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果的认识与启示∗

王彩霞

进入21世纪后，法国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发源地之一，在本国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局势下，其左翼学者们开启了复苏共产主义思想的思潮，尝试以共产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方案。与此同时，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典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策略也得到了法国汉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并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我国智库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之一的法国，其汉学界对我国共产党执政成果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战略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本文立足原始法语文献或一手资料，从历史发展角度，详细梳理了法国汉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发展时期执政成果的分析，并着重探讨法国学者在***宣示的“新时代”下，面对日趋严峻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与新冠疫情的多方面冲击，对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策略的认识与启示，以期为我国深入了解法国乃至整个欧盟地区对华态度与其潜在外交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历史发展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评述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期提出的这句充满政治意味的著名格言，似乎也适用于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历史已矣，我们在此更关注法国学者们如何以观察家的身份，从历史视角去分析和评述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下的俄共启蒙

随着1991年共产国际（Comintern）档案的解封，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历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打破由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们主导的“两极绝对论”局面：一方面，以康拉德·布兰特（Conrad Brandt）和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为代表的部分美国历史学家在冷战氛围的影响下，主张前苏联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起主导作用，并将中国共产党完全视为“纯粹的莫斯科产物”；另一方面，以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和马思乐（Maurice Meisner）为代表的部分美国汉学家，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主要源于中国国内进步人士的推动，其内生根源占主导地位。①Jérémie Tamiatto, « La naissanc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 le début de la ‘Grande Renaissance’ ? », Bulletin de l’Institut Pierre Renouvin, N.2 (2011), p.83.

与上述两派观点不同，法国历史学者耶利米·塔米亚托（Jérémie Tamiatto）在研读了共产国际解封的档案后，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进行了新的解读。塔米亚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固然与中国本土进步人士的努力密不可分，然而，我们也不可忽略在其建党初期，以吴廷康和马林为代表的俄共（布）远东局与共产国际的推动和支持。②Jérémie Tamiatto, « La naissanc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 le début de la ‘Grande Renaissance’ ? », p. 85.耶利米·塔米亚托还指出：俄共（布）远东局通过派遣吴廷康来中国，资助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活动，并委派吴廷康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革命组织形式传播给中国的进步人士，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历史上的真正突破。③耶利米·塔米亚托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还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还比较弱。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官方记忆中标志性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点。

（二）毛泽东时代下共产主义中国化发展模式的摸索与尝试

事实上，多数法国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史上真正的突破在于，它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解放战争的胜利，将中国人民从内忧外患（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与日本外敌入侵）、流离失所的悲惨困境中解救出来，并引领整个国家走向独立自主的复兴之路。①Benoît Vermander, « A quoi sert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 », Etudes, N.4 (2005), p. 462.事实也印证了安德烈·皮埃尔（André Pierre）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忽略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将成为共产国际中最强的政党之一。②André Pierre, « L’URSS et le parti communiste de Chine », Politique étrangère, N.3 (1937),p. 262.

1948至1952年，正是新旧体制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和中国现代化成为所有中国人民的夙求。克里斯汀·维达尔（Christine Vidal）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百废待兴且精英人才短缺的困难时期。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秉承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志向，并因此赢得了国内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此外，中国共产党采取扩大统一战线的策略，实行一系列发展经济建设和提升工业水平的举措，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这也使当时处于摇摆状态的部分高知阶层得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实现中国人民两大夙愿的最终道路。③Christine Vidal, « D’un régime à l’autre : les intellectuels ralliés au pouvoir communiste,1948-1952 », Études chinoises. 漢學研究, N. 1 (2008), pp. 41-86.

