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臣朱英家族户籍考

时间：2024-08-31

陈靖华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长沙 410003）

朱英（1417～1485）字时杰，号诚庵，明代湖广布政司郴州直隶州桂阳县（今汝城）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历官浙江道监察御史、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广东布政司右参政、陕西布政司右参政、福建右布政司使、陕西左布政司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等职，后以右都御史掌都察院事。成化二十一年（1485），秋七月十二日病卒于任，享年69岁。赠太子太保。以其“敬顺事上，一德不懈”追谥恭简。[1]

作为一位活动于明代中期政治舞台上的名宦，其名不但见诸于大量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而且还有明人何乔新所撰之《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赠荣禄大夫太子太保朱公神道碑》等详实史料，其生平事迹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如果要更为深入地对朱英及其家族并进而对汝城若干历史悠久之宗族的社会背景进行研究，以及拓展对朱英本人生平事迹的研究，则已有的与朱英直接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尚有一些未能明确记载的问题，如朱英及其家庭的“户籍”归属问题就是一个，本文拟就此进行考察。

在直接关于朱英生平事迹记载的诸多文献中，对其“户籍”归属的记载均付阙如。但是，据明人陈献章（白沙先生）所撰朱英之弟的《朱君惟庆墓志铭》记载，朱惟庆的户籍为军籍。该《墓志铭》云：

君名惟庆，字汝善，桂阳外沙朱氏。赠资政大夫、右都御史讳思谏之子，故太子太保诚庵先生之弟也。

君生三岁而孤。兄弟二人同受学于掌教凌先生某。先补太保儒学生员，次将补君，家籍戎偏桥卫，有司以君充戍。母夫人胡氏谋尽弃其所有以赎君。君奋曰：“男子之始生也，悬弧以志，偏桥戍于吾何？有货以图之，不恤家恤我，遂太夫人心，室如悬磬，使吾兄朝夕忧衣食之不暇而暇为笔砚忧乎？”于是毅然请行。至则见者无贵贱遇以礼，不敢以常卒伍例视之。其地有横蛮黄一奇，夺孀妇李氏为妻，君于其夫为族兄弟。李氏使人告难于君，断一指以示信。蛮知祸将及，亟馈金以冀免。君叱以狗彘，即日以其状白于官，捕蛮投卫狱死焉。君邻盗者，君知之而未能徙，盗忧不见容，以所劫帛献，君从容喻之于义，火其帛，盗亦感悟。都指挥告某由是重君为人，将谋进之。君一不以介意，而独以母老哀鸣，一卫怜之，遂得解伍以归。间奉太夫人来广，就其兄参议之养，遇盐商馈白金百余，不顾而去。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处；亨也，不藉势以儌利。其才如此，与太保俱学，其不迁业，于戎伍以需其成，其亦可观也夫。[2]

据该《墓志铭》文可知，朱惟庆为朱英的亲弟弟，朱惟庆既然属于“家籍戎偏桥卫”的军籍，那么朱英也不能例外。由于朱英已经在先补为“儒学生员”，故当局（有司）在某次“征兵”时，便“以君充戍”，命朱惟庆从军。朱惟庆的“母夫人胡氏谋尽弃其所有以赎君”，但朱惟庆考虑到父亲已故，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如果竭尽家庭之所有来买赎，则将“室如悬磬”，势必影响到兄长朱英的攻读。因此，他毅然戎伍。其慈母的温情、兄弟的情谊、个人的责任感等，均在该《墓志铭》展现无遗，姑置勿论。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朱英是在正统十年以“军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第三甲第八十一名进士的。[3]785朱英之子朱守孚也是以“军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并中成化五年（1469）第三甲一百三十九名进士。[3]777可见他们的家庭确实为军籍无疑。

所谓“军籍”，即其户籍的种类属于军籍的军人，亦称“军户”。明代的军户制度基本上是承袭元代户籍的分类而来，是为求确保军队的永续战力而制定的确保兵源的制度。明代户籍制度的具体分类，据《明史》记载：“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4]民众的户籍一旦被确定为军籍，世袭为军，除非有特殊变故，子孙后代都不能改变。在三种户籍中，“军籍（军户）”的法律地位比“民籍（民户）”要低，但赋税劳役及其他额外负担却比“民籍（民户）”要更为沉重，加之一些宗藩、勋贵、军官对军人乃至军户进行役使盘剥等原因，致使军籍之户时有逃亡等事情发生。

明朝军队编制实行“卫所制”。卫所制是明朝最主要的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在与元朝及元末群雄的争战期间，朱明军队的兵源，有诸将原有从征之兵，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之兵，有获罪而谪发之兵，但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还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等。但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卫所制的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一府设所，若干府设卫。卫设指挥使，统兵士五千六百人。卫下有千户所，统兵士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户所下设百户所，统兵士一百一十二人。各府县的卫、所归各指挥使司都指挥使管辖，各都指挥使又归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卫、所兵士有军籍，世袭为军，平时屯田或驻防。遇有战争，朝廷命将，率领调自卫、所的士兵征战。

