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文学批评

刘安海



周扬的文学批评

刘安海

（汉口学院文学院，武汉 430212）

周扬在文艺理论领域的活动、成就与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活动，包括对鲁迅、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赵树理等以及外国作家作品的批评。周扬在批评中阐发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包括：文学批评必须有正确的目的和诚实的态度、文学批评应该顾及作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要做到知人论世、文学批评不但要分析作品的内容，也要分析作品的艺术形式、文学批评要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原则、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批评、根据批评对象的特点进行批评等。

周扬；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理论

一、周扬在文艺理论领域的活动及贡献

周扬虽自20世纪30年代从日本回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宣传领导工作，在党和国家文化艺术领域身兼多职，处于文艺界重要领导地位，但人们提起他，更多还是他的文艺理论家身份。

周扬在文艺理论领域里的活动、成就与贡献是多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与阐述；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贯彻执行与诠释；参与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制订与解释；对文学艺术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解说与探讨；对解放区文学艺术成就的总结；对中国民间文艺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探讨与研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翻译与评介；对包括《文学概论》《欧洲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等在内的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的意见……

在所有这些方面周扬都不止一次地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讲话，不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艺术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出了卓越努力，取得了不俗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史上的地位。

与此同时，周扬还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进行了大量的文学艺术批评工作，总结周扬在文学艺术批评方面的活动及成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周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理论史上的地位、成就与贡献，同时对于当前的文学批评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周扬对作家作品的批评

人们一般将文学批评分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学批评是文艺理论、文艺研究乃至文艺科学的同义语；狭义的文学批评“即解释作品的意义和评价作品的质量”，[1]267有人甚至说：“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实践表明，文学批评只是文学阅读的一种延伸，批评家只是一个示范的、特别善于表达的读者。”[2]99

本文对于周扬文学批评的研究取狭义的文学批评，主要涉及他对作家作品的批评。

由于周扬在文学界特殊的领导地位，加之可能是时间所限，他直接批评的作家作品并不多，能够进入他批评视野的作家作品可说屈指可数。

（一）对于鲁迅的批评

在周扬批评的屈指可数的作家作品中，首当其冲的是鲁迅及其作品。周扬先后发表了《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精神界之战士》，另外在《“五四”文学革命杂记》《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关于电影〈鲁迅传〉的谈话》和其他相关文章中也有关涉鲁迅及作品的批评。周扬对鲁迅的批评包括其道路、思想、创作、地位诸多方面，可以说对鲁迅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批评。

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中，周扬对鲁迅及其作品作了评价。他指出，“鲁迅的一生是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不能分开的”，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有着“彻底的民主主义，严峻的现实主义”思想，有着“对于人民的深挚的爱”。他说，鲁迅从事文艺，正是出于要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的动机。“正是这个爱国的动机，使他拿起了创作的笔，写下了中国新文艺的光芒万丈的第一页。”[3]280-286周扬说：“鲁迅一生最大的战绩，是在他是中国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人吃人，主张人的权利的。这个立场正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他后来走向能彻底废除人吃人的制度的那个阶级的思想的根源。主张人的权利，必先唤起人的自觉，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3]285周扬在这里特别强调鲁迅“主张人的权利”，这一方面是鲁迅对人的态度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也表明周扬充分看到了“主张人的权利”在鲁迅及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周扬指出，鲁迅知道，要挽救中国，必须改造中国，必须改变中国国民的思想。周扬说，正是这种民主改革的思想“充满在鲁迅每一篇创作、每一篇杂感里的。”[3]285“《呐喊》和《彷徨》，就是反对‘人吃人’的公诉状。为被吃者感受痛苦，对吃人的人提出火焰似的抗议——这就是几乎他的全部创作的基调……”[3]284周扬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鲁迅思想和作品的基调，也是周扬评价和判断鲁迅及其作品的基调。

