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旧形式砖瓦，塑新民族形象——试论《黄衫客传奇》对传统文体的创造性转化

朱思睿



取旧形式砖瓦，塑新民族形象——试论《黄衫客传奇》对传统文体的创造性转化

朱思睿

武汉大学文学院

作为一部由清末士大夫以法语写作的小说，《黄衫客传奇》借鉴了中国传统文体的写作技巧，对《霍小玉传》这个经典的中国故事加以改编，将其介绍给法语世界。在人物新诠方面，小说采取自中国戏曲中总结出的“分裂”之法塑造了具有多构性特征的人物；在本事改写方面，小说吸收传统小说中的幻梦书写资源，将原作中的因果轮回情节模式转为一出心灵悲剧；在文体创新方面，分别自古典白话小说和小品文中撷取精华，形成独特的破体叙事风格。在对中国传统文体写作技巧的融合与创化中，小说完成了民族形象自塑的使命。

黄衫客传奇 陈季同 霍小玉传 创造性转化 中国形象

《黄衫客传奇》（）是首部国人用西方语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由清末外交官陈季同以唐传奇《霍小玉传》为蓝本改编，于1890年11月在巴黎出版。该书曾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鲜为国人所知。直到2010年，小说才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在作者的母国出版，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注意。严家炎在“中译本序”中介绍了《黄衫客传奇》反封建、重心理描写、有风俗画色彩三种特色。范伯群和黄诚发表在《江汉论坛》上的两篇论文，分别从小说“新文学的素质”和形式的“法国化”与内容的“中国味”的融合两个方面作出分析。二文在学术上有开拓之功，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对创作者、创作背景和小说内容的介绍，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基础。此外另有两种针对其中译本的翻译研究。先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各有精彩之处，但在涉及文学形式的问题上，更多地强调了创新而非创造性转化，对法国文学的顺应而非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改进，这是让我们感到尚有商榷余地的地方。

早在《新小说》创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起步十二年前[1]，一位学兼中西的外交官便采用现代小说的形式，将一个经典的中国故事介绍给法语世界，并以双关语将其命名为《黄种人的小说》[2]。这个创举似乎寄寓着作者塑造本民族形象的愿景。事实上，介绍、建构本民族形象，与来自西方的偏见抗争，这始终是陈季同写作的一大动力。在《中国人自画像》中，甫一开篇，他便宣称：“藉旅居欧洲十年之经验，本人可以断言，中国是世界上遭误解最深之国家”[3]。在两部介绍中国社会的散文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快乐》中，他时时不忘抨击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种种古怪套话，指出其“是想像的产物”[4]，恳切地希望不同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可以“相互理解”（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75）。这部小说与其散文集在功能上有所区别：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同文体的写作技巧，通过对一个中国古典文本的创造性转化，使西方读者得以通过阅读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美学传统，认识两国文明的共通、互补之处，潜移默化地在读者心中建构起一个不同于固有偏见的中国形象。通过观照小说对传统文体写作技巧和经典文本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我们可对小说的民族形象自塑策略作初步的探索。

一、人物新诠：角色“分裂”和多构性

《黄衫客传奇》人物形象的转变已为严家炎论及。在该书译本序中，严先生分析了李益形象从负心汉到善良真诚的儿子的转变，指出小说反对包办婚姻主题的现代意义。需要补充的是，李益的形象不但发生了转变，而且大大地多元化、立体化了。在他的某一些行动中，人们甚至感到他的角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裂”。

“分裂”是作者陈季同本人在其比较中法戏剧的著作《中国人的戏剧》中提出的，中国戏剧人物塑造的一个特点。在他所分析的案例中，一个角色“分裂”出了宗教虔信者与一家之主两种人格，剧作家展现了“这种分裂争斗的所有曲曲折折”[5]，从而造成了一种“最高级的”，“触及灵魂深处的真实的喜剧情景”（陈季同，《中国人的戏剧》：117）。这一戏剧创作手法凭借人物在不同戏剧情境中的戏剧动作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多构性，得到了作者的重视，他似乎将中国古典戏剧的这一技巧用在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中。

