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黄嘉略：浅谈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刘欣怡



重拾黄嘉略：浅谈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刘欣怡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法国早期汉学奠定了法国整个汉学体系的基础和发展趋势，黄嘉略是其中散落的一颗遗珠。他重新被发现，既是为他本人研究成果正名，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中法交流史的细节。许明龙先生于2013年完成最终稿出版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是研究黄嘉略的宝藏，本文将基于该书，回顾黄嘉略短暂的一生，分析其身份的特殊性，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和局限性，陈述他与孟德斯鸠的相识及其对法国早期汉学家的重要影响。

黄嘉略 早期汉学 许明龙 传教士

自康熙和路易十四正式拉开中法文化交流的序幕，中国和法兰西这两大帝国开始相识相知。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路易十四派遣“国王数学家”来中国探索“庐山真面目”，同一时期中国传教士沈福宗（1657-1692）访法，成为第一位受路易十四亲自接见并向其展示筷子的使用方法及孔子康熙画像的中国人，古老中华帝国的神秘面纱从此被揭开。同沈福宗等人仅是传教和简单普及中华文化的目的不同，黄嘉略是第一位真正在法国扎根的中国人，他的出现，是中法文化交流开始走向体系化、学院化的标志。但是由于他处于早期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的过渡期，其地位一直被忽视，“黄嘉略”这个名字也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近三百年后，中西方开始有学者重新发现这位平凡但不可忽视的“初代汉学家”，法国学者艾斯丹妮的《我是太阳王的中文翻译》（D. Elisseff-Poiles,）和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中国纵横》中收录的《黄嘉略的巴黎岁月》都便于我们更细致了解黄嘉略其人和他在法国的生活经历，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许明龙先生自1982年开始便着手对黄嘉略的研究，他的研究深入且生动，通过阅读档案馆尘封数百年的手稿获取第一手资料，探访黄嘉略生活的故地，将史料中单薄的他重塑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历时十多年时间完成了《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1]这部研究黄嘉略的专著，该书从身世、业绩两大部分，细致地介绍了黄嘉略的生平及其对法国汉学的贡献。在笔者看来，黄嘉略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汉学家或者文人，他身上没有先贤的光芒，但却始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内发光发热，突破传教汉学的局限性，用更世俗也更鲜活的视角展示中国。他用法语拉丁文日记记录他与法国妻子生活的点滴甚至牢骚不满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深有同感。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选取《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独特的几个视角，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笔者自己的观点，以更精炼，简明的方式，探寻这位“小中国佬”的生命历程。

一、身份的特殊性

16世纪初，随着大批传教士入华，中西文化的交流进入高潮，他们也将西方宗教文化带到黄嘉略的故乡。他于1679年（康熙34年）出生于福建莆田（古称“兴化”）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本名黄日升，由于父亲黄保罗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黄嘉略一出生就接受了洗礼，教名Arcadio，即嘉略，这样的人生开端就决定他不会和其他中国文人一样信奉孔儒，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他自小便跟随法国传教士李岱（亦作李斐理、李斐理诺尔，Philippe Le Blanc, 1644-1720），梁弘任（Artus de Lionne, 1655-1713）四处游历，学习拉丁文、基督教义和中文知识。他并没有接受正规的传统国学教育，对于中国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旅途的见闻和传教士们的普及，所以他日后的成果《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中对于中国的介绍也是广博但不够深入的，并且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如在对孔子和儒教的介绍中，他将孔子描述成一个伪善者，对他的学说缺乏深入的了解，这也决定了他在当时著名的“礼仪之争”中的立场。礼仪之争围绕是否应该保留敬孔祭祖的礼仪展开论战，一方以耶稣会士为首，主张祭拜孔子只是中国的社会礼仪，与宗教无关，可以保留。以梁弘任为首的传教士则认为敬孔拜祖是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应该禁止。许明龙在《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一部分第二节“在罗马的日子”和第三节“定居巴黎”中详细交代了该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法国各界的立场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黄嘉略从小跟随梁弘任，耳濡目染，其观点也跟随师傅，再加上他对儒家著作只是有些粗浅的了解，没有经过系统深入地学习，所以带有片面性，这也更加证明他的身份不是中国文人，而是基督徒。因此，黄嘉略身份的特殊性首先在于他早年的游历和传教士的教育，这种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他注定走上传播汉学之路。

