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深入浅出的精思妙论 ——论周立波的《文学浅论》

刘中顼



小说创作深入浅出的精思妙论 ——论周立波的《文学浅论》

刘中顼

（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湖南益阳 413000）

周立波的《文学浅论》充分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应当如何加强思想修养、生活修养、文学修养、语言修养等诸方面的重要问题。他的文学理论全面深刻，切中肯綮，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性。其理论表述，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不愧为文学大师感悟深刻的精思妙论。

《文学浅论》；深入浅出；精思妙论；小说创作

在红色文学经典作家中，周立波是一位取得了多方面文学成就的著名作家。“十七年”时代，他是与赵树理并称为“南周北赵”的描写中国农村生活的“圣手”。周立波也是最早描写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重要作家之一，如他的《铁水奔流》《诸葛亮会》《李大贵观礼》等都是新中国工业初创时期的历史画图。周立波又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曾翻译了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俄罗斯作家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还翻译过美国、爱尔兰、巴西等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周立波也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他的代表作有《南下记》《万里征尘》等。周立波还是一位文学理论家。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十七年”时代，虽然有不少作家发表过文学创作方面的理论文章，但像周立波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就以著作形式出版的理论成果也是不多的。今天我们重读他的《文学浅论》，仍然感到它对我们新世纪的文学创作有着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科学全面的作家修养论

作为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特点的文学理论著作，当然首要论述的就是作家自身的修养问题。这也是我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我国古代许多文学理论家如孔子、刘知几、曾巩、罗烨、王骥德、王士祯等古代文章家对作家的思想道德、生活积累、文学素养、语言锻炼各个方面都有过深刻的论述，也形成了作家们注重自身修养的优良传统。周立波在他的《文学浅论》中深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对当代作家修养的各个方面做出了新时代的科学阐释。

“文如其人”是我国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家的一种普遍认识。现当代作家也是如此。鲁迅先生在谈到革命文学的问题时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作为重要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家，周立波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对作家首先提出的就是思想立场方面的要求。他说：“对于我们，立场的确定，思想的改造，是最要紧的事。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到生活中去，不但解决了艺术问题，也解决了思想问题。’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2]1-2他还清楚地指出：“有人说，某某人的思想不正派，文章倒漂亮。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的思想不正派，文章也一定不好。从来没有怀着坏心眼，宣扬坏道理的好文章。心眼坏，道理坏，文章跟着坏。评论文章，决不能够离开内容，单就形式来说话。”[2]2-3周立波的这些论述也许会有人不认同，但我们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尽管现实中有些坏人也会在特定的情形下写出一些言不由衷，并不表露自己坏思想的“好文章”；但是，他并不能经常一贯地这样做。他在适合表露他的坏思想的时机，就一定会“文如其人”了。“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3]一个人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人生观，总会在他的言语中表现出来。文章不过是言语的书面表达，任何文章，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因此评说文章的好坏是绝对不应当离开文章的思想内容，仅从表现形式去评判其优劣的。尽管现在还有人表面上持这种观点，但表面上持这种观点的人，从来也没有真正离开作品的内容去评说文学作品的优劣。周立波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多次强调“要把自己的心的愿望，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连结在一起。”[2]3这就是强调作家应当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道德修养，让自己的思想立场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来反映和表现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他还认为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要紧的是带着自己的心去，去参加工作和斗争，把工作的地方当作家庭，把群众当作亲人，和他们一同进退，一同悲喜，一同爱憎。要这样做，将来才能写出好作品。”[2]5可见周立波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强调的思想立场，就是人民的思想立场。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也是非常正确的。这正是一个作家观察生活，选择题材，正确表现生活，表达主题的思想保证，是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作品的思想保证。一个作家要获得这样的思想保证，就必须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一个作家有了正确的思想立场，并不一定就能够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4]文学来自于生活，周立波是深刻懂得这一道理的。他在《致湖南青年作者会议的贺信》中说：“没有经历，任何有才能，有修养的人都将没有办法动笔，这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有中外古今的文学史，都证明了这点。一个有才能、或是有修养的人经历了一些事情，过后回忆，充满了无限怀想和感触，这样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成功的作品。”[2]28他还说：“没有生活，不熟悉自己所要写的人和事，是产生概念化的主要的根源。”[2]15“一个聪明的作家不但不会去写他不熟悉的题材。而且不会去写那些没有打动自己的题材，因为那样一定会失败。”[2]4这说明周立波是十分重视作家的生活修养的。他从自己创作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讲话’里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从生活的体验里，也从创作实践里，我领会到，这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石名言。”[2]33在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周立波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和阅历，对于他们文学创作成功的重要意义。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不能创作出文学作品，但是有了一定的经历，如果作家对这些经历过的生活没有深深的感触，也是不能写出较好的文学作品来的。因为作家描写的生活，如果没有感动自己，要想去感动别人，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家不仅要有生活经历，而且还应当对他所经历的生活有深刻的感悟。这样的生活才是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的保证。周立波还在他的《〈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铁水奔流〉的创作》《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等文章中都谈到了自己创作这些作品过程时深入生活的亲身经历，具体生动地说明了文学创作和深入生活的密切关系。

