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推进湖湘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王连花



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推进湖湘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王连花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长沙 410006）

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指湖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向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转型。这一过程经历了“五四”之前的盲目探索、“五四”时期的尝试转型、革命时期的全面转型，到建国之后的进一步的强化创新阶段。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每一阶段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需要继续发扬老革命家们不畏困难，敢于创新的精神，在当代谱写出文化发展新的篇章。

无产阶级革命家；湖湘文化；现代转型

五四运动后，湖湘文化为何能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实现从资产阶级文化向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现代转型？当前学术界认为，这与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崛起是分不开的。但是，学术界并未系统地梳理这一转型的历史进程，也未深入探讨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这一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由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从传统的封建文化向资产阶级文化转型存在不彻底性，“现代转型”实质上承担了反封建和扬弃资产阶级文化的双重任务。因此，这一转型的内容是复杂的，任务是繁重的，历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下面就这一历程中湖湘文化的理路演进以及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作用进行探讨。

一、盲目探索：对传统湖湘文化局限性和湖湘文化近代转型不彻底性的双重反思

文化的守旧源于文化的绝对自信。长期以来，湘人都以湖湘文化为傲。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唯秦独大，湖南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自信；南宋时，周敦颐、二程“卒开湖湘之学统”，声闻天下，人称“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1]之后，湖湘延续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翤同等人的文化理路，人才辈出，经久不衰、至晚清光芒日盛。所以，岳麓书院大门十分骄傲地挂起“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对联；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在其著作中很肯定地说：“清季以来，湖南人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2]

然而，到了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动摇了湘人对本土文化绝对自信的根基。在国之将倾、西学东渐中，湘人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缺陷，并尝试引介西方新思想，新思潮，以希望取西方之长，补湖湘文化之短。如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西方之“夷”，实际上也有值得学习的“长技”，主张“师夷制夷”。同时，左宗棠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3]主张中西结合，中体西用。

无论是“师夷制夷”、还是“中体西用”，就文化本质来讲，都是把湖湘的传统文化同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相融合，这一过程就是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的过程。不过，也正是这种“中体西用”，抱着“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固有观念不放的文化情结，注定了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不彻底性。所以，对传统湖湘文化局限性和近代转型不彻底性的双重反思、力图克服这种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双重重担，就落到了湖湘士人的后来者身上。

20世纪初，在国家危亡之际，这种反思，这种试图去改造，去更新，去除旧的意识和力量比之前更为强烈得多地迸发出来。一大批湖南杰出的新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蔡和森、杨昌济、李达、邓中夏、徐特立、黎锦熙、黎锦晖、萧三、杨树达、田汉、周谷诚、成仿吾、何叔衡、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在这场反思运动中，或引领潮流，或推波助澜，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方面，对湖湘文化局限性的深度反思。1913年，杨昌济先生发表《教育与政治》一文，痛陈湖南乃至全国“社会道德之腐败，其由来甚远”，系“数千年转制之结果也”！[4]这一思想给他的学生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深入揭露：“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5]谢觉哉也对当时湖南乃至全国的状况充满了忧虑，他感慨：“呜呼，我中国之萎靡寙蔽，锢心灵，楛运动，兵战歼而弱其国，商战危而弱其人，学战蹶而弱其种”。[6]如果说，毛泽东、谢觉哉等人放眼的是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1917年，与毛泽东等先进分子有密切联系的长沙《大公报》发表的《哀湖南》一文，就专门揭露了湖湘文化曾有的辉煌不再，越发衰微和腐朽的现实困境。“当洪杨之难，湘军独以一省之力，延满清五十年之国运，兵威所及，至于天山。”但是，“近二十年，始稍稍陵夷衰微”，“外人言中国人才言民气者，莫不于吾湘首一指，乃今日忽声光黯然，成为他人之目的物”。[7]

当时，湖湘先进分子对湖湘文化的看法基本一致：湖湘文化确有曾经的辉煌，但它固有的封建性、腐朽性和正趋于衰败的特性，使之不能适应历史发展。这样的湖湘文化应该怎么办？那就是改造和更新！毛泽东号召从整体上改造湖南乃至天下人的思想，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5]85徐特立引入西方教育经验，改造湖南的中小学教育。向警予、蔡畅针对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弊端，呼吁男女平等，“现在已是男女平等……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8]