《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本身是有一定复杂性的。从他与霍小玉相处之时，死别之后的表现看，他对霍小玉是有一定感情的。议定婚约后，他却毅然与霍小玉一刀两断，想要借此使霍小玉绝了念想（“寂不知闻，欲断其望”），这又显得很无情。但归根结底，他的行为是符合一个“门族清华，少有才思”的唐代风流公子的角色特征的。在与伦理之外的“倡家”交往时，他可能付出热烈的激情；但当伦理要求他履行家族义务时，他便会放弃感情。可以说，李益是一个与《莺莺传》中的张生处于同一系列的唐传奇男主人公形象，符合唐传奇写“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而不伤伦理的文体审美特征[6]。

《黄衫客传奇》则着力强调了李益身上的矛盾性。在李益出场的第一个场景中，他的表哥崔生便在分析他的面相时说道[7]：“观你相貌，似有两般天性，必与己相搏，终生如此。你之志向，所向披靡，众人莫可挡之；你之天性，却又将为贫者倾囊，以致两手空空，一无所有。”[8]他指出李益性格中有好斗与柔善的二分特征，预言他将在行善与作恶，理智与情感之间进退两难。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果然在李益的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两种人格。作为霍小玉的丈夫，他深情而充满勇气，预备与母亲作一场“斗争”；而当母亲将他带进祠堂，加以训斥，他变成了一个恭顺而懦弱的儿子，甚至在打击中陷入迷狂，稀里糊涂地与卢小姐成了亲；他对将自己诱入圈套的母亲怒目而视，却又抵抗不住诱惑与卢小姐亲近；他想要同霍小玉私奔，却又担心不为世俗所容；他想要给霍小玉写信，对她忏悔，却又碍于面子每每作罢……原作中李益的背叛是依据自我身份和伦理规范进行自主选择的行动，《黄衫客传奇》中的背叛却恰恰来自他的矛盾与不作为，源于他复杂多构的性格特征。在思想中，他有无尽的勇气和无穷的计划，可一旦需要付诸行动，他便陷入犹豫不决的境地。“这是非下决定不可的时刻了，他却停在了这里。”（陈季同，2010：222）这个情况反复出现，最终造成了两人爱情的悲剧性结局。

《黄衫客传奇》中的李益，具有极富民族特色的个性。儒家文化的道德感和伦理意识一方面让他对霍小玉这位“真正的妻子”抱有责任感，另一方面又让他顺从母亲背叛爱人。他的仁恕美德一方面让他对霍小玉及其亲友满怀爱意，切身感觉到霍小玉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让他不忍心离开卢小姐，延续了自己的背叛。他多构性的人格让他在面对不同情境时常常否定自我，作出与预想截然相反的选择。同一种个性造成不同的结果，或令人恨，或令人怜，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人物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将人物置于不同情境，令其展现性格的不同侧面，这一技巧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之一。金圣叹便注意到，从二十三回到二十六回，《水浒传》中的武松在打虎、拒绝潘金莲、杀嫂和假意挑逗孙二娘几个场景中，展现了性格的不同侧面，极大地丰富了角色的形象。面对为害一方的猛虎，他勇猛善战；面对嫂嫂的挑逗，他刚直守礼；面对卖人肉包子的黑店老板娘，他又展现出了自己狡黠的一面，这就大大增强了人物的立体度和真实性：或“使人毛发倒卓”，或使人“心魂荡漾”[9]；或“雷轰电击”，或“展眼招眉”（施耐庵，1985：416）。小说将这位真英雄活生生勾画出来，人物性格不同侧面的展现牵动着读者的情绪，金圣叹赞之曰：“前后穿射，斜飞反扑”（施耐庵，1985：416）。

