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毕天飞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2)
随着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乡村面貌迎来了全新的变化。社会资本的涌入虽然在基础层面上提升了村民和外部人员的使用体验,但同时乡村文化的传播却陷入了主题模糊、特色缺乏、乡愁丢失、传承困难等窘境中。201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的20字方针中明确指出了乡风文明的倡议,要求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同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也强调了对于乡村文化建设以及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中强调文化建设有助于乡土文化的理解与传播,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之一。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一概念与哈贝马斯在其文章中对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论述有相似之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对于所有民众都开放的,能够自由表达和发展其观点或者传播信息文化的一种开放性的领域。
乡村公共空间作为村庄社会有机体内以特定空间加以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其形式固然会因乡村文化的多元性以及乡村生产生活活动内容的丰富而呈现出多样性。乡村公共空间一般包括三个层面(图1):第一个层面是乡村物质公共空间,囊括了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传统文化活动、政治文化宣传和典型人文景观(表1);第二类是乡村心理公共空间,主要涵盖风水理念、民间传说、传统艺术以及其附属的物质载体;第三类是乡村意识公共空间,包括了风俗礼仪、宗教信仰、宗族制度等。这三类公共空间本身也是由实体空间向精神空间过渡的。
表1 乡村物质公共空间构成表
图1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构成图
乡村公共空间满足了村民在生产生活、交流交往、娱乐休憩等方面的最为基本的需求,同时也体现着乡村社群性价值。这种社群性价值一方面体现在乡村内部中的信息交流,也是向外部展示乡村风貌的良好媒介。
1.2.1 乡村公共空间的物质实体性。空间代表着一个物体在环境中所占据的范围,并且以物体本身具有的物理属性表现出来,比如长度、面积等。因此乡村公共空间的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实体性。乡村公共空间为村民的各种户外活动提供了实体空间,上至村民广场、公园、等大型空间、农田;下至座椅、廊架等公共设施,都是村民进行各类活动的基础。乡村公共空间环境风貌的优劣会影响到村民活动的质量,良好的公共空间环境不但有利于促进村民休闲交往和娱乐活动的有序进行,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
1.2.2 乡村公共空间的社会交往性。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生物,其本质属性就是社会属性。现实社会中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才会有交流的产生,交流本身是满足人类心理需要的行为活动。乡村公共空间作为承载居民生产生活交流的重要媒介,是带有天然社交属性的空间实体。乡村中的交往性空间往往也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功能,因为这些公共空间的功能必然会因乡村社会关联的多元以及人际交往活动内容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外在形式。对于外来者而言也是了解乡村生活、感受地方文化的绝佳场所,也是乡村与外界进行社会交往的空间平台。
1.2.3 乡村公共空间的情感依托性。乡村公共空间在村民的情感层面也发挥着极大地作用,是乡愁的特殊载体。乡村中的居住形态使得公共空间富有生活的氛围感,比如常见的村中树下驻足交谈的村民、河流边洗衣闲聊的妇女都展示着乡村中别样的人文景观,也是外来游客对于乡村生活美好畅想的原型,承担着它作为村民对故乡的情感和精神寄托的使命。
1.2.4 乡村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性。公共空间不论对于村内还是村外的人来说都是可以自由进出,并进行各项活动,和各种信息、思想交流的场所,因此具有传播媒介的特性。横向的时间维度上,乡村社会中村民之间、邻村之间互通有无,信息文化交流频繁,文化传播的速度快。纵向的时间维度上,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成就是历史不断积淀的过程,因此其也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了解与研究乡村文化,乡村公共空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传承和发扬乡村文化,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必要的媒介。因此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设计也是对于传播媒介的与信息内容的设计。
1.3.1 空间结构整体混乱。乡村公共空间目前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缺乏系统性的结构层次,功能相对单一。其空间结构是自发生的,因此整体上看系统性较差。各类型空间的布置往往存在不合理之处,比如生产生活空间体系混乱或者较差。或者功能相近的空间分布太过集中,服务范围小。这样的布局一方面不利于村民的日常生活活,另一方面也有碍于乡土文化的传播,需要在规划层面解决。
1.3.2 景观类型单一,整体景观乏味。乡村作为人类文化的发源地,本身应该有着丰富且多样的内容可供展示。并且不同地区的村落之间由于地域文化差异也应该进行差异化设计,更多使用当地特色材料和元素。但是现今乡村公共空间的利用相对单一,在实际项目中主要设计的类型无非集中在广场、村口、村道等常见类型中。一些生产空间或者非实体的公共空间往往不被重视。
1.3.3 乡村特色与文脉展示意识薄弱。在我国新时期的乡村建设中,大部乡村的公共空间在建设前期忽视了建设乡村公共空间过于现代化对乡村景观环境的负面影响,忽视的其营建对乡村形象提升的重要作用,致使大部分乡村公共空间与原有周边景观环境不能有效协调。同时,对乡村人文、自然因素的忽视,也使得有轨电车沿线景观缺乏城市特色,进一步加剧“千村一面”的状况。
1.3.4 文化传播效果有待提升。由于理解乡村景观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或者积累,因此其文化传播的门槛相对较高。村民自身作为乡村中土生土长的个体自然会对相关的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了解,而设计师在对场地进行分析时也会梳理相关的特色文化作为设计中的亮点。但是游客作为外来人员对于当地的地域文化则不能了解的十分全面。因此往往会出现设计师和村民可以理解公共空间文化内涵,但是外来游客难以理解的困境。对于乡村文化来说,仅仅在内部传播是完全不够的。