一个作家要要搞好文学创作，其文学修养也是不可或缺的。明代王骥德说：“词曲虽小道哉，然非多读书，以博其见闻，发其旨趣，终非大雅。须自《国风》《离骚》、古乐府及汉赋、六朝三唐诸诗，下迨《花间》《草堂》诸词，金元杂剧诸曲，又至古今诸部类书，俱博搜精采，蓄之胸中，于抽毫时，掇取其神情标韵，写之律吕，令声乐自肥肠满脑中流出，自然纵横该洽，与剿袭口耳者不同。”[5]周立波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对作家的文学修养也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他说：“我说说‘阅’字，‘阅’就是阅读。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文学作品和文艺论文。古今中外的成功作家都爱读书。不读书是不行的。读文学作品，必须保持经常性，每天读一点。好的，可以重读。杜甫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出，他的前代人和同代人的作品，他都爱读。他说：‘不薄今人爱古人，佳辞丽句必为邻’。”[2]30作者在此不仅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同时也给人们树立了读书的榜样。一个作者要进行文学创作，要写出成功的文学作品，文学修养是不可少的。而文学修养提高的基本途径就是勤于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尤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一个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只有在阅读中学习和借鉴他人一切良好的艺术经验，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学修养，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周立波还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明确指出了一个作者的读书，还有不同于一般读者的地方，那就是要把读书与写作紧密结合起来。他说：“不读书固然要不得，尽读书也是要不得的。尽读不写，就会成为眼高手低的书呆子，眼睛长在脑顶上，看不起人家的东西，但临到自己动起手来，笔就会不听他的使唤，比他看不起的人写得还差。最好的读书办法是又读又写……”[2]30一个作家的练笔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历来有句俗话：“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勤于练笔正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法宝。周立波也是一个非常重视作家语言修养的理论家，这点我们在后文中还要重点论述。由此可见，周立波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对作家的思想修养、生活修养、文学修养和语言修养各个方面，都做了全面科学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每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人物中心的文学创作论

