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元、白对杜诗的接受及其异同

黄桂凤

（玉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杜甫的诗被誉为“诗史”，在中唐期间得到广泛流传。当时杜诗已结集，传播广泛。白居易有一首《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1]韩愈也评价“李杜文章在，先焰万丈长”(《调张籍》)。[2]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也说：“……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3]可见，当时不少诗人看过杜甫的诗。这样，杜诗成为审美对象进入中唐诗人的审美视野。“文艺作品的潜在价值要转化为现实价值，还取决于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能否被文艺传播者通过传播媒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接受对象。”[4]65元白接受杜诗首先取决于这个条件。

元稹和白居易在当时齐名，“诗到元和体变新”，这个“新”正是在接受杜诗之后的升华与求异的体现。在接受杜诗角度看，元白二人虽大致相近，但仍有差别。

一、理论上对杜诗接受的异同

元稹和白居易对杜诗进行了评价，这是他们在理论上接受杜诗。相同点表现在：

（一）注重杜诗（尤其新乐府）的风雅比兴

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说：“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成为赘胜。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认为诗歌应该“讽兴当时之事”，可以托古题创新题，“刺美见事”，以起到古代诗歌，尤其像三百篇的“讽”之义来。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又说：“……得杜甫诗数百篇，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这说明，元稹欣赏杜诗的“寄兴”，沈宋与陈子昂诗没有比兴是美中不足。

对于杜诗的风雅比兴，白居易同样看重。在《与元九书》中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说杜诗中有比兴才十之三四，评价公允与否且不论，可见白居易对于杜诗的重比兴还是注意并予接受的。这是从艺术上对于杜诗的接受。

（二）注重杜诗的现实主义

元白都属于新兴的下层庶族，是众多庶族文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参政意识非常强烈。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之后，他们都迫切地想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这当然有很大程度上代表庶族阶层的愿望。元白在准备制科考试期间，就曾一起移居永崇坊华阳观，在那里“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策林序》）。其中提出减低赋税，裁减冗官等主张，明显为中下层人民申张。在接受杜诗时，他们就看到了杜诗这种为民为现实的作用。白居易《唐衢二首》（其二）“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此人无复见，此诗尤可贵”。白居易说自己当了谏官之后，看到战后生民憔悴，所以不避时忌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而且以杜甫、陈子昂为榜样。在《序洛诗》中说得更为明白：“予历览古今诗歌，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迄于李杜辈，……观其所自，多固谗冤、遣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十八九焉”。李杜诗均是描写自己生活的现实作品。

元稹同样接受杜诗反映现实的作用，在《酬孝甫见赠十首》（其二）“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指出了杜诗“直道当时语”，敢于反映现实。在《乐府古题序》中也说：“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笔者加），以贻后代之人”。这正是对儒家政教文学观的发挥，重视文学对于政治、现实的作用。杜甫历经离乱，把其在安史之乱中的所见所感所痛以史诗形式记录下来，或托于讽兴，总之，是“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直道当时语”，是对现实的反映。在这一点上，元白同样地欣赏。

但元白二人在杜诗接受观上仍有细微差别。

（一）元稹除接受杜诗的风雅比兴外，还接受杜诗艺术上的“集大成”。而白居易倾重于杜诗内容的现实性，比较忽略杜诗艺术的特色。

元稹在《杜君墓系铭序》说：“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又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明显从艺术上说明杜甫继承学习前人，“得古今之体势”，因而成为“集大成”了。但遍观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却看不到类似言语。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白居易《新乐府序》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诗应该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不应该为文而作，而且主要是为民为君而作，……二是这种讽谕的诗应该写得质直、激切、而且所写的事实应该是真实的”。[6]258所论及都是诗歌内容，侧重于写现实，重视诗歌政治作用，但对艺术方面并没有具体论及。在《与元九书》中他还谈到他文学观的变化：“自登朝事，年龄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诗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只强调作诗为“时”和“事”，明显倾向于诗歌的现实作用，轻视艺术。

（二）元稹看到杜诗语言上的流丽，白居易则更看重杜诗语言之俗浅与讽谕。

元稹在《杜君墓系铭序》中已提出杜诗“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可见，他看到了杜诗的别一面，对于曹刘鲍谢也没有一概抹杀。但白居易观点略有不同，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于时六义始缺。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白居易接受杜诗中“三吏”、《塞芦子》，强烈的讽谕性，而至于晋宋以来的陶谢，因为“六义”缺，所以“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而一笔抹杀。可见白居易对杜诗接受仅限于思想内容，忽略艺术，不如元稹的接受视野广阔。

二、创作上对杜诗接受的异同

从盛唐到中唐，诗风整个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以奇险和通俗代替了雄放与豪迈。追求语言的通俗，杜甫已开其滥觞。张戒云：“世俗见子美诗之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岁寒堂诗话》)。[7]450胡仔引《艺苑雌黄》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为友于，以日月为居储，以子姓为贻厥，以新婚为宴尔，类皆不成文理，虽杜子美、韩退之亦有此病，岂非徇俗之过耶？”[8]可见，杜诗之用俗语，前人多有所评。

