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罗兰•巴特研究综述

金松林



当代西方罗兰•巴特研究综述

金松林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西方，罗兰·巴特研究始于20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臻于繁荣。迄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巴特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阅读和阐释的形态而言，这些成果大体可归为四类：传记性阅读、文本性阅读、阐释性阅读和专题性阅读。形态各异的阅读方式既体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呈现了巴特理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近年来，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正逐渐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罗兰·巴特 研究 综述

1980年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去了巴特的生命。为纪念这位大师，学术界加快了对其作品的编译、整理和研究的步伐。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是巴特生前挚友，瑟伊出版社人文社科类图书编辑。巴特逝世后，他编辑出版了系列作品：巴特的访谈录《嗓音的颗粒》（），论文集《显义与晦义》（）、《语言的窸窣》（）、《符号学历险》（）、《偶遇》（）等。埃里克·马尔蒂（Éric Marty）也是当年活跃在巴特身边的年轻人。他从1993年开始，经过数年努力，整理出版了《巴特全集》（）。2002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研讨班上的讲义获得授权，《如何共同生活》（）、《中性》（）以及《小说的准备》（）相继出版。马尔蒂对《巴特全集》进行了及时增补修订，将它由原来的3卷12册扩充为5卷16册。2009年，巴特的两部遗作《中国行日记》（）和《哀痛日记》（）问世,由此宣告了巴特文献整理工作的结束。迄今为止，英美世界已基本完成对相关著作的翻译。

有了文本作为基础，八十年代后巴特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均是今非昔比。研究的主体也更趋多样化，投身于巴特研究的不仅有专业的学者，还有教育家、艺术家、精神分析学家、作家、文化学者、女性主义者等。如此混杂的身份构成使得人们在巴特研究中必然会得出不同结论，比如在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之间，在哲学家和艺术家之间，在作家和专业的研究者之间。这些差异导致了阅读的多样性，即便是对同一文本、同一主题乃至同一概念，他们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拉多尔福斯·蒂尤文（Rudolphus Teeuwen）认为巴特的“中性”是“令人厌倦的乌托邦”[3]，而尼古拉斯·德·维莱（Nicholas de Villiers）却认为巴特的“中性”是“伟大的差异教育法”[4]。研究主体的多样化导致成果的几何级数增长，各种专著、专刊、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论文集层出不穷。以下按照阅读与阐释的形态，我将这些成果大体归为四类：传记性阅读、文本性阅读、阐释性阅读、专题性阅读。如此归类只是为了阐述的方便，本身并不严格，因为这些形态各异的阅读并非绝然对立的，而是相互混杂的，它们共同呈现出巴特研究的多元变化。

一、传记性阅读

这种阅读是传统批评的产物。在传记性阅读背后往往存在一种普遍的幻觉，即试图通过一些史料再现某人的生平。其实，就像“再现”这个词本身所体现的，“再现”（reappear）就是“重现”（re-appear），它与事物的“初现”（appear）相比，“重现”通常会产生变异。用福柯的话说：“没有一般的陈述，也没有自由的、中性的、独立的陈述；而仅仅存在这样一种陈述：它总是归属于某个系列或整体，总是在其他的陈述中扮演某种角色，从它们中获得支持或与它们区别开来。”[5]所以，任何陈述都会受到主体观念或意识形态驱使。

巴特生前也曾为自己写过一部传记，即《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他开篇就强调，该书必须被视为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所说的。巴特为何不谈论自我？因为根据拉康的分析，“主体借助身体的总体形式所形成的幻象总是以格式塔的方式获得的,……如果我们想要把这种形式归入一种已知的类型，则可以将它称之为理想的我（Ideal-I）”[6]。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主体在谈论自我时都是以理想化为基础。即便是巴特自己谈论自己，也只能是把自我视为观念的想象物，遑论他者。

