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运作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罗执廷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632）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明显出现了一种“文选热”现象，各种紧密跟踪创作动向并及时筛选和推介作品的当代文学选本和文学选刊层出不穷，蔚为大观。这其中有按年龄、性别、地域、题材、流派、社团、潮流等名目编选的五花八门的选本，更有按年度来编选的各种体裁的文学“年鉴”和“年选本”，甚至还有按月来筛选的多种文选杂志或文学选刊，如《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诗选刊》等。这些选本、选刊及时地遴选出了一批作家作品，促进了文坛和社会对它们的了解和接受，使它们顺利走上了被经典化的道路。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稿）》一书中也特别提到了选刊，指出：“它们受到读者的欢迎，也一定程度起到‘经典化’筛选的效果。”[1]190

一、选本选刊的文学传播效力

文学选本与文学选刊首先是作为文学传播的载体与文学接受的中介而存在的。在当代文学的传播体系中，原创性报刊属于首次传媒，它们对作品的发表构成作品的首次传播；而选本、选刊、文摘杂志则是在原创报刊发表基础之上的筛选和二次传播，起到的是扩大传播或传播扩散的效果。我国的原创文学报刊在“新时期”一度数量庞大，最多时约有五六百种之多，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文学的边缘化，作为主阵地的纯文学期刊大量缩减，纷纷停刊或改刊，如今剩下来的大概只有一百多种。这一百多种纯文学期刊中大部分又是由各省区或地市主办的地方性刊物，发行范围和发行量都很小。而文学选本与文学选刊可以明显突破专业化、地方化、小众化特性的原创传媒的狭窄传播空间，将所选作品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和空间。而且，选本、选刊名义上是汇集了所有原创型刊物上的精华，是面向全体创作进行的择优筛选，所以更受读者大众的追捧，这显明地表现在它们的发行量和读者优势上面。

就选本而言，其汇聚众多作家的优秀作品的媒介属性让它们比一般性的作家个人作品集要畅销得多。仅以文学体裁中最边缘和弱势的诗歌来看，各类诗歌选本的发行情况就普遍要比个人诗集好得多。不要说《朦胧诗选》、《朦胧诗精选》这些特殊时期出现的选本动辄一二十万册的印数，即便是普通的诗歌选本也颇受读者欢迎。20世纪80年代，《诗刊》杂志社编的诗歌年选就很受欢迎，其中《1981年诗选》首印35 300册，《1982年诗选》首印36 800册，《1983年诗选》首印28 700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印的《青年诗选（1978—1980）》首印3.1万册、《青年诗选（1981—1982）》首印10万册。即便是在90年代初文学出版最萧条时期，唐晓渡编的《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1992）的印数也达到3万余册。90年代后期以来选本更是文学图书中最有市场的一类：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印数达2万册；符马活主编的《诗江湖：先锋诗歌档案》（2002）据说销售业绩达28 000册。诗刊社编选的诗歌年选已出版了10多卷，印数始终维持在1万册左右，其中《1999年度中国最佳诗歌》甚至达到3万册。相较之下，个人诗集的情形则要凄惨得多：1980—1981年正是“文学热”的时候，却连许多名家的诗集都难以出版或没有销路：青勃的《引玉集》、吕剑的诗集只印了1 000册，方纪的诗集因书店只订了500册不能开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诗人丛书”最初的征订数也都在 2 000册以下，上海文艺出版社诗集的印数最低者只有2 000甚至1 700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新诗集印数一般在2 000册，少的竟然到了几百册。[2]20世纪90年代，即使是知名诗人也难以出版个人诗集，著名老诗人郑敏在谈话中就多次抱怨出版诗集的不易。[3]123比难出版更要命的是出版了也不能进入图书发行渠道，只能在小圈子里互相赠送。著名诗人于坚1993年自费出版的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只能一本一本地被赠送出去，而此后七年之间他再也找不到愿意为他出版诗集的出版社，以至他愤愤地说：“这个国家的很多出版社都把出版诗集看成是对诗人的一种施舍。”[4]而据刘福春统计，2006年全国公开出版的40余种个人诗集中，印数为1 000册的有23种，1 500册的有2种，2 000册的有3种，3000册的有7种，4 000册的有3种，5 000—6 000册的有4种，6 000册以上的一本也没有。[5]182-212