在诗歌（尤其是新乐府）语言通俗化这一点上，元稹与白居易在不同程度上受杜诗之影响。正因为如此，元白诗在当时流传极广。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居易也提到类似情况：“微之（元稹字微之）到通州日，授官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即仆旧诗。其落句云‘绿水莲花一朵开，千花百草无颜色。’然不知题者何人也。……省其诗，乃是十五年前初及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酬微之寄示阿软七律》)。可见当时元白诗之风靡。李戡斥之为“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9]白居易诗语言通俗，正如陈寅恪先生言：“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手法”。[10]126《唐才子传校笺》中载，白居易每写完一诗，念给家中一个老妇听，说“懂”，就“录入”，如果不懂，则弃。[11]15试想，这种改良的民俗文学，语言能不通俗吗？

元稹的新乐府语言通俗化无须赘言。他采用民歌形式写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用民歌谐音双关法，民间也极易接受。甚至于悼亡诗，都“属对工整，而又如家常话”，“这对于律诗的通俗化有一定影响”。[12]这种语言之俗化正是元白对杜诗接受并加以发扬，加上当时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一唱一和，简直成为一种风尚。

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共同接受杜诗的俗化语言外，还接受了诗歌写民生疾苦的现实内容的影响。

白居易的新乐府“一吟悲一事”，像《红线毯》标明“忧蚕桑之费也”，最后指责宣城太守为了邀功，“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指责尖锐：《杜陵叟》是“伤农夫之困也”，当地官吏不管天旱人饥，照样收租税，作者不禁大声斥责：“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些残暴的官吏如同老虎。《黑龙潭》是“疾贪吏也”，《卖炭翁》是“苦宫市也”，《上阳白发人》则是“悯思旷也”。这些诗不但直接写民生疾苦，而且触及当时社会弊端。正如罗宗强先生说“把写实引向触及时事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白居易常常有意学杜甫”。[13]

元稹同样以乐府形式写人民苦难，如《连昌宫词》，通过一个老人之口，叙述了安史之乱造成的巨大灾难，“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13]他的《田家词》《估客乐》写出了沉重的军粮负担，农民们“输官不足归卖屋”，粮食输尽，牛也被抢去吃了，房子也卖了，什么叫“民不聊生”？正如郑宾于说：“元稹的诗，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滚流出来的。他看不惯当时藩镇的跋扈，豪将的横杀，捐税的苛杂……所以遂便发之为诗，讥讽时政；冀可极百姓于万一……他有了陈子昂的帮助，有了杜工部可师法，”就“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代民伸冤”。[14]所以可以说，在诗歌内容上，元白都接受杜甫关心人民的精神之影响,甚至于“直播其恶于众，略无忌惮。”

然而，元白二人在创作上接受杜甫的影响仍有差别：

其一，在艺术风格上，苏轼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15]已道出个中之味。李肇说：“元和以后（诗人）……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16]元稹似乎更倾向于接受杜甫的抒情诗，风格更为淫靡缠绵。他的《酵孝甫见赠十首》（其三）说：“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这些“诗卷”显然不是指杜诗长篇排律或“三吏”“三别”之类，而是指杜甫诗中直抒个人细腻感情的诗。元稹在创作上就有模仿杜诗的痕迹，如他的《菊花》“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颇象杜诗《江畔独步寻花》：“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17]354又如他的《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其四）“饥摇团尾丧家狗，热爆枯鳞失水鱼”。就是从杜甫《留别章使君》“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17]481中化出来的。这些诗在杜诗中并不是写民生疾苦，国家大事的“史诗”，但在元稹笔下屡有出现，可见他的偏爱。所以，裴斐先生说：“真能代表元稹的不是新乐府，而是以哀艳缠绵之笔写生离死别之情的艳诗和悼亡诗。”[18]是很有见地的。本来杜甫除了“诗圣”外，也是一个“情圣”，[19]浦起龙《读杜心解》指出：“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20]袁枚《随园诗话》也说：“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21]而元稹正接受这方面影响。据《旧唐书·元稹传》载：“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者，赏称其美，宫中呼为‘元才子’”。[22]试想，在宫中传唱的绝不会是歌民生疾苦之乐府，而应是柔美抒情之类的诗歌。而白居易这方面诗则较少。这是二人按受杜诗上的分歧之一。

其二，在新乐府创作上，白居易作新乐府效用明显直接，即“美”与“剌”，或“补察时政”，如《捕蝗》《杜陵叟》《缚戎人》；或“泄导人情”，如《母别子》《时世妆》《井底引银瓶》，都比元稹大胆直接，如《黑龙潭》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封建皇朝贪污集团的丑态，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正如陈寅恪先生说：“所谓龙者，似指天子而言。狐鼠者，乃指贪吏而言。豚者，所无辜小民也。”所以“此篇至为直接诋毁当日剥削生民，进奉财货，以邀恩宠，求相位之藩镇也”。[10]298可见白居易的直率与大胆，略无时忌。杜甫对于朝政的黑暗也敢于秉笔直书，钱谦益曾说：“《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23]像《丽人行》讽刺杨贵妃及其姐妹的豪华奢靡，《哀王孙》《曲江》等诗，都直接讽谏最高统治者，以致于许总先生提出杜甫“诗圣”要“废名”了。[24]可见杜甫诗也有略无时忌的方面，这方面正被白居易吸收并发扬。