黄嘉略身份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他是留法定居的第一人。许明龙在《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的前言部分就指出：“黄嘉略与在他之前来到欧洲的中国同胞有两点不同，其一，他并非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从1706年起就定居巴黎，直到去世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其二，他与法国女子通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就这两点而言，他是历史第一人。”[2]在黄嘉略之前，郑玛诺、沈福宗等人都到过法国，也从小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沈福宗还是第一个会见路易十四的中国人，并为法国宫廷表演筷子的使用方法、书法艺术等。但他们都十分明确自己最终必须要回国传教，相比他们，黄嘉略并没有如此强烈的宗教依附感，也不以传教为己任。许明龙这样评价道：

他的宗教情感其实也比较淡薄，在罗马那几年里，他事实处在“礼仪之争”中两派的最高层次的争斗之中，可是从他的日记来看，他喜好游历、关注民情风俗的旧习依然如故，对于参观过的各种建筑物和宗教艺术品描述得十分仔细，对于师傅为之忙碌的事业却并未给予多少关注，给人以隔岸观火之感。也许正因为他的宗教感情比较淡薄，所以后来才会不顾师傅的竭力反对，毅然决定“还俗”，并且娶妻生子。[3]

从外部因素来看，当时黄嘉略的到来，激起了法国文艺界的浓厚兴趣，时任当时法国王家学术总监的比利昂（Jean-Paul Bignon, 1670-1743）就是其中之一，出生于巴黎贵族家庭的他，曾担任过法兰西学院的院长，且一直秉承着对文化学术事业的热爱，极尽全力网络人才。他本人更是对中国研究很感兴趣，并且当时他“刚刚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将所发现的一大批内容各异的汉语及满语图书分门别类进行整理”[4]，因而他便把黄嘉略举荐给了国王路易十四，从此他便摇身一变，成为国王的翻译官，负责中文著作的翻译工作，这也为他编撰《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提供了平台，但同时也意味着他彻底脱下了教袍，开始担任中西文化的传播使者。法国汉学家艾丹妮在论文中也写了有关内容——在《我是太阳王的中文翻译》（D. Elisseff-Poiles,）一书中，尽管艾丹妮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半虚构黄嘉略的自传，但仍准确道出了他定居法国的真正使命：“我非常清楚我的真正使命：不是向中国小孩传教，而是要促进中法两国的精神交流，为了两国最好的思想能够产生共鸣，糟粕的东西能被剔除，我必须一直努力。”[5]这再次证明，对于黄嘉略而言，传教远非他志，他真正想做的是连结中法精神内核，互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黄嘉略留存于世的主要著述是《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其编撰工作也集合了他的“学生”弗雷莱（Nicolas Fréret, 1688-1749）和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的心血，说是学生，只是因为这两位法国“第一代”汉学家完全不懂汉语，他们了解汉语都得依靠黄嘉略的解释翻译，但在语法方面，中文在此之前，完全不存在像西方语言那样系统的语法系统，再加上黄嘉略本人的法语表达也并不纯熟，构建《汉语语法》的结构和其中的具体表达都需要两位法国学者的帮助，所以事实上他们是互为老师。根据许明龙的研究，黄嘉略尽管用法语写作，但其思考和表达方式仍旧是中式的。因此，弗雷莱便向他“灌输一些有关语言的哲理概念，把语言视为表达思想、观念和情感的一种工具”[6]。

此后，在弗雷莱的帮助下，黄嘉略逐渐具备了西方语法规则的常识，但问题在于，将欧洲语法概念生搬硬套到中文语法上，并不能帮助法国人更好的学习中文，而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也更多侧重其实用性，目的在于帮助法国人掌握基本的汉语会话，而不是进行学术研究。与其说它是一本学术著作，不如说其是一本通识读本，许明龙也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室中找到了本书的目录，第一部分除去谈论语法，更多的则是在谈论“各种交往场合的礼仪用语”，[7]如“旅客到客栈”、“一位传教士与一位和尚的交谈”等，在第二部分则完全是关于中国的百科知识如“中华帝国简述”“科举”“孔子、文人及其感情”等。

