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与“二程”的文学特点比较

时间：2024-08-31

龚祖培

（成都师范学院中文系，成都 610041）

周敦颐与“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都以哲学思想名家，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本文侧重讨论三人与文学有关的内容，包括文学思想和创作以及风格特点等方面，从而分析周敦颐所产生的影响的重点在什么地方，试图以新的视角认识周敦颐。

一

周敦颐著述不多，半为文学作品；官位不高，多尘走下僚。为什么能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就这一点说，已经是一个撩拨人思考的大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其然？恐怕其人格是最值得研究的内容。而其人格的铸就，文学写作和审美取向的作用不小，甚至超过了他的哲学思想等著述的影响。

周敦颐以近乎完美的人格备受当时闻人赏誉，却没有遭受负面的讥议和诟病，这在整个宋代的道学家之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黄庭坚评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纯粹是为一高蹈林丘的诗人画像，完全没有道学家的影子。古往今来，恐怕只有“完人”可当“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一语。苏轼赠诗有“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先生岂我辈，造化乃其徒”等句，①引文所据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周元公集》，以下未注明者同。简直是高山仰止般心仪。“全德”一词似乎都说到了极致，很值得玩味。这些极致的赞誉如果出自后学道家之口，那是不足为奇的。而它们却出自苏、黄之口。二人的性情和好尚与程朱等道学家的冲突矛盾，竟在周敦颐身上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融合消解。这是耐人寻味的。除了周敦颐的高尚人格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主要就是周敦颐的山水自然之趣和文学写作的契合点。简言之，周敦颐的性情好尚与苏、黄有类聚之同。他不是纯粹的道学家，而是诗人气质突出的文人。因此，很多学者将周敦颐从道学家中分别开来认识，那是很有道理的。

自宋以来，多有学者认为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之祖，直接影响了“二程”以下的思想学说。持不同观点的学人也不少。钱穆先生说：“近世论宋学者，专本濂溪《太极图》一案，遂谓其导源方外，与道、释虚无等类并视，是岂为识宋学之真哉！”[1]5-6“后人以濂溪为宋学开山，或乃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1]3钱先生还看出了程颐对周敦颐学术不认同的隐微之处：“伊川于安定，终其身非先生不称，于濂溪则字之曰茂叔而已。”[1]3英国人葛瑞汉认为“二程的哲学根本不是什么周敦颐学说的发展，两者的大前提完全不同”，[2]236还承袭钱穆之说：“可以肯定，二程并不视周为正式老师。伊川提到太学时的老师胡瑗时，总是称之为‘胡先生’；二程却直呼周敦颐的字‘周茂叔’。”[2]233此处笼统地以“二程”为说不妥，应该是程颐，不应连及程颢。葛瑞汉还有“十一世纪时周敦颐并不以哲学家著称”的观点。[2]227都表达了正宗的程朱理学与周敦颐学术不同的看法。

既然如此，研究周敦颐的人格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文学等内容无疑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视角。应该从文人的角度认识周敦颐，用文学的要素分析其著述，然后再梳理其影响的脉络。纵观其著述，最可论者“一图，一赋，一文，三诗，四字文论”。如果超越文学范畴，以大文化的眼光衡估，那么其著述的学术价值和水准，一图、一文、一赋为一流作品，诗为二流作品，文论为三流作品。此周学之大概。

“一图”即《太极图》，主要讨论宇宙本体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还配有那阴文、阳文的复杂图形，[3]1-5如此等等，在《易经》基础上更加神秘化，更有内涵。其间充满了灵性，可作无尽的沟通，无穷的阐发。对心灵和艺术尤其有效。张栻弟子游诚之就由此悟入，作诗便能通其灵：“游诚之，南轩高弟。尝言：‘《易》有太极，而周子加以无极，何也？试即吾心验之，方其寂然无思，万善未发，是无极也。虽云未发，而此心昭然，灵源不昧，是太极也。’闻者服其简明。其诗亦可爱，如‘春风未肯催桃李，留得疏篱浅淡香’，‘平生意思春风里，信手题诗不用工’，‘闲处慢忧当世事，静中方识古人心’，皆有味。”[4]28作家的创作，它带来了无限构思的空间。“阴阳”的神通广大，可以构建宏伟的文本结构。不用说诗文的灵窍，就是小说、戏剧等大作，都可以从《太极图》中获取营养，创造出“阴阳剑”、“九阴真经”，创造出“十绝阵”、“万仙阵”，创造出“太虚幻境”等。传奇、神秘色彩本是文学的灵魂，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很多就因此成就了精彩和不朽。《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即其显证因此，文学也可以将《太极图》视为“圣经”，存乎一心，就看作者如何通灵。

周敦颐今存只有一篇赋，66字的《拙赋》，其实赋的正文只有40个字。恐怕应该是天下最短的以赋名篇的作品。就这一点说，周敦颐又创造了一个第一。它完全无视“铺采摛文”赋的基本特征，不铺写，不堆砌，无辞采，无事证；不过它不“体物”而有“写志”的内容，它也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因此与赋体还保留着一息气脉，它不是空中起步，创造“第一”也根源于继承之中，虽面目全非而精神犹在。它有鲜明的立意，将老庄思想推陈出新；它有结构层次，由立身处世说到治国平天下，辽阔宏远：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币绝。[3]60-61

人生可以从中悟出道理；立国可以从中悟出道理；作文可以从中悟出道理。袁宏道就受其启发，写出了名篇《拙效传》：“而四拙以无过，坐而衣食，主者谅其无他，计口而受之粟，唯恐失其所也。”[5]157袁家的四个仆人都获益于“拙”；相反，满朝多是机关算尽的“巧”贼，国何以堪？一个群体都是聪明绝顶的“大师”，谁还愿意吃那不得不吃的“亏”？《拙赋》这样的作品，中国人知道那是聪明智慧的表现，所谓“大巧若拙”，但外国人就有一点云里雾里的不解了。英国人葛瑞汉说：“周敦颐的诗中有炼丹和愚胜智之类的主题，同样令人吃惊。”[2]237