周扬分析鲁迅由进化论走向无产阶级的原因：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学习，使鲁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学说……成了中国的革命文学的文学运动的旗帜，成了中国革命的文学之开辟者、导师和领袖。”[3]290二是鲁迅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正是这一坚持使鲁迅能够成为一个坚韧的勇猛的战士。周扬说：“把鲁迅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的另一个东西，就是贯彻于他的全部作品的那现实主义。‘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可以说是这个现实主义者的自己写照，他正是这样的一个‘猛士’。”周扬进一步分析鲁迅的作品虽然痛烈地批判了现实，但和19世纪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不一样，“鲁迅暴露了中国现实的黑暗面，掘入了民众心理的最黑暗的底层，甚至对某些‘同胞’感到了失望，但是这一切都并不曾动摇他对于现实的可惊的坚定，对于人类前途的坚决的信仰。”[3]287-288鲁迅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所没有的，是鲁迅对于现实主义的贡献。

周扬在《“五四”文学革命杂记》中分析了鲁迅的创作，他指出：“‘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在鲁迅的作品中获得了灿烂的成就。他的《狂人日记》为中国新文学铺下了第一块最可宝贵的最坚固最精良的基石。《狂人日记》与相继发表的《孔乙己》《药》都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提出了有力的火焰一般的控诉……[3]481周扬特别阐明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从来不是消极的，他充满了战斗气氛与光明信心。《狂人日记》的主人公不但经历了心理上的苦难，而且对苦难抗议了，在苦难面前他没呜咽，而是大笑，一种洋溢着‘义勇和正气’的笑。他向一个有形或无形，直接或间接地吃人的人们，呼吁着：‘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做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呼吁着‘真的人’，呼吁着‘救救孩子’。在另一篇同样阴冷的作品《药》里，作者又特意在一个被牺牲的青年革命者的坟上平空添上了一个花圈，给人增加为更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勇气。鲁迅敢于正视血淋淋的现实，也善于指点未来的光明。现实的成分与浪漫的（理想的）成分在鲁迅的作品中达到了非常和谐的融合，这就是他所昭示我们的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3]481可以说，鲁迅的这种道路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应该坚持的道路。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周扬在《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充分肯定鲁迅初期思想和创作的浪漫主义色彩。他说鲁迅当年发出了“真正‘不同凡响’的民族‘自觉之声’。正是这种要求反抗现实改造现实的炽烈精神，使鲁迅初期的思想和创作染上了鲜明的积极浪漫色彩。一方面表彰撒旦诗人，一方面介绍东北欧写实作品，一方面写《斯巴达之魂》那样的传奇，一方面写《怀旧》那样除了文言一点以外在思想和技巧上都是极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他身上是合式地调和。因为鲁迅初期的浪漫主义是和改革现实的热望密切不可分离的，而他后来的现实主义也从未失去对于现实将来远景的瞭望。只是后来他在思想和艺术上更加成熟，他的现实主义便发展到更高度，为中国新文学奠立了稳固而不可动摇的基石。”[4]正视现实的现实主义和寄希望于未来的理想浪漫主义是贯穿鲁迅作品的两条红线，时代不同、创作题材不同，这两条红线时有不同的显现罢了。

不知什么原因，周扬对鲁迅最重要作品《阿Q正传》和作品中主要人物阿Q没有专门的批评，但从《关于电影〈鲁迅传〉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扬对《阿Q正传》及阿Q的评价。

鲁迅写农民很深刻，但他的确也只写了农民的一个方面，偏重写了农民的消极面，没有写农民的革命面。

闰土有没有革命性？祥林嫂有没有革命性？都没有。阿Q的革命性写了一点，但阿Q的革命太糊涂、太盲目了，最后为革命而死，被敌人枪毙了。[6]282

由此可见周扬对阿Q所持基本看法：一是通过阿Q与闰土、祥林嫂的比较，注意到了阿Q身上有革命性的一面，虽然这一面太糊涂，太盲目；二是在批评阿Q轻视妇女的同时，又肯定了阿Q劳动好；三是概括出阿Q身上的“三风”、“五气”及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等，从而肯定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典型意义；四是对阿Q所持的同情态度。

（二）对于郭沫若的批评

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中周扬指出：“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新诗集。”[3]350周扬指出：对自我、民族、大众的歌颂，并将这三者融合为一，构成了郭沫若诗的内容，郭沫若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3]350“《女神》就是诗人所加于中国诗歌宝库的最初贡献，也是他诗的创作所达到的最高峰。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3]353

