽然这些场所破败不堪，生活其中的底层市民活得最务实。对他们而言，衣食住行是其生命，所以他们会把柴米油盐看得极为认真，“先顾生活，后谈情爱”。小巷胡同与贫民窟的描写真实地记录了天津城底层市民的生活常态。除此之外，鱼龙混杂的烟馆、热闹非凡的南市三不管地区、苦乐掺杂的妓院等在刘云若的小说中多次提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生存状态。“南市三不管”是民国天津的特色空间，类似于北京天桥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云集了大小各色饭馆、烟馆、妓院、黑旅馆，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流连穿梭之地。《粉墨筝琶》、《海誓山盟》等小说都有对南市饭馆、茶社、陋巷、黑旅店等场所的描写，其中《小扬州志》描写“南市”最细致。主人公虎士穿行南市寻找出走的虎文，在这个游走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南市的整体性面貌：有被称为贵族区域的坤书场，还有平民特色的娱乐场，如变戏法、说评书、拉洋片、摔跤等，一应俱全，满足各色人等的娱乐需求。作者借用虎士的外来视角观察到的南市，具有浓郁的地域乡土气息。由这些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天津多彩的市井文化，尤其是民间娱乐文化的繁盛。

（二）底层世俗生活的关注

从天津的三不管到租界的电影院，从戏院到咖啡厅，从贫民窟到洋房，刘氏小说展现了天津市民居住、活动、娱乐的常态。同时，服饰、饮食、婚嫁等日常生活的描写，在刘氏作品中所占的篇幅也比较大，如暴发户散德兴的穿戴，着重落在纺绸长衫、巴拿马草帽、眼镜戒指；落魄女伶陈碧莹“身上穿着件在两个月前还能适合气候的蓝布旧袷旗袍，颈上却围了条不成颜色的毛围巾，脚下仍是单鞋，通身都显得瑟缩可怜”；卖唱女青青穿着洗得发旧的浅月色外套，而阔太太的着装则是豪阔惊人，“一件蓝色闪水纹的毛葛旗袍，是真正英国织品，已经十多年绝迹市面，极难买到。……脚下是一双白鹿皮高跟鞋……腕上是两付金镯，手上是四只戒指，除了大拇指没带戒指以外，其余四指是两只金的，一只翠的，一只白金戒指表。”[3]人物的身份便在这些着装与打扮中显露出来。不仅如此，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在天津市民的服饰中若隐若现。

学者张元卿说：“对一个时代，一个城市的读解离不开对其民风的读解。而对民风的读解、记录也恰极具代表性地表现了这个城市在特定时空下的生活概貌，且这种表现也必定渗透了作家对这个城市的感情。”[4]18因此，刘云若对民风民俗的渲染不吝笔墨，如《小扬州志》中秦虎士和杜雪蓉的婚礼，只见尤大娘跪在炕上抖抖被头，高声唱道：“‘先拉褥子后拉被，一对新人在里睡。’又拿起栗子和枣儿向上一抛，唱道：‘一把栗子一把枣，闺女儿子满炕跑。’再拍拍枕头唱道：‘头儿朝外，子孙万代；脚对墙儿，福寿绵长’”。[5]375-376如此生动的描述将民国天津普通市民的婚嫁习俗真实地展示出来，为我们了解旧天津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作为商业气息比较浓厚的都市，刘云若的小说也描绘了处于这种商业氛围中底层商贩的生活方式，如穿街走巷的小商贩推一辆独轮小车，手拿小鼓四处吆喝，车上装满各种布匹；收旧物的打鼓人肩上是一条扁担，背后又是一只筐，两只筐内装满了旧衣服、小件用具、书籍等东西。诸多这样的描述与记载反映天津底层劳动者讨生活的艰难性。有些作品还描绘了当时在部分天津市民中非常流行的“走单帮”，如《粉墨筝琶》里大巧儿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冒险“走单帮”，体现商业文化孕育下的天津人的经商手段与胆量，凸显天津市民文化的商业特色。这些民风和市井烟波共同构成了市井生活的长幅画卷，成为天津城市景观重要的一部分。