君子人格是周敦颐的符号，这已是盖棺之论。不过细究建构周敦颐君子人格结构成分，除了他人品道德、为官行事的清廉正直之外，还有他的文章撑起了一片天。换句话说，如果周敦颐只有为官行事的清廉正直的人生履历，没有文学著述，那么他只能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古代循吏、好官。但以其官品来说，恐怕难以载入国史，将会无声无息地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绝不可能青史留名。历史上清廉正直有君子人格的人不少，何止一个周敦颐。古文献中没有留下他们一点痕迹。周敦颐的什么文章让他的君子人格熠熠生辉？不言而喻，显然是《爱莲说》。

《爱莲说》的主题是以莲荷为“花之君子”。以莲荷喻人，非首创之文心。唐人郭震诗“湘妃雨后来池看，碧玉盘中弄水晶”，刘禹锡诗“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李德裕诗“玉女袭朱裳，重重映皓质”，陆龟蒙诗“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等，都将莲荷拟人，不过多为女性。受先唐诗作“江南可采莲”、“涉江采芙蓉”、“采莲南塘秋”等暗示，咏莲荷的作品还多蕴含男女情事。采莲女儿“芙蓉向脸两边开”，“无端隔水抛莲子”，莲荷即美女，美色如莲荷。有些诗作少不了有“亵玩”的心理。《爱莲说》标出新意，视莲荷为君子，与爱情、“女色”划清界限。莲荷有了大丈夫的躯干，那是作者的人格外化。这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新变，而是划时代的革命。仅此又可称第一。论者极口称说，惟钱锺书先生读出不同，先肯定“出淤泥而不染”为“名言传诵”，又认为其语有“拾彼法牙慧之嫌”。[6]39所谓“彼法”指佛经《维摩经》、《四十二章经》等文献。不过钱先生没有深论将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与君子处浊世而保持其高尚人格二者的“艺术”联系，就看不出周文的“创造”。尽管佛经中有“吾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泥所污”的说理，物与人的类比成立，《史记》等书称赞屈原“泥而不滓”的语典，肯定对周敦颐的写作有启发作用，但《爱莲说》将二者的关系集中论说，借象取譬的主题阐发，尤其是简劲清雅的艺术语言，给读者深刻而优美的审美体验，却是前所未有的。非但不拾人牙慧，反而正是文学艺术的继承和创新的闪光之处，正是海德格尔说的“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的诗来作诗”。[7]25《爱莲说》可以称为“一首独一的诗”。其次，《爱莲说》正文仅120个字，却首尾完整，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在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优秀的“百字文”中毫不逊色，可以和韩愈《送董邵南序》，苏轼《记承天寺夜游》等辉映文苑。再次，这一篇短文的句式也很有特点。句式参差错落，长短互补；是散文，同时又有整齐的对句；还有排句，一气呵成。真是将赋句、骈句、散句融为一体，形成了骈散兼行而又流畅自然的语言风格。长篇可以做到，短文实在难能可贵。就驾驭语言的能力来说，作者也堪称文学大师。再次，作文重道是周敦颐一切著述的共同特点，《爱莲说》也很突出，而且正是突出这一点才张显了君子人格的主题思想，使本文大放光彩。不过本文并不是枯燥的说教论文，而是靠语言的中介塑造了莲荷的鲜明形象。如果没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等描写，没有“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人格透视，那么本文就成了一篇只有说理的文章，已经没有多少可传的价值，更不要说成为名篇。正是因其抓住莲荷的神韵而形象的描写，大大地凸显了“美”，才让受众将其视为古代第一流的美文之一，的确是实至名归。比较《养心亭说》，同样是周敦颐的文章，同样是论道主题，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它呢？原因就是其文主体部分全是议论，而且全是敷衍《孟子》“养气”之说，缺乏形象描写，难以让受众获取突出的审美体验。这就是著名和不为人所知的关键所在。用当今盛行的排行榜进行统计，“古代文学作品选”一类书籍，恐怕都选入了《爱莲说》。即使不占熬头，也肯定可以进前三甲。一个作家或诗人，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留下一句两句诗歌就可以成为不朽，如“满城风雨近重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等，那么周敦颐有一篇《爱莲说》，已足以在文坛铭刻“立言”的名字。一篇短文就可以彪炳文学史册。南宋柴与之诗云：“一诵《爱莲说》，尘埃百不干。”，这已经不仅仅是文学的影响了。

周敦颐也是一个诗人。今存诗38首，有些还有著作权的争议，未必是周作。仅以其中无争议的论，好诗有，但数量不多，比较突出的可说以下3首：

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

吟馀小立阑干外，遥见渔樵一路归。

（《春晚》）

东风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

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

（《牧童》）

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

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

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

傍人莫笑凭栏久，为恋林居作退谋。

（《同石守游》）

在诗歌格律化已经老去的宋代，周敦颐也主要写格律诗；受其自身审美趣味简洁的影响，他的诗作以绝句为多，短小；在议论风气已开的北宋，周敦颐也以议论为诗，所谓“理趣诗”初见端倪；受乐道成为时代文学好尚的主题的影响，周敦颐也与时推移成为宋诗作者的一员。有人认为庆历作家群体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尹洙等“将‘复古明道’与修身、行事、立言有机统一起来，提倡以‘道义之乐’为核心的文学审美新理念，并将人性人情纳入‘圣贤之道’的理解范畴，缩短了‘道’与现实人生的距离，拓展了文学反映时代人生的深度和广度。”[8]77周敦颐的诗作何尝不是那样的审美理念？