八十年代，西方学界陆续涌现的巴特传记有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罗兰·巴特传：一个传奇》（）、路易-让·卡尔韦的《罗兰·巴特传》（）、安迪·斯塔福德（Andy Stafford）的《罗兰·巴特，现象与神话》（）、埃里克·马尔蒂的《罗兰·巴特，写作的职业》（）、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Hervé Algalarrondo）的《罗兰·巴特最后的日子》（）等。路易-让·卡尔韦的作品全景式地展现了巴特不平凡的一生，特别是他从“一个国家孤儿”成长为学界巨擘的艰辛历程。不过和其他著述相比，它在内容、结构上多少显得四平八稳，缺乏应有的个性。

罗歇在《罗兰·巴特传：一个传奇》中文版前言中表明，他所写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传记，而是一部主观化的人物传奇。在他看来，“传记”（biography）和“传奇”(roman)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总是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被视为真实的故事，而传奇则介于对象化的故事和主体的言说之间，它试图呈现的是对象的某些独特方面。在该作中，罗歇努力呈现巴特对文学的挚爱，他说：“他（指巴特——引者加）毕生都是文学的情人，既清醒，又无理智，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7]据此，作者自然就可以将巴特的一系列作品甚至包括《神话学》纳入文学的框架进行阅读和强力阅读。至于它能否切中巴特，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援引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样做不是为了物归其主……而是为了释放他，其中的乐趣类似于他曾提到过的逮人游戏：‘释放俘虏，让各方重启游戏。’阅读的快乐不正是应当永远如此，‘一切从头开始’吗？”（18）

德兴市在解决饮水安全问题中，根据当地的实际，饮水安全工程采取了三种型式，即自来水辐射区、自流引水区、大口井泵站供水区。截至2008年年底，德兴市兴建安全饮水工程总座数为312处。

马尔蒂的作品是对晚期巴特的传记性描写。他于1976年秋邂逅巴特，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马尔蒂所描述的巴特形象是通过“目睹”的方式来展现的，目的在于“片断地、部分地再现巴特的某些态度、行为和言论以及他的身影”[8]，特别是巴特生前比较隐秘的方面，即同性恋。作者——也是一位同性恋者——认为性倒错并不是个体生理-心理障碍，而是一桩好事，至少在巴特身上表现如此，因为这样的身份使他和弟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深度性欲的（知识力比多，求知的欲望）”（马尔蒂，2011：52）。他们总是处于爱若斯（eros）和逻各斯（logos）相互更迭的状态。

像马尔蒂一样，传记作家阿尔加拉龙多所关注的也是晚期巴特，其主导的观点是：巴特自从进入法兰西学院之后,便一直在走下坡路。之所以如此，按照作者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其母埃丽昂特·班热（Henriette Binger）的离世[9]；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失败的同性恋经历。阿尔加拉龙多认为，“巴特在为妈姆哀痛之后，又在为另一种爱哀痛。他将不会重新振作起来”[10]。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上，巴特也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

我不能从我的帽子中取出任何作品……→有一天会成功么？就在我写下这一行的今天（1979年11月1日），仍然不是很清楚。除了那些已进入常规并且为人们所熟知的事物外，我处在不断重复之中，而不是处在创新和变化之中。还能再写什么呢？（为什么有此怀疑？——因为两年前，在这门课程开始之时的沉痛经验已经深深地、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欲望）。[11]

据此，阿尔加拉龙多认为巴特晚期已经主动放弃了理论创造，他虽然还写一些应时的文字，但早已力不从心，“简直就像个活死人”（235）。

这些阅读集中展现或按自己的意图重建了巴特的形象，即作为“文学的情人”、奋斗者、同性恋、失败者的巴特。随着时光的流转，未来可能还会出现其他面孔，比如追求时尚的巴特、回归古典的巴特、作为梦想家的巴特以及作为旅行家的巴特。这些彼此差异的评价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巴特”（菲利普·罗歇，2013：48）。换句话说，不同读者对巴特的形象定位实际取决于各自的阅读效果。

二、文本性阅读

这一阅读主要围绕巴特的某个文本或与其关联密切的文本展开。七十年代，已经有一些批评家对巴特展开了类似阅读，如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阅读》（1971）、B.R.麦格劳（B.R.McGraw）的《巴特的“文本的愉悦”：阅读之欲》（1977）、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的《批评的差异：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和巴特的“S/Z”》（1978）。八十年代以后，这种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策略。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相应的著作，主要成果还是各种评论和论文。从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看，人们主要关注的是《S/Z》（1970）、《符号帝国》（1970）、《文本的愉悦》（1973）、《恋人絮语》（1977）等作品。