二、城市脸谱：重情义的底层市民

卢梭曾经说过，“房屋只构成镇，市民才构成城。”[6]在某种程度上，人才是空间的主体。换而言之，民国天津的文化形象与天津市民密不可分。天津地处燕赵文化氛围之中，军旅重镇的遗风与漕运带来的帮会之风，使天津普通市民颇重情义。关于这一点，清代学者张熹认为，天津没有肥沃的土壤可供种植，居民大多做点小生意来谋生活，随着礼教日兴，科第接武，有钱人大多喜欢为善义行，贫穷之人勇于赴难而不屈，习俗使然。[7]受此民风影响，刘云若笔下的底层市民不管从事何种生计与职业，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她（他）们身上都表现出重感情、行侠义的价值倾向，而作家的传统价值观也体现在市民形象的塑造中。

刘氏小说中鲜明生动的人物有两类：一是善良、坚强、热情、仗义的女性。其笔下的女性有妓女、优伶、舞女、女招待、女商贩、女混混儿，也有大家闺秀、女学生、姨太太、悍妇等，媸妍纷呈，个性鲜明。其中，底层女性最细腻、动人，如妓女如莲（《春风回梦记》）、孟韵秋（《小扬州志》）；优伶黄柳莺（《酒眼灯唇录》）、陆凤云（《粉墨筝琶》）；女招待璞玉（《旧巷斜阳》）；女商贩林大巧儿（《粉墨筝琶》）等等。这些人物有让人怜爱的、敬佩的、同情的，也有让人痛恨的、痛心的，甚至批判的，她们身上闪耀着最为复杂的人性，丰富而深刻，尤以林大巧儿最能体现天津底层民众的特点。她秉承天津人“好斗”的习性，为朋友和自己的幸福敢于打架、反抗；为生存敢闯敢拼，冒险“走单帮”。天津商业文化孕育她敏锐、大胆的经商手段，而她身处险境时仍不忘国家大义。林大巧儿的“侠气”与“江湖气”区别于此前难脱“佳人”形象的女主人公，展现沦陷时期天津市民不断抗争，追求私利又兼顾国家大义的“津味”特色。二是“混混”形象。他们是天津民风的产物，同时又影响着天津的城市特质。津派作家戴愚庵和李燃犀的“混混”小说着力于展现混混的英雄气概，表现其侠义特色。刘云若的小说注重挖掘“混混”的独特个性，在他的笔下，“混混”既不是“英雄”也非“祸害”，只是生活在城市底层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带有“侠义”情怀的市民。他们大都蛮横、斗狠尚武，如《春风回梦记》里的华老二、罗九；《红杏出墙记》里的米老；《旧巷斜阳》里的马二成、过铁；《酒眼灯唇录》里的房三爷；《粉墨筝琶》里的冯世江、马五；《海誓山盟》里的谷中挺、邵老台等等。但又有着讲义气、豪爽的一面，如周七（《春风回梦记》）、房三爷、邵老台，尤大娘（《小扬州志》）、老绅董（《旧巷斜阳》）等。

天津人重情义，首先体现在重爱情。刘云若笔下每一个爱情故事里，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著，让人不得不感叹爱情的魔力。《春风回梦记》中妓女如莲与富家子弟陆惊寰的爱情，虽有人为的因素（陆惊寰表哥如愚夫妇从中作梗）导致“一殡双棺”的结局，但也不得不承认两人的那份执着也是悲剧之因。为了能朝夕相见，如莲甘愿做妓女；为了能与惊寰相爱相守，如莲宁肯吞大烟殉情。于她而言，爱情是她的生命，所以最后为爱情伤心而死。如此重情之人还有为爱情远走东北，并在远方不断相助虎士的青青（《小扬州志》）；为白萍付出生命的淑敏、为爱情误杀人而进入监狱的龙珍（《红杏出墙记》）；为翥青四处奔走的大巧儿（《粉墨筝琶》）等等，爱情因她们更美丽。

其次是重亲情、友情。《旧巷斜阳》中的女招待璞玉之所以舍弃了自己的爱情和安逸的生活，完全是因为顾虑到两个孩子的成长与未来而做出的痛苦决定；《小扬州志》中的女伶陈碧莹尽管被抽大烟的养母整日打骂，念及养母的养育之恩，仍然努力赚钱养活母亲。此外，作品中还描述了市井人物对待朋友的那份真诚热心与侠骨柔肠。如《粉墨筝琶》中的马五、小吉子、董三、杜双喜等人奋不顾身解救大巧儿；《小扬州志》中居住贫民窟的尤大娘，为报虎士之恩，无私地帮助他张罗生活、找工作、娶媳妇。又花钱，又操心，还为虎士缝制新衣，待他如亲儿子般。《海誓山盟》里的邵老台不断帮助容佩馨和心玉。甚至一些小角色也有着侠义的行为，如男伶朱媚春不惜毁坏自己的名声来帮助如莲；侦探夏鸣雷甘愿冒着故纵要犯的罪名帮助大巧儿逃离天津。这些人物都是一些底层市民，并非什么侠士、英雄，他们为朋友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本能的仁义之心，表现了天津人的侠肝义胆、干脆利落、豪爽热情。