绝大多数文学家都认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问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高尔基有个著名的观点：“文学是人学”。[6]可见文学就是以反映人的生活，抒写人的情感，塑造人的形象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的。文学离不开描写人，塑造人，是表现人类社会生活最真实细致，也最形象生动的学科。社会生活发展的面貌和情形，都是由人的活动体现出来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冲突也是发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因此，文学的中心问题归结起来，就在于对人的描写、刻画和塑造。在我国古今文学理论中，人物形象的创造，一直居于中心地位。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评点《水浒传》的文学成就时说：“别一部书，看过一回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写出来。”[7]老舍先生在《人物的描写》一文中说：“按照旧说法，创造的中心是人物。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创造。因此小说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千万，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周立波在他的文学创作理论中，同样把人物的创造看作文学的首要任务。他说：“作家应当首先着重人物的创造，故事是人物行动的连续，有了活动着的男女就一定会形成故事。”[2]18他在《谈人物创造》中开篇就说：“创造人物是我们的文学的一个紧要的任务。”[2]20他又说：“人物创造，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的一环，也是困难的一节。”[2]122他在谈到《山乡巨变》的写作时也说：“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2]18他在《答〈文艺学习〉问》《几个文学问题》等文章中都谈到了人物的创造问题。可见在周立波的文学理论中关于人物形象的创造同样是居于中心地位的。

那么，怎样才能塑造好人物形象呢？周立波在他的文学理论中不仅非常重视，而且也指明了具体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作者要塑造好人物，首先就要熟悉自己要描写的对象，深入地了解人物。他说：“你要不是你写的人物的知心识意的朋友，就很难于深刻而且细致地熟悉他的思想和感情。不熟悉，自然谈不上刻画。”[2]20周立波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创造人物形象往往是有生活原型的。这也是红色文学经典产生时代创造人物形象的坚实生活依据，所以他强调作家应当成为自己所要描写的对象的知己。尽管小说中的人物是可以虚构的，但是任何虚构都必须以生活为依据。一个作家要创造出一个人物形象，即使没有一个具体的模特儿，也应当去熟悉了解与自己所要创造的人物类似的人。这样才会更有成功的把握。周立波的这些论断对于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仍然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

有了坚实的生活依据，当然为作家创造人物形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要真正塑造好人物还必须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这就必须注重向一切优秀的文学大师和优秀的文学作品学习。周立波的文学理论中是很强调这种学习的。他在理论阐述中常以我国古代的文学大师和文学名著为榜样，特别注重从他们的文学实践中吸取营养。他说：“我们的先辈在人物创造上的成就，是惊人的。一部《红楼梦》创造了几百个男女，《三国演义》也有几百个人物，《水浒传》的主要人物也是一百多。这些角色不光是徒有其名，而是一提起他们，就能想起他们的行为和性格。诸葛亮、刘备、张飞、曹操、宋江、武松、鲁智深、贾宝玉和林黛玉等等，在中国人民中代代流传，家谕户晓。”[2]22这就是鼓励当代作家应当向古代文学大师学习，以他们为榜样，创造出千古不朽的人物形象来。

周立波认为要创造出优秀的典型人物形象，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创造出典型人物产生的典型环境。他说：“写人物要描写出他们的环境，和环境促成的他的个性。”[2]36环境是人物行动的依据，正是一定的生活环境（自然、社会与时代的综合环境），促成了人物的个性和他的必然行动。而这一切正是形成典型人物的时代共性与特殊个性的原因。没有这样的环境创造，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为举止、人物个性就失去了历史的生活依据。周立波认为：“在文章里，有时可以写一点景致。但选取的风景最好是跟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互相配合，富于地方色彩的景色插一点是很好的。”[2]22这说明周立波的文学理论对环境描写的要求，还阐明了人物个性的地域具体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对于人物个性的形成，人物行动的产生，都是具有深刻影响的。同样的抗日故事，山区杀敌与水乡歼寇，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故事情节。同样的爱情故事，北方平原与南方丘陵的人们也必然因自然与习俗的差异而构成不同的内容。

周立波还指出，要创造出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必须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认为：“现实主义者处理人物，要求强调和夸张某些方面，而又省略某些方面。”[2]62-63对创作素材根据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进行重新的组织和取舍。通过重新的组织安排，移花接木，从而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在他的文章中，周立波列举了“鞭督邮”的例子。在陈寿的《三国志》中，鞭打督邮的人是刘备，而在《三国演义》中，鞭督邮的人成了张飞。这就是罗贯中根据塑造刘备长厚仁君形象和创造张飞粗豪猛将形象的不同需要，对这一材料移花接木的重新处理。