《黄衫客传奇》使用这种角色的分裂法处理塑造的还有一些《霍小玉传》中的次要角色。例如李益的母亲，她在原作中仅有一句描写“太夫人素严毅”。她对李霍二人的感情并不知情，也未能展现其性格的复杂性，她存在的意义主要是推动情节的发展。《黄衫客传奇》中的母亲则不同。一方面，她对儿子怀有“盲目”的爱，是个温柔体贴的慈母；另一方面，长期守寡，独自管理封建大家庭事务的经历让她形成了功利专横的性格。这两种相互关联又相互冲突的特性都来自大家族的伦理规范。若非要求女性守贞禁欲，全心致力于子嗣前程的大家族，决不能形成这样一种复杂矛盾的人格。两种特性又形成了一种合力，使她决心设计拆散李霍夫妇，最终导致了儿子的死亡。这一人物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严母”原型：她的行为导致了观众对她的恶感，但这种行为又有其社会根源，这就迫使观众给予“了解之同情”。

鲍夫人则被重塑成了一个多彩的市民妇女形象。在原著中，对她的描写也十分简略：不过一句简略的人物介绍和几句活泼的调笑，功能性相对较强。《黄衫客传奇》对其身世则有详细的介绍，作者笔触深入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其塑造为一个与李母截然相反的市民女性。从侍女到霍小玉的闺塾师，再到将丈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商人妇，能干的媒人。她既有善良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天性；也有功利心和一流的策略、手段。她对霍小玉的怜爱淡化了“媒婆”和“河东狮”两种原型的负面色彩，多元、立体的性格让这个人物显得分外可爱。

陈季同采用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总结出的“分裂”法来塑造人物，使人物在面对不同社会情境时展现出性格的不同侧面，又采用大段心理描写剖析人物性格的形成机制。因其触及了人性的共有特征，李益的形象更易为西方读者所理解——这种思想上满腹计划而行动上不断延宕的多元个性，同样能在西方文学中的一些经典形象身上找到，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哈姆雷特。同时，李益的个性，又是在非常具有中国特性的情境中形成和表现的，因而蕴含了中国社会的特质。若非一个不问世事，生命活力被长期压抑的士子，他不会在与霍小玉的恋爱中倾注全部的希望与激情，天真地相信一切都会为他们的爱情辟出道路；若非一个大家族中被封建伦理驯化了的长子，他不会因母亲在祠堂中的一番训斥而丢魂落魄，失去为爱情抗争的勇气。现代文学中的一系列类似的封建家族长子形象，如高觉新、祁瑞宣、曾文清等，正是李益的传人。这一创造性转化不仅让人物塑造触及人性之深，有利于不同文化共性的展示；还将人物性格与社会情境相结合，通过性格的多构性展现了本民族文化的多元特征。

二、本事改写：从因果轮回到幻梦书写

“因果轮回”是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结构方式（陈平原，1988：184），《霍小玉传》便带有浓厚的因果报应色彩。全文有“罪”和“罚”两个部分，分别由不同的个体执行：李益在感情生活中犯了“薄幸”之罪，也在感情生活中受到惩罚；而这些惩罚是由神秘侠士黄衫客和霍小玉的鬼魂执行的，结果是让李益终日疑心妻妾背叛自己，得不到幸福的感情生活——罪罚对应，因果匹配。《黄衫客传奇》则对《霍小玉传》之本事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剔除了因果轮回的非自然因素，将其转换为一个由李益的一系列性格缺陷造成的心灵悲剧。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完成这个转变，小说采用中国小说传统中幻梦书写的资源，从两个人物与李益的关系入手，对情节发生的情境进行了改造，这两个人物就是霍小玉和黄衫客。