作为一种对公众开放的文化空间,乡村公共空间与大众媒介在三个方面与大众媒介相似。首先,乡村中的各类公共空间符合3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即拥有数量众多且带有不确定性的接收者。并且对比建筑,公共空间的开放性更强,拥有更为广泛的接受者群体,而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中,建筑的功能早已朝着单职能综合体和多职能综合体两个方向发展,并且不论哪个方向,本质上都是功能的细分,因此接受者往往更为局限。接收者,是指与之发生或亲密或疏远关系的人群,是欣赏者、使用者和评价者。由于自身的持续性使得其在建成后很长的一段实践内都会存留在人们的视线中被欣赏和使用,也就会相当可观数量的人群发生传播关系。
第二个解特点是对于“群体”和“组织”的划定。对于大众传媒业来说,这些组织自然是报社、电台等,而实际上,对于“泛大众媒介”而言,这些概念明确了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接收者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公共空间设计来说,设计者往往是由几个人或者几十人的团体构成,但待项目落地后,景观的使用者可以说是不止是数以千计,如此悬殊的人数差显然不同于人际传播中两方对等的情况。此外,这个特点还显示了大众媒介从中信息流动相对单向的特点,即大量的信息连同传播者的意图一起由固定的一方流向了另一方,而接收者反馈的信往往少而不及时。
对于第三个特点“以某种机器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复制”,乡村公共空间无法像通常的大众媒介,比如书籍、报纸等将自身复制成数份传递到个体手中,也无法向电视那样将一个信号输送到千家万户中来实现信息的复制,如果把这种复制模式成为“增量复制”,乡村公共空间的信息复制模式可以被称为“增效复制”,其是一种通过增强传播效果和人群来达成扩散信息的形式。同时自媒体的兴起也使得乡村景观可以通过互联网、微信等媒介将自身的信息传播出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增效复制传播范围相对较小效的窘境。
通过以上三个类比分析,可以看出,乡村公共空间确实存在大众媒介的某些特点,将其作为传播媒介而发生的传播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大众媒介的活动。因此,作为“泛大众媒介”,乡村公共空间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传播特色文化,统一社会思想等方面,也会遵循一些传播学的规律和相关的理论框架。
2.2.1 传播者。传播者能够决定或者间接影响景观设计形式和内容的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被称为是传播者。其中景观设计师自然是最为主要的传播者;此外,业主单位、决策层的政府官员和相应规范标准的编制者乃至高校的任课教师也都对乡村公共空间设计过程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也是传播者的一员。
2.2.2 传播内容。传播内容是传播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或者想要施加的影响。一般而言,景观设计师总是希望通过景观来抒发自己对于舒适生活的想象和审美的追求。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态理念、文化展示、广告宣传等的融入使得景观所能表达或者传递的信息越发的多元。
2.2.3 传播媒介。在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之中,传播媒介自然是指空间本身,这也是设计师所能操纵的实体。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媒介就是承载并且能够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但事实上,公共空间绝不仅仅只发挥工具的功能,媒介在收到控制的同时,也可以施加控制。其一旦进入传播流程之中,便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和特性,对个体、组织、社会等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2.2.4 接收者。在建成后以各种方式接收景观所传达的信息的人都是接收者。其中村民等使用者是最为直接的接收者,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能够有机会切身体会设计师的各种意图与想要传达的信息,并且公共性越好其影响范围越广。此外,也有一些人群并不会直接使用场地,而是通过直接或各式媒介来欣赏和感受空间,我们将其称为大众受众。针对这类人往往要重视公共空间的符号性和审美性。
2.2.5 传播环境。乡村公共空间的传播环境分为外置环境和拟态环境。外置环境一般就是我们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乡村公共空间,其承担着我们对于乡村公共空间“拟态环境”也被称作“似而非环境”,是指大众媒介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并不是对客观世界镜子般的还原,而是大众媒介媒介通过对信息和新闻等信息渠道向人们展示出的环境。这种观点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李普曼在其著作《公共舆论》中提出。外置与拟态环境的差异自然会使设计师与使用者对于公共空间理想的形态和使用功能产生差异,因此,我们更需要回归到传统受传关系中,使两方能够回归到基本的城市园林环境中,使园林能够成为传播活动的媒介,而不只是对于拟态环境的照搬还原。
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作为带有某些典型大众传播特点的传播活动,其传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与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所想要展现出的传播要素是相像的。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由于局限在线性模式而无法完全表现出真正地传播发生时的状态。首先便是对于“反馈”的缺失,设计师在对公共场地进行设计并想方设法赋予其文化性的时候,不可忽略的需要进行前期的调研、实地考察走访、翻阅历史资料、了解使用需求、与甲方反复交换意见,从而推测与判断大众的需求。这一“先馈”的过程有助于帮助设计师熟悉大众的需求、审美趣味、习惯、爱好等,使得大众能更好的理解设计师的作品。而当景观建成落地后,通过调查使用者和景观各个方面情况的反映,以及对景观的物理环境的实测等手段来判断设计的意图是否被接收,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们可以成为“反馈”。
将传播学学科知识引入到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中,可以帮助设计师抓住乡村文化传播中关键的传播要素以及相互关系,还能将乡村本土文化更为精准和广泛的传播开来,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衷。传播学学科理论作为乡村公共空间设计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还鲜有实践案例应用和论证,在建设后的实际体验和评价方面,也未有项目将文化传播结果作为考量对象。同时,传播学学科知识庞杂,具体理论的可行性还有待研究。因此,传播学理论知道的乡村公共空间设计对于景观设计师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触媒形式也蕴含着新的挑战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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