相对于选本，文学选刊的发行量就更为可观了。据《中国出版年鉴》各年度数据：1980年刚创刊的《小说月报》就以每期112万册的印数居全国文学期刊的第二位；1982年全国严肃文学期刊中平均期印数在50万册以上的只有四家，《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分别以86.1和70.4万册分列第一、二名；1983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分别以80.6、60.5、43.3万册的期印数分列全国文学期刊的第一、二、七名；1984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的期印数分居全国纯文学期刊前三名。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发行量普遍下滑严重，甚至纷纷停刊、改刊，选刊却仍有可观的发行量，且相对优势更加扩大：1998年全国文学期刊平均每种每期发行3 000册，[6]《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这几家老牌名刊也都不到10万册，而《小说月报》以32万册高居榜首，[7]《中篇小说选刊》也有19.5万册；2005年全国文学期刊的平均发行量继续下滑而《小说月报》印数达40.6万册/期。[8]787比印数和发行量更具实际意义的是流转率或阅读率。据笔者从国内许多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了解到的信息，选刊的借阅率都名列前茅，远超一般的原创文学期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创型文学期刊因为专业化、圈子化、地方化的属性而生存维艰；文学图书也因为各种实用型、通俗时尚型图书的排挤而平均销量持续下滑；这就让选刊、选本这类媒介在当代文学的大众传播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选本、选刊的传播甚至还会激发电影、电视这些大众传媒的文学传播。影视编导特别钟爱文学选刊，经常从上面寻找影视改编的对象。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就是通过《小说月报》这一中介而为张艺谋看中，拍摄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并引起全国性轰动的。[9]43-45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也是通过《新华文摘》的转载而引起电影编剧的注意，将其拍摄成同名电影掀起全国性影响的。[10]刘庆邦的中篇小说《神木》也因《小说选刊》而好运连连，先是获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接着被拍成电影《盲井》并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这让作家“对《小说选刊》心存一份感激”。[11]像这样因选刊的媒介作用而与影视结缘的作品还有很多，苏童的《妻妾成群》、石钟山的《父亲进城》、池莉的《来来往往》、铁凝的《永远有多远》、池莉的《生活秀》、毕飞宇的《青衣》等等都是。

选刊、选本不仅是社会读者接触当代文学的重要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渠道），也是文学界中的许多专业读者的首选文学媒介。著名当代文学评论家、学者陈思和就称：“《小说选刊》是我手头上每期必读的刊物，从中可以发现当下小说创作的重要信息。”[12]评论家李敬泽也承认：“我和大部分读者一样，以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翻阅很多的杂志。我们相信文摘、月报和选刊有足够的眼光和能力把那些值得一读的作品筛选出来，然后呢，我们放心去读就是了。”[13]可见选刊的传播影响力已波及众多专业读者和权威读者。王宁认为，是“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拥有市场机制的读者大众”决定了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其中前两类人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史价值，后一种人则可以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有时也能对前面两种人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14]选刊与选本的传播提升了许多作品的阅读率，也可以影响文学权威对它们的价值判断，这使它们具有了日后成为经典的可能。

二、选本选刊的文学评价效力

选本、选刊不仅是当代文学的传媒与载体，也是当代文学的评价者或文学评价的平台，它们在文学评价方面的能量和影响力也是其进行文学经典化运作的基础。吴义勤指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而“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15]