《朱君惟庆墓志铭》中所谓“家籍戎偏桥卫”，即朱英、朱惟庆的家庭属于“偏桥卫”的兵员备征来源。

在明代，偏桥卫是一处重要的戍卫，位于今贵州省境内，在明代镇远府下辖的施秉县（今名同）境内。明人李贤等撰《明一统志》记载：“镇远府，建置沿革，《禹贡》荆州南境旧为竖眼大田溪洞，元初置镇远沿边溪洞招讨使，后改为镇远府，属思州军民宣抚司。本朝洪武五年（1372），改为镇远州，隶湖广布政司。永乐十一年（1413），仍于州置镇远府，隶贵州布政司。正统中，省镇远州。领长官司二，县二。”下辖的两个县为镇远县和施秉县；两个长官司为偏桥长官司和邛水十五洞蛮夷长官司。其中的偏桥长官司“在府城西六十里，元置偏桥中寨蛮夷军民长官司。本朝改置偏桥长官司。编户二里”；邛水十五洞蛮夷长官司“在府城东八十里，元置安安县，后改卭水县。本朝洪武五年改置卭水十五洞蛮夷长官司。编户五里”。[5]这里的“偏桥长官司”与“邛水十五洞蛮夷长官司”均为行政机构。

作为军事机构的卫、所，其上级统辖机构为巡抚都察院（简称“都司”）。在明代，偏桥卫原来隶属于偏沅巡抚都察院，后改隶贵州巡抚都察院。《明会典》称：“镇远卫，偏桥卫，清浪卫。已上三卫在贵州境内。”[6]清《（雍正）湖广通志》称：“湖南巡抚都察院，在府城内西北。旧驻节沅州，兼辖偏桥卫，为偏沅巡抚都察院。后偏桥卫割隶贵州，（偏沅巡抚都察院）移驻长沙，仍名偏沅巡抚。雍正二年抚臣魏廷珍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咨部改偏沅为湖南。今为湖南巡抚都察院。”[7]由此可见，清代从统辖今湖南与湖北两省境域的湖广布政司中划分出来的湖南巡抚都察院，乃是从明代“驻节沅州，兼辖偏桥卫”的偏沅巡抚都察院而来；换言之，明代初年所建置的镇远府（州）及其下辖的镇远、施秉两县和偏桥、邛水十五洞蛮夷两个长官司，均为湖广辖域内的行政及军事建置。

“偏沅”一语中的沅州位于湘西与贵州接壤之处。其建置沿革是，宋熙宁七年（1074），以五代叙州、奖州、懿州、锦州地改置沅州，治卢阳（今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领卢阳、麻阳、黔阳三县。元至元十二年（1275）升沅州为沅州路。明太祖甲辰年（1364，明朝建立之前），改沅州路为沅州府。洪武九年（1376）降为州，以州治卢阳县省入，隶辰州府，领黔阳、麻阳二县。清初因之。乾隆元年（1736），又升沅州为沅州府。民国二年（1913）废。偏桥与沅州同与苗区错杂，两地之间以古五溪之一的潕水等河流相交通。清人晏斯盛《黔中水道考》云：“镇阳江即潕水古五溪之一，源出偏桥右司太阳河，又曰杉木江。东南流至新施秉县东北，右合小江。新施秉者，旧偏桥卫也。明张一鹄诗曰：‘有水可乘筏，其如难渡何。不辞车马惫，还怯虎狼过。楚水偏桥尽，黔山平越多。城阴最惨淡，一路少田禾。’此已事矣”[8]明人张一鹄的诗言尽了该地的险隘惨淡；而偏桥的太阳河便是最终流入湖南的“古五溪之一”的潕水。曾任贵州提学道佥事的清人卫既齐所撰《重修偏桥碑记》云：“施秉弹丸邑耳，而黔楚往来，实为东西咽喉。由黔而之滇、之蜀、之粤西，一线羊肠联络省会且四五焉。县北门外故有桥名偏桥，夫楚南密迩荒服，故设偏沅巡抚，挈一州一卫，以命幕府重其地也。桥而专有卫名，其为关津冲要非一日矣。”[9]该辖域的行政机构及军事管理机构以“偏（桥）沅（州）”命名，表明在明清时期，该地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及军事战略地位。

明永乐十一年，在属于行政机构的偏桥长官司从湖广布政司改隶贵州布政司的同时，属于军事机构的偏桥卫也从偏沅巡抚都察院改隶贵州巡抚都察院，这是是为了将行政建置与军事建置的管理归属改为一致。