周敦颐对诗歌的喜爱，一生都是如此。其诗歌作品有10卷之多。91其作《吉州彭推官诗序》，度正《年谱》系于25岁时。该文叙事详明，娓娓道来，称道彭推官之作，更流露了自己对诗歌的热情，诵好诗的愉悦。文曰：“坐间，诵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人，其句字信乎能觑天巧而脍炙人口矣。”“暨还邑局，闻推官之诗益多，亦能记诵不忘。”[3]53-54由此推知，周敦颐少年时代已与诗结缘。又《与傅秀才书》云：“稍有一日空暇，则或过客，或节辰，或不时聚会。每会即作诗……”。[3]58-59据度正《年谱》，此文作于合州判官任上，时年41岁。[3]105作诗已是人生不可少的内容，如饮食相伴相随。事实上风气使然，北宋文人莫不如此。作诗的交流和消费功能比较突出，如同邵雍《首尾吟》所说：“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访友时。”又据《年谱》，治平二年49岁：“三月十四日，自虔赴永，同宋复古游庐山大林寺，至山巅有诗。”[3]108又治平三年50岁：“又寄诗与乡人，有‘故人若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之句。”[3]109又熙宁四年55岁：“以正月九日领提刑狱职事，行部至潮州。有《题大颠堂诗》云：‘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着，数书珍重更留衣。’”[3]110-111周敦颐至老于诗不倦。两年后携诗情永归道山。

周敦颐具审美眼光，能透过山水自然、人情世态发现诗美。加上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宁拙勿巧，宁退勿进，最大的追求是心灵的宁静。诗也如其人。“山水有清音”，宁静的最佳伴侣就是山水自然，于是诗歌中借景抒情，拥山水而俯仰之作占去大半。如同既往诗人的作品一样，拒绝浊世，歌颂自然成为主题，但其作无悲吟之声。《春晚》一绝很有代表性。不

仅融入自然的“渔樵”归来，引发诗人情不自禁的吟咏，即使“昏鸦”其实也在快乐之中，能让诗人感受到同样的怡情。这首诗通体澄澈，一派和谐。正是昏鸦绕林的意象点缀，才使得它与王维的《渭川田家》等一派祥和的意象组合的唐诗有了区别；也和“昏鸦”所常常引发的思乡怀人，贬谪漂泊的人生失意等为主题的诗歌拉开了距离，如马致远《秋思》“枯藤老树昏鸦”一曲，“昏鸦”是引发“断肠人在天涯”情思的意象。本诗“昏鸦”与“渔樵”看似意象组合的冲突，但自然本如此，天使与魔鬼同在，美与丑相生，吉凶可转化，全在诗人的审视一瞬间。表面看“昏鸦”使诗歌的画面晦暗，而且“昏鸦”常引起不吉利之联想。但是与“傍林”相连，就引发了归巢、栖息、生息、团聚等自然属性的联想。乌鸦也是生灵，乌鸦也有道，乌鸦之道同属自然，为何不能令人心生怜爱？或许诗人正是为了不拾唐人牙慧，才有意这样驱遣灵妙，让“昏鸦”映衬于诗中。《牧童》一绝也是自然的主题，也是善于捕捉景物之作，只是主角牧童骑牛吹笛的形象多添了一分天真和悠然的韵味，“太平歌”反而成了“歌咏先王之道”的蛇足。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与南宋诗人雷震《村晚》绝句的联系。尽管关于雷震的生平履历一无所知，但就其“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句，可以读出来龙去脉，可以看出周诗对他的影响。其诗的主题与《牧童》关联，还与《春晚》关联，可见雷震是一个得“道”的诗人，受道学诗人的影响不浅。当然，周诗的主题太露，缺乏蕴藉深沉的含蓄，就主题而言，并无多少新意。这与他写作太真情倾泻的风格有关，也与“文以载道”的认识有关。《同石守游》一首七律，佳句如“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移情于景，融入自然，因其对偶而更增整齐之美。此处的语言修辞恰到好处。如果以名句论周诗，那么此联与《游大林寺》之“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题寇顺之道院壁》之“青山无限好，俗客不曾来”可以并列第一。然而如同宋人多泥于对句那样，此诗“争名”一联，为求工整，显得有些死板，“度水登山万事休”更是近于幼稚，有勉强凑合的痕迹。

其诗歌风格体现为四字特点，即真、清、劲、直。“浩然心意复吾真”（《题惠州罗浮山》），[3]69夫子自道“真”字，诗中常用“真”字：本真、真我。文学写真实，不能虚假作伪态，这是原则问题。直抒胸臆，“真”可以畅快抒情，可以感动人而使其共鸣，但也会因缺乏细腻的修辞表达而流于粗率，过于直露。周诗的“真”体现为人格的诗化，人生价值观的诗化。其人恬静安闲，其诗也如此；其人豁达宽容，其诗也如此；其人喜言性理，其诗也如此。不过其人观山水之美，得山水之乐，性理便消散在山水形象之中，谈理而有清趣，议论而不枯燥。其诗喜用“清”字。如《题瀼溪书堂》：“田间有清水，清泚出山心。”[3]62《静思篇》“醉榻云笼润，吟窗瀑挟清。”[3]64《宿大林寺》“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皆由其真性而频繁入诗。“禽声谷应清”，不只是禽声清脆，山谷回声清幽，其实是诗人的心声感应。鸟叫山谷回声，是自然现象；“鸟鸣山更幽”，不是纯自然现象；诗人听出“清”音，更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性情人格的标志。从古以来，“清”就是君子修养追求的高境界。清正、清廉、清高为君子历练之人格。以之入诗，有鸟鸣谷应的烘托，加之以语言艺术的点染，形成了周诗“清新”、“清雅”的审美趣味。前人称宋诗“瘦硬”，周诗则为“劲直”，与之声息相通。《爱莲说》取象莲荷“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此正为作者立身之象，立地挺拔，不偏不倚。将其移用于诗歌风格之说，也完全适合。因此可以说周敦颐的诗文风格是统一的，都是其人格铸就的。他的诗，山水怡情之作多，而山水物象常寄意云外、峰峦、大树、高林。杉松之挺直，松柏之苍劲，即为笔下常有之意象。如《忆江西提刑何仲容》：“兰自香为友，松何枯向春。”[3]66《同友人游罗岩》：“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3]68《题酆州仙都观》：“钦想真风杳何在，偃松乔柏共萧森。”[3]69《同石守游》：“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3]73他的诗没有无病呻吟的低唱，没有怀才不遇的忧伤，没有人生短暂悲愁，没有历史沧桑的慨叹；大谈风月而无卿卿我我，议论风发而不矫揉造作，高吟“老子生来骨性寒”而不摇尾乞怜。称得上硬朗的丈夫诗风。可以说，宋诗的风格形成，周诗参与了建设。不过周诗直露而缺余韵，浅淡未造平淡，着实而乏虚灵，整饬而少活泼，也有可议之点。