周扬充分肯定了郭沫若诗的形式，他说：郭沫若的诗“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3]350“为他的诗，他觅取了适当的形式。惠特曼对他的影响，是有益的，在他面前，展开一条自由诗的坦坦大道。不同于‘五四’许多诗人的都留有旧诗词的调子，他和旧传统作了最大的决裂，也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格律诗派一样自造新镣铐给自己套上。他是那样地厌恶形式，主张在形式上绝对自由，他与其艺术地矫作，是宁可自然而粗糙。正如他自己曾自比的，他的创作冲动来时就如同一匹奔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驾驭得他。他的诗正是那样奔放，这里也就正有着形式与内容的自然和谐。”[3]352

（三）对于田汉的批评

周扬对田汉的批评主要见于198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的《一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和时代歌手》。周扬首先概括了田汉走过的道路，指出他是“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文化名人之一，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革命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求索，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

周扬高度评价了田汉对中国戏剧事业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中国古典戏曲虽然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但是近代落后了，而作为戏剧新形式的话剧产生比较晚，并且不久就逐渐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群众，趋于衰落。正是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势下，田汉重新开始了中国话剧的新路，“他写出了《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优秀作品，创办有名的‘南国社’。组织演出，团结和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情操，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民族的呼声，扩大了话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话剧事业的发展，称他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8]567

周扬特别肯定了田汉对中国戏曲的卓越贡献，“田汉同志也是我国戏曲改革的先行者”，[8]567“作为戏曲改革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实践者，尤为精神焕发，身体力行。”[8]568他不仅不轻视戏曲，而且看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丰富宝藏，看到了戏曲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认为进步的、革命的戏剧，决不应该丢弃戏曲，而应当团结戏曲工作者，共同努力。早在抗战时期，田汉就创作和改编了不少戏曲剧本，积极进行戏曲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为戏曲注入新的血液。“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之余，还创造性地改编了《白蛇传》《谢瑶环》《西厢记》等一批优秀作品。他的戏曲作品，不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唱词优美，才华横溢，大大提高了戏曲剧本的文学性，也提高了戏曲艺术的地位。”[8]568

（四）对于曹禺的批评

对于曹禺，周扬写了《论〈雷雨〉和〈日出〉》，这是一篇反驳黄芝冈批评曹禺作品的文章，因此，周扬在文章中并没有怎么涉及作家本人，而是与黄芝冈针锋相对地着重评价了《雷雨》和《日出》。周扬指出：“《雷雨》和《日出》无论是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3]198-199“《雷雨》的最成功的一面是人物。作者对于自己的人物非常熟悉，非常亲切（他说他算不清亲眼看见过多少蘩漪）。他带着爱和感激描写他们，他同情于他们的遭际，他觉得这世界太‘冷酷’，太‘残忍’。对人物的悲悯的感情化成了对于周围世界的按捺不住的愤懑。这种愤懑正是对于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斗争的发条。”[3]201周扬特别肯定了作家“对人物描写的忠实”[3]201，“作者不愿为他们所负不起的过失而贬谪他们。他仅仅把他们安放在一个阴森森的家庭环境里，那环境好像铁箍一样箍住他们，使他们在里面盲目地行动着，煎熬着，挣扎着，一直到死亡。他也赋予了他们以‘美丽的心灵’，‘火炽的情热’，他们也曾想冲破一切桎梏，但是结果是徒劳。”[3]201

周扬分析了作品中人物之所以不起来反抗的原因。他指出：“要作品中的人物起来反抗，当然是很好的事，但先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先要看看这些人物是怎样的性格，‘环绕他们，使他们行动’是怎样的环境。”[3]201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这一原则，周扬结合人物所处环境指出，“作者是谨慎的，他没有把缺失加在他的人物的身上，同时，他们所不能有的力量，他也一分都没有付与他们。他知道，‘反封建的大旗’不是他们的手所能举起来的。他们虽然有‘美丽的心灵’，‘火炽的情热’，但是单靠这些，还不能够和封建势力相抗。这里需要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明确纲领的斗争”，“无论是蘩漪，是周萍，是周冲，都没有这样的斗争的力量。他们都是在封建家庭生长，养育出来的。他们本身就是封建家庭的构成部分。所以他们的死亡一方面暴露了封建家庭制度的残酷和罪恶，同时也正呈现了这个制度自身的破绽和危机。”[3]203虽然这是一篇反批评的文章，但周扬也并不是一味地为曹禺辩护，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这一点在下面有关问题的论述当中会涉及到。