另一方面，对湖湘文化近代转型不彻底性的反思。在“西学东渐”和中华民国建立的大背景下，传统湖湘文化受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影响，发生了近代转型。但如前所述，这种转型很不彻底。1904年，谢觉哉《原强》分析湖南乃至中国文化衰微的原因时说：“是民智之不开，武备之不厉，西学之不讲，西政之不明，故靡靡若此。”[6]6即资产阶级文化没有得到更多关注和传播、没有充分改造湖湘文化。1914年，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社会改造与中国改造》中，肯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成绩，如“废科举、去辫发、禁缠足、戒鸦片”等，但是，他也看到“民间风习不良”，革除敝俗“无大声疾呼警觉聋聩之入耳”，[9]指出了文化改革上的不彻底性。毛泽东则比他老师揭露得更深刻、更直白。1919年，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全面分析了湖南近代以来“遭遇变革”，但变革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时时泛起的封建残渣阻碍变革深入发展的问题。他说：“他们（指湖南，笔者注）的政治，没有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利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5]292“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为有责任感的湖湘士人，毛泽东对这种现象痛心疾首，不由得大声谴责：“哎！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5]292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不成功不彻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资产阶级不壮大，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没有坚实的阶级基础，促进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湖湘文化融合的社会力量不足。这是社会的客观原因，难以改变。

反思是变革的基础。这双重反思，是推动湖湘文化现代转型的思想基础。既然，传统湖湘文化具有内在的封建性和腐朽性，而近代转型难以彻底，没有完成克服这种封建性和腐朽性的历史使命，那么，湖湘文化就必须继续“变革”，必须注入新的思想“血液”。那么，变革的方向在哪？新的思想“血液”是什么？这是湖南知识分子一直在苦苦追寻的问题，且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答案。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湖南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真正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二、尝试转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赋予湖湘文化以现代化元素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真正传播开来，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五四之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的很多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了信仰后，他们尝试建立进步社团，开办文化书社，创办先进报刊，建立自修大学，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新文化，赋予湖湘文化以新的现代化元素。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我们的责任就是“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5]498

（一）赋予湖湘文化以“民主”元素

民主是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题中之义。“五四”之前，湖南人民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军阀的专制独裁统治，毫无民主可言。“五四”之后，湖南人民在先进分子的领导下，反对军阀专制独裁、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宣传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民主意识逐渐得以苏醒。

1．掀起反军阀独裁运动给湖南人民以民主洗礼。以“驱张”运动为例。1918年，张敬尧督湘，征收苛捐杂税，查封进步报刊，剥夺人民民主自由权利，湖南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为了反对张的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权利，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领导湖南学联，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致使张敬尧在军事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仓皇出逃。这次运动给湖南人民进行了一次“反专制”、“倡民主”、“争民权”的政治洗礼。之后，湖南人民敢于更直接，更鲜明地捍卫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了！

2．发起湖南自治运动推进了湖南政治的民主化进程。1920年6月，毛泽东为使湖南人民彻底地摆脱军阀的魔掌，呼吁湖南斗争“更进一步”，“驱张运动总算将要完结了。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因为“废督运动”是“建设民治”[5]483的重要途径。为达此目的，他先后发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等十多篇文章，要求在湖南实行自治。他说，这种自治不应是“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而应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自治。自治运动，在湖南造成了较大影响，并取得了成果。1920年下半年，湖南主政谭延闿宣布“废督自治”、召开省自治会议，制定《湖南省宪法》，推进了湖南政治的民主化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据记载“在省宪颁布之后，代表们开会不再唯唯诺诺，而是对问题的讨论相当热烈。”[10]

3．宣传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从根本上激发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民主意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应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只有真正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由内而外地萌发民主意识。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结合，1919年7、8月间，毛泽东连续发表三篇《民众的大联合》，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面对社会腐朽黑暗，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反抗，“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5]390就向人民群众灌输了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翁”的思想。不仅如此，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向群众宣传了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思想。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10]这些思想言论振聋发聩，对于促使民众进行民主斗争，进行自身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二）赋予湖湘文化以“科学”元素

五四之前，Science，也就是“科学”已经传入湖南。但是，这时的科学还仅停留在政治军事界，没有下移到教育文化和思想意识界，就是在政治军事界也是常常遭遇偏见和歧视。五四运动后，“赛先生”以极为亲切的姿态，走进了湖南广大的教育文化思想界，给这个文明体系扫除愚昧和无知，增添开化和智识。