在宋代诗酒唱和的士风，酒令词曲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周敦颐竟然没有一首小词传世，可见他谨守君子操守的矜持的一面。这在庆历作家群体中则是区别之点。以其文学观而言，大概也是将诗和词区别对待。“词为艳科”，别是一家；诗言志，载道之器。

“文以载道”是周敦颐提出的。《爱莲说》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思想，“文”和“道”的关系十分清楚，无论语言如何美化，写作如何修辞，技巧如何讲究，通篇都是为阐扬君子人格的“道”服务。不过他也认识到“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的文、道辩证关系。他认识到了“艺”和“美”的作用，认识到了作文修辞的作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只有美文才可以流传久远。其文、其诗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想指导之下写作的，因此《爱莲说》能写出美来，其诗也不乏其美。如果只看“文以载道”四个字，其思想仅是苍白的理论框架，貌似神圣的面孔而已，而且了无新意。本来，“道”和“文”的关系，早在“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孔子时代已经确立，“道”至高无上。“道之大原出于天”，“文”只能是“道”的侍从，为其服务的奴仆，二者的关系决不能逆反。即使体大思精的理论大作《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也是《原道》。再加上韩愈《原道》等文的大声镗鞳，此处已题无剩义，不容置喙。周敦颐以续貂之论，除去修辞的技巧之外，真是毫无理论价值可言。令人惊奇的是后人乃至今人，记住的第一格言竟然多是“文以载道”，而前此之理论反而化为云烟。不过周说还是至少有两点让其“文以载道”之论得以流行，掩盖前人之功。一是拈出“艺”和“美”两个醒目的字眼加以论说，相比“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孔夫子含糊话语，更为鲜明而深入。二是将抽象的文、道关系具象化，用车载为喻更为形象生动，将复杂的道理简单化，更能使人接受而传扬。

周敦颐并无多少道学著作，却成了道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并无文学思想的创新，却似乎成了“文”、“道”关系的理论泰斗。真是有一点嘲讽历史。其实这正是艺术参与的功效。当然，周敦颐的历史地位正是他通艺术，重形象，会审美，善于驾驭语言的能力取得的。简言之，是他的文学成就取得的。

二

程颢、程颐兄弟，先说程颐。程颐明显与周敦颐疏离，突出表现于对文学的认识不同。或许不称周为先生的原因就在此，还说“周茂叔穷禅客”，[9]85有奚落的意味。

程颐对文学的认识是肤浅的，对文章修辞润色等持排斥态度。他深于论道而陋于审美，几乎不懂得艺术。从理论到实践都旗帜鲜明。

程颐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9]187他甚至认为“有高才能文章”的人是“不幸”的。[9]443

周敦颐认为文章通过艺术加工之美能让人喜爱，因而能传播久远；程颐相反，认为潜心于写作是“玩物丧志”，文辞优美的作品如同俳优。下面一段问答很典型：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佗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9]239

他又说：“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9]580他否定文章对人对社会的功用：“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也。诗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论文莫如韩愈。愈之所称，独高李、杜。二子之诗，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见也，可考而知矣。”[9]600-601

程颐自言“素不作诗”，对诗歌不能有诗心的沟通，描写优美的作品也被鄙视。下面一段问答也很典型：

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曾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某所以不常作诗。”[9]239

可见程颐对写景状物的生动形象无所会心。写景状物是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的成分，从《诗经》而下比比皆是。杜诗“穿花蛱蝶”等诗句，都是学人所津津乐道者，程颐视之为“闲言语”，即“无用之赘语”。除了《诗经》等经书之外的诗歌创作，他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即使对“存者千篇”的李、杜诗歌，程颐表面没有做任何评说，仅以“皆吾弟所见也，可考而知矣”对待，其实皮里阳秋，话语有不足挂齿的意味，也是瞧不起的。正如有学者论述指出那样：“程颐举了‘存者千篇’的李杜诗，虽然没有直接评价，听那口气，即便不说有害于‘道’，至少也是‘无用之赘言’。”[10]64《能改斋漫录》卷11引用程颐之说后连举“桑之未落”、“杨柳依依”、“萧萧马鸣”等描写名句为说，对程颐的批评很是疑惑。其中有“予谓正叔盖有激而云”一句。[11]311是什么激发了程颐的批评呢？恐怕不是因人而发的怨气，还是对文学艺术的认识所产生的排斥心理引发的。程颐留下了不少与人与物龃龉冲突的掌故，表现在性情不同、志趣不同、理念不同等方面，而居于冲突往往是因文学艺术引发的的，即使道学中同志也不例外。