其中，讨论《S/Z》的文章居多，如唐纳德·莱斯（DonaldRice）和彼得·斯柯福（Peter Schofer）的《“S/Z”：修辞与开放性阅读》（1982）、D.G.兰波（Deborah G. Lambert）的《：巴特的阉割阵营与极端话语》（1986）、帕特里夏·麦克勒莱斯（Patrick McCreless）的《从音乐的角度看巴特的“S/Z”》（1988）、安德鲁·斯科波（Andrew J. Scheiber）的《符号，赘语与心理特征：对罗兰·巴特的“S/Z”和现主义小说的思考》（1991）、戴安娜·奈特（Diana Knight）的《“S/Z”，现实主义与强制性异性恋》（1995）、伊凡尼·诺贝尔（Yvonne Noble）的《阉歌手，巴尔扎克和巴特的》（1997）、雷蒙·J.威尔森（Raymond J. Wilson）的《术语的地图：罗兰·巴特“S/Z”和“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的“文化符码”与“道德心理学”》（2000）、菲利普·斯图尔特（Philip Stewart）的《巴特有啥不能说：论“S/Z”中对同性恋的刻意掩饰》（2001）。

讨论《符号帝国》的主要文章有：林恩·A.希金斯（Lynn A. Higgins）的《巴特的想象性旅行》（1981）、特琳·T. 明哈（Trinh T. Minh-ha）的《空空如也：巴特与亚洲》（1982）、S.L.马尔康森（Scott L. Malcomson）的《海外乐土：巴特、伯奇与日本的用途》（1985）、达克·斯尤文（Darko Suvin）的《心灵与意义：罗兰·巴特对日本的沉思》（1991）、罗尔夫·J.乔贝尔（Rolf J. Goebel）的《日本作为西方文本：罗兰·巴特，理查德·戈登·史密斯和拉夫卡迪奥·赫恩》（，1993）、达利亚·康迪约蒂（Dalia Kandiyoti）的《欲望无处不在：皮埃尔·洛蒂和罗兰·巴特的日本之行》（1995）等。

还有一些文章讨论《文本的愉悦》和《恋人絮语》，如罗伯特·米克里奇（Robert Miklitsch）的《差异：罗兰·巴特的“文之悦”、“悦之文”》（1983）、科伦·唐纳利（Collen Donnelly）的《非同质的我：巴特<恋人絮语>中的片断、欲望与快感》（1988）、劳里·J.丘吉尔（Laurie J. Churchill）的《欲望的话语：奥维德的<恋歌>与巴特的<恋人絮语>》（1988）、玛丽·比特纳·维斯曼（Mary Bittner Wiseman）的《愉悦的文本，极乐的文本》（1989）、A.K.莫蒂默（Armine Kotin Mortimer）的《令人痴迷的写作：<恋人絮语>》（2000）。

由于这些作者身份各异，所以即便是对同一个文本也会产生互不相同甚至抵牾的观点。譬如，D.G.兰波和戴安娜·奈特虽然阅读的都是《S/Z》,但前者认为巴特在文本分析中并没有揭示出叙述者的性别意识形态，即男性中心主义；后者却坚持认为巴特要解构的恰好就是这种传统的性别观念。罗伯特·米克里奇和玛丽·比特纳·维斯曼阅读的都是《文本的愉悦》，前者认为巴特所追求的“愉悦”存在于文本的裂缝，即各种符号的差异之中；而后者对这一作品完全作了弗洛伊德式的解释，她认为巴特的阅读纯粹是以本能的欲望为基础。