在黄嘉略出版《汉语语法》之前，并不乏介绍汉语语法的著作。如西班牙传教士万济（Francisco Varo，1627-1687）于1703年出版的《官话语法》（），它和《汉语语法》大纲上大体相似，从这个层面看，黄嘉略的著述缺乏新意。并且，同《官话语法》类似，《汉语语法》只是在套用西方语法的模子而未真正把握汉语语法的自身特殊性，但由于黄嘉略可以说是中国真正开始思考“语法”的第一人，并且还要将其以通俗的方式解释给西方人，他的成就已不可小觑。这本《汉语语法》并不局限于官话语法，对于方言语法也有所涉猎，再加上其丰富的应用文和实用对话，已经完全达到了他编写此书的初衷。

《汉语字典》的编写是比利昂交给黄嘉略的另一项任务，在此之前，法国尚不存在一本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字典，语法学习也只有和字典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效果。许明龙认为，《汉语字典》“从选字、设置词条和释义三个方面来看，水平高于《汉语语法》，即使在三百年后的今天阅读这部字典，依然令人受益匪浅……”在选字方面，他从法国人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少而精为原则，断然将大量生僻字排除在外。（220页）如对“中”（tchon）的解释，他用拉丁文的拼写方式帮助法国人拼读，并给出了“中国”、“中旬”、“中用”这样较为普遍的词条及其释义，除此之外他还列出了“中浣”（即每月第二旬，官员休沐日）这样并不常见的词条，表明黄嘉略注重书面用语和口语兼收并蓄，帮助外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风俗。在《汉语字典》中，每个词条都有详细的释义，并且他还经常将中法的同类事物进行比较，许明龙在本书中列举了“伯”的例子，即“五爵的第一等为公，犹如以往勃艮第和诺曼底的Duc。第二等为侯，侯也相当于Duc，但在公众场合，公的位置先于侯。第三等为伯，相当于法国的Comte。第四等为子，即marquis。第五等为男，即Baron……”（225页），可以明显看出黄嘉略是在用法国的贵族头衔来解释中国的“公侯伯子男”五爵，帮助他们更好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性。

同《汉语语法》类似，《汉语字典》也是一部“小型中国百科全书”，因此许明龙认为，这既是这本字典的优点，也是其缺点。优点在于它的功能高于普通字典，起到了《辞海》的作用，以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的《正字通》为母本，这与《康熙字典》的编撰基础相同，但是，黄嘉略只是从中收字，因而选择上有一定的随意性，详略安排并不得当，更未从语法角度阐释每个字的用法，手稿部分既有按照同音排列的部分，也有按照部首排列的部分，总体布局并不明晰，还不能算是一部成熟的字典。

三、结识孟德斯鸠

黄嘉略是定居巴黎的第一位中国人，除去娶妻生女、奶酪、蘑菇、弥撒、夫妻拌嘴的琐碎生活，黄嘉略在法国还结识了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其广博的游历激起了后者对中国浓厚的兴趣，也影响了其中国观，孟德斯鸠更是将他们的谈话整理成稿，题为《我与黄先生的谈话关于中国的几点评述》（以下简称《评述》）。

根据许先生的调查，两人何时相识时间已不详，大致是在1713年，但根据黄嘉略的日记，“从1713年9月22日到同年12月5日，总共不到三个月，孟德斯鸠至少七次往返拜访黄嘉略……对于两个非亲非故的异国朋友来说，这个频率不能不说是相当高了。”[8]