程颐与苏轼的冲突，继而形成洛党、蜀党之争，是学人尽知之事。且不论其中的是非曲直，仅将苏轼、黄庭坚等人对周敦颐的赞美和对程颐的态度相比较，已经可以看出人以群分的性情、志趣的差异。程颐的性情、志趣和苏、黄、周以及其兄程颢等都有明显的不同。《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表》还将苏轼列入“私淑”周敦颐的名单之中。有人认为，苏轼写诗赞美周敦颐，有针对程颐之党而发的动机：“作此诗时，周敦颐已去世十六年，其学为二程所操，势力甚盛。而程门人士纷纷与苏轼为敌，苏轼亦与程颐交怨，诗言‘世俗眩名实’，‘怒移水中蟹’，当是有感而发；而‘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亦有现实的针对性。盖谓周氏自甘廉退，身体力行之践履功夫，已罕见于其继承者中。而诬陷大臣、急于求进，乃于程颐与其门人的行迹中见之，故苏轼借周氏亡灵而感慨之。”[12]168程颐“市井目为五鬼之魁”，[9]343苏轼嘲讽其食古不化是“鏖糟陂里叔孙通”，[9]416有“素疾程颐之奸”的论说。孔文仲上奏章弹劾，称程颐虚伪阴险，故弄玄虚：“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渊虑。”[9]445让人联想到章学诚《书朱陆篇后》批评戴震之学，有“离奇其说”、“故为高论，出入天渊”、“多为恍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等语。[13]170-171戴震之学从程朱理学着手，他也“不能为诗与华藻之文”。[14]2前后渊源，性情习惯，真有可通之处。尽管孔文仲奏章中有过激之词，但程颐为学专一所形成的性情固执，心胸不开阔等，恐怕正是与他人冲突的原因之一。邵雍临死前对程颐所说的一番话可以见豹一斑：“伊川曰：‘从此与先生永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先君声气已微，举张两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谓也？’先君曰：‘面前路径，须常令宽。路径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9]675有研究者认为：“邵雍所谓的‘面前路径，须常令宽’就是批评程颐学问路径太窄，心胸不豁达。”[15]33程颐的性情与先天遗传和潜心于理学的思维方式有关。潜心于理学，认为是“求道”的学问，高于一切，容易产生排斥其他学术的心理；喜爱文学艺术者，往往谈笑诙谐，对道貌岸然的学者每每以头巾冬烘嘲讽。简单地说，理学家与文学家不容易调和，或许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道学家的文学观念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一个人无论怎样熟悉诗文特性，只要他是从道学的思维模式出发来思考文学问题的，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大的局限，就难免陷入逻辑的矛盾之中，这是因为道学与文学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话语形态，的确存在着价值取向的不兼容性。”[16]88诗文的艺术表达程颐往往不能理解，无从鉴赏。钱锺书引戴震《书郑风后》的解释，然后评说“厥词辨矣，然于诗乐配合之理即所谓‘准诗’者，概乎未识，盖经生之不通艺事也。[17]106钱先生有讨论经生迂腐解读儿歌之例，很是生动有趣：“闻寓楼庭院中六七岁小儿聚戏歌云：‘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又歌云：‘汽车汽车我不怕，电话打到姥姥家。姥姥没有牙，请她啃水疙瘩！哈哈！哈哈！’……即若前举儿歌，苟列《三百篇》中，经生且谓：盖有香蕉一枚、苹果二枚、梨一枚也；‘不怕’者，不辞辛苦之意，盖本欲乘车至外婆家，然有电话可通，则省一番跋涉也。”[17]112-113程颐笃信经书，其实也是“不通艺事”的经生。举一事可资比较。《诗经·秦风·蒹葭》是一篇创造了朦胧意境的好诗，极有艺术表现力。一经程颐解释，真有味同嚼蜡的感觉。《诗解》云：

蒹葭，芦苇众多而强，草类之强者，民之象也。葭待霜而后成，犹民待礼而后治，以兴焉。苍苍而成，白露为霜矣。伊人犹斯人，谓人情所在。人情譬诸在水之中，顺而求之则易且近，逆而求之则艰且远。“凄凄”，青苍之间也。“未晞”，未凝也，犹礼教之未至。“采采”，茂盛未已，方浓之状，未有礼教也。礼教未立，则人心不服而俗乱。[9]1060

死板地拘泥于《诗序》之说，一味盯着“礼教”二字不放，迂腐可笑。《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诗序》之说，古人早已不从。朱熹《诗集传》解《蒹葭》云：“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18]76《蒹葭》之美，正美在朦胧含蓄，“伊人”缥缈迷离，“不知其何所指”，就可与诗美沟通。王照圆说：“《蒹葭》一篇最好之诗，却解作刺襄公不用周礼等语，此前儒之陋，而《小序》误之也。”[19]317程颐不顾词语的意义，还自相矛盾为说。“晞”《毛传》解释为“干也”，《说文》解释为“干也”，都是无水分、干爽、干燥之义，似乎从古以来“晞”字都无“凝”之义，将此义强解为礼教，是新版之郢书燕说；既然释“采采”为“茂盛未已，方浓之状”，就是兴盛，充满生机之象，就是治世之象，又如何与“未有礼教”相关？“人情在水之中”叫什么话语？“易且近”、“艰且远”与顺水和逆水求的“理”在哪里？程颐的泥古尊经的思想，还作为教诲弟子的教条。《曲洧旧闻》卷3云：“伊川一日对群弟子取《毛诗》读一二，掩卷曰：‘诗人托兴立言，引物联类，其义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浑然如此，诸君尚何疑耶！若劳苦旁求，谓我所自得以眩惑后生辈，吾不忍也。非独《诗》为然。凡圣人书熟读之，其义自见，藏之于心，终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笃耳。”[20]124不能怀疑，只能笃信经书，当然就不懂解读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再创作的道理。作品一涉及艺术构思表达，程颐的解读就会让人啼笑皆非。如：

正叔言：“永叔诗：‘笑杀颍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夙兴趋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说。”[9]112

欧阳修诗句是说自己在京城忙碌于公事，让悠闲的处士见笑，无非是自嘲式的虚写；“骑马听朝鸡”只是借形象说话而已，与什么时间上朝毫无关系。程颐无诗心沟通，却计较于凌晨上朝“非可笑之事”，反而说欧阳修写得不对。道学家的头脑有时一点灵性也没有。

秦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一词，有“天还知道，和天也瘦”的名句，表达很美，是将天拟人化，将主人公因相思劳瘁的消瘦移情于彼的创作，如同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那样，都是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这样才能增强抒情感人的效果。可是程颐不懂，反而板起面孔说教：“一日，偶见秦少游，问‘“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称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9]442天不会瘦，秦观也没有侮天，但遇上了不开窍的“经生”，只有被教训后的脸红。其实，应该脸红的是程颐，只是他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浑然不知。