在对文本的阅读中，目前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一，巴特“山中时期”（即在位于法国南部的圣伊莱深山疗养院住院期间）的作品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其二，人们所讨论的主要是巴特生前出版的作品，对他的遗作重视程度不够；其三，在巴特的晚期作品尚未面世以及尚未被系统阅读之前，这些作者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预估”的性质，其中风险可想而知。这里仅举一例，《作者之死》（1968）是巴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他在该文中为了将阅读的自由归还给读者，所以毫不留情地宣判了作者的“死刑”。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十余年后他在法兰西学院举办的题为“小说的准备”的研讨班上又默默地召唤作者归来。未通读巴特的所有著作就匆匆展开论述，类似的问题在巴特的阐释中部分存在。

三、阐释性阅读

这种阅读主要侧重对巴特及其著作的理论梳理。和文本性阅读相比，它更加注重阅读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七十年代，已经涌现出了菲利普·托蒂的作品《罗兰·巴特：一种保守的评价》。八十年代以后，这方面的著作日益增多，如乔治亚·R.瓦瑟曼（Georgia R. Wasserman）的《罗兰·巴特》(1981)、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巴特导读》(1983)、米歇尔·莫雷亚蒂（Michael Moriarty）的《罗兰·巴特》(,1991)、里克·李朗斯（Rick Rylance）的《罗兰·巴特》（1994）、格雷厄姆·艾伦（Graham Allen）的《罗兰·巴特》（, 2003）、马丁·麦奎兰（Martin McQuillan）的《罗兰·巴特》（, 2011）。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12]

就阐释的方式而言，这些作品大致又可归为三类：一类是主题性批评，即将巴特及其著作纳入不同的主题之下依次展开讨论；另一类是系统性批评，即将巴特及其著作纳入某个特定的框架进行分析。由于主题性批评侧重于“就事论事”，所以在视野上明显受到局限，而系统性批评不但可以有效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还能展现出巴特不同时期的理论流变。不过系统性批评所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小觑，即为了照顾系统性而丧失了针对性，为了宏观而忽略了微观。第三类批评的出现无疑是协调两者的结果，即将主题性批评和系统性批评相结合，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主题-系统性批评”。

无论在英语还是汉语世界，乔纳森·卡勒的《巴特导读》都是一本流行的小书。[13]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本小书作为“导读”很不错；但是对于专业的研究者而言，它又失之粗浅。这既是因为它对巴特的一些重要著作的分析有限，还因为它过分地夸大了巴特理论的流变，并未清理出这些理论的共同基点，即变中之不变。但就总体结构而言，它堪称主题性批评的代表作。在第一章中，乔纳森·卡勒就极力渲染巴特“变化多端的理论立场和贡献”[14],随后便从“文学史家”、“神话学家”、“评论家”、“论战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者”、“享乐主义者”、“作家”、“文人”等九个方面全景式地刻画巴特的形象。随后，英国金斯顿大学文学理论教授马丁·麦奎兰的《罗兰·巴特》遵循的也基本是这一套路。

里克·李朗斯的《罗兰·巴特》是系统性批评的代表作。他在“前言”中明确交代了自己的思路：

罗兰·巴特早年的两本书形成十分有趣的对照。它们是《写作的零度》（1953）和《米什莱》（1954），后者讨论的是19世纪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第一本书抽象、概括并且理论化；第二本书好玩、睿智、形式独特。由此，它们确立了巴特著作的两种对立风格。在《写作的零度》中，是‘冷的’（cold）巴特……但是，在《米什莱》中，是‘热的’（hot）巴特。……利用这两种风格的对立，我们可以描述出巴特理论的进展。[15]

依作者的观点，“冷的”巴特即结构主义的巴特，“热的”巴特即后结构主义的巴特。里克·李朗斯认为，巴特的整个理论生涯大致呈现为从“冷”到“热”的变化。米歇尔·莫雷亚蒂、乔治亚·R.瓦瑟曼的著作也基本按这一思路展开。到目前为止，在对巴特的阅读中，这是最为常见的思路。

在主题-系统性批评方面，格雷厄姆·艾伦的《罗兰·巴特》堪称翘楚。在前言部分，作者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思路：