在随后的二十几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意识到了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无法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又限制了当时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业人口的发展。④Édouard Poulain, « Le modèle chinois d’industrialisation », Revue économique, N.4 (1976),pp. 711-739.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的政治分歧也日益加剧：中苏边境问题、中国拥核问题等。⑤Daniel Kerven, « La Chine communiste et l’URSS », Politique étrangère, N.5 (1964), pp.531-552.在国内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与国外敌对政治势力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未能取得应有成效，因此，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已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尽管如此，毛泽东时代下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某些政策在相关领域中却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且取得了外界的认可，例如：完成农业改革，建立初步经济转型新模式，合理发展重工业，国民身体素质显著提高与文盲人数大幅减少等。⑥Olga V. Alexeeva, « Les 70 ans au pouvoir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 la marche vers un ‘rêve chinois’ », Diplomatie, N. 101 (2019), p. 89.为此，法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兰（Édouard Poulain）曾评价道：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功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经济领域的界限。中国的政治举措是其经济改革发展的动力源泉。①Édouard Poulain, « Le modèle chinois d’industrialisation », pp. 738-739.

（三）邓小平时代下体制趋向成熟与经济腾飞

继毛泽东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政治经济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性改革与大胆尝试。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法国学者皮埃尔·朱迪（Pierre Judet）曾指出：1978年，当邓小平宣布中国将在2000年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设想时，很多人都在冷眼旁观。然而，这一被认为是雄心勃勃的远大目标却早已提前实现。中国领导人早已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并赢得了胜利。②Pierre Judet, « La Chine monte en puissance », Revue Tiers Monde, N. 147 (1996), pp.473-492.

从对内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设立沿海经济特区，到对外引入外商投资，增加开放城市的数目并加大开放力度，经济发展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配合经济发展与解放生产力以刺激消费，邓小平时代下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了行政体制改革，以便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通过制定老干部退休规定以优化干部队伍，确保其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精简行政机构并将部分权力逐步下放到地方，从而进一步调动地方积极性，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协调问题。

此外，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建立也被认为是中国行政管理体系现代化的集中体现。这是由于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体现了量才录用的国家人才选拔机制，与法国自拿破仑时期至今仍沿用的打破社会阶层壁垒、实行“任人唯才”的人才选拔与录用机制不谋而合。为此，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精英人才选拔制度远比西方多党执政国家的高效。③Jean-Pierre Cabestan, Demain la Chine : démocratie ou dictature ? Paris : Gallimard,2018, p. 21.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改革的举措也印证了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的观点：共产党与国家机构适用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④Jean-Pierre Cabestan, « La réforme de l’administration chinoise et ses limites », Revue Tiers Monde, N. 108 (1986), p. 877.与高敬文相比，亚历山大·希勒（Alexandre Schiele）的研究则更为深入。希勒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功，要归功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发展战略。⑤Alexandre Schiele, La Chine post maoïste : un état légiste au 20e siècle analyse sociohistorique et analyse des discours de Deng Xiaoping — 1975-1992, Thèse en Science politique,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17.这也对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三和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四）江泽民时代下改革开放的再次推进与胡锦涛时代下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爱丽丝·埃克曼（Alice Ekman）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全面经济改革时期”（période de réformes économiques tous azimuts），她指出：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处于了持续加速状态。①Alice Ekman, « Chine : nouveaux dirigeants, nouvelles réformes ? », Politique étrangère,N. 1 (2013), p. 150.与埃克曼相比，弗朗索瓦·高蒙德（François Godement）的研究似乎更为深入与全面，他认为：江泽民主席最伟大的成就在于调和了党内主要力量的同时，更为谨慎地推进了经济的发展，并在1997—1998年间以更为大胆的方式追赶美国以缩小两国的差距。②François Godement, « Chine : la transition sans fin », Politique étrangère, N. 3 (1999), p.570.

继江泽民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以抵御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政治上加强党内民主，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为此，高敬文评价道：中国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精神（nationalisme）建设为成功推进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环境，从而确保中国牢牢屹立于世界舞台。经济发展，国际力量和民族主义，国家的稳定与现代化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基础。③Jean-Pierre Cabestan, « La Chine évoluerait-elle vers un autoritarisme ‘ éclairé’ mais ploutocratique ?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 1 (2004), pp. 21-28.