道学家压抑人欲和情感，有时到了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荒唐“不情”地步。“食色，性也”，古代圣贤也不避讳谈说。程颐教导皇帝不要近女色，连梦见女人也是见了魔鬼，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以最直接通俗的话语叙述，最见讽刺意味：“哲宗十二岁那年，苏东坡的政敌程颐曾经劝他当心女色的魔力。小皇帝对他的警告十分厌烦，一到十八岁碰到女人，就相信女人好，程颐不好。有一次，程颐的门生用两行诗描写他‘灵魂出窍’，梦中去找女人，程颐惊叫说：‘魔鬼之论！魔鬼之论！”[21]134罗大经《鹤林玉露》卷 12记载：“胡澹庵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文公全集》载此诗，但题曰‘自警’云。”[4]229《诗经》中都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肖像描写，将最能表现女性外貌美的两大特征眼神和笑靥凸显，成为后代文学作品写女性外貌的着力之点，可是也被朱熹否定了。道学家一脉相承，数典忘祖。

程颐还拒绝看花。《河南程氏文集·遗文》引邵伯温《易学辩惑》：“伊川又同张子坚来，方春时，先君率同游天门街看花。伊川辞曰：‘平生未尝看花。’先君曰：‘庸何伤乎？物物皆有至理。吾侪看花，异于常人，自可以观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则愿从先生游。”[9]674程颐还拒绝观画。朱熹《伊川先生年谱》引《龟山语录》：“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诸讲官啜茶观画。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竟不往。”[9]343大概画中有仕女，有花儿，还可能有春宫内容，还有绘画是讲技巧，论艺术的，这些都是程颐拒绝的原因。

拒绝自然之美，拒绝人工之美，拒绝人，拒绝物，当然就无从审美。不通艺事，没有审美的深刻体验，怎么能正确的认识文学艺术？程颐的文学观偏差，导致其无诗作可述，论道之文虽多而无艺术可言。

三

程颢与程颐大不同。

如果说程颢得了周敦颐道学思想之衣钵，那么他同时也得了周敦颐文学的心印。程颢是道学家，也堪称诗人，而且有较高的成就。他的诗深得山水之灵趣。从宋代至今，颇得好评。如：“理学固重道轻文，以理抑情，但其论理言道毕竟要借助文的形式，所以在实践上理学家并不废文，有的甚至在诗文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正如宋末江湖派文人刘克庄《跋恕斋诗存稿》所说：‘嘲弄风月，污人行止，此论之行已久，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然康节、明道于风月花柳未尝不赏好，不害其为大儒。’可见追随理学者‘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而真正的大理学家并不‘贱诗’。”[22]137钱锺书先生有一句精当的评语“佳者便是诗人之诗”。就是针对邵雍、程颢等的好诗而言。钱先生举例说：“亦犹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虽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6]560而程颢的诗歌成就及其特色与周敦颐影响的关系，似乎尚未论及。

程颢与周敦颐的学术渊源，或者说他受周敦颐的学术影响，程颐《明道先生行状》有一处记载：“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9]638出自对周敦颐学术有排斥心理的弟弟程颐之笔，可见其彼此关联的真实性。此处主要说的是“论道”、“求道”的问题，至少能说明程颢传其道学思想的结论成立。周敦颐与程颢的文心、诗心之印记也是清楚的。《周敦颐集》卷 3“遗事”下记载：“明道先生尝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又曰：‘诗可以兴。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3]81这两条《二程集》中无后一条。朱熹《伊洛渊源录》卷1记前一条抬头为“程氏门人记二先生语曰”，记后一条抬头为“又曰明道先生言”。前一条大概是程颢之说，那是得道之乐的内容。后一条肯定出自程颢之口，“再见周茂叔”之后，由得道之乐转化为徜徉山水、吟风弄月之乐了。这与文学相关联。其文本像诗一样美，本身就是语言艺术，有审美价值。与程颢的很多诗作、语录话语的风格吻合。试读其“云淡风轻”之诗，“望花随柳过前川”之乐，就是吟风弄月“咏而归”之乐。道家论自然之道，主张生命本体的自由；儒家也赞美自然，欣赏与山水同化之乐。这在周敦颐和程颢所谓言性理的作品之中表现是突出的。李梦阳云“赵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别是一气象，胸中一尘不染，所谓光风霁月也。前此陶渊明亦此气象；陶虽不言道，而道不离之。”钱锺书先生据此论说：“盖儒家性理有契于山水，道家玄虚亦有契于山水；而恣情山水者，可托儒家性理之说张门面，亦可借道家玄虚之说装铺席。一致百虑，同归殊途，人心善巧方便，斯其一端也。”[6]582说得很对。孔子口中的“吾与点也”的确与道法自然的思想如水乳之交融。它们共同影响了融入山水体认生命自由的创作。周敦颐论道，以及得山水之清趣，赋诗吟唱的文学写作，给予了程颢心灵的震撼，所以才道出“吾与点也”的深刻认同，还因此直接影响了他写作的语言和风格。可以说周敦颐不仅传道于程颢，而且将其塑造成了诗人。如果衡量道学与文学的影响，那么文学不亚于道学。

程颢乐于寻幽揽胜，即兴赋诗。就现存的诗作看，除了“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等极少数宏阔博大的论道之作外，多为山水游观、唱和赠答的诗歌，主要是内心体验和交际应酬两类主题。和周敦颐的诗作比较，题材多同，主题多同，写作表达方式多同，连意象的组合也常常不谋而合。周诗用“风月”，《题瀼溪书堂》：“倚梧或倚枕，风月盈中襟……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①周敦颐诗作参见《周敦颐集》第61-75页；程颢诗作参见《二程集》第472-488页。一首诗中不避重复使用；颢诗也用“风月”，《和尧夫首尾吟》：“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和尧夫西街之什二首》之二：“先生高蹈隐西街，风月犹牵赋咏才。”都是流连风月之意。这是程颐一类道学家绝口不谈的内容。周诗标举“清”字，颢诗俯拾即是：“借问近郊行乐地，潢溪山水照人清。”（《是游也，得小松黄杨各四本，植于公署之西窗，戏作五绝，呈邑令张寺丞兴宗》之一）“谁言无远趣，自觉有馀清。”（《盆荷二首》之一）“好是微风入亭户，清香交送满檐楹。”（《药轩》）周诗鄙薄名利，白眼对庸俗，颢诗亦然：“老仙笑我尘劳久，乞与云膏洗俗肠。”（《游户县山诗十二首》之七《长啸岩中得冰，以石敲餐甚佳》）“天将仙掌都遮断，元恐尘中俗眼看。”（同前之九《长啸洞北，回望大顶，如列屏障。比到山前，却不见，盖为仙掌所蔽》）“坐中无俗客，水曲有清音。”（《陈公廙园脩禊事，席上赋》）当然，二人的诗歌意象，最多还是体认生命自由的“乐”和“闲”，这是他们相同的人生境界。