（五）对于老舍的批评

对于老舍，周扬1951年3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的文章。

首先，周扬肯定《龙须沟》“是一个好剧本。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5]31

其次，周扬指出《龙须沟》“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5]32

再次，周扬具体分析了《龙须沟》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龙须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老舍先生不过忠实记录了修龙须沟的事件，但他没有作新闻报道式的记录，也没有写真人真事，他创造了几个真正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他使这些人物都和龙须沟联系起来，用作者的话来说，‘像沟的一些小支流’。他由人物的口中和行动中，巧妙地说明了臭沟，反过来又在每个人物对沟的关系上，巧妙地描出了各个人物的性格和人生观，他们整个的精神世界。”[5]33-34

最后，周扬特别肯定《龙须沟》创造出了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物形象。他说：“老舍先生是十分熟悉自己的人物的，并且对他们那样充满了热爱。他有意识地避免描写他所不熟悉、不清楚的人和事，而紧紧抓住他所熟悉和清楚的人和事去用力描写。……他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就不是概念化的、虚假的，而是活生生的、真实的。”[5]36

（六）对于赵树理的批评

对于赵树理，周扬写有《论赵树理的创作》，刊发于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周扬说：“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3]486-487作者具体分析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称赞这三部作品“是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3]487周扬着重分析了赵树理人物的创造和语言的创造。周扬写道：“作者在人物创造上，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他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来描写他的人物。”[3]490-491“其次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3]492“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是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3]494

对于赵树理的语言，周扬说：“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3]495“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很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这些；他决不为了炫耀自己语言的知识，或为了装饰自己的作品来滥用它们。他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有时一句平常的话在一定场合从一定的人物口中说出来可以产生不平常的效果。同时他又采用了许多从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新的语言。他的人物的对话是生动的，漂亮的；话一到了他的人物的嘴上就活了，有了生命，发出光辉。”[3]495-496他还特别指出，赵树理“在作叙述描写时也同样是用的群众的语言，这一点我以为特别重要。写人物的对话应当用口语，应当忠实于人物的身份，这现在是再没有谁作另外主张的了；唯独关于叙述的描写，即如何写景写人等等，却好像是作者自由驰骋的世界，他可以写月亮，写灵魂；用所谓美丽的词藻，深刻的句子；全不管这些与他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相称以及有无关系。要创造工农兵文艺，这片世界有打扫一番的必要。人物与环境必须相称。”[3]496周扬在这里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叙述人语言和人物语言相一致的问题。

周扬对孔厥的《过来人》《追求者》《苦人儿》等小说，对歌剧《长征》，对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红旗歌》《李秀成》等都进行了批评。

（七）周扬对于外国作家作品的批评

周扬早期对外国作家作品的所谓批评只不过是介绍而已，像《辛克来的杰作：〈林莽〉》《巴西文学概观》《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的作者》《夏里宾与高尔基》《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1934年，周扬集中写了《高尔基的文学用语》《“国防文学”》《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现实的与浪漫的》《忧郁的文学》，但都少有批评的笔墨，甚至到了1935年写的《高尔基的浪漫主义》，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真正对外国作家作品进行批评的当属1935年《果戈理的〈死灵魂〉》，1955年的《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以后除了对编写欧洲文学史发表过意见，对《国际歌》进行过评论之外再很少有批评外国作家作品的文字了。

《果戈理的〈死灵魂〉》从思想内容上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周扬指出这部作品“融合抒情和讽刺的要素，把封建制度下的俄国的全景（Pancrama）摄了出来”，[3]143“地主的贪婪，吝啬和顽固，他们对于农奴的疾苦的漠不关心，官僚生活的腐败堕落，以及上流社会一般的懒惰和无能——这一切都在主人公的交际和买卖中给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3]145“果戈理痛烈地暴露了小市镇社交界的可笑的奢华，闲谈的卑微烦琐，一般中小官吏的愚鲁和无知。”[3]148同时指出“《死灵魂》的第二部也作为一个失败的教训而遗留下来”，[3]150这个失败使“果戈理已经由艺术家变成宣传封建制度的救济的说教师了。”[3]151着墨虽然不多，批评却是相当的严厉。