这本书企图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通过提炼一些关键主题并围绕这些主题来安排篇章结构。然而，通过巴特身份的变化（作为作家、教师和知识分子）来了解他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本书的章节也按照某种历时性展开，第一、第二章讨论巴特早期阶段，第三、第四章讨论巴特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然后过渡到第五、第六章，讨论他的后结构主义阶段，最后的第七到第九章，讨论巴特晚期著作中的一系列问题。按照历时性的次序来呈现巴特的重要思想的好处是，读者们能够看到这些思想之间的重要联系，不然，它们就是彼此孤立的。[16]

如果将这本书和乔纳森·卡勒的著作相比，它无疑是更值得推荐的入门读物。但是，该书也存在一系列问题，譬如对一些主题的分析不够深入；叙述的多，评论的少；再者就是，虽然作者将巴特的晚期作为全书论述的重点之一，但依然忽略了他在法兰西学院所举办的研讨班的价值，对巴特的遗作基本没有论及，所以它只是部分地揭示了巴特的思想。

四、专题性阅读

这种阅读主要是针对巴特及其著作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展开。和阐释性阅读相比，它虽然也是一种常见思路，但是在深入的程度上远非前者所能比拟。因此，专题性阅读是迄今为止巴特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收获。六七十年代，让-布洛克·米歇尔（Jean Bloc-Michel）的《巴特-皮卡尔：第三回合》（1966）、大卫·方特（David Funt）的《罗兰·巴特与新批评》（1968）、克里斯托芬·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的《巴特和拉康：构想的世界》（1975）、格里高利·L.乌尔姆（Gregory L.Ulmer）的《罗兰·巴特尼采阶段的恋物癖》（1978）都是专题性阅读的代表作。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17]，仅涌现出的著作就有：安奈特·拉沃斯(Annete Lavers)的《罗兰·巴特：结构主义及其以后》（1982）、M.B.威兹曼(Mary Bittner Wiseman)的《罗兰·巴特的诱惑》（1989）、D.A.米勒(D.A.Miller)的《搬出巴特》（1992）、安德烈·布朗(Andrew Brown)的《罗兰·巴特:写作的熟语》（1992）、戴安娜·奈特（Diana Knight）的《巴特与乌托邦:空间、旅行、写作》（1997）、南希·M.肖克洛斯（Nancy M.Shawcross）的《罗兰·巴特论摄影》（1997）、蒂莫西·斯切（Timothy Scheie）的《零度表演：罗兰·巴特与戏剧》（2006）、帕特里夏·隆巴多（Patrizia Lambardo）的《罗兰·巴特的三个悖论》（2010），等等。这些作品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巴特及其理论的不同侧面。

比如对“写作”的讨论。在安德烈·布朗之前，乔纳森·卡勒、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人均已论及这一问题。和他们相比，安德烈·布朗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将目光从巴特的前期转向了后期，集中分析了巴特后期作品的风格。总体上说，就是写作的成分远远大于理论建构。由此，作者认为巴特更像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理论家，更确切地说，巴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解构论的思想家。其解构的方法就是将拉康的观念——“漂浮的能指”——植入自己的写作之中，进而“挫败凝固的权力，反对提升的意气，瓦解稳定性，将潜藏在语言结构中的掌控意志统统击碎”[18]。有评论家认为，安德烈·布朗的《罗兰·巴特：写作的熟语》是对巴特著作展开的“十分出色的书面研究”[19]。其实，这本书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小觑，即作者在夸大拉康影响的同时，恰恰忽略了巴特自身理论发展的逻辑。从《写作的零度》开始，巴特就一直在追求写作的不及物性质。到了后期，他只不过是想将这种观念贯彻到底。