为什么要将偏桥卫建立在这个地方呢？是由于这里地势险要，又处“九股生苗”聚居地，即史籍中所谓“苗疆”，为苗区之人出入之必须经过的途径。概言之，即为防备苗人所建。清《（雍正）贵州通志》记载：“镇远为黔省之门户，潕溪一水下达沅湘，樯帆辐辏，虽地势险隘不能建甓垣墉，然据石屏山以为城，带镇阳江以为池，居然楚国之方城汉水也。马场、鼓楼两坡为诸苗出入必由之径，一泥丸可封。昔人戍守之遗迹犹存也。附郭自镇远而外，所辖止施秉一县，幅员稍隘。往者九股生苗剽掠旧县，因迁治于偏桥以避之。自台拱清江，设官置镇，翻狡兎之窟作饮马之川，封畛所届，懋迁化居，雄于诸郡。近又以湖南之天柱来属，茨岭铁坪东西环峙，郡治东南益壮屏蔽焉。”[10]何谓“九股生苗”？《（雍正）贵州通志》载：

黔开自明世，前此皆溪洞苗蛮也。故今各府风俗止就明以来志乘中语书之。其汉、唐、宋诸史书中西南夷南诏南蛮诸传所载，则编于苗蛮之首。

九股苗在兴隆卫凯里司，与偏桥之黑苗同类。武侯南征戮之殆尽，仅存九人，遂为九股，散处蔓延，地广而族伙。其衣服、饮食、婚姻、丧祭概与八寨、丹江等同，而性尤剽悍。头顶铁盔，后无遮肩，前有护面两块即铸于盔，极重；身披铁铠，上如背搭，止及乳下，用铁链周身，形如圈笼缀于上，坐则缩而立则伸，约重三十觔。下以铁片缠腿，健者结束，尚能左执木牌，右持标杆，口衔利刃，捷走如飞。大枪约重十余觔，铅子重八九钱不等，发至百步外，着人立糜。洞又有牛尾枪，几与内地子母炮埒。强弓名曰“偏架”，长六七尺，三人共张，矢无不贯。前明播州之乱，为杨应龙羽翼，虽调兵十数万诛灭杨应龙而九股未剿，伏莽劫掠，时出为害。由地旷而险，猝难制伏。雍正十年，钩连蠢动，合楚、粤、黔三省兵，剿抚兼施，搜缴兵甲，建城安汛焉。[11]

由于偏桥卫所处“地势险隘不能建甓垣墉”，因此“石屏山以为城，带镇阳江以为池”，连山带江修建为关隘城池。《明一统志》记载：“关梁……偏桥，在府城西六十里。”[5]《清一统志》记载：“偏桥废卫在施秉县西北，偏桥司南隔江。明初置。本朝省入施秉县。《明史》：洪武二十三年置清浪、偏桥二卫指挥使司于思南宣慰司之地。《黔记》：城周一千二百二十八丈，门四。西南俱坡，恃为险峻。东北逼近溪河。《通志》：本朝康熙二十六年省卫，入施秉县。”[12]

关于偏桥的地域特征及风土人情，明清诗文中多有咏叹者。如曾经以兵科给事中身份出核湖广、贵州军储的潘希曾有《偏桥》诗云：“匹马偏桥路，悠悠向夕曛。水清窥底石，山密踏层云。险地苗居半，封疆楚已分。数声花畔鸟，犹似故园闻。”[13]潘希曾（1476～1532）字仲鲁，浙江金华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撰有《竹涧集》等。与明代汝城名宦、监察御史范辂关系甚密的何景明也有《偏桥行》诗：“城头日出一丈五，偏桥长官来击鼓。山南野苗聚如雨，饥向民家食生牯。三尺竹箭七尺弩，朝出射人夜射虎。砦中无房亦无堵，男解蛮歌女解舞。千人万人为一户，杀血祈神暗乞蛊。沙蒸水毒草根苦，上山下山那敢度支。蠢尔苗民尔毋侮虞，庭两阶列干羽。”[14]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人，为明代著名的“前七子”之一。清代雍正年间曾经担任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并参与《贵州通志》修纂的常安亦有《晚霁自镇远赴偏桥》诗：“峦光雨后转氤氲，行过屏山日欲曛。石磴千层天际出，飞泉百道岭头分。鸟栖翠竹啼红雨，人坐篮舆度白云。风送晚钟何处寺，昏黄月下隔溪闻。”[15]常安（？～1747），纳喇氏，字履坦，满洲镶红旗人。在担任贵州布政使时，曾疏言：“苗疆多事，由于兵役扰累。嗣后有扰累事，罪该管文武官。”