霍小玉与李益关系的改造，让李益因负罪感产生幻觉的情节更加合理。《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与李益的关系是处在五伦之外的，典型的倡优士子关系模式。在唐传奇的语境中，李益对霍小玉没有伦理责任，他的行为也没有违反社会规范。若非霍小玉对李益情根深种，两人的分离不过留下一段“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的遗憾，李益也不过“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已。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一方的感情超越了伦理的规定，另一方则背弃了自己许下的山盟海誓，由是李益所受的惩罚仅限于一些感情上的不信任和不愉快，这是由传奇文体的审美特征决定的。《黄衫客传奇》中，霍小玉变为了李益有其实无其名的未婚妻，变为李益“真正的妻子（vraie femme）”（陈季同，2010：230）。鲍夫人在两人关系中的地位不是掮客，而是媒人，做媒的目的是使两人成为正式夫妻。相爱之后，两人邀请朋友举行了一些仪式，并在同居的两年期间以夫妻相称。就中国传统婚俗而言，两人事实上已是五伦之中的夫妻关系，对彼此负有绝对的义务，由是背叛者李益背上了足够扭曲其精神世界的负罪感，并最终以生命赎清了自己的罪过。这种改变一方面避免了触及深为西方人诟病的娼妓制度和纳妾制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处在另一文化语境下的读者理解李益沉重罪感的来源。

霍小玉死后化鬼报仇的情节也随之被改造了，原作中，霍小玉将死之际诅咒李益：“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此后李益果然常常得到妻妾不忠的“证据”，变得刻薄多疑。而这些证据出现的方式也莫名其妙，鬼气森森：忽然出现的男子，门外抛入的“斑屏钿花合子”，似乎都符合厉鬼作祟的风格。在《黄衫客传奇》中，霍小玉不过诅咒李益将遭遇与自己一样的痛苦，并未提及化鬼报仇。李益受到的惩罚来自自身，是心理层面的。他时常在幻觉中看到霍小玉责备的神情，并梦见霍小玉告诉他，唯有死亡能够宽恕他的罪行。这些惩罚不是由其他主体执行的，而是李益罪感的外化。

黄衫客在《霍小玉传》原文中是一名“丰神隽美，衣服轻华”的“豪士”，也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他尾随李益一行人，偷听到朋友们关于霍小玉的责备，于是设计将李益引到霍小玉家中，使霍小玉得以见李益最后一面，责备李益的薄幸。在《黄衫客传奇》中，黄衫客却变为了李益负疚感的外化，变成了他在幻梦中看到的形象。黄衫客首次出现，是在李益和霍小玉初识时的宴席后，李益在霍小玉家的客厅中看到了一幅着黄袍骑射的老人肖像，霍小玉的母亲郑夫人将之解释为先祖的救命恩人、霍小玉家族的守护人，并玩笑道，假如李益辜负了霍小玉，黄衫客会找他算账。这幅画给李益留下了一个无法解释的“难以承受的印象（“une impression pénible”）”（陈季同，2010：168）。此后，当他在母亲的控制下稀里糊涂地与卢小姐成亲，他在幻觉中看见黄衫客面带怨恨向他射出一箭；当朋友们要求他重访霍小玉家，他仿佛看见黄衫客骑马在前引导；当他疾病缠身，受尽折磨，他梦见黄衫客领着霍小玉来迎接他，终于在死亡面前为自己的过失赎罪——黄衫客每次出现，都在李益神志不清之时，是他备受折磨的精神创造出的奇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经过改编，霍小玉和黄衫客与李益的“罪与罚”发生联系，主要是通过梦和幻觉的形式。《黄衫客传奇》中大段的、具有关键结构意义的幻梦书写，与中国小说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幻梦书写是中国文学中传统悠久的一种情节模式，它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小说想象的时空疆域：或借梦到达另一个时间点或空间点，如沈亚之的《秦梦记》；或借梦打通凡间与仙境、幽冥，如《红楼梦》的第四回；或使人在一梦中过完浓缩的一生，如《枕中记》、《樱桃青衣》。这三种幻梦书写都有非自然因素的作用，都以“以梦隐喻真”[10]为目的。《黄衫客传奇》中李益的幻梦中也有“真”的成分，但一来梦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隐喻关系，也不存在非自然因素；二来小说中梦反映的是一种心理的真实，而非物质世界的真相或真理，为深层的心理剖析提供了条件。这就在继承中发展了中国小说中的幻梦书写。