程颢的诗歌较周敦颐为多，因而颇见匠心的山水怡情佳句常有，除了已述及者之外，再如：

喷崖雨露千寻湿，落石珠玑万颗红。

（《高观谷》）

存留金蕊天偏与，漏泄春香众始猜。

（《桃花菊》）

消尽风威犹料峭，放开山色已嶙峋。

（《新晴野步二首》之一）

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

（《和尧夫西街之什二首》之一）

尽日无风横蚱蜢，有时经雨饮霓虹。

（《西湖》）

静听禽声乐，闲招月色过。

《和花庵》）

带风成料峭，和雨作廉纤。

（《春雪》）

程颢是能创作文学语言的人，即使生活中也有出口成章的灵秀妙语。如：“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9]255“上壁”与“捉风”都有创意，形象与意义生动而恰当。二者可为传世之妙对。程颢当然不是为诗而诗，如有的学者所论述那样：“程颢特别强调道德情感的自我体验，以此作为实现‘仁’的境界的重要方法。和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他不是提倡排斥情感，禁绝情感，而是主张开放情感，陶冶情感，使之‘适道’、‘合理’，实现情性合一，情理合一的境界。”[23]76诗歌本是抒情的需要，苏轼与程颐之冲突，对程颐的“不情”深为不满。“不情”内涵丰富，包含了不通人情，排斥情感，压抑情感等义，进一步解读，甚至包含了不懂抒情表达等意义。就这一点说，二程兄弟差异很大。

程颢深得诗歌审美之道，还精于鉴赏。邵雍有“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句，程颢评论说：“真风流人豪也。”[9]413石曼卿名句“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程颢赏其美，更能超越景语认识：“此语形容得浩然之气。”[9]413程颢善于从感性悟入，能抓住诗歌的精髓切入，与之沟通交流。如：“明道先生善言《诗》，佗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9]425他论道说理也善于用形象说话：“伯淳曰：‘与贤说话，却似扶醉汉，救得一边，倒了一边，只怕人执着一边。”[9]426

程颢和周敦颐的诗歌也有不同的特点。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程颢的戏作乃至近于文字游戏的作品。程颢的诗总的来说不刻意，即兴为之，颇见性情。但有些作品目的就在于戏耍，调侃，于是留下很深的痕迹。如《九日访张子直，承出看花，戏书学舍五首》之四：“下马问老仆，言公赏花去。只在近园中，丛深不知处。”套用贾岛诗格，而作玩笑语。这一组诗处处是调侃，都以老来赏花取乐：“贪随看花伴，应笑我龙钟。”“直使华颠老公子，看花争入少年场。”“就中得意张公子，十日花前醉不归。”由于太随意，因此意象多有重合。看花、赏花、贪花、醉花前等，五首诗首首有“花”，五首诗内容相同，没有变化。程颢诗以“戏”为题的不少，如“戏作五绝”、“戏书五首”、“戏题”等。沉浸在山水灵趣与诗心交融的快乐之中，因而不假思索地“偶成”之作大多以议论为之，虽然不乏兴味，尤其是《春日偶成》得道浑成的好诗，但“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等言志乐道之作，实在浅露，缺乏诗美的含蓄。程颢的诗议论太多是其缺点。对偶不乏佳句，也常有强弱不等、优劣不均的现象，或者可称为死句，如“洞壑积阴成气象，鬼神凭暗弄威风”，“门前歧路通西国，城上楼台压巨涛”，“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青阳变晚春，弱条成老干”等。对句多为凑合，复意居多；有些为对而对，不知所云，如“城上楼台压巨涛”。程颢的性情和诗风与邵雍接近。曾调侃邵雍为“乱世之奸雄中，道学之有所得者，然无礼不恭极甚”[9]32。“君实笃厚，晦叔谨严，尧夫放旷”[9]87，邵雍“其为人则直是无礼不恭，惟是侮玩，虽天理亦为之侮玩”[9]45。其实程颢的性情也有“侮玩”的一面。程颢《和首尾吟》等作多在字句上下功夫，离诗道亦远。还动辄借邻韵为诗，炫耀作诗技艺，亦多有消遣无聊之作。不过从现代文学理念的消费功能说，程颢的诗作即使有文字游戏之嫌，也可以满足寻快乐的精神消费需要。从这一点说，它还有现代价值。

程颢除了“重道”的著述之外，没有阐述文学思想的特殊论著，其文学观应该与周敦颐很接近；文章较之程颐，也不乏情感真挚的抒情作品，但最可述者还是他与周敦颐心灵贯通的诗。

四

程颢、程颐兄弟，同父母所生，相差仅一岁，却对文学的认知和实践相去悬远。有如此结果，最重要的原因取决于性情。对周敦颐的学术，主要是文学艺术方面，兄弟俩一认同，一排斥。究其原因，有来自于遗传基因的影响。程颐所作《先公太中家传》云：

居常默坐，人问：“静坐既久，宁无闷乎？”公笑曰：“吾无闷也。”家人欲其怡悦，每劝之出游，时往亲戚之家，或园庭佛舍，然公之乐不在此也。尝从二子游寿安山，为诗曰：“藏拙归来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关。洛阳山水寻须遍，更有何人似我闲。”顾谓二子曰：“游山之乐，犹不如静坐。”盖亦非好也。[9]652

程太中拈出“闲”和“静”字，程颢得“闲”，得“游山之乐”；程颐得“静”，得“盖亦非好也”。程太中的诗其实很有味，程颢传奇神；程太中不以山水之乐为乐，程颐承其性。二程的母亲于文学的认识也很有个性。程颐所作《上谷郡君家传》云：