经济上，提出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房地产行业，加强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三、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1993—2013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高于 7.7% 。④Olga V. Alexeeva, « Les 70 ans au pouvoir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 la marche vers un ‘rêve chinois’ », p. 90.弗朗索瓦丝·勒莫（Françoise Lemoine）总结道：“中国国际贸易的增长及其地位的提升是世界经济体系在过去三十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经济和商贸的成功与外商投资的大量涌入密切相关。”⑤Françoise Lemoine, « La Chine en route vers la prospérité », L’Economie politique, N. 4(2012), p.16.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民族复兴与国际发展战略

（一)“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梦”是以***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最新的指导思想，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下最先进的执政理念。值得注意的是，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基本前提下的“中国梦”，与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美国梦”存在着本质区别。

爱丽丝·贝雅（Alice Béja）曾指出：自19世纪末开始，将中国建立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一直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与建立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美国梦”不同的是，“中国梦”首先针对中华民族而言，宣扬民族主义精神，并致力于国家的长盛不衰与打造全体人民和谐富裕的美好生活。①Alice Béja, « Après le rêve américain, le rêve chinois ? », Esprit, N. 8 (2014), p. 74.因此，“中国梦”是与中华民族紧密相连，而非与个人利益相连。人人皆可追求富裕生活，然而，其个人行为必须建立在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的繁荣富强”的基础上。

事实上，爱丽丝·贝雅认为梦想本身就存在因人而异的问题，而唯一可能存在的共同梦想只能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在继续鼓励实现公民共同富裕的同时，将获得物质生活成功的梦想与提升民族主义情感相结合，并坚决抵御一切分裂势力。②Alice Béja, « Après le rêve américain, le rêve chinois ? », p. 73.“中国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下，推动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对外展示其软实力，以重返国际舞台的必要手段。③Alice Béja, « Après le rêve américain, le rêve chinois ? », p. 78.它既是人民幸福与经济繁荣的体现，也代表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④Olga V. Alexeeva, « Les 70 ans au pouvoir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 la marche vers un ‘rêve chinois’ », p. 91.

高敬文也曾指出：“杨洁篪入选中央政治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寻求国际地位提升和力求登上国际舞台的抱负。无论是王沪宁还是栗战书都分别通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逐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⑤Jean-Pierre Cabestan, « Après le XIXe Congrès : comment faire face à la Chine de Xi Jinping ? », Monde chinois, N. 2 (2017), p. 32.这恰恰也是“中国梦”执政理念的实际体现。

有关实现“中国梦”的途径，***总书记曾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正如高敬文的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近些年越来越关注海外华人在当地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开始打造为全球华人服务的领事保护体系，以保证海外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⑥Jean-Pierre Cabestan, « Après le XIXe Congrès : comment faire face à la Chine de Xi Jinping ? », p. 34.这一举措被高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其意识形态和民族思想输出，展现其国际大国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梦”的又一实证。

此外，从战略角度上，法国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具体举措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着眼国际的强大智库，以推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凝聚国内外民族力量；二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从而刺激本国与沿线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

（二）着眼国际的强大智库

中国智库可以追溯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时期。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外交政策的发展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①Alice Ekman, « Les think tanks chinois : ambitions et contradictions », Politique étrangère, N. 4 (2017), p. 145.2012年11月29日起，随着“中国梦”的提出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等问题的日益增多，我国政府开始呼吁加强智库在政策分析与建议上的投入。为此，建立适应新时期中国发展特色的智库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根据爱丽丝·埃克曼（Alice Ekman）的观点，中国现阶段智库建设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智库的国际化速度的提升，二是智库及其研究员监管体制的完善。在智库国际化方面，由于中国新型智库的目标是打造致力于处理公共政治与战略问题的国际一流队伍，在现有体制内大力引进国外优秀专家外，还需在海外建立中国智库，并进一步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此外，中国智库的国际化速度的提升还体现在：中国本土专家和学者在海外发表其研究成果的情况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鼓励本国学者在国际媒体上发表言论，并提倡使用国外当地的语言（如在法国使用法语）发表其学术成果。爱丽丝·埃克曼认为：中国智库的这些国际化举措，目的是打造能够与世界顶级科研机构相媲美的科研团队。此外，智库的国际化还有助于增强中国软实力，提高其国际话语权。②Alice Ekman, « Les think tanks chinois : ambitions et contradictions », p. 147.