当然，元稹新乐府自有其地位。只是在讽谏方面没有白居易的广泛、大胆、深刻罢了。

三、原因浅探

元白在接受杜诗时，有时代原因，个人、社会等原因。正如孙宜君说：“从社会背景上看任何时代或时期，任何范围内的文艺受传者总是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精神文化气候之中，受着特定的精神文化视野和审美接受需求的主导倾向。”[4]293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王朝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均受到了沉重打击。贞元期间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宪宗就是在这场改革失败而登上政治舞台。这场改革是失败了，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削藩镇”、整顿宦官专权、减轻赋税等还是受到了宪宗的重视。宪宗的系列举措让元和时期的文人士子看到了希望，自以为“中兴”时期来了。[30]元白敢于在这个时期写“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接杜甫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影响。元白的《策林》正面提出那么多减税、裁官等主张。这是有时代社会背景的。这是其一。

其二，接受者个性与阅历不同。孙宜君指出：“文艺接受差异性的具体原因，”其中之一是“接受主体审美趣味的差别”，其二是“社会人生经验的差别”。[4]192也即是接受者的个性、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元稹是一个较讲实惠的人。按唐代当时风俗，“士大夫仕宦苟不得为清望官，婚姻苟不得结高门第，则其政治地位、社会阶级，即因之而降低沦落”(《艳诗及悼亡诗》)。[10]85-86所以元稹弃莺莺而娶高门第的韦丛，是“工于投机取巧之才人”(《艳诗及悼亡诗》)。[10]85-86所以在宪宗初期积极向上时，他多写新乐府，“当路恶之”，出为何南尉，后又退归，因与中人仇士良起争执，被贬谪江陵、通州之后，一来他是冤枉的，白居易，李绛等都为他申辩，[7]34但无济于事；二来他是个“投机取巧”的人，所以不久他结识监军崔潭峻，很快地当上了中书舍人。在历经这些波折后，他的诗风发生了变化，转向抒写个人的缠绵思念之情。

而白居易个性与元稹不同，阅历感受也不一样。年轻时与元稹一样写新乐府，“救济人病，裨补时缺”（《与元九书》）。到宰相武元衡被刺，他“首上疏，请捕贼。权臣有嫌其出位，怒”。[11]8后贬江州司马。但他能“顺所遇，托浮屠死生，忘形骸者。”后面又回京，知制诰，还是敢言事，只是“不见听”，[11]12自己要求任外官，当杭州刺史。文宗立才回京当刑部侍郎。在其中，他并不刻意去讨好谁，比较能随遇而安，“一言以蔽之曰：‘知足’”(《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10]337在其位就谋其职。所以《唐才子传校笺》评他是“累以忠鲠遭摈”，[11]12而他被贬后心态与元稹不一样，他转向佛，“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11]11这时的士人信佛极普遍，据汤用彤《佛教史》载，当时僧人湛然门下，“受业通者三十九人，缙绅先生位高25名，亲屈体承教者又数十人”。[26]可见风气如此。这时他自然不会再像早年时期写《秦中吟》那样“惟歌生民病”，以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为榜样。像他的《放言》：“眼前仇敌都休问，身外功名一任他。”又如他的《竹窗》《卜居》《食饱》《独行》《闲卧》《老病》《自咏》等诗，[27]看这些题目即知为闲适诗，正如孟二冬先生言：“白居易后期的诗歌的，完全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了。”[28]他的诗归于平淡而非像元稹的诗淫靡缠绵。两人不同的个性与阅历决定了他们在接受杜诗上形成一定的差异、而诗风也不完全相同。

而这种差异对于晚唐诗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也奠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

综合分析可见，元白接受杜诗，很大程度上是从政治教化与功利化出发。他们把诗歌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政治工具，通过写民生疾苦，以达上听。所以他们特别推崇杜诗之现实性内容与语言通俗的形式，正如谢思炜先生说，白居易追求诗歌的通俗浅显，除了满足讽谕诗的政治功利目的外，也“尝试通过文学创作使自我的所思所感与众多平凡人取得沟通，……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29]这最终也还是为了达到教化作用，以实现他们政治上的举措。而这自然要伤害权贵的利益，所以两个人被贬，不论具体出于什么原因，都与他们的诗歌创作倾向相关。[30]以至他们接受杜诗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接受。这不无遗憾。只不过是元稹还注意到了杜诗艺术上可贵之处，比白居易的接受要广泛一些。但两人因对杜甫接受的差异与艺术上的不同追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诗风，对于晚唐五代诗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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