小说还在具体的情节设置中借鉴了传统小说中幻梦书写的经典场景。小说中李益结婚一段，便显然借鉴了《红楼梦》第九十七回“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的情节。李益与贾宝玉都被赚入圈套，娶了自己不爱的女子，成婚期间都处在迷狂糊涂的状态中。贾宝玉将盖头下的新娘当作林黛玉，李益则将照顾自己的新娘认作了霍小玉。两部小说都以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书写成婚情景：幻觉限制了感官，男主人公处在幻觉之中，精神上无知又糊涂，这是他们任由错误的婚姻发生的原因。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在情节发展的需要即将与角色的性格设置发生碰撞之际，它既避免了角色作出阻碍情节发展的行动，又无需男主人公为促进情节发展作出不符合自身性格的选择。这种设计亦有其深意：两位男主人公那种如提线木偶般的被操纵感，那种茫然无知的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婚俗的非人性；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被操纵，也源于（《黄衫客传奇》中的）李益和（《红楼梦》续作中的）贾宝玉相对懦弱与驯顺的性格特征。

陈季同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幻梦书写情节模式，增加其中心理分析的成分，将一个神鬼传奇改写为一出性格缺陷造成的心灵悲剧。幻梦是一个在各大文明中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便有梦能够反映心理、生理方面的真实的观点。在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十九世纪，若小说延续原作中因果轮回、厉鬼报仇的叙事模式，既不利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法国读者理解故事情节，又可能给其留下中国人一向迷信与愚昧的印象。陈季同撷取中国传统小说已有的文化资源来作为本事改写的形式基础，既避开了原作情节中的难以理解之处，又使幻梦书写发挥了新的作用。

三、文体创新：叙事者在场的破体叙事

对小说人物新诠和本事改写的分析，都将我们引向小说对原作唐传奇文体叙事特征的改造。中国古代小说有着复杂的文体系统，仅文言小说，就有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传奇小说、笔记小说四个大类，在大类之下又可细分。例如盛期唐人传奇就在文体特征上分为三类：“偏于史笔的传奇”、“偏于辞章的传奇”和“辞章与史笔兼重”的传奇。《霍小玉传》属第三类（陈文新，2007：204）。也就是说，《霍小玉传》本身兼具史、集两部文体特征：既有传、记的史家体制，又有集部书写浪漫事迹，抒发个人感情，注重辞藻经营的特征。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陈季同将唐传奇《霍小玉传》作为写作蓝本，自中国古典文体的其他类型中撷取花叶，加以点缀，又受西风渐染，终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小说文体。

叙事者的在场是《黄衫客传奇》继承自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说书人口吻的特点，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时常感觉到叙事者的引导与陪伴。其一，小说多采用呼告语和问句与读者沟通，叙事者在关键之处要求读者注意（“Mais, attention!”）（陈季同，2010：125），在出现新情况时设身处地地发问——“这嘈杂声是什么呢”（“Mais quelle est cette rumeur”）（陈季同，2010：124），这类似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与“看官”的直接交流。其二，小说常常留下讲故事的后设痕迹，如在故事中间点明“我们讲述的故事（notre récit）”（陈季同，2010：138）发生的时间不是当下，而是大历年间，因而风俗有所不同。这类似于“话说……”“说时迟，那时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类的，显露讲故事痕迹的套话。其三，学贯中西的叙事者会引用一些与叙事语境格格不入的西方典故，如书写崔生弹奏琵琶为情人莲花吟唱时，说他仿佛《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兰多尔在罗丝娜窗下歌唱。在描写人物时，通过将其与古代名人比较来给出评价，也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特征：林黛玉与比干和西子的比较突出了她聪颖病美人的形象，山黛的书法则是“隶书擅蔡邕之长，篆书尽李斯之妙”[11]。虽然中国的历史名人被替换为了西方的伯爵与淑女，这一手法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叙事者的在场，允许小说在叙事进程中插入大段叙事停顿与“闲笔”，这是中国小品文中山水游记和笔记散文的叙事方式与章回小说的铺陈传统的结合。严家炎认为，《黄衫客传奇》的风俗画色彩是陈季同对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形式特征进行借鉴的结果，不同之处在于反映的内容一中一西。此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却尚有可商榷之处。一是忽略了中国小说传统中本有铺陈写景状物的传统，《黄衫客传奇》中写园林、写宴席、写节日习俗的大段文字，可自《红楼梦》、《金瓶梅》等章回小说中找到本源；甚至辞章化程度较高的传奇小说也有这种特征，如沈亚之的《湘中怨解》就在写景和营造氛围上下了大工夫。二是未能曲尽《黄衫客传奇》与法国小说中的“闲笔”在文体审美趣味上的重大区别。风俗画式的小说，在法国确有其传统：《悲惨世界》中对巴黎下水道的描写充满历史意识；《高老头》对伏盖公寓的细致描绘表现了巴黎边缘人糟糕的生活状况；《娜娜》对剧院的描写则表现了巴黎贵族阶层的堕落……然而，这一类风俗画，重在反映其背后的社会内容，以小说为史的程度更高，更接近的是史部的趣味。《黄衫客传奇》中的风物描摹则有统一的目的：表现一种中国式的生活情趣。如第二章细致描写莲花舍中古琴、笔墨纸砚等器物，旨在表现中国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二十二章写庆祝花朝节的情景，则强调了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就更接近集部小品文的趣味。