偏桥卫的建置时间为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一统志》记载：“公署……镇远卫，在府治西，洪武二十二年建。偏桥卫，在府城西六十里。”[5]为了行政及军事邮传的需要，在偏桥长官司及偏桥卫设置的同时，还设置了驿站。《明会典》记载：“贵州……镇远府……施秉县：偏桥驿，清浪水马驿，镇远水马驿。”[16]《清一统志》记载：“偏桥驿在府城西，偏桥司东。明洪武二十五年设。”[12]

如前所述，卫所在平时为屯田或驻防，偏桥卫也有屯田。据清《（雍正）湖广通志》记载：“偏桥卫，屯田二百八十二顷二十四亩四分五厘，屯粮三千七百九十三石五斗二升八合七勺三抄六撮六圭。”[17]既然屯田，必然有粮食储存设施；而且作为军粮的储备，亦必须有储存军粮的仓库，这就是所谓“卫所仓”。《明会典》载有作为卫所仓的“偏桥仓”。[18]

偏桥卫的组织机构、官吏职级及兵员数量为：“偏桥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左、右、中、前、后千户所千户，百户；兵五千六百名。”[19]这是明代一个卫的正常建制。

朱英既然出生于“家籍戎偏桥卫”的军籍家庭，其弟弟朱惟庆又曾经从军于偏桥卫，故其对所谓“苗蛮”等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较为熟悉，这与他后来出任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等职时所成就之留名青史的功业当不无关系。朱惟庆后来受到“都指挥告某”的尊重，并在“以母老哀鸣，一卫怜之”之下“遂得解伍以归”，是否与其兄朱英之仕宦发达，“奉太夫人来广，就其兄参议之养”有关，则不得而知。

朱英的家族世居桂阳（汝城），但其家籍却隶属于“戎偏桥卫”。桂阳与偏桥卫地隔千里，居住地与军籍所属地相隔甚远，原因何在？其实，这与明代的兵制有关。据《明会典》记载：“正统……四年，令北人充南军，南人充北军。除辽东、万全、山西、陜西等处边卫逃军，及近年土豪盐法编发充军不动外，其余清出军丁，各就地方改解附近卫分，若南人充南军，北人充北军，不在改调之例。”其具体的“计改调卫所”，就湖广行省而言，则“湖广布政司：宝庆府调五开卫；辰州调铜鼓卫；衡州调九溪卫；永州府调镇远卫；靖州调五开卫；郴州调偏桥卫；常德府调豹韬卫；长沙府调龙虎卫；荆州府调镇南卫；岳州府调龙江右卫；武昌府调行在府军卫；黄州府调行在虎贲左卫；汉阳府调行在旗手卫；德安府调行在金吾前卫；襄阳府调燕山前卫；沔阳州调济州卫；安陆州调济阳卫”。[20]远地调遣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与当地人之间相互勾结坐大势力以影响政权的稳定。由此，作为郴州辖县的桂阳（汝城）等县，便成为远处贵州之偏桥卫的后备兵源地。

弄清楚朱英家庭的户籍归属，对更为深入地对朱英的思想行为进行研究，进而其家族乃至对汝城若干历史悠久之宗族的社会背景进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朱英及其弟朱惟庆、子朱守孚虽为军籍，但朱英的族兄弟朱海以及朱海的儿子朱守恕却都是以“民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朱海与朱英同科，为正统十年第二甲第二十七名进士；[3]780朱守恕为成化八年（1469）第三甲第十八名进士。[3]777由此可见，朱英与朱海的家庭虽然同族，但二人家庭的宗系自父辈乃至更早，便被编入不同的户籍之中。这种情况亦见于同为明代桂阳（汝城）著名人物的范辂与其族叔（伯）父范渊、族侄范永銮，范辂是以“军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中正德六年辛未科（1511）进士，[21]1426而范渊、范永銮却是以“民籍”身份报考并中进士的，[21]1422-1423前者为弘治九年（1496）第三甲第一百六十三名进士，后者为正德九年（1514）第三甲第一百零一名进士。此外，籍贯为汝城的明代名宦中，还有不少人的家庭属于军籍，如“曾鉴，字克明，其先桂阳人，以戍籍（戍边吏卒的户籍）居京师”。[22]这些，都是进一步研究古代汝城社会以及宗族源流值得注重的问题之一。

[1] 郭良翰. 明谥纪汇编:第 15卷[M]//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 陈献章. 朱君惟庆墓志铭[M]//陈白沙集: 卷 4.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 朱保炯, 谢沛霖.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4] 张廷玉. 明史: 卷 77 [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 明一统志: 卷88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 明会典: 卷 108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7] （雍正）湖广通志: 卷16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8] （雍正）贵州通志: 卷37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9] （雍正）贵州通志: 卷42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0] （雍正）贵州通志: 卷2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1] （雍正）贵州通志: 卷7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2] 钦定大清一统志: 卷395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