夫人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十篇，皆不存。独记在历阳时，先公觐亲河朔，夜闻鸣雁，尝为诗曰：“何处惊飞起，雝雝过草堂。早是愁无寐，忽闻意转伤。良人沙塞外，羁妾守空房。欲寄廻文信，谁能付汝将？”[9]655

闺怨诗作，畅快言情，与古诗“空房难独守”等相思之作同出一源。程颢传其诗情，程颐拒绝“辞章”，兄弟俩各异。日后性情、学术有分道扬镳之处。其实都同出一源。程颢得父母之宽和，程颐得父母之严峻。《程氏外书》卷 11《时氏本拾遗》有一处可见性情：“明道先生每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9]416程颢与学生商量论学，程颐则师道尊严。又如《程氏外书》卷12《传闻杂记》：“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9]426又：“伊川与君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与语，直是道得下。”[9]428又：“朱公掞来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既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9]429一热一冷，大不相同。程门立雪式的师道尊严，以今观之，如此对待学生，恐怕老师的教席保不住了。相反，程颢的温和宽厚足以走向现代。而其温和宽厚的性情，正可照见周敦颐“光风霁月”的影像。程颢并不道貌岸然，还有随性出格之语。如《程氏外书》卷12载谢良佐《上蔡语录》云：“昔录《五经》语作一册，伯淳见，谓曰：‘玩物丧志。’”[9]427如果不理解是他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批评，那么很容易被当作离经叛道之语。即使是批评学习方法之语，程颐也绝不会如此说。又《程氏外书》卷12引吕本中《童蒙训》谓：“伊川尝言：‘今僧家读一卷经，便要一卷经中道理受用。儒者读书，却只闲了，都无用处。’”[9]443此话语出自程颐口中甚为可疑。与吕本中同时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儒者读书无用处”却记载为：“程伯淳言：‘今僧家读一卷经，便要经中道理受用。儒者读书，却只闲读了，都无用处。’”[11]344《能改斋漫录》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比《童蒙训》早。朱熹对《程氏外书》记载的真实性颇有怀疑，针对此话语说：“其间记录未精，故语意不圆，所以为可疑耳。”[24]朱熹的怀疑很有道理，这些话语的主人恐怕是张冠李戴了。仅以性情论，读书无用之说也不太可能出自谨严守道的程颐之口。读书无用，是从古至今常拾起的话题，诗人说得最多。狂狷者不待言，黄景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杜甫叹“儒冠多误身”“文章憎命达”，即使象欧阳修那样有涵养的人，也有“文章无用等画虎”的愤激之语。程颢如此说，足见其在道学家中性情立体多层面的特点。有这样的话语，其实才还原了人的真实，而不是“不情”的压抑和矫揉造作。

周敦颐少年时就“志趣高远”，濂溪是他钓鱼之处，又是他“吟风弄月”之地：“濂溪之西十里，有岩洞，高敞虚明，东西两门，入之若月上下弦，中圆若月望，俗呼月岩。”周敦颐“好游其间，相传睹此而悟‘太极’，想当然耳”。[3]100-101他十五岁丧父，随母迁居京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认为他“有远器，爱之如子”[3]90其经历颇同司马迁少时“耕牧河山之阳”，再进京城。先得山野天性之自由，发奇想于天穹日月，然后再经历人世社会，有一点天降大任的味道。他能写出清雅的《爱莲说》，写出清新的山水诗，铸就那样的人格，那是先得天地之灵气，再成就立人的正气。其性情的形成与此有关，与二程有所不同。所谓近朱者赤，其性情影响程颢甚巨，影响程颐不大。

性情与爱好文学艺术与否关系密切。周敦颐和程颢都有宽容、和气的性情。他们的性情形成，有受文学艺术陶冶的功效。与之相反的性情，就有可能是缺乏文学艺术的陶冶。同样，秉承宽容、和气天性的人可能会爱好文学艺术，不是这样天性的人大概不会爱好文学艺术。先天的基因也很重要。性情和文学艺术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休谟认为：“生动的情感通常伴随着生动的想象，在这一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情感的力量一方面决定于对象的本性或情况，一方面也决定于人的性情。”[25]465爱好文学艺术的人可能会有极端的感情经历，激动、着迷甚至疯狂，可能会感伤、苦闷、天真、幼稚，可能会清高、有傲气，但不会偏执、狭隘。爱好文学艺术的人，特别是有深入创作经历的人，不仅懂得审美，还有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感受。自我调侃，幽默自己的写作，实际是性情调整、补苴人格的表现，是完善人格的过程。乐在山水，亲近自然的人，能够培养爱护外物、尊重他人的情感，有利于宽容、和气的性情养成。古代写作诗文的作者，可因其作品反映的情感倾向分为两类：一是怨天尤人，抒发怀才不遇的情感。这类作者不容易形成宽容、和气的性情。二是幽默诙谐，抒发乐观旷达的情感。这类作者往往是宽容、和气的性情。周敦颐和程颢的诗文，都没有因一生都为低级官吏而怨天尤人，没有抒发怀才不遇的情感，而常常表现幽默诙谐，表达乐观旷达的情感，与他们的宽容、和气的性情是统一的。他们的诗歌都爱用“闲”字，诗文中的“闲”字意味深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得“闲”者即得人生的乐趣，如苏轼所云：“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26]79其实这就是诗化的生活，艺术化的人生，尤其是古代的文人，得“闲”不仅适性，还可以疗伤。相反，拒绝艺术的人，连江山风月之美也不会鉴赏，尽管有深厚的学问功底，但缺少审美的人生体验，即使有阅读能力，夹杂着某些审美成分于阅读过程之中，也不能算是充分的审美，不能达到欣赏文学艺术所需要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正如卡希尔所说：“审美经验，沉思的观照的经验，是和我们的理论判断的冷淡和道德判断的冷静，不同的一种心灵状态。”[27]208程颐即如此。有阅读能力，但在他的意识之中拒绝一切艺术，因此一切阅读活动都从未进入真正的审美阶段，甚至连些许审美成分都没有。他的性情和程颢不同，就因为没有受到文学艺术相得益彰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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