刘云若深受传统文化与市井文化影响，当作品中的人物出现道德与审美情感多重品格时，他自觉地偏向传统文化一极。这种偏爱体现在他笔下的绝大数普通市民的行为与处事恪守仁、义、孝、悌等传统价值观。比如，《粉墨筝琶》中翥青采纳母亲建议娶了戏子陆凤云；《酒眼灯唇录》中孟君奇听母亲教诲，不娶门不当户不对的姑娘；《小扬州志》中陈碧莹即使再落魄都不舍弃养母，这些都体现了传统的孝道。对于周七（《春风回梦记》）与尤大娘（《小扬州志》）的“知恩图报”，作家也给予了极大的认同与赞扬。甚至还赞美了底层人物身上具有的勤俭美德和自力更生的行为，如唐棣靠每日的走街串巷积攒了为数不小的家产；大巧儿摆烟摊、走单帮挣下的钱不但可以一家人吃饱穿暖，还能救济马五。尽管这些人物从事的职业都比较低俗，但他们的踏实努力显示出底层市民美好的人性。总的来说，刘云若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生动形象的天津人，他（她）们的生活反映了社会的兴衰，时风的变迁和人性的善恶。

三、城市想象：乡土天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由一个码头渔村发展成为华北地区唯一繁华的大都会，离不开租界的推动作用。“与上海相比，天津也是设立租界较早的城市，租界数最多，”[8]且很快取代老城成为城市的中心。租界的存在给天津带来西洋建筑和西方生活方式，有力地了推动天津的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天津被政府有意隔离为三个区域，且又各自独立，所以，租界的制度文化对天津人的传统生活影响并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书写天津的“津派”通俗小说城市性不足，更不能因此而断定它们与都市现代化毫无关系。只是这些天津本土作家在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冲突，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摩擦时，从自身情感和文化立场出发选择避开天津现代化的一面，展现其传统、乡土的一面。所以，刘云若小说中的天津书写呈现出以传统对洋场的压倒性优势为主要特征。他笔下的天津不洋气，透着一股乡土气息。然而，这种乡土性正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渐消失，“当时城外是绿野晴川，城内是笙朝笛夜，腰缠千万贯，虽无跨鹤仙人；月明二十四桥，当多吹箫玉女。加以北方民风淳朴，自然于水木明瑟之中，更有熙来攘往之气”，天津开埠之后“门户大开，东西两洋的风任意吹来，渐渐地把天津吹成这样一个世风日下的繁华景况，好似把天津的二分明月，遮蔽了一片烟云。所以如今要看天津独有的面目，是瞧不见的了。现在所有的高楼广厦，马路明灯，都是世界物质文明所产出的普通东西，地球上随处都见得到的，哪有一丝的天津乡土气味？”[5]3-4这种痛心与无奈显露于作者笔端，表现出强烈的乡愁。“他对于‘水木明瑟之中’存有‘熙攘往来之气’的旧日‘小扬州’充满向往，‘恨未能早生一百年’。他心底认同的是天津作为‘小扬州’的那种淳朴的生活环境和时常可闻108声钟的精神状态。”[4]6显然，对于天津的传统与现实，他是厚古薄今。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市井生活与底层市民的过分关注。