周扬认为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是“一部热情澎湃的讽刺作品，它讽刺了当时泛滥在市场上的毫无意义的骑士文学以及当时还有不少残余的骑士制度，特别是那种骑士们用打抱不平的方式来改造社会的空想。”[5]366“《堂·吉诃德》的伟大，还因为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在这将近一百万言的作品中，出现了西班牙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的整个社会。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侣、牧师、兵士、手工艺工人、牧羊人、农民，不同阶级的人，在塞万提斯笔下出现了男男女女约七百个人物……塞万提斯用精确的笔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当时的时代。”[5]366周扬还分析了堂·吉诃德、桑科·判扎等典型人物，认为作者“给世界文学创造了最活生生的典型人物”。[5]367

周扬认为惠特曼《草叶集》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许多篇页中，洋溢着诗人对黑人的爱和同情”。[5]359他特别分析了其中《自己的歌》，认为这首诗“在歌唱诗人自己和木匠、铁匠、农民、猎户、船夫等等普通人民的同时，突出地歌唱了黑人”，[5]359“对黑人的爱和同情很自然地激起了他对农奴制度的憎恨”，[5]359有些诗“猛烈地抨击了匍伏在奴隶主面前的国会议员和总统”，[5]359对他们“给以无比的愤恨和咒诅，并说，他要发出‘动员武装斗争的号召，如果必要，一直号召到多少年代后，多少世纪后’。”[5]360周扬还指出“惠特曼的诗歌中，也歌颂了大自然”，“大自然和人类是他的两大主题”，“他确实描绘出无数幅美妙的风景画，他的诗篇充满了户外的清新空气。”[5]362周扬特别强调：“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朗，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5]362

三、周扬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扬不只进行了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而且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中阐发并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为文学批评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周扬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必须有正确目的和诚实态度

周扬非常重视文学批评的目的和批评者在批评中所持的态度，因为这关系着文学批评的作用和前途。在《论〈雷雨〉和〈日出〉》中，周扬明确地指出：“批评的目的与其说是揭露作品中的缺点，更毋宁说是阐发作品之积极的意义。批评应当只在很少的时候是攻击。”[3]198为着论述这样的观点，他引用了卢纳察尔斯基的话：“批评家无论当怎样的时际，都不应当以为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例如，是代表着小市民的现象的，结果便将那作品一脚踢开。往往虽然如此，也应该由它引出大的利益来。”[3]198这就是说，即使面临那些有着错误思想倾向的作品也应该认真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作家的进步和成长以及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文学批评虽然也有否定某些作家某些作品的时候，但更主要的是对作家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肯定作品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给予作家和作品以正确的地位。

周扬特别强调批评者的态度，在态度中最为重要的是诚实，诚实应是对作家的诚实，对作品的诚实，对接受者的诚实，对批评家自己的诚实。他说：“诚实——对于批评家是和对于作家一样重要。在写出精良坚实的批评文章之前，我要求我们的批评家先要有诚恳的态度。”[3]199他认为黄芝冈对曹禺《雷雨》和《日出》这样优秀的作品“用一脚踢开的态度对待”“无疑是一个错误”，[3]199“黄芝冈先生的文章除却了吹毛求疵再没有别的甚么，而他的目的就无非是要判定这两个剧本是在宣传‘正式结婚至上主义’。这样的评语算得公允吗？这，如果不是由于色盲，就是出于‘毒舌’！真实和诚恳，在这里是不存在的。”[3]199

（二）应顾及作家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做到知人论世

1981年周扬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说过，评论作品要‘知人论世’，要顾及全篇，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就是说，我们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应当具有全面的、历史的观点。要顾及全篇，而不是断章取义，顾及作者全人，而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不能强人所难，求全责备。”[8]257