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是“科学”的学习者，也是推动者，是对象，也是主体，他们或只身留学海外，或参加勤工俭学运动，或在新式学堂接受新教育，经受科学的洗礼，然后，他们瞬间转身成为“科学”的传播者。

林伯渠1904年远渡日本学习经济学，回国之后，他在学校从事经济学教学。1918年至1920年，湖南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许多青年踏上了赴法留学之路。据统计，仅1919年1月以后到法国留学的湖南人就有480余人，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等名列其中。就像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国外“无论如何，耳目接触，总比在国内要好一点。”[8]61他们利用国外有利条件，学语言，看书报，进工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西方先进文明，用国外先进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蔡和森说：“一年中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一年后兼习说话听讲”，“一面讲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克拉西……加番研究”，[12]28他把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起来，打下了较厚的科学文化基础。

回国后，他们或撰写文章，或建立进步社团，或开办文化书社，或创办先进报刊，或建立自修大学，迫不及待要把这些先进的科学知识在湖南传播开来。向警予说：“科学是进步轨道上唯一最要的力量”；[8]65李维汉在《新时代》报刊上高谈“心理学上的两个基本知识”；[7]627还有人在湖南《大公报》上引介“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物理相对论，西方美学等等。一时，“科学”成为了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十分活跃的元素。

（三）赋予湖湘文化以“自由”元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应该得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恩的自由观念介绍到湖南甚至全国。

1921年1月，李达《马克思还原》刊登到《新青年》杂志上，向人们介绍说，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理想社会是让“人人皆得自由发展”。[14]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和西方的自由思潮在湖南融合、碰撞、传播，激发着先进分子掀起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反对礼教压抑，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社会运动。

毛泽东早年是极力主张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早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认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1919年5月，以研究和传播新思潮为宗旨的健学会在湖南成立，毛泽东盛赞其“自由讨论学术”的会则，“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认为“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他批判“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和“宗派”思想是“独断态度”，是“思想界的强权”，应当“竭力打破”；认为孔子“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5]368应当予以反对。

妇女的解放和自由是这一阶段重要社会问题，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不就这一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李达曾发表《女子解放论》，毛泽东曾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等10篇文章，倡导妇女从夫权、父权中解脱出来，自由恋爱，“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5]441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向警予更是高喊“女子解放的问题，是新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改造的一个根本问题”，倡导女子经济独立，婚姻自决等，她还敏锐地看到，“研究女子问题的，也一天天的增多，但可惜没有一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机构”，[8]48因此，他发起成立研究和宣传女子解放问题的专门机构。

这些论断和实践，这股科学、民主和自由之风，这个沉默了几千年的发自内心的关于“自由”、“民主”、“科学”的呐喊，越是压制，越是势不可挡，它们冲破禁锢，冲破体制、思想和人性压抑的“牢笼”，蔚然成势，促成了湖湘文化新的气候。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五四前后，是中国传统，西方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互相碰撞、交锋的时期，任何思想文化都还没有显示出其压倒之势。湖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没有充分展开的条件。因此，湖湘文化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犹如历史的“接力赛”，落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

三、全面转型：在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中完成湖湘文化“质”的转换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湖南革命的新时期，也开启了湖湘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新时期。湖南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特别是秋收暴动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符合中国国情，最终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在革命实践中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了湖湘文化与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湖湘文化“质”的转换。就内容来说，一条途径是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改造湖湘文化；另一条途径是不断总结革命经验，推进理论创新，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改造湖湘文化。就方式来说，一条途径是在省内进行改造；另一条途径则是把湖湘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区，使其与其他地区区域文化融合而改造。这一过程中，湖湘文化既保留了源远流长的思想精华，又融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性，冶炼出了一种现代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化。

（一）从“忧国忧民”到“爱党为民”

忧国忧民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涵。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屈原以一首《离骚》充分展现了忧国忧民之情怀。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前人一脉相承，同时赋予了新的内容。一是在忧国的精神中增添了爱党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了救国图强的领导核心。刘少奇说，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只有“我们这样性质的党，才能也才敢于率领全国人民战胜这样的敌人，获得解放”。[15]316因此，忧国、救国就和爱党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忠诚于党，为了党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刘少奇毫不犹豫地说：“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15]130在革命中，以向警予、蔡和森等为代表的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坚守了作为一名党员的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二是在忧民的精神中增添了“为民”内容。传统湖湘文化中的忧民具有封建色彩，本质上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了价值主体从“统治阶级”到“人民群众”的颠覆性转换。1944年，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不仅成为全党的宗旨，也成为湖湘文化中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重要内涵。