据孟德斯鸠的记载，他和黄嘉略交谈的主题十分广泛，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维尔（Françoise Weil）将《评述》归纳为13个问题[9]，其中涉及“宗教信仰”、“酷刑”、“习俗”、“汉语汉字”等主题。史景迁在《黄嘉略的巴黎岁月》一文中还补充了一些鲜活的细节，如：“为了说明汉语的结构特点，黄嘉略还当场为孟德斯鸠唱了一首中国民歌，并用中文背诵《我们的父》。”[10]这首中文民歌许明龙先生也在孟德斯鸠的手稿中找到，并将其翻译成中文：/正月的采茶是新年/抱石的投江钱玉莲/绣鞋的脱在江口边/大喊的三声王状元。[11]巧合的是这首民歌和法国波尔多民歌音调相似，吟唱的是少女采花、采葡萄的故事，也许冥冥之中中法文化早有渊源。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如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认为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创作灵感实际是黄嘉略，书中主要人物的经历、东方人的身份及思维方式都与黄嘉略十分相似，孟德斯鸠借波斯人之口发表的一些关于中国的观点也大都来自黄嘉略。在孟德斯鸠的另一部著作《论法的精神》中也有大量章节提到中国，“这部书总共31章，论及中国的有21章53节之多，其中完全以中国为论述对象的共有10节……”（367页）其中也涉及了黄嘉略与他的谈话内容，如政治制度、宗教、刑罚等方面，并且同伏尔泰等“颂华派”不同，孟德斯鸠属于“贬华派”，这与黄嘉略对他的影响也有关，他虽然是中国人，但在孟德斯鸠面前并不吝惜揭露中国的短处，这与他之前在中国并未受正统教育，对礼法、伦理所知甚少有关，四处游历的体验让他也看到了百姓的生活疾苦，官员的骄奢腐败，再加上受基督教文化中“关注人本，平等博爱”的影响，他对中国帝王的专制，三纲五常，儒教尊孔都持否定态度，这些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孟德斯鸠，或者说满足了孟德斯鸠想发掘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愿望，艾丹妮从黄嘉略的角度出发，生动的表述孟德斯鸠给他的感觉：

孟德斯鸠看起来对古老遥远的文明充满热情，他声称拥有洞察一切体制的能力，不管是正盛时期还是已经衰落的，他总能从中寻找新的政治理论论据。但他所做的却在巴黎引起众怒。从“根本”到“原则”，不仅与体制、人民和国家相关，也和能完善科学与社会的思维方式相关，因此所有人都说孟德斯鸠的论据并不充分。[12]

可以看出孟德斯鸠和黄嘉略的交流完全超出了传教范畴，已经站在了形而上学的高度，是一场纯粹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对话。

四、对法国早期汉学家的影响

法国的早期汉学发源于“传教士汉学”。总体来看，西方汉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13]。游记汉学主要是马可波罗等人来中国的一些游记，学术价值和考据价值不高。专业汉学则是以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文学教席”为标志。在此中间，贯穿16-19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如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从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来看，都是西方汉学的奠基石。黄嘉略也活跃在传教士汉学时期，启蒙了专业汉学的发展。

黄嘉略奠定了弗雷莱和傅尔蒙这两位18世纪初期汉学领军人物的汉学之路。弗雷莱以中国的语言和历史为研究对象，傅尔蒙则主要研究汉语。但受黄嘉略的影响，在与他一道编写《汉语语法》的过程中，弗莱蒙对汉语的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其成果主要反映在他的两篇论文中：“关于文字一般原则及汉字根基的思考”(）和“论汉语”()。文中提到了汉字“独立于语音，是思维的体现，直接表示意义……它只能用眼睛看，与听觉和发音器官都没有关系；汉字的笔画共有三种，这三种笔画搭配成214个简单字即基本字，我们称之为钥匙。”（详见：290-293页）这214个部首也引起了后来傅尔蒙和弗雷莱的笔墨官司，两人都纷纷想争夺发现者的“头功”，但其实在非公开场合向两人介绍这一概念的却是黄嘉略。 总体而言，弗雷莱对中国的研究侧重哲学研究，但他最终放弃了对汉语的深入研究，认为法国缺少汉语的学习环境，而转向对中国史的研究，他注重从中国文献出发，而不是比较中国史和《圣经》纪年中的矛盾处，这也为后来19世纪、20世纪汉学家提供研究汉学的出路，而正是黄嘉略将他引入了汉学的殿堂，艾丹妮如此表述:

不管如何，和黄嘉略简短但不间歇的交流奠定了弗莱雷对中国鲜活且持续的情感。这也让他形成了自己的全新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文学和编年学这三个方面。[14]