选本、选刊的选载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评价意味，因为“选”本身就有“选优”、“拔萃”含义，能够为其所选作家作品打上“优秀”、“佳作”标签，给予其象征性荣誉。因此许多作者都把某个选本或选刊选载了自己的作品当作引以为傲的资本，“‘被选过’亦成为一种资格。”[11]许多作家在宣传自己时都热衷于提及本人作品曾被各种选刊、选本转载的情况，以自抬身价；许多文学批评文章、书评也热衷于提到被评论的作家作品被选载的情况，以此作为作家作品水平的佐证；许多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门也在文艺评奖、作家评级（职称）时把是否有作品被转载作为一个指标。选刊中《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这几家的专业影响力尤其显著，在读者甚至是文学界人士心中，它们就是“检验一个作家是否优秀或者是否写出优秀作品的一个平台”。[16]女作家池莉曾形象地描述过选刊的这种影响力：“那时候，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小小的省市文学圈内，那是要奔走相告的，是要当面或者背后议论的，是要激起其朋友的羡慕和嫉妒的，更是有敏锐的文学评论家为发现了文学新人而欣喜而无私地去写评论的。”[17]140-141

有人说：“当代文坛上的许多优秀作品，一经《小说月报》的遴选、刊载，就会借助于《小说月报》的市场活力，接触、扩展到更广大的读者群，对这些作品来说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次开发。现在，通过评选优秀佳作，使得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进一步成为社会公众所瞩目的文学样品，又一次得到价值开发。”[18]选刊作为文学杂志，是以机构或组织的形式在运作，其能量和声势自然比较突出和引人注目。其实，某些文学选本也是采用的机构或组织化的运作方式，如“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等组织都曾出面推出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散文排行榜等文学年选本，许多诗歌选本（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系列）也采用了编委会的方式来运作。在文学市场化的环境下，这些选本的运作者们都善于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来宣传或炒作其选本，让他们的选本运作成为一次文学事件或一个文学话题，引起文坛甚至是社会的关注。选刊、选本所起到的这种影响力近似于传播学中“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的功能和效果，即它们通过选载和推介作品，搞文学评奖等活动，将文坛和社会的注意力吸引“聚焦”到某些作家与作品身上，并围绕它们展开议论。

当代文学评价的参与主体十分庞杂，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在从事文学评价活动，选刊不仅是其中非常活跃且影响力十足的一个活动主体，而且提供了一个活动的大平台，让各种批评主体在这个平台上众声喧哗。这上面既有选刊自己的声音（以作品编排方式、编辑按语等形式呈现），也有大众读者的声音（以刊登读者来信、读者意见的方式呈现）和专家的声音（以批评文章的形式呈现）。“平台”的角色让选刊在当代文学评价上既得到社会大众的拥护，又得到学术权威的支持，影响力十足。《小说选刊》就与知名评论家、学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经常约请他们撰写评论文章，参与选刊举办的评奖、研讨会等活动。丰富的学术资源支持，再加上官方身份（中国作协），赋予《小说选刊》开展文学评价活动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另一方面，选刊也联系着广大的社会读者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可以挟读者之众的巨大势力而在文学评价活动中享有权威性影响力。《小说月报》的“百花奖”就是由读者大众投票评出的，被认为“不但具有权威性，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得到了众多作家、评论家的关注，成为文坛的一大盛事。”[19]选刊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机构和个人的文学评价活动。就文学评价的权威性或影响力来说，专家的评价当然比大众和媒体的评价更为权威，而这些专家的评价活动也受到了选刊的影响。有知情者就指出，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众多的文学评论家根本不会花工夫去翻眼花缭乱的原创小说，写年度小说评论，包括各出版社的年度小说选本，概莫出自于各种选刊。”[20]除了个人，某些文学评价机构也受选刊的影响和支配：“许多地方评选优秀作品也把《小说选刊》是否选登过作为一个依据。”[21]甚至是全国性的官方评奖也往往以选刊为参照，“像鲁迅文学奖等权威奖项都习惯从选刊入选篇目中遴选候选作品”。[22]38