其实，周扬在这里阐发和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历史的观点的问题。在周扬看来，批评任何作品都要把作品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放到人物所处时代和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去评判。这一批评思想从他1963年7月关于话剧《李秀成》的一次谈话中更加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历史上的失败教训是比较难写的，历次的农民革命，由于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是历史的悲剧，是不太好写的，我曾经看过一个京剧，是反映太平天国的，我看了之后很生气。它是赞扬太平天国的，但结果写得像共产党、八路军的土地政策一样正确，军民关系简直跟共产党一样。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运动，他跟共产党领导的完全不同，他有他落后的地方，有落后的一面。所以，光去赞扬，就会让人产生怀疑了，人们会感到现在的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事，过去的人已经早就做过了。当然，古人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从历史规律看，后人总是要超过前人的。另外，如果把历史的事写得和现在的人一样好，人们也会发问：过去这样做就已经失败了，那么现在还这样做一定也会失败，就会起副作用的。如果我们把失败的原因写明确就好了。”[7]293

（三）不但要分析作品内容，也要分析作品艺术形式

无论今天文学观念怎样变化，无论用什么新的术语来表现所发生的变化，谁也否认不了文学作品是由内容和形式组成的。如此，文学批评当然就应该不但要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要分析作品的艺术形式，两者缺一不可。鉴于此，他在分析曹禺《日出》时指出：“我们在对作品的评价之际，就不但只要分析作者的企图，而且还要看那企图是怎样地被实现着。”[3]206这里所谓作者的企图就是作者的审美意识，即分析构成作品思想内容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而这里的所谓“那企图是怎样地被实现着”就是作品的艺术形式及技巧。检视周扬的文学批评，几乎处处都可见他一方面分析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分析了作品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技巧，而且不论是对他肯定的作品或是否定的作品，都是这样做的。

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周扬重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一般说来，处在领导地位往往会特别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出来的政治方向，而有意无意地会忽略作品的艺术形式及技巧。在周扬却不是这样的。他一方面固然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方向，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地分析作品的艺术形式及表现技巧。例如他对赵树理的分析就是这样的。“关于人物，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叙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来介绍他们，也没有作多少添枝加叶的描写。他还每个人物以本来面目。他写的人物没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民就像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农民的真实的情绪的面貌勾画出来了。”[3]492-493周扬的艺术分析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依据敏锐的艺术眼光和细致的艺术感受力把艺术分析做得精细入微。紧接着上面的引文之后，他从《李有才板话》中引录了人物的对话，说“就这么短短的对话，听起来是那样轻松，那样愉快，然而又是多么有力地表示了农民对于地主恶霸的仇恨心理。”[3]493

（四）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原则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作家不是完人，再优秀的作品也不可能没一点瑕疵，为此，文学批评就必须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面对黄芝冈对曹禺的否定，周扬一方面肯定曹禺《雷雨》和《日出》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指出：“如果和作者的企图相比，《日出》的成功是还不能使我们十分满足的。”[3]206周扬指出曹禺写《日出》时，“对于客观社会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清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人剥削人的制度。他已开始意识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对荒淫无耻的人们泄着愤懑，把希望寄托在象征光明的人们身上，而不再有对于隐秘不可知的事物的憧憬和恐惧，那种悲天悯人的思想了。他的创作的视线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他企图把一个半殖民地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脓疮社会描绘在他的画布上。所以《日出》无论是在作者的企图上，在题材的范围上，都是一个进步。”[3]205-206但是“从现实的认识到艺术的表现，这里需要一个过程。一个作家，他的认识扩大了，发展了，而新的困难也跟着来了，就是：对于他所新接近的现实他还要获得把它组织成高度的艺术形式的充分的能力。”[3]206他认为，曹禺《日出》中还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能力。“《日出》里的人物几乎全都是这个金钱社会里的附属物或是渣滓。以陈白露做线索，把一些可能附着在她身边的人物牵引在一起，他们是散漫的零乱的一群，可以把他们拉在一起，也可以把他们分开来。他们没有被某一主题的事件或一个主题的线紧密地联系着。他们在金钱支配的世界里，七零八落，互相冲突，各自经营着各自的生活。作者并没有照出着社会层的斗争地去描写他们。”[3]207周扬说：“《雷雨》是以家庭为题材，它的人物又是作者所极熟悉的，所以他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在《日出》就不同了，这是写一个整个社会，包罗了多样的人物和事件，对于它们，作者还有些隔膜，所以在处理它们的时候他还不能够操纵自如”。作者说，他为《日出》全部材料的收集，受了不少苦难。这努力是值得尊重的。但我恐怕他还只是收集了这些材料，整理剪接了它们，还没有能够把它们综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他现在还只能用片段的方法，人生的零碎去阐明一个观念，而这决不是艺术的大路。艺术作品的主题是人物和事件的综合，如果这个综合是偶然或勉强的，如果艺术作品分裂成了各各单独的插话，如果里面没有一种浑然一致，那艺术作品的价值就会遭到损失。因为真正的精炼的艺术总是有明确的主题的。”[3]207-208