（二）从“求变”到“革命”

不喜守旧，求变、敢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代表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屈原曾立志改革；王夫子认为物质世界是“变化日新”的；曾国藩虽为封建礼制的卫道士，但仍坚持“改弦更张”，为中国军代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求变”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这一群体向封建伦理道、政治观念等发起了最猛烈抨击，进行了最为彻底地、翻天覆地式的革命，把湖湘文化中的“求变”思想，发展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伟大新中国的崇高理想。“安得有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5]341“吾人之穷尽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之所为。”[12]7这是具有现代性质的革命思想。思想指导行动，之后，他们付诸行动，终成就列宁之事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三）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是湖湘文化的特点。南宋湖湘学派创始人胡氏父子，反对空洞的心性之学，主张“留心经济之学”以富国强兵；道光年间，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派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提出：“惠定宇、戴东源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17]这种思想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影响很大，如毛泽东、任弼时、陶铸、徐特立等，既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倡导者，又是实事求是的践行者。徐特立一贯从实际出发，强调实事求是，他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说：“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8]“独服曾文正”的毛泽东，更是吸收曾公精华，又着力开新，开创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对什么是“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解说。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801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使这一命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学风和思想路线。

（四）从“独立根性”到“独立自主”

湖湘文化的特质，可用一个“蛮”字概括。这个“蛮”除了指“强悍”、“不怕死”等精神外，主要指湖南人所具有的独立不羁、不肯调和、不轻易屈服的精神特征。湖南志士杨毓麟把这种精神概括为“独立之根性”，[20]指出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根性”，也就是根本特性。深受这一根本特性熏陶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走向革命道路后，不迷“本本”，不信权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这一“根性”发扬到极致。正因这“独立根性”，毛泽东才能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华丽转身，引兵井冈山，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正因为这“独立根性”，他才能独立成思，写下《反本本主义》一文，质疑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迷信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正因为这“独立根性”，延安时期，当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时，毛泽东理性提出党和军队要保持“独立性”的正确方针；建国后，毛泽东在外交上又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更加拓宽了湖湘文化“独立根性”的外延和内涵。另外，谢觉哉、成仿吾、任弼时、王震等也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代表，为毛泽东思想增加了更多的湖湘文化因子。

在革命实践中，湖湘文化完成了向无产阶级新文化“质”的转变。不过，脱胎于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新文化，不可避免带有革命时代的印记。它更多的是一种“革命文化”、“政治文化”、“游击文化”、“争斗文化”、“封闭文化”[21]1等。具有这些特性的文化与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多方面都是不相容的，因此，建国之后，湖湘文化又面临着进一步创新的重任。

四、强化突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实现湖湘文化的不断创新

文化具有传承性，更是时代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由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时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湘文化也势必面临着新的伟大创新。湘学研究专家朱有志、刘云波认为，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十大转换，即“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转换”，“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换”，“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转换”，“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换”，“重农文化向重工文化转换”，“重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转换”，“军事文化向产业文化转换”，“游击文化向集团文化转换”，“争斗文化向和合文化转换”，“自负文化向自信文化转换”。[21]1这是对湖湘文化当代创新的一种自觉。其实，这过程建国前后就已开始，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此付出过艰辛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湖湘文化开启了由重农向重工，革命向建设，政治向经济的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早在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准备进京“赶考”的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从今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市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22]1426这就为中华文化，也为湖湘文化实现由重农向重工，革命向建设，政治向经济的转变和创新定下了基调。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同时，刘少奇、李富春、林伯渠等人也积极推进了“工作重心”的转移。1950年，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指出：“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23]李富春是湘籍革命家中的具有突出经济才能的一位，1950年，他协助周恩来在全党还缺乏计划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主持制定了1951-1952年的计划目标，为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万众一心建设经济的大环境下，新的湖南省委发扬敢闯、敢干的精神，作出了“发展经济是基本问题”的重要决定，大力发展农业，更加重视工业和商业，实现了经济的大跨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湖湘文化开启了从封闭向开放不断创新的历程。很多学者认为，湖南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文化封闭自固。近代，尽管“西学东渐”，欧风美雨，湖湘文化渐渐展现出了一些开放特征，但封闭保守惰性仍占主导。1866年，郭嵩焘在湘制造火轮，“以分洋人之利”，却遭到湘人极力反对；曾国藩开办洋务，病殁后，湘人不愿其柩归故土；维新运动中，唐才常、熊希龄等宣传西方民主平等思想，湖湘绅士一致攻击，要求“正心术”、“核名实”……湖湘文化开放特性的真正勃兴在建国之后。建国初期，毛泽东为最大限度争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实行“一边倒”政策，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后来，他打破“一边倒”政策的局限，决定在外交上全面开放。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22]1435刘少奇也积极主张对外开放，他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还有一定进步性，它比小农经济、小手工业者经济都进步，为中国吸收外国先进知识技术。文革之后，胡耀邦在突破思想禁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上作出了突出贡献。1980年后，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相继在我国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提出了“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改革试验指导思想，在全国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湖南对外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湖湘文化开启了从人治向法治不断创新的历程。几千年来，湖湘文化深受专制社会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人治文化的强势地位。“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和“刑不上大夫”成为社会的常态。建国后，这种人治文化与主张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法制保障。刘少奇指出，只有“进一步加强法制，建立秩序”，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24]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领导者，但党和人民是平等的，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15]168这实质上指出了法治的精髓。毛泽东认为，法治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25]在毛泽东等领导下，新中国先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初始形成了新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全国大局的影响下，湖南也逐渐走上了法治化道路，经过建国17年的开拓，文革时的曲折，改革开放后的勃兴，时至今日，已经走出了规模。2011年，《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标志着湖南法治化建设进入新的历程。