虽然汉语只是弗雷莱众多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但他可以说是第一位不以传教和商业为目的，对汉语本身产生兴趣的人文主义者，这也是启蒙精神的时代体现。

傅尔蒙被誉为法国第一代汉学大师，在欧洲各国都有一定名气。尽管他的人品一直饱受质疑，并且黄嘉略之所以被埋没，很大程度也归咎于他的嫉妒心作祟，故意掩盖黄嘉略的学术成果，但他也的确对后世汉学家产生很大影响。就汉语研究本身，他比弗雷莱走的更远，与黄嘉略的合作时间也更长。他对《汉语语法》的编著也投入了不少心血，在黄嘉略的帮助下，他还整理出了国王图书馆第一份中文藏书目录。黄离世后，他继续深入研究汉语，先后出版了《汉语论稿》和《中国官话》两部汉语论著，还编写了一部《历史和地理词典》，并培养了两位有名的法国汉学家—戴索特莱(Michel Le Roux Deshauterayes, 1724-1795)和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 。

结束语

黄嘉略对早期法国汉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用法语编写汉语语法的第一人，他是用法语编写汉语字典的第一人，他是向西方人介绍汉字214个部首的第一人，他是将中国小说（《玉娇梨》）译成法文的第一人[15]。他也是向西方介绍中国诗歌、戏曲和音乐的第一人。”一位这样的人物，其成就被埋没近三百年，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本人不是传统意义的学者，他的法语水平和中文积淀还没有达到专业汉学家的标准，另一方面，他的著作都未出版，而傅尔蒙更是有意贬低黄嘉略的价值，受他的影响，连著名汉学家雷慕莎、高迪埃都认为黄嘉略“价值不大”，这就导致了他逐渐被遗忘，直到艾丹妮再次发现他。

这样一位人物不应该只活在故纸堆中。许明龙先生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无疑是国内目前研究黄嘉略最早也最出色的一部专著，作者充分体现“研究史料”的价值，以一位史学家的严谨、专注呈现了黄嘉略的一生，明晰了他在中法交流史、法国汉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尽管黄嘉略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历史选择了他，他便是值得被记住的。

[1]许明龙先生于2003年完成本书初稿，2013年完成增补稿。

[2]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7页。

[3]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84页。

[4]【美】史景迁著，夏俊霞等译：“黄嘉略的巴黎岁月”，《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上海：上海远东出版，2005,6页。

[5]以上为笔者译文。法语原文：Elisseff-POISLE, Danielle.. Paris: Les Éditions Arthaud, 1985, p. 65.

[6]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24页。法语原文：Elisseff-POISLE, Danielle,NICOLAS FRÉRET (1688-1749) Ré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siècle sur la Chine.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ISBN : 2-85757-011-2. En vente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8, p.81

[7]详见：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82页，引自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室：AME 19。

[8]许明龙,《黄嘉略与孟德斯鸠——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载《法国研究》2002年第2期，67-81页。

[9]转引自：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42页。Françoise Weil, “Comment peut-on être Chinois ?”, in, art et science, Janvier, 1957, pp. 6-7.

[10]【美】史景迁著，夏俊霞等译：“黄嘉略的巴黎岁月”，《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14页

[11]许明龙，《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嘉略——一位被埋没二百多年的文化使者》，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244-255页。

[12]以上为笔者译文。法语原文:Elisseff-POISLE, Danielle.Paris : Les Éditions Arthaud, 1985, p. 75.

[13]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2005,2页。

[14]以上为笔者译文。法语原文:«C’est, en tout cas, de ses rapports brefs mais assidus avec ce personnage haut en couleur que Féret tira le fondement de l’aliment de son active et persévérante sympathie pour la Chine. Celle-ci le conduisait à se former un certain nombre d’idées originales qui révèlent de trois centres d’intérêt principaux : la philosophie, la littérature et la chronologie. » Elisseff-POISLE, Danielle.NICOLAS FRÉRET (1688-1749) Ré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siècle sur la Chine.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ISBN : 2-85757-011-2. En vente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8, p. 10.

[15]黄嘉略仅翻译该书前三章，弗雷莱觉得情节单调，不是法国人喜欢的类型，便劝他放弃，遗稿现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部。

（责任编辑：许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