《黄衫客传奇》在描摹风物之时，随性插入抒情与议论，引导读者认识中国人充满审美意味的精神世界。这一手法与作者的创作经验密切相关。事实上，陈季同创作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快乐》等一系列向法国读者介绍中国的散文集，每篇散文以一个关键词和一系列饶有趣味的介绍文字组成，类似中国古代笔记散文的体例。其中与小说内容相关的有《关于家庭》《婚姻》《祖先崇拜》《娱乐》《宗教节日和民众节日》《乡野之乐》《永恒的女性》《餐桌》等篇。散文写作无疑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一个突出表现即是，在写景状物之时，叙事者时常忍不住站出来，作一两句风趣的评点。如第二章谈到莲花家宴席的菜品时，他将鱼翅称为“最精致的美味”，打趣名为“双福（le）”的一道菜——“依我之见，比起被吃的，还是食客更有福（les heureux）”（陈季同，2010：133），言语间洋溢着为中华美食文化而骄傲的感情。谈及李益婚礼上轿子表面绘制的，以美满婚姻为主题的图画时，他提到，“我们”中国人也有《变形记》中菲勒蒙和包喀斯拥有的那种幸福的婚姻生活，这又带有对西方文学对中国人生活所作的歪曲的不满。他的这些态度和想法，是在他的散文集中以不同的形式、更加明显的态度表达过的。

叙事者的在场在两方面服务于小说塑造民族形象的创作目标。一方面，叙述者的引导有利于读者理解陌生文化语境中的情节与人物，并且无形中强调了两种文化的共通之处。如前面提到的，以西方典故比中国人物的例子，就有利于读者理解小说的情境，对人物产生亲切感。另一方面，叙述者的在场，强化了文本的叙事权威。叙述者充当着读者的导游，控制着他的所见所闻，这对小说矫正偏见、重塑民族形象的目标是有帮助的。

纵观《黄衫客传奇》在人物、本事、叙事三个方面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学贯中西的作者得心应手地从中国传统文体中汲取资源，以法国文学为参照加以改造，拓宽了作品的社会广度，深化了作品的精神内涵。小说从人性之深的维度发掘中法文化的内在共通之处，既设置了便于法国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语境，又坚持了创作的中国立场和中国特色，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与西方套话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这于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创作而言颇有借鉴意义。

[1]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7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2]在小说中，“黄衫客”被翻译为“l’homme jaune”，这个短语在法语中又有“黄种人”的意思。

[3]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段映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4]陈季同：《中国人的快乐》，韩一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36页。

[5]陈季同：《中国人的戏剧》，李华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6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6]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3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7]本文对《黄衫客传奇》的引用译自2010年出版的《黄衫客传奇》附录的法文原著。

[8]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27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9]施耐庵著，金圣叹评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354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10]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3页。

[11]荻岸山人：《平山冷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2页。

（责任编辑：许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