中国智库在省、国家和国际范围的宣传工作，发挥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宣传的主要参与者。此外，在与国外专家和学者的交流过程中，中国智囊团还力图收集对方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及其思想文化。研究人员通过代表团定期访问，以更好地了解某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问题上，特别是在本地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尽管这些举措并非中国智库所独有，外国专家和智囊团却越来越频繁地参与了中国的决策，并为其提供理论和思想支持。③Alice Ekman, « Les think tanks chinois : ambitions et contradictions », p. 148.

在智库及其研究人员监管方面，爱丽丝·埃克曼指出：中国智库必须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因此，在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与方向更加明确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对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适当调整，以便更加适用于当前中国发展战略的需求。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济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的关键性举措。埃里克·莫特（Éric Mottet）和弗雷德里克·拉塞尔（Frédéric Lasserre）称其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最重要举措。①Éric Mottet＆ Frédéric Lasserre, « L’initiative ‘Belt and Road’, stratégie chinoise du‘ Grand Jeu ’ ? », Diplomatie, N. 90 (2018), p. 36.

对高敬文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根源是中国在面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为抵御美国的掣肘而提出的一种战略性反制措施。借助该倡议，中国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建设与合作，刺激本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周边外交”以突破美国“重返亚太”后西方势力（和日本）的封锁。②Jean-Pierre Cabestan, « Les nouvelles routes de la soie », Etudes, N. 12 (2019), p. 21.

事实上，纳德格·罗兰（Nadège Rolland）在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论文中也曾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作为一项纯粹的经济举措被提出的，然而该项目却具有旨在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的战略性优势。通过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合作机构，以致使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形成分歧。对欧洲而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它在其美国盟友与地区影响力持续增长的中国之间的定位。③Nadège Rolland, «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Les ambitions chinoises en Eurasie »,Politique étrangère, N. 3 (2015), p. 146.

与纳德格·罗兰的观点类似，高敬文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中国项目，其目的不仅是促进国家权力的全球化，也是将国际经济关系引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发展新秩序。与此同时，该倡议还旨在帮助中国大型企业，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跨国集团，因国内市场日益饱和而走向国际化，以保障其企业在该领域的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2015年启动的“中国制造2025”的紧密结合旨在减少中国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使其成为全球技术领先者。④Jean-Pierre Cabestan, « Les nouvelles routes de la soie », p. 23.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凭借其惊人的实力，投资了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实施也逐步增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和金融体系与我国市场的联结。作为一项致力于“双赢互利”的伟大倡议，“一带一路”得到了巴基斯坦、老挝、泰国、柬埔寨及中亚五国等国家的鼎力支持与积极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逐步缩小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由此，高敬文总结道：“一带一路”倡议除有利于中国本国经济的发展外，也带动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并对这些国家的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鉴于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国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一带一路”不但揭示并促进了中国的崛起，还开启了世界经济的复兴，唤醒西方国家和多边金融组织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①Jean-Pierre Cabestan, « Les nouvelles routes de la soie », pp. 25-30.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还被部分法国学者认为具有一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意义。埃里克·莫特与弗雷德里克·拉塞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借助中国企业在沿线各国港口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了中国企业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港口网络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短期发展层面上，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似乎是当务之急，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完全可以将沿线各国的港口发展纳入中国海军军事战略部署中。②Éric Mottet＆ Frédéric Lasserre, « L’initiative ‘Belt and Road’, stratégie chinoise du‘ Grand Jeu ’ ? », p. 38.

与此同时，巴塞洛缪·库蒙（Barthélémy Courmont）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软实力”输出的一种新形式。③Barthélémy Courmont, « Quand la Chine se pense en grande puissance », Diplomatie,N. 101 (2019), p. 43.而“软实力”本身被库蒙视为是中国获得公认的大国地位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这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大规模海外投资项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投资通常属于无偿投资。中国的“软实力”有多种表现形式。“一带一路”倡议则可以被认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发展新形式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国内经济不但迅速重启，而且维持了稳定的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深陷疫情困扰，失业率屡创新高，种族冲突问题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经济止步不前，诸多问题逐渐暴露。我国在抗击疫情和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复苏的优秀表现也得到了法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法国学者将中国抗击疫情和经济复苏的优异表现归功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采取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形式。其主要观点大致体现在两方面。