巴特年轻时期是个“戏迷”。他曾追随布莱希特，组建剧团，亲自扮演戏剧中的角色，甚至还在《现代》《新文学》《南方手册》《人民戏剧》等杂志发表戏剧评论。因为这些文章散落在不同作品之中，所以长期未得到人们的应有重视。蒂莫西·斯切在《零度表演：罗兰·巴特与戏剧》中首次将这些文章汇总起来，并且对它们展开了系统研究。作者认为巴特有一种“在场焦虑”[20]，即戏剧的表演者如何让自身在场的问题。巴特的解决之道完全是布莱希特式的，他认为表演者和其角色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通过演示而不是化身为他的角色，演员必须确立这种意识。……动作不是被模仿，而是被叙述出来。”[21]对于巴特的戏剧观念，蒂莫西·斯切作了非常深入的剖析，特别是揭示了巴特后期所提出的音乐、文本、摄影、图像等理论和早期戏剧观念之间的联系。可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看到布莱希特关于戏剧的陌生化效果和巴特的“中性”“零度”等观念具有一脉相承的性质，所以在源流上并未展开细致的梳理，而这些在巴特思想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D.A.米勒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电影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约翰·霍切金斯讲座教授。其著作《搬出巴特》虽然篇幅不长，在英美世界却颇具影响。因为在该书中D.A.米勒大胆地运用同性恋者的眼光来分析另一个同性恋者——巴特。他认为巴特在性别观念上仍然比较保守，“在他的作品中，虽然能够找到与同性恋的联系，但是这些联系是如此地谨小慎微，以致于当它们出现时总有一些忸怩作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压抑”[22]。作者在这本书中要做的工作，就是彻底地“搬出”巴特，将他的同性恋欲望公诸于众，借此挑战人们的传统观念，即对同性恋者的厌恶或恐惧。其思路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再现日常生活中的巴特，二是呈现文本背后的巴特。但是由于作者本人的同性恋身份，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倾注了太多的同情，而未看到巴特作为一个“已故白种欧洲男人”（彼得·威德森语）在东方的性经历。

戴安娜·奈特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她先前主要从事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研究，后来转向巴特。在她的著作中，戴安娜·奈特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巴特与乌托邦的关系。她不仅将巴特视为当代空想主义的思想家，而且将他纳入法国历史悠久的乌托邦传统展开研究。在她看来，巴特的著作之所以呈现出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一方面是想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寻求和解，另一方面是为了僭越各种陈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主体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内在的自由。该书出版以后，米歇尔·鲁西（Michael Lucey）、彼得·瓦格斯塔夫（Peter Wagstaff）、汤姆·莫伊兰（Tom Moylan）、米歇尔·莫雷亚蒂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汤姆·莫伊兰认为，“戴安娜·奈特通过对巴特的乌托邦研究，将会给我们理解这个知识分子的《全集》提供新的思路”[23]。米歇尔·鲁西大胆预测这本书将“开启一种新的、全球范围的巴特阅读”[24]。其实，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使巴特的作品呈现出乌托邦性质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使得巴特的著作呈现出乌托邦性质。对于这一重要问题，戴安娜·奈特在她的作品中并没有触及。因此我们说，这仍然是一次尚未完成的探索。

近年来，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正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这种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课程和研讨班讲义已被陆续整理出版；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视角的自然延伸。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上世纪末，巴特著作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已基本得到梳理，特别是他的“零度写作”、神话诠释学、“作者之死”、“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文本的愉悦”等观念已深入人心。若没有更新的资料，对巴特似乎可以盖棺论定。但是，迈入新的千年，这些文献的面世无疑再次触发了学术界敏感的神经，人们纷纷对此展开讨论。乔纳森·卡勒的《准备小说：螺旋式的回归》（2008）、鲁西·奥美拉（Lucy O’Meara）的《非调性与调性：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演讲中的音乐类比》（2008）、戴安娜·奈特的《“除非夜幕降临”：巴特<如何共同生活>中的群居与独居》（2008）、克利斯·品特（Kris Pint）的《倒错的阅读艺术:罗兰·巴特法兰西学院课程中的幽灵符号学》（2010）、拉多尔福斯·蒂尤文的《一个剩余的时代：罗兰·巴特的“中性”与令人厌倦的乌托邦》（2012）等，均是近年来巴特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这些成果不但反映了巴特的晚期思想，更重要的是，充分展现了巴特的晚期形象。譬如，乔纳森·卡勒在文中就描述了一个放弃先锋姿态、不断向传统回归的巴特，戴安娜·奈特描述了一个逐渐疏远人群、渴望归隐的巴特，拉多尔福斯·蒂尤文描述了一个丧失激情、令人厌倦的巴特。总而言之，在大家熟悉的形象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巴特另类的面孔。这些看似陌生的形象，无疑又增加了巴特及其理论的复杂性。