周立波对于中国小说的特点是十分熟悉的。他在评说鲁彦的小说时说：“他的所有小说都是采用近代西洋小说的手法，故事性不强，日常生活描画很细腻，人物心理分析很深刻，这些西洋小说的特点，构成了鲁彦小说的主要的部分。”[2]38-39从周立波对鲁彦小说的评析中，我们既了解了西洋小说写作的一般特点，同时对于中国小说的写作特点也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中国小说在结构上一般采用单体式结构。这种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一部作品书写一个完整的大故事，尽管这个大故事可能由许多小故事构成，但这些小故事都是这个大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各种小故事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和联系，推动着大故事向前发展，最后导向一个总的结局。由于作品篇幅的不同，短篇叙事作品可能只有一个矛盾，长篇小说一般都会包含众多的矛盾。但是不管作品中矛盾的多寡，中国小说的情节发展却总是离不开曲折的。周立波在他的论述中举了《打金枝》为例。他说：“《打金枝》就只有一个矛盾，但是很生动。把一个矛盾写的曲曲折折，波澜起伏，显出矛盾的各方面，就会很热闹，很好。矛盾繁多，错综复杂，要用巨幅才能处理。”[2]58中国作家都善于通过作品中的曲折情节来展示和刻画人物的个性。通过不同人物面对一系列矛盾和事件，在解决过程中的不同处理方法，来刻画出人物的不同个性。传统的中国小说一般很重视通过人物的行动描写、语言描写来刻画人物个性，对此周立波是深刻懂得，也非常赞同的。他说中国传统小说“语言的简要，结构的完整，人物行动的有力的记述多于人物姿态的静止的刻划，都是值得效法的优点。”[2]58但是，中国传统小说却一向略于对人物心理进行描写。周立波对这一不足也是了解的。为了创造出更加动人的艺术形象，他也很主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增强心理描写的力度。他说：“一部小说，一个故事，要是插进一些心理描写，容易显露人物的性格，使故事往深处扩展，人物活跃于纸上。”[2]123周立波的这一建议对于弥补传统小说人物刻画的不足，无疑具有很好的建设性意义。

周立波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始终把人物形象的创造置于中心地位。尽管他受到中国叙事文学的深刻影响，也懂得中国小说是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发展的曲析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但是他创作小说依然是强调人物为主的。有的读者在读了他的《山乡巨变》之后曾经问他，这个作品“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缺乏一个中心线索贯穿全篇”，对于作品的情节结构是怎样安排的。周立波解释说：“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和《儒林外史》，都是着重人物的刻画，而不注意通篇结构的。我读过这些小说，它们给了我一定的影响。”[2]17这一回答充分说明了他文学创作的基本观点。他的文学创作正如老舍先生说的那样，要“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他所创造的老孙头、亭面糊、陈先晋、菊咬筋等人物也充分证明了他文学理论中的人物中心论。

三、学习人民的生活语言论

《文学浅论》这本理论书籍的书名中有一个“浅”字，这一方面说明了作家一贯的谦虚品格，但通过阅读此书，我们感到这个“浅”字也充分表现了这本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此书深刻理论的“浅”出。本书对于文学创作理论的论述是十分精辟深刻的，但其理论语言又十分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作者理论对于创作指导的务实和他语言修养的追求。