（一）对“有所作为”治国理念的坚定性与党领导的核心性

梅琳·哈迪（Mylène Hardy）从战略智能（intelligence stratégique）视角，分析了我国在抗击疫情时所采取的策略。④Mylène Hardy, « Analyser les stratégies chinoises liées à la Covid-19 : un cas d’étude pour l’intelligence stratégique », I2D - Information, données＆documents, N. 3 (2020), pp. 51-60.哈迪认为：中国快速走出疫情首先得益于从邓小平时代就提出的“有所作为”的治国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有所作为”的治国理念的坚定性与日俱增。特别是新时代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后，其“有所作为”的执政理念已从中国本土扩展至全球。①Mylène Hardy, « Analyser les stratégies chinoises liées à la Covid-19 : un cas d’étude pour l’intelligence stratégique », p. 53.

让·路易·罗卡（Jean-Louis Rocca）也认为：新冠疫情的到来反而增强了中共原有的治国理念，这也把中国直接推向了世界的风口浪尖：其寻求国际大国地位的抱负受到了西方保守势力的诋毁与抨击。②Jean-Louis Rocca, «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Une rupture dans la trajectoire triomphante de la Chine ? », dans Marc Lazar et al., eds., Le monde d’aujourd’hui. Les Sciences sociales au temps de la Covid, Paris :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20, p. 269.然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了疫情的泥沼中。戏剧性的一幕是，正如罗卡在文中所揭示的那样：如果说直到2020年3月份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为，由一个“非民主”且缺乏实际社交媒介的、使用强制管控措施来应对武汉疫情的国家所制定的抗疫策略，是绝不适用于他们本国人民的话，那么，如今这些领导人的口风却陡然一转，隔离已经成了一种常态。我们（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严格监管居民外出，我们也使用了无人机，使用具有追踪功能的手机应用，以便追查并定位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居民。如果说中国应对疫情的行为过于迟缓的话，那么在2020年1月份已经获悉疫情情况的众多欧洲国家却在3月之前没有采取任何防控行动。以自由和活跃自居的西方媒体并没有说动当局者采取行动。冠以高灵活性的市场经济政策也并未能解决繁重的物流问题。然而，一直饱受指责的中国却已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真正的领导者。③Jean-Louis Rocca, «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Une rupture dans la trajectoire triomphante de la Chine ? », p. 270.

为此，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也指出：无论外界评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此次危机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坚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宣传口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证明机会。④Benoît Vermander, « Chine : la résilience sociale à l’épreuve du Covid-19 », Études, N. 4(2020), p.11.

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在国内外取得的骄人成绩，无不彰显出新时代背景下其“有所作为”的治国理念。此外，在梅琳·哈迪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取得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党在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和个人行为中所处的坚实的核心地位。⑤Mylène Hardy, « Analyser les stratégies chinoises liées à la Covid-19 : un cas d’étude pour l’intelligence stratégique », p. 54

贝特朗·巴迪（Bertrand Badie）曾指出：两极世界的终止大多伴随着大国的陨灭⑥Bertrand Badie, L’hégémonie contestée : Les nouvelles formes de domination internationale, Paris : Odile Jacob, 2019.。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其他组织形式的崛起：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团集团、媒体、军阀或者新兴的暴力集团（entrepreneur de la violence）等。乍一看，中国似乎也应遵循这一发展模式。然而，梅琳·哈迪认为：某些西方学者忽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从未停止过向公众展示党和国家的一体性，特别是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通过阻击疫情所展现的，并非表面上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其大国策略的胜利，而是其对国家自身的“党国现实主义”。在党的核心领导下，一些个人行为也可被认为是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新型战略手段。疫情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的战略性信息包围，正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核心执政理念强化下的一种体现。①Mylène Hardy, « Analyser les stratégies chinoises liées à la Covid-19 : un cas d’étude pour l’intelligence stratégique », p. 55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与思想上的先进性，以及中华民族自身特有的坚韧性，是我国能在短时间内走出此次疫情危机的关键，也是保证我国未来持续平稳发展的重要基石。此外，高新科技的发展则被法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取得胜利的一大利器，同时也被视为后疫情时代中国长久发展的有力保证。

（二）科技兴国发展战略

爱丽丝·埃克曼认为：中国一直都在致力于开发并对现代城市的安全和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视频监控、人脸识别、无人机和机器人都是这些高度连接的“武器”集群的一部分。新冠疫情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推广其科技，并加强其科技产品在城市地区使用的绝好机会。②Alice Ekman, « Les smart cities : ambitions chinoises à l’heure du COVID-19 », Politique étrangère, N. 3 (2020), p. 141.