总之，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经过革命和建设的艰辛历程，推动了传统湖湘文化与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融合，实现了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文化仍需不断创新，特别是湖湘文化如今面临着打破“搞政治”、“搞军事”行，但“搞建设”、“搞经济”不行的窠臼，完成由“重农文化向重工文化转换”，“重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转换”，“军事文化向产业文化转换”，“游击文化向集团文化转换”，“争斗文化向和合文化转换”等当代转换的历史使命。对于这一历史使命，我们相信，湖湘士人一定会继续发扬老革命家们不畏困难，敢于创新的崇高精神，在当代谱写出文化发展新的篇章！

[1] 真德秀. 西山文集:卷40[M]. 劝学文, 602.

[2] 谭其骧. 中国内地移民史一湖南篇[J]. 史学年报:第1卷(4): 47.

[3] 左宗棠. 同治五月十三日摺[A]. 洋务运动:卷5.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8.

[4] 杨昌济. 杨昌济文集[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46.

[5] 毛泽东.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84.

[6] 谢觉哉. 谢觉哉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6.

[7] 李永春. 湖湘文库·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1: 560.

[8] 向警予. 向警予文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287.

[9] 杨昌济. 湖湘文库·杨昌济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666.

[10] 刘建强. 湖南自治运动史论[M].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233.

[11]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新民学会文献汇编[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87.

[12]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8.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长沙:人民出版社,1995:294.

[14] 李达. 李达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40.

[15]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6] 陶澍. 陶澍集:下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99.

[17]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卷14[M]. 长沙:岳麓书社, 1995: 166.

[18] 王云风. 徐特立在延安[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46.

[1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01.

[20] 张枬, 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M].北京: 三联书店, 1960: 235.

[21] 朱有志, 刘云波. 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6.

[2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3] 刘少奇.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164.

[24] 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检察工作历次指示汇编（1950-1958）（内部资料）[A].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汇编, 1993: 22.

[2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129.

On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Group in Hunan Origin Promotes Historic Advance of Huxiang Culture Change

WANG Lian-hua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e of CPC, Changsha, Hunan 410006, China）

The modern change of Huxiang(Hunan) culture means Huxiang culture is continued with Marxism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ulture of the Bourgeoisie to the new culture of the proletariat. The course experienced the blind exploration in the tim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919) and the trial change after 1919. The all-round change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o further innovation stage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The proletariats with Hunan origi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Hunan culture change. It is today that to write Huxiang new chapter of Huxiang culture development, to learn from the old generation revolutionary spirit that whose is not afraid of hardship and daring to innovation spirit.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Huxiang culture; change

（责任编校：陈光明）

G 112

A

10.3969/j. issn. 1672-1942.2015.02.020

1672–1942(2015)02–0100–07

2014-12-02

湖南省情与咨询决策课题“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崛起与湖南近代文化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

王连花（1983-），女，湖南衡南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湖湘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