刘云若对城市空间图景的呈现，展示了天津的乡土性面貌。这种对乡土的依恋与向往还通过作品人物之口表达出来。比如，《红杏出墙记》里房式欧曾有结婚后去乡村居住，一边行医一边过着清淡生活的打算。边仲膺在三角恋爱关系中做出退让后，也有回归乡村的计划。“回自己故乡，招集同志，设立一个新村，既可以为人类尽些义务，也能达到隔绝繁华世界的目的。……那地方山上可以种茶，日中可以获稻，而且山泉水涧，灌溉不缺，可以说是世外桃源。”[9]979他的想法获得淑敏的赞同，“我原有志于乡村已非一日。……离去城市，虽然抛却繁华，归入寂寞，可是因为农夫乡妇，快乐终生，反是一种清福。”并且有意携龙珍、柳如眉两位失意人一同前往农村建设新生活。当初，林白萍与芷华结婚后，也是意欲辞去城市的工作，“买田于江湖之上，夫耕妇织，为农夫以没世。”芷华为白萍前途着想执意留在城市，她在与社会交际中未能避免外界的诱惑，结果节外生枝，历经许多坎坷才终得圆满爱情。依芷华的观点，“城市是袭击爱情的恶魔的根据地。惟有越僻静的乡村，才是越妥靠的爱情保险公司。”[9]801所以她极力主张、支持式欧与丽莲去农村生活。然而，这些乡村生活的愿望并未实现，“因为，伴随着都市化的发展，人们一方面怀揣乡村梦，另一方面又离不开都市生活，往往陷入矛盾与焦虑中。”[10]这可以说是小说人物也是作者本人未能挣脱的心理困境。芷华的观点不一定全对，不过可以看出作者对都市及现代文明的态度，即“都市现代性地是造成乡土城市沦丧、传统道德没落和一切罪恶的渊薮”，[11]他在警惕、疏离城市文明的同时表达了对乡土社会的认同与怀念。

作为一座近代名城，天津曲折的历史与独具个性的民俗使众多作家对它投去关注的目光。它“既有纯真质朴之乡土气质，又有殷勤热切之市井情怀；既有燕赵故地豪爽刚强之气质，又有商业重镇精明活泼之性灵”。[12]这种多元性和异质性便成为民国“津派”通俗小说家书写不尽的源泉。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天津这座城市既受北平、上海的影响，又不完全与它们相同。某种意义上，刘云若笔下的天津是和北平、上海作对照之后产生的镜像之城。所以他小说中的天津形象需要考虑两个“在场”的他者——帝都北京和洋场上海。这是三座现代化大都市，又各具特色。与上海的繁华与摩登相比，天津因为对传统的依恋表现出来的乡土气质而显得“滞后”，与有着800年历史的故都北京相比，天津因现代物质文明的侵入表现出来的现代性而显得“异化”。面对如此尴尬的文化身份，刘云若对天津的想象与书写无疑意味深长。

事实上，天津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洋场飞扬的一面。刘云若是用一种过滤的眼光打量天津这座城市，他规避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着力展现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未被租界文化影响的市井生活的原生态。他认为天津的山野之气、宁静风韵、淳朴民风之所以被破坏，主要原因在于天津“门户大开”，“高楼广夏”和“马路明灯”之类的西方物质文明的入侵导致天津世风日下，成为“人心淡薄”的“污浊世界”。对于天津的现实世界或者说现代性的一面，他以“一种批判、疏离的姿态打量、书写，希望以此引起大家对旧天津真、善、美的向往与认同。”[4]7基于这种心理，刘云若不遗余力地描写市井空间、民风民俗以及重情义的底层市民来反映天津的城市景观，突出天津城市的日常性、小市民性、都市乡土性等特质，构筑起一个传统的、和谐的乡土都市。这种注重“传统”的天津书写与新文学家的“现代性”天津书写以及当代津味小说追求“传奇”的天津书写共同展示了立体化的“天津形象”，丰富了当代都市写作的表现领域。

[1] 刘云若. 旧巷斜阳[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 343.

[2] 刘云若. 海誓山盟[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325.

[3] 刘云若. 粉墨筝琶[M].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45.

[4] 张元卿. 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5] 刘云若. 小扬州志[M].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

[6]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100.

[7] 张煮. 津门杂记[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6: 35.

[8] 李永东. 租借文化与30年代文学[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6.

[9] 刘云若. 红杏出墙记[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10] 黄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7(2): 68-74.

[11] 闫立飞. 租界、乡土与都市——文学与天津城市的现代转型[J]. 天津社会科学, 2012(5): 106-109.

[12] 冯骥才. 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147.

Portray of Tianjin in the Novel by Liu Yun Ruo

ZENG Ju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of the Tim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ulti-culture with diversity in Tianjin is the endless writing resources for the writers. Liu Yunruo’s writing is of strong representative to reflect the social life broadly in Tianjin. His works displaye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local customs, urban daily life and resident images. The portraying showed Chinese traditional customs overcame what from the overseas. Liu’s works expressed the nation identity and the memory of the local particulars in Tianjin. This writings are of the local culture significance.

urban space; local custom; citizen image; local custom Tianjin

（责任编校：彭 萍）

I 206.7

A

10.3969/j. issn. 1672-1942.2015.02.019

1672–1942(2015)02–0095–05

2014-12-02

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14C0232）

曾娟（1982-），女，湖南邵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