与此同时，魏明德也强调：疫情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就在向世人展示出其“科学”且“有条不紊”的抗疫形象，这是一个有能力应对危机的组织正在测试其治国成效的典范。因此，从那时起，抗击疫情已然成为一场“人民的战争”，一场与新冠疫情斗争到底的人民战争。③Benoît Vermander, « Chine : la résilience sociale à l’épreuve du Covid-19 », p. 10.

从使用无人机以协助管控隔离秩序，到使用配有传感器的机器人以辅助筛查疑似感染者，再到进入公共场所时扫描的手机二维码，无不彰显出中国政府借助一切科学技术手段以抗击新冠疫情。此外，让·路易·罗卡也评价道：事实往往胜于雄辩，中国在抗疫期间所用的所有科技手段都无一例外地被一一应用在了法国的抗疫中。④Jean-Louis Rocca, «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Une rupture dans la trajectoire triomphante de la Chine ? », p. 270.其成效如何，早已不言而喻了。

可以说，对于法国学者而言，中国在此次疫情中取得胜利的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其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和高新技术手段的应用。此外，在爱丽丝·埃克曼看来，新冠疫情在给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将是带动这一发展的龙头产业。

爱丽丝·埃克曼认为：科技的迅猛发展既是意识形态上优先考虑的重点，也是政治和经济上的重中之重。科技发展不仅是社会安全监管体制的必备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平稳执政的重要保障，更是提升中国市场消费水平、巩固其国际大国地位的有效手段。①Alice Ekman, « Les smart cities : ambitions chinoises à l’heure du COVID-19 », p. 141.同时，爱丽丝·埃克曼还指出：疫情加快了中国智慧城市的开发与应用，同时还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科技的国际化发展进程。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②Alice Ekman, « Les smart cities : ambitions chinoises à l’heure du COVID-19 », pp. 141-145.：

第一是早在2019年12月，中国政府就开始与企业合作，加快了已在越来越多中国城市中使用的高科技产品的测试工作。此外，疫情也促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作更加紧密、流畅，从而提高了其信息收集和分析的效率。由此，可以说新冠疫情也间接促进了地方政府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测试和使用。

第二是2020年2月后，中国加大了在城市中使用的科技产品的国际化推广力度。作为抗疫黑科技，配有温度传感器的智能摄像头出现在了黎巴嫩政府大楼和泰国的各个地方政府办公机构。集测温、扩音器和消毒功能于一体的中国品牌无人机也开始为西班牙、意大利和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多个城市服务。这也证明了疫情背景下，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第三是自2020年3月起，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重启措施，以抵御疫情对其经济造成的冲击。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采取的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等）策略不同，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复苏战略主要围绕着服务于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加大5G网络在中国领土的覆盖，兴建数据中心，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发展物联网和区块链等）。

为此，爱丽丝·埃克曼总结道：“后疫情时代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形式势必以科技发展为首要任务，继续推进其产业改革与整体提升。”该观点也在随后发表的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得到证实。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11-03），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访问日期2021年7月10日。

结论

法国作为欧洲左翼思想发源地及重镇，在本国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复苏的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下的执政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政治改革的初步解读，到后期重新审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与先进性，法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果的认识也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特别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后，法国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与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并非表面上经济改革的结果，而是源自更深层的对“有所作为”治国理念的坚定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性。这也引发了部分法国左翼学者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在疫情背景下所显露出的种种弊端，是否可以借助共产主义予以解决。

透过法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执政成果的解读与审视，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法国对华态度和潜在外交策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基于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本国智库，协助我国对中法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