[1] 详情参见：Emmanuel Berl, “‘Anciens’contre ‘modernes’, un match nul”,, no184(1966), pp. 73-79; Jean Bloc-Michel, “Barthes-Picard:Troisième rond”,, no72(1966), pp.34-35; Laurent Le Sage, “The New French Literary Critics”,, 37.2(1966), pp. 75-86; Leo Bersani, “French Style: From Bachelard to Barthes”, Partisan Review, No.2(1966), pp. 215-232; Hugh M. Davidson, “The Critical Position of Roland Barthe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No.3(1968), pp. 367-376.

[2] Champagne, Roland A. “Review: Roland Barthes: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by Philip Thody.”53(1979), p. 76.

[3]Teeuwen, Rudolphus. “An Epoch of Rest:Roland Barthes’s ‘Neutral’and the Utopia of Weariness.”80(2012), p. 1-26.

[4] Villiers, Nocholas de. “A Great Pedagogy of Nuance: Roland Barthes’s the Neutral.”8(2005), pp. 23-25.

[5] Foucault, Michel..Trans. A.M.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1972, p. 99.

[6] Lacan, Jacques.,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2.

[7] [法]菲利普·罗歇：《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页。

[8] [法]埃里克·马尔蒂：《罗兰·巴特：写作的职业》，胡洪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页。

[9]巴特幼年丧父，从小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具有十分强烈的“依母情结”。母亲的去世使他无比悲伤，他在《明室》中说：“没有母亲我可以活（大家迟早都会失去母亲），但是接下来的生活绝对是毫无品质可言的。”(Barthes,Roland.. Trans. Richard Howard. London:Vintage, 1982, p.75)

[10] [法]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18页。

[11]Barthes, Roland.. Trans. Kate Briggs.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1, p. 298.

[12]由美国著名学者迈克·甘恩（Mike Gane）和尼古拉斯·甘恩（Nicholas Gane）合编的三卷本《罗兰·巴特文集》（2004），以及由英国卡迪夫大学文化与批评中心高级讲师尼尔·伯明顿（Neil Badmington）编辑的四卷本评论集《罗兰·巴特：文化理论中的关键定位》（2010）收录了大量研究论文。详情参见：Mike,Gane. and Nicholas Gane,eds.,London:Sage, 2004; Badmington,Neil,ed., London: Routledge, 2010.

[13]该书国内目前有三个版本，分别是：卡勒尔：《罗兰·巴特》，方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乔纳森·卡勒：《罗兰·巴特》，陆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Jonathan Culler：《罗兰·巴特》，陆赟译。Oxford: Oxford UP, 2017。

[14]Culler, Jonathan., Oxford: Oxford UP, 2001, pp.5-6.

[15] Rylance, Rick., New York: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p.ix.

[16] Allen Graham.,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5.

[17]下列文集收录了大量专题性研究论文：Mike Gane and Nicholas Gane, eds.. London: Sage, 2004; Pieters, Jürgen. and Kris Pint,eds..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8; Batchen, Geoffrey.e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9; Badmington, Neil.ed.. London: Routledge, 2010.

[18]Barthes, Roland., t.II, Paris:Seuil,1993, p. 1588.

[19] Knight, Diana. “Review: Roland Barthes: the Figures of Writing by Andrew Brown.”.1994, p. 1026.

[20] Scheie, Timothy.. Toronto: U of Toronto P, 2006, p.5.

[21] Barthes,Roland.. Trans.Richard Howar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72, pp. 37-38.

[22] Miller, D.A..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2, p. 6.

[23]Moylan, Tom. “A Variety of Utopian Forms.”26(1999), p. 120.

[24] Lucey, Michael. “Review: Barthes and Utopia: Space, Travel, Writing by Diana Knight.”, 24(2000), p. 138.

【项目】本文系安徽省2017年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罗兰·巴特的晚期研讨班美学研究”（AHSKYG2017D15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