首先，周立波是很注重理论语言的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他的论述如话家常，说理形象生动，还经常表现出一些幽默的特色。如他在批评一些作者不良的文风时说：“学生腔和农民的语言差别很大。如知识分子总爱从书本上搬运一些陈旧的语汇，如‘寂寞’‘忧郁’等等。……他们的描写手法也不高明，形容晚霞总说‘像少女的两颊’，这样的话，多少年前，似乎就有人说过，已经不大新鲜了。他们的笔一到写不出的地方，就打些‘……’像在伤心落泪的样子。在来稿上，我一看见这种泪珠一样的点，就提笔勾去，毫不留情。因为，我想，写不出时，搁下笔去休息一下嘛，何必哭脸呢？”[2]19这些论说和人们平时在一起聊天，话家常的言谈风格是多么相似。这段话既说得深刻，也说得形象，末尾还显示出让人发笑的幽默。又如他在论述如何才能使作者笔下描写的人物更能感动读者时这样说道：“在生活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最熟悉、最亲近的一位可爱可敬的同志遭受了什么不幸，最能引起我们情感上的共鸣。在作品里，不论是写真人真事也好，写虚构人物也好，如果要使你所肯定的正面人物，在读者眼里显得十分可爱和可敬，而且亲切，你得先使读者熟悉他，像熟悉自己的最亲近的人一样。只有这样，你的人物的遭遇和他的悲喜，才能引起读者的情感上的共鸣。”[2]17这段论述同样是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这种语言风格是周立波文学理论的一贯风格。对比现时某些理论文章那种装腔作势，故作高深是迥然不同的。一些本来浅显的道理通过他们的旁征博引，反复申说，再加上用词的生僻和生造，讲得人越听越糊涂，越听越感到晕头转向，使人觉得玄而又玄，莫测高深。实际上只是在玩十分肤浅的文字游戏。

周立波从文学的人民性出发，认为一个作家要锤炼好自己的文学语言，应特别重视向人民群众活的语言学习。这种“活语言”就是人民群众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运用，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生动形象，具有感染力的语言。周立波一贯是重视学习人民群众的活语言的，他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应该细心地研究祖国的语言，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口语，要尽可能地少用缺乏活力的‘学让腔’……不宜尽搬书上的陈言。”[2]11他还指出：“劳动的人们喜欢把生产过程中习见的具体的事物，用精练的语言构成生动的形象，夹在谈吐中，使人们对于他们叙述的事情和行动，得到深刻的印象。这是人民的活的语言：方言土话的一个重要的特点。”[2]113各地人民群众的语言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们的语言具有的新鲜活泼，与一般书本上的语言词汇是很不相同的。周立波在他论述语言的文章中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农民来自生活的语言和知识分子语言在表达同一事物时的不同特色：“学生腔：‘看那朵云飞过来了，非下雨不可。’农民说：‘瞅那块云，我说那家伙是龙王爷的小舅子，非得下不解。’”他还举例说：“有些农民，也说俏皮嗑（歇后语），比如：‘黑瞎子叫门，熊到家呐。’‘黑瞎子耍门杠，人熊家伙笨。’”[2]114作者在这里所举的语言例子，既表现出了人民群众语言的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又体现出了群众语言浓厚的地方特色。

作家文学语言的修养也要注意文学语言的音乐性和幽默。周立波很在意语言这方面的学习。我国汉语是世界上最有音乐特点的语言。中国是诗歌传统极其深厚的大国。人民群众广泛深刻地受到了汉语音韵节奏美的丰富滋养，人民群众的语言表达中对于这种滋养有着充分的体现。老百姓的话语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常会出现韵律节奏感很强的骈偶语句。这种现象在普通的百姓中比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出现的频率还要多而自然。周立波清楚地看到了群众日常生活语言中的这一特点。他说：“农民语言的第二个特点是简练、对称，有节奏，有韵脚，音节铿锵，叮当有声。比如：‘干巴拉瞎的’（干瘪），直直溜溜的（笔直），满满堂堂的（满）。……又比如‘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满’跟‘晚’押韵。‘一儿一女一枝花，多儿多女多冤家’，对得整齐而工稳，‘花’和‘家’押韵。”[2]57这就教育我们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也应当学习他们注意发挥汉语特别有音乐性的长处，让生活语言，说来上口，听来入耳，既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增加语言的听觉美感。周立波也注意文学语言的幽默风趣。如他的《暴风骤雨》中描写老孙头的言语就有不少幽默特点。如当韩老五被捉回来后，老孙头故意挤到他跟前说：“这不是咱们五爷吗？大驾怎么回来的？搭的是太君的汽车，还是骑的大洋马？”话语中带着尖锐的讽刺和十分欢快的幽默色彩。《山乡巨变》中，召开妇女大会的时候，盛清明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子。陈雪春笑着说：“进来参加我们的会吗？”盛清明说：“等这一世积点阴功，来世修成一个女儿身，长得像你一样，又漂亮，又聪明，又伶牙利齿，再来参加你们的贵会。”这些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常常透出说话者的机趣和幽默。周立波在《〈民间故事〉小引》中说：“幽默是文学的要素之一，因为它也是人生的要素之一。中国人民懂得这玩艺。”[2]121他的创作正是他文学语言理论的最好印证。