1998年，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发起轰动文坛的“断裂”问卷，其中“对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选刊你认为它们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目前文学的状况和进程吗？”被列入十三个问题之一，赫然与“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你不产生任何影响吗？”[23]这样重大的问题并列，可见选刊在当代文坛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正如作家韩东所说，文学选刊与作家协会、大学教育、文学批评等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场中“权威系统”的代表，它们“提供原则、标准、规则、方式”，“强有力地垄断和左右人们（的）文学追求和欣赏趣味”，维护和建构着“文学秩序”。[24]文学选本虽然没有选刊那样的声势，但也能作为一种文学评价的指标而发挥影响力，有时甚至是主导性、权威性的。

三、发现与奠基：选刊选本在经典化中的作用

由于强大的传播效力和文学评价效力，选本、选刊就有足够的资质和能量参与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运作中来。有学者就认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权威性、官方化的文学选刊”“在文学的经典化方面有不可小觑的力量”。[25]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发现人（或‘赞助人’）”是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没有这二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26]80选刊、选本承担的正是“发现人”和“读者视野”这两重角色与功能，它们率先通过遴选的方式发现和推举某些作家作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文坛甚至社会设定了一个关注与讨论的视域范围，让这些作家作品抢先获得了被经典化的资格。

自新时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文学生产过剩的局面之中——拥有全世界最多数量的纯文学期刊，每年上千部长篇小说的出版量，五六万篇中短篇小说的发表量，难以计数的诗歌和散文创作量就是明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作品发表出来之后如果不能迅速引起注意，那么它就基本上会淹没无闻。没有选刊与选本的“发现”和转载，许多作品就无法引起评论界和读者大众的注意，甚至不为人所知，当然也就没有机会成为经典了。所以张颐武说：“经典成为经典的道路是由刊物的编辑发现，然后进了选刊，同时被评论家所发现，进而走入经典行列。”[27]

选刊的这种“发现人”或“赞助人”角色确实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些作品的命运，这已为许多文学史实所证实。池莉《烦恼人生》和方方《风景》作为“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发轫之作与代表作已经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分享艰难》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也已成为当代文学史必提的作品，如果不是得益于选刊的发现和推举，很难说它们会具有这样的地位。方方的《风景》最初发表在湖北一家刚刚创刊且没什么知名度的杂志上，作者并未对它有所期待，发表出来便算完了，“人们发现这篇小说的价值是通过一年后转载这篇小说的《小说选刊》”。[28]364池莉的《烦恼人生》最初多次投稿不中，因为《上海文学》的某责编热情相助才得以发表，又因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同时在重要位置转载才引起文坛和社会的注意。当时文坛的热点是“新潮”小说（或称先锋派小说），全国有影响的主流文学媒体《收获》《北京文学》《上海文学》《花城》《钟山》《作家》等杂志和风头正劲的批评家们都在大力刊发和谈论先锋派小说，《烦恼人生》这类并不先锋的作品并没引起他们的注意。《上海文学》当时正以“当代性”、“探索性”、“文学性”为旗号推举和鼓吹先锋文学，对《烦恼人生》也并不看重，发表之后也就作罢。好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的转载让它突破了《上海文学》这个精英和先锋趣味的小圈子而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当时《上海文学》发行量不到3万份，而《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的发行量都接近 20万份。[29]16同样，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潮流的代表作也是被选刊发现和推举出来的。当时《上海文学》将它归入该刊正在鼓吹的“新市民小说”栏目之中发表，显得不伦不类，显然原创期刊并未真正把握住该小说的价值和特点。好在选刊将它发掘出来并归入当时刚刚萌芽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之中，让它成为这一潮流的标志性作品。以上种种都显示了选刊在这些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脱颖而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文学选刊因其媒介特性（杂志）所限，大多把选载的重心放在中短篇幅的作品上面，这让它们在中短篇小说这类体裁领域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但选刊的“发现”或“赞助”作用也并不只限于中短篇小说，有些时候对某些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也出力甚多。文学选刊中，《新华文摘》曾多次以故事梗概、缩写、节录等方式选载或简介长篇小说，如《白鹿原》、《无字》等；《小说选刊》也曾创办长篇小说增刊，选载过一些较好的长篇小说，像《抉择》、《尘埃落定》都离不开它最初的发现之功。《抉择》首发于《啄木鸟》杂志，《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将它选载并为之组织了专题研讨会进行炒作，引起读者轰动。结果社会各界争相购买、传阅，当期的《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邮购数量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30]阿来的《尘埃落定》也得益于选刊的发现。阿来写完《尘埃落定》近两年时间先后被十五家出版社退稿，后来因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相熟，才被排入出版计划。但当时纯文学“人气散淡”，出版社对小说新人阿来并不看好，最初只决定印一万册，就这样也还担着风险。但幸运的是，《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看中了《尘埃落定》，率先将其刊出，还为之精心组织了一次作品研讨会。这番操作让《尘埃落定》还未出版即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普遍关注。选刊试水成功增强了出版社对小说的信心，将原定的1万册起印数调整至8万册，并加大图书发行宣传的力度，取得巨大成功。[31]没有《小说选刊》的“发现”和运作，《尘埃落定》的命运可能还是个未知数。