即使对于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周扬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并没有创造出积极的形象来，并指明了鲁迅之所以没有创造出积极的形象的原因。他说：“虽然鲁迅创作的几年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的斗争转到‘自为的阶级’的斗争的时候，但因为鲁迅在生活上一向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和这个新的力量较为疏远，那时他还只能用‘不胜辽远’似的眼光，眺望这个新的阶级。由于这种时代的限制和他个人生活的特殊性的结果，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没有能够创造出积极的形象，正是很自然的事情。”[3]284-285

（五）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批评

比较的方法是文学批评经常运用的，周扬也经常运用比较的方法。他在分析郭沫若《凤凰涅磐》时是与鲁迅进行比较的。他说：“采集香木，唱着悲切的挽歌把自己烧死，再又从那冷静了的灰里更生过来的凤凰，是诗人自己新生，也是中国新生的象征。诗人是和自己的国家一样受过苦难来的，特别是精神上的苦难。他渴求着新生。没有像鲁迅那样，对自己民族的现实作深刻的认识，锐利的批评，无情地抉发那一切黑暗丑恶的方面，他只是对自己民族的前途燃烧着一种纵然有些空漠，却是无比地热烈的信念，普泛地颂扬着现实中一切创造和进步的东西。这就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和严峻的现实主义者的分歧。”[3]353

（六）根据批评对象的特点进行批评

出色的文学批评家总会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切合批评对象特点的批评策略与批评语言进行批评。与对鲁迅、茅盾、田汉、老舍等的批评不同，周扬对郭沫若的批评完全是另一种笔墨和辞藻，且看他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同是一个歌唱自我的诗人，却迥异于当时一般作者，他的自我以特别凸出的姿态在他的诗句中喧嚣着。从它，发出音调，生出色彩，涌出新鲜的形象。这个自我占据了宇宙的中心，不，简直就是宇宙，宇宙的真宰。它不但包含我，也包含你，也包含他。这是“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我。这个我应当用最大号的字来书写，最高的声音来歌唱。[3]350-351

一定是诗人的《女神》中那澎湃昂扬的情感意绪深深地感染了批评者、激荡了批评者，使批评者也用饱蘸情感的笔墨浓情重彩地挥洒着情感激扬的诗一样的语言，来批评他的对象，也赋予他的批评以诗性的光辉。这在周扬的其他批评文字里是不多见的。

周扬的文学批评活动和文学批评思想，远不止上面所论及的那些方面，限于篇幅，其他一些方面只能暂付阙如。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随着有关材料的进一步敞开，我们对周扬的认识一定会逐步加深。

[1] 中美联合编辑委员会.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267.

[2] 安·杰斐逊. 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99.

[3] 周扬. 周扬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4] 周扬. 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J]. 文学评论, 1986(1): 31.

[5] 周扬. 周扬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285.

[6] 周扬. 周扬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7] 周扬. 周扬文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8] 周扬. 周扬文论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Zhou Yang’s View on Literature Criticism

LIU An-hai

（College of Literature, Hanko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9212, China）

When Zhou Yang is mentioned people always think of him as the literature theorist. In the circle of the literature theory he mad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many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he made a lot of activities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as he was a Marxist literature critic, including their works written by Lu Xun, Guo Mo-jo, Tian Han, Chao Yu,Lao She and Zhao Shu-li and the foreign writers. He explained his literature critic views including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orrect theory, purpose and the honest attitude towards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 criticism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writers were at the time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s they created their works. The literature criticism is not only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works but also to analyze the art form, the critic principle with comparison that the works should be that the good is good, bad is bad. The literature critic should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s of the critic objects.

Zhou Yang;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ory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contribution

（责任编校：彭 萍）

I 03

A

10.3969/j. issn. 1672-1942.2015.02.022

1672–1942(2015)02–0111–08

2014-12-25

刘安海（1940-），男，湖北广水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