人民群众生动形象、表现力很强的语言是语言中的精华，当然也不是他们的每句话都新鲜活泼、形象幽默。所以一个作家在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就应当经常留心，学习积累。周立波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现身说法地告诉我们：“在农村和工厂，我经常留心倾听一切人的说话。，从他们口里，学习和记取生动的活泼的语言。”[2]11作者告诉我们学习人民群众语言的这种方法是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可操作性的。多听多记，并加以选择，选择那些生动活泼的、表现力极强的语言，而且要听一切人的说话。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说话立场和态度，也会有不同的言语风格、表达方法，其中会显示出人物的不同修养和个性。广泛听取、认真选择、记录积累、分析研究，这样就一定能够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学习到许多优秀的精华，增强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周立波也同样重视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习语言。周立波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修养是很深厚的。这种文学修养使他从不轻视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习语言。他说：“我们也不应当排斥古人的语言。古人的话，能够留传至今的，是经过了多少年代的提炼的精采的部分。”“我们要不断地汲取中外古今的语言的精华，采摘中外古今一切语言的简练、生动、新鲜、科学的字汇和语法，来继续丰富和改革我们的语言和文体。”[2]12-13这段话中既表明了周立波的文学语言论对于语言的学习，不仅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而且也应当广泛学习的主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学语言，使我们的语言更加具有艺术表现力。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只有艺术的语言才能更好地反映和表现我们的生活。而语言本身也只有在不断发展、丰富，保留精华，不断去除失去生命力的语词的发展中才能永葆青春和活力。

周立波的《文学浅论》字数不过8万余，论述的文学理论问题却包含了作家诸方面的修养，文学创作的方法，文学语言的修养等等。他的文学理论全面深刻，又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性。其中理论语言的表述，又是那样的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实在不愧为红色文学经典时代文学大师的精思妙论。

[1] 鲁迅. 革命文学[M]// 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68.

[2] 周立波. 文学浅论[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59.

[3] 郭茂倩. 乐府诗集: 卷八十三杂歌谣辞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4] 何休. 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5] 王骥德. 曲律: 卷2[M]// 曲律注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52.

[6] 于敏. “文学是人学”的“发明权[J]. 粤海风, 1998(3): 4.

[7] 金圣叹. 读第五才子书法[M]//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19.

Novel Creation with Profound Ideas: On Brief Comment of Literature Written By Zhou Li-bo

LIU Zhong-xu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On Brief Comment of Literature written by Zhou Li-bo made a deeply exposition of the writer in socialist time how to cultivate their ideology, their deep life understanding, literature knowledge and language mastery. His literature theory is of the guidance in the field of the theory that the theory expression is full of easily understanding. Zhou Li-bo is a real literature master who is full of profound ideas.

Brief Comment of Literature; easily understanding; profound ideas

（责任编校：彭 萍）

I 04

A

10.3969/j. issn. 1672-1942.2015.02.023

1672–1942(2015)02–0119–06

2014-11-28

刘中顼（1954-），男，湖南南县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