单个的选本通常不具有选刊那种制造声势的能量，但这并不妨碍选本在经典制造上的贡献。当年“朦胧诗”运动声势浩大，卷入者极多，但经过《朦胧诗选》、《五人诗选》这几个影响较大的选本的先后筛选，最后只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五人脱颖而出。就“第三代诗”而言，也是众多选本的筛选，才排列出一个韩东、于坚、翟永明……之类的代表名单的。“第三代诗”在发生的初期（1984—1986年）遇到了发表的困难，也遭受到了主流诗界和批评界的冷遇。第三代诗人只能自办刊物、自印（油印、打印）诗集和自编选本。正是有赖于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裘小龙编选的《探索诗集》、唐晓渡、王家新主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徐敬亚、孟浪等合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溪萍编选的《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邹进、霍用灵编选的《情绪与感觉——新生代诗选》等选本，第三代诗人们才绕开公开刊物和批评界设置的壁垒，成功地自我推销。可以说，选本在集结和建构“第三代”这个诗歌共同体，并让他们“浮出历史地表”方面功勋卓著。后来的“中间代”诗人们就仿效推出《中间代诗全集》，“70后”诗人们则推出《70后诗集》《70后诗歌档案》等选本，“80后”诗人们也推出《80后诗歌档案》，急切地自我经典化，以争取文学史地位。可见选本运作的文学史效应已广为文坛认识并加以利用。

应当承认，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既有文学传媒的作用，也有文学评价机构、批评家等的贡献，更有中小学、大学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功劳在内。选本、选刊作为文学传媒与文学评价机构和平台在其中起的只是一部分作用，但如果把经典化看作是一个过程的话，则选本与选刊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和角色——初始环节、奠基角色——又是特别重要的。它通过筛选、发现（赞助）、价值认证等方式提供了最初的经典化对象与目标，为后来其他各方继续进行经典化运作打下了基础或提供了前提。许多出版商都很关注选刊的动向，据此推出图书品种；众多文学评论家、研究者也习惯于参照选刊、选本来展开文学评论或研究。众多的这类案例充分说明了选本、选刊在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奠基作用、先导作用，这就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选本、选刊的研究。然而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人们热衷研究《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花城》这类原创型期刊，却对文学选刊和各种当代文学选本缺乏研究的兴趣，仿佛它们不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这种“盲视”的后果可能让选本、选刊的运作得不到学术的支持与监督，陷入我行我素之中。总之，对于选刊、选本这种当代文学的公共平台，我们应当关心其运作，帮助它们更好地扮